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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的加快，加之日本和几个东盟国家不断制造岛屿争端，中国外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但机遇也空前大好；形势错综复杂，任务繁重而艰辛。总体说来，现在中国周边形势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魅力。但由于美日一个“绝不做老二”、一个“不甘心做老三”思想作祟，太平洋的水被搅浑了，已经不那么太平了，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处于“C”型甚至“O”型包围圈。
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政策。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都离不开它的社会属性和基本价值观。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很关心和重视中国的外交战略，众说纷纭。如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大有作为”；应该重新考虑是否仍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重新评估“不结盟”政策的利弊，启动“准结盟”或“半结盟”政策；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大国应该有大外交”，等等。作为一己之见，笔者希望就上述问题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探讨。
“韬光养晦”是不是“战略性的”，是不是“已经过时”，现在是不是应该“大有作为”了？
就经典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来说，它是弱势群体或个人图谋霸业和最终击败敌人的“策略”，或曰“权宜之计”。在这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为成功，刘备也是很好的例证。但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属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译为“to play low profile”（低调处理），并非偶然，意思是说，要谦虚谨慎，不要张扬和锋芒毕露。而且，邓小平讲这番话时，紧接着还特别提到要“永不称霸”和应该“有所作为”。因此，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邓小平之所以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是因为中国太弱；现在中国的GDP 已经是“世界老二”了，综合国力已大大提高，岂能墨守成规，继续搞什么“韬光养晦”；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大有作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很大的误解。
“韬光养晦”是现代中国的长期战略方针，是由中国社会属性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和“不称霸”，以及“和而不同”、“平等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价值观所决定的，并非是一种策略。它同“有所作为”是辩证统一的。过分拘泥于“韬光养晦”，容易导致“无所作为”；过分强调要“大有作为”，咄咄逼人，就可能影响乃至破坏中国外交大局，也是不合适的。比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增强韬光养晦意识，积极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自己的周边，应该也必须“积极有所作为”。但我们必须谨记三点：一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评估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要不忘“总体战略”，以及时代的诉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总说要“大有作为”，盛气凌人，动不动就想“教训”人家，并不可取。
以现在亚太地区形势为例，美国正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日本“不甘心做老三”，企图“借力”美国，乘顺风船，紧密配合；菲律宾和越南也制造事端，不断造势。显然，它们就是要把太平洋的水搅浑，刺激和遏制中国，挑动对抗。
面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对着干”，“杀出重围”，教训一下某某国家。殊不知，如果真“对着干”，可能正中奸计。中国高度警惕和应对一系列事端，“稳坐钓鱼台”，一方面着力提高军事实力，以防万一，同时强调要顾全和平与发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刚”和“釜底抽薪”的方针。这并非是示弱，而是新形势下的“绵里藏针”。有关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国主张构建“和谐周边”，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红线”，必要时可能会“先礼后兵”。美国现在是在虚张声势，后顾之忧颇多。日本等几个国家最多不过是挟洋自重。它们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搅浑，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
中国是否应该放弃或者至少
调整“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维护这一原则。有人说，过去我们国弱民穷，怕别人干涉内政；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该干涉时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这种想法不仅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属性和行为准则，更容易把中国置于强权政治国家的行列，并为敌对势力利用。
当美国媒体放出试探气球，宣传“中美共治”（G2）时，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可以考虑和尝试。这引得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说中国过去同它们站在一起，现在要伙同美国一起来“共治”它们了。所谓“共治”的“治”，实际上就含有“干涉内政”的意味。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图谋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强力推行它价值观旗号下“保护的责任”，宣传“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实行“新干涉主义”。20世纪末，美国和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美西方在中亚等地区推行“颜色革命”也是很好的例证（虽然很少成功）。2011年利比亚战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名曰“保护平民”，“反对滥杀无辜”，实际上它们在利比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卡扎菲，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美西方又想在叙利亚故伎重演。它们打着“保护平民”的旗号，企图再次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政权更迭”。奥巴马总统早在2011年下半年就公开声称，巴沙尔总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必须下台，好像奥巴马成了叙利亚人民选出的“代言人”。2012年以来，美国和个别欧洲领导人也不断叫嚷：巴沙尔必须下台。他们表面上支持安南联合特使六点和平计划，实际上阳奉阴违，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对派，全面打压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局势之所以不断恶化，死亡人数和难民日益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北约一些国家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用否决权，在安理会对涉及干涉内政的决议大会上投反对票，是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劝和促谈的表现，有利于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怕美西方的无理指责。这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积极有所作为”。 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准备结盟或“准结盟”吗？
