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画传教在华50载，开创新体影响后世审美

　　“写真世宁擅，缋我少年时。入室皤然者，不知此是谁？”这是乾隆帝在《平安春信图》中的题诗，他题诗时已经是72岁的耄耋老者了。画中的年轻者是少年时的乾隆帝，而长者应该就是乾隆帝的父亲雍正，从题诗可见，这幅画令年迈的乾隆帝回忆起往昔，依然心有触动。
　　能让年过七旬的乾隆帝亲笔题诗，还被夸赞“擅写真”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郎世宁。他是康、雍、乾三朝宫廷画师，在中国从事绘画大约50年。他大胆探索中西合璧的新路，熔中西画法为一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令他的画被后世所看重，不断在拍卖中造就天价。
　　时至今日，人们说起清代在中国的外国人，郎世宁也是个不得不提的名字。而要了解历史上真实的郎世宁，还得从他和他的宗教说起。

与乾隆是旧相识

　　1688年，郎世宁出生于意大利米兰。19岁时，他加入耶稣会，成为等级最低的助理会士。助理会士虽然不必像神父会士那样专注于教学传道工作，但在最高目标上是一致的，即传教。所以，从小就有绘画功底的郎世宁终生都以画画为手段，行传教之目的。
　　当时的世界海上大国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国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扩张活动，目的都是为了经济利益和传播天主教。为使两国利益均衡，罗马教廷划分了两国的势力范围：亚洲大陆、东印度群岛、巴西和非洲为葡萄牙的势力范围;美洲、太平洋诸岛和菲律宾等地为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因如此，赴中国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就得先到葡萄牙里斯本，搭乘葡萄牙的船只到印度果阿，之后才能辗转到达中国，明代的利玛窦、清代的郎世宁等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郎世宁于1715年7月抵达澳门，当时正是康熙五十四年，清朝国势蒸蒸日上。他按照利玛窦等传教士们摸索出来的经验，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郎世宁”这个极具中国范儿的名字就是那时取的。同年11月，他到达北京，在另一名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的引见下，觐见康熙帝，行了三跪九叩大礼。这也是利玛窦等人总结出来的经验：要想传教成功，必须走上层路线。
　　走上层路线可有不小风险。晚年的康熙帝被立储一事弄得烦心不已，而当时在北京的传教士们也像清朝大臣一样，到处打听消息，随时分析各种可能，分工明确地分头亲近几位皇子。但遗憾的是，从现有证据来看，大概谁也没看上当时的皇四子胤禛，这一失误，使得雍正帝上台后对天主教的态度很不客气。
　　雍正帝即位后，很多大臣纷纷上疏请求禁止天主教，1723年8月，闽浙总督满保发布了一个在辖区范围内的禁教公告，并上奏要求全国禁教。第二年，雍正帝就下达了在全国禁教的命令，规定所有天主教堂改为学校等公共场所，凡是入教的中国人，“尽行禁饬，令其改易”。
　　禁教命令对传教工作来说是灭顶之灾，意味着之前几代传教士的努力一朝化为泡影。在这个命令下达前，郎世宁等人曾找怡亲王允祥出面斡旋，怡亲王说了这样一番话：“要是我们的人去欧洲改变你们先贤制定的律法和习俗，你们会怎么说呢？今上——我的兄长坚决要求有效地结束这种状况。”这实际上涉及了根本问题，即神权和皇权的对立问题。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里，皇权从来都是大于神权的，佛教本土化后，儒释道三家能够合流，主要是因为三家追求的都是个人的内在“修炼”，并不完全依靠外在的神灵。但天主教属于“一神教”，依靠外在的神灵，这就与绝对集权的皇权发生了对立。
　　正当全国禁教之声不绝于耳的时候，郎世宁也在做着他的努力：为了恭祝雍正皇帝登基，他特地绘制了一幅《聚瑞图》，将并蒂莲、双穗谷等植物描画得栩栩如生，以古代的天人感应学说来看，这是有道明君的预兆。实际上，与康熙帝不信鬼神不同，雍正帝对祥瑞之物很重视，所以全国各地官员也都是善于揣摩圣意，纷纷上奏祥瑞之事：一会儿这边出现了双穗谷，一会儿那边出现了并蒂莲，天上有五彩之云，地上有黄河之清……传教士们学得很快，郎世宁就在《聚瑞图》里说：“皇上御极元年，符瑞叠呈，分歧合颖之谷实于原野，同心并蒂之莲开于禁池。臣郎世宁拜观之下，谨汇写瓶花，以记祥应。雍正元年九月十五日，海西臣郎世宁恭画。”雍正帝虽然很喜欢这幅图，但他禁教的决心并没有因此动摇。
　　1724年，雍正帝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郎世宁就被安排在这座东方名园内，画了许多装饰殿堂的绘画作品。除了绘画，郎世宁还在此期间结识了许多上层贵族。他曾为怡亲王允祥、果亲王允礼、慎郡王允禧等人作画，并有如《果亲王允礼像》等多件作品流传至今。
　　在雍正朝的十几年里，郎世宁尤其注意结交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虽然雍正帝建立了秘密储君制，但种种迹象表明，弘历继承皇位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从上述《平安春信图》中乾隆帝的题词就可看出，两人在雍正朝时就很熟识了。

冒死上奏

　　乾隆帝即位以后，就让郎世宁在他寝宫旁边的一间屋子里作画，并且经常去看他画画。郎世宁的身份复杂：乾隆帝把他当做一个艺术家来看待，对他很是尊重;而他自己，则首先把自己定位为是一个传教士;对于京城中其他传教士而言，他又是离最高统治者最近的外国人，是最有可能向皇帝传播教义的人物。
　　1736年，又有关于禁教的奏议呈送到刚刚登基的乾隆帝面前，还没等皇帝下达圣旨，一些官员就积极行动起来了，天主教徒们“被掌嘴掌得满脸是血，被按在地上鞭抽棍打”。耶稣会士们不能再等了，决定通过郎世宁递交奏章，在他们看来，尽管这条渠道有违宫规，但郎世宁与皇帝有多年交情，也许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