“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和两霸争夺时期应运而生的。它反对结盟对抗，反对两霸争夺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它仍然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结盟是北约和华约，其次是美日安保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一个，后来中美建交时，美国被迫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一个，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解体，也就等于“废了”。中国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自始至终支持“不结盟运动”。
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解体，北约本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但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的冷战思维仍阴魂未散。美国奉行“东扩西进”政策，把北约边界推进到俄罗斯的大门口；把美日安保条约的影响一步一步推向中国周边，近年来更是咄咄逼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被包围”，处于“C”型甚至“O”型包围圈，应该考虑“结盟”对抗，争取主动。
问题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美国继续推动和加强“结盟”，不得人心。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和谐世界，首先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可以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新安全观”的亲和力，巧妙应对美日等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如果我们也开始搞“结盟”或者“准结盟”，同美日或北约“分庭抗礼”，那就势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违背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期盼。
当然，“不结盟”不等于不加深合作。拿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来说，中国不赞成G2，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但近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好话与狠话齐飞”，“两面下注”。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显然不同。十多年来，已有了全面深入的发展，实际上已是冷战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双方及时就重大国际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相互支持，彼此都十分注意关照对方的核心利益。但双方都不主张结盟和不必要的对抗。上海合作组织虽然一致主张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不对抗，但在反对三股恶势力方面，它们是紧密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的意义何在？中国应同谁“结盟”？谁又想与中国“结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外交缺乏“风骨”
和“大战略”吗？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外交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但总体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反帝反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反对霸权主义和冷战，到主张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再到“新安全观”、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战略都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是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产物，是中国大外交“更上一层楼”的体现，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当今世界，很显然，有两个“大外交”战略在悄悄博弈：一个是美国要建立其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主张“人权高于主权”，打着“反恐”和“新干涉主义”旗号，对异己国家不断搞“政权更迭”；一个是中国要构建中国“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和谐世界”，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美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领导”和“绝不做老二”。中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平等伙伴关系”和“合作共赢”。这种博弈可能要长期存在，甚至要持续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时代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新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前途能不能实现，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世界人民将在实践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作者系外交部前大使、亚太经合组织前高官）
（责任编辑：魏丹丹）
形势决定任务，任务决定政策。任何国家的外交战略（政策）都离不开它的社会属性和基本价值观。中国当然也不例外。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很关心和重视中国的外交战略，众说纷纭。如韬光养晦战略“已经过时”，现在“应该大有作为”；应该重新考虑是否仍要继续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需要重新评估“不结盟”政策的利弊，启动“准结盟”或“半结盟”政策；中国外交“缺乏风骨”，“大国应该有大外交”，等等。作为一己之见，笔者希望就上述问题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探讨。
“韬光养晦”是不是“战略性的”，是不是“已经过时”，现在是不是应该“大有作为”了？
就经典意义上的“韬光养晦”来说，它是弱势群体或个人图谋霸业和最终击败敌人的“策略”，或曰“权宜之计”。在这方面，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为成功，刘备也是很好的例证。但邓小平同志提出“韬光养晦”的时代背景和中国的社会属性已大不相同。外交部一直把它翻译为“to play low profile”（低调处理），并非偶然，意思是说，要谦虚谨慎，不要张扬和锋芒毕露。而且，邓小平讲这番话时，紧接着还特别提到要“永不称霸”和应该“有所作为”。因此，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邓小平之所以告诫我们要“韬光养晦”，是因为中国太弱；现在中国的GDP 已经是“世界老二”了，综合国力已大大提高，岂能墨守成规，继续搞什么“韬光养晦”；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大有作为”，“该出手时就出手”。这是很大的误解。
“韬光养晦”是现代中国的长期战略方针，是由中国社会属性决定的，也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和“不称霸”，以及“和而不同”、“平等伙伴关系”等一系列价值观所决定的，并非是一种策略。它同“有所作为”是辩证统一的。过分拘泥于“韬光养晦”，容易导致“无所作为”；过分强调要“大有作为”，咄咄逼人，就可能影响乃至破坏中国外交大局，也是不合适的。比较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增强韬光养晦意识，积极有所作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自己的周边，应该也必须“积极有所作为”。但我们必须谨记三点：一是要“审时度势”，充分评估可能性与可行性；二是要不忘“总体战略”，以及时代的诉求；三是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运用，力求“不战而屈人之兵”，所谓“上兵伐谋”。总说要“大有作为”，盛气凌人，动不动就想“教训”人家，并不可取。
以现在亚太地区形势为例，美国正加快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日本“不甘心做老三”，企图“借力”美国，乘顺风船，紧密配合；菲律宾和越南也制造事端，不断造势。显然，它们就是要把太平洋的水搅浑，刺激和遏制中国，挑动对抗。
面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对着干”，“杀出重围”，教训一下某某国家。殊不知，如果真“对着干”，可能正中奸计。中国高度警惕和应对一系列事端，“稳坐钓鱼台”，一方面着力提高军事实力，以防万一，同时强调要顾全和平与发展大局，采取“以柔克刚”和“釜底抽薪”的方针。这并非是示弱，而是新形势下的“绵里藏针”。有关方面都十分明白，中国主张构建“和谐周边”，但有其不可侵犯的“红线”，必要时可能会“先礼后兵”。美国现在是在虚张声势，后顾之忧颇多。日本等几个国家最多不过是挟洋自重。它们可以把太平洋的水搅浑，但掀不起大浪，成不了气候。
中国是否应该放弃或者至少
调整“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是《联合国宪章》核心原则之一，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一大要素。它是弱小国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和维护这一原则。有人说，过去我们国弱民穷，怕别人干涉内政；现在强大了，还怕什么？该干涉时就要干涉，不必前怕狼后怕虎。这种想法不仅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不符合中国的社会属性和行为准则，更容易把中国置于强权政治国家的行列，并为敌对势力利用。
当美国媒体放出试探气球，宣传“中美共治”（G2）时，中国有些学者认为，可以考虑和尝试。这引得当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反应十分强烈，说中国过去同它们站在一起，现在要伙同美国一起来“共治”它们了。所谓“共治”的“治”，实际上就含有“干涉内政”的意味。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图谋建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强力推行它价值观旗号下“保护的责任”，宣传“不干涉内政原则过时论”，提出“人权高于主权”，主张所谓“人道主义干预”，实行“新干涉主义”。20世纪末，美国和北约发动的科索沃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美西方在中亚等地区推行“颜色革命”也是很好的例证（虽然很少成功）。2011年利比亚战争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它们名曰“保护平民”，“反对滥杀无辜”，实际上它们在利比亚造成的死亡人数大大超过了卡扎菲，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美西方又想在叙利亚故伎重演。它们打着“保护平民”的旗号，企图再次推行“新干涉主义”和“政权更迭”。奥巴马总统早在2011年下半年就公开声称，巴沙尔总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必须下台，好像奥巴马成了叙利亚人民选出的“代言人”。2012年以来，美国和个别欧洲领导人也不断叫嚷：巴沙尔必须下台。他们表面上支持安南联合特使六点和平计划，实际上阳奉阴违，以各种方式支持反对派，全面打压叙利亚政府。叙利亚局势之所以不断恶化，死亡人数和难民日益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和北约一些国家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用否决权，在安理会对涉及干涉内政的决议大会上投反对票，是中国维护《联合国宪章》原则、劝和促谈的表现，有利于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不怕美西方的无理指责。这也是中国在新形势下的“积极有所作为”。 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准备结盟或“准结盟”吗？
“不结盟运动”是在冷战和两霸争夺时期应运而生的。它反对结盟对抗，反对两霸争夺世界，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国家主权与民族独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至今它仍然具有独特的生命力。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结盟是北约和华约，其次是美日安保条约。“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也是一个，后来中美建交时，美国被迫废除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也是一个，后来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解体，也就等于“废了”。中国一直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自始至终支持“不结盟运动”。
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解体，北约本已失去存在的意义。但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的冷战思维仍阴魂未散。美国奉行“东扩西进”政策，把北约边界推进到俄罗斯的大门口；把美日安保条约的影响一步一步推向中国周边，近年来更是咄咄逼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人沉不住气了。有专家学者认为，中国正在“被包围”，处于“C”型甚至“O”型包围圈，应该考虑“结盟”对抗，争取主动。
问题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美国继续推动和加强“结盟”，不得人心。中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诉求，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和构建和谐世界，首先就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可以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和“新安全观”的亲和力，巧妙应对美日等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如果我们也开始搞“结盟”或者“准结盟”，同美日或北约“分庭抗礼”，那就势必要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一场破坏性的“新冷战”，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违背世界人民对新世纪的期盼。
当然，“不结盟”不等于不加深合作。拿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来说，中国不赞成G2，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但近期以来，美国对中国一直是“好话与狠话齐飞”，“两面下注”。中国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显然不同。十多年来，已有了全面深入的发展，实际上已是冷战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双方及时就重大国际安全问题进行沟通和磋商，相互支持，彼此都十分注意关照对方的核心利益。但双方都不主张结盟和不必要的对抗。上海合作组织虽然一致主张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不对抗，但在反对三股恶势力方面，它们是紧密合作和相互支持的。在这种情况下，“结盟”的意义何在？中国应同谁“结盟”？谁又想与中国“结盟”？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外交缺乏“风骨”
和“大战略”吗？
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中国外交虽然也走过一些弯路，有过一些失误，但总体上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主张建立更加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从反帝反殖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反对霸权主义和冷战，到主张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再到“新安全观”、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与和谐周边，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战略都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是时代变迁量变进程的产物，是中国大外交“更上一层楼”的体现，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当今世界，很显然，有两个“大外交”战略在悄悄博弈：一个是美国要建立其价值观基础上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和平”，主张“人权高于主权”，打着“反恐”和“新干涉主义”旗号，对异己国家不断搞“政权更迭”；一个是中国要构建中国“和而不同”哲学思想基础上的“和谐世界”，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美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领导”和“绝不做老二”。中国大外交的关键词是“平等伙伴关系”和“合作共赢”。这种博弈可能要长期存在，甚至要持续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时代究竟向什么方向发展，新世纪和平与发展的前途能不能实现，中国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世界人民将在实践中作出正确的选择。
（作者系外交部前大使、亚太经合组织前高官）
（责任编辑：魏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