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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伐军的挺进中节节升任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孙席珍从北大辍学南下广州,打算入黄埔军校学习。广州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心,一大批革命领袖与进步青年齐聚广州,正要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谁知道到达广州后,形势发展异常迅猛,当时任军校政治总教官的安体诚介绍孙席珍加入共产党,同时对他说:“马上就要北伐了,革命需要你到部队去做政治工作。”于是指派孙席珍跟随林伯渠出师北征。
孙席珍加入北伐军后,立刻被任命为连指导员,承担起繁重的革命工作。1926年7月20日,林伯渠所在的第六军离开广州,开始北伐。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北伐军进攻湖南、湖北的时候,第六军一直是预备队。林伯渠在行军间歇,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
在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异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即进入湖南,掌控全湘,孙席珍升任营政治指导员;又连取汀泗桥和贺胜桥,进入湖北,直捣武汉,孙席珍又升任团政治助理,不久又直接调入军政治部,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孙席珍也节节升任。
与郭沫若在北伐中
1926年11月的某一天,孙席珍行走在洋溢着胜利气息的南昌街头,东瞧瞧、西看看,并不是刻意寻找什么,只是想体味一下革命后的自由氛围。忽然,他眼前一亮,对面那位军容整齐,神采奕奕的军官,不正是郭沫若吗?他几乎有点喘不过气来,心跳得厉害。没错,正是那位写过《女神》,又投笔从戎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前只是远远地见过几面,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呢!孙席珍激动得满面通红,三步并两步走上前去:立定、敬礼!郭沫若看着这位20岁刚出头的青年军官,还礼之后问:“你是?”
“报告郭主任!我是第六军政治部的孙席珍。”话一出口,孙席珍就后悔了,是不是太唐突了?鼎鼎大名的郭沫若怎么会在意一个小军官的名字?……
“孙席珍,你就是那个诗孩吧?!”还没等孙席珍回过神来,郭沫若一下子就认出了他。郭沫若竟还记得他,还这么平易,一点架子也没有!
诗人相见在革命军中,分外亲热!
更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郭沫若发来一纸调令,当天就把他直接调入总政治部,任秘书处秘书兼编纂股长,主编《革命军日报》。
调入总政治部后,孙席珍才渐渐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认清了复杂的形势,并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加入了这场艰难的斗争。在变幻不定的情势下,孙席珍更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其对敌斗争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当时与孙席珍一起战斗着的,就有担任宣传股长的潘汉年。不久,郭沫若的秘书长李一氓率先遣队转至上海工作。郭沫若身边不再有专职的秘书。于是,除了主编《革命军日报》的日常工作之外,一旦有事,身在秘书处的孙席珍也常常分担起郭沫若的秘书工作。这段与郭沫若的直接接触对青年孙席珍影响很大。在日后的追忆中,他这样写道:
他豪迈奔放像拜伦,挺拔俊逸像雪莱,刚健雄深像歌德,粗犷豁达像惠特曼……他的性格、气度、言谈、举止,无不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对他也加深了钦敬。
北伐一年间,从林伯渠到郭沫若,孙席珍从少尉升至上校,连升六级。
1927年,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后,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的“行营”,离开安庆。他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军参谋,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曾任二十军党代表、当时在第三军的朱德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在武昌《中央日报》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被广泛宣传,推动了工农群众的反蒋斗争。
郭沫若离开总政到第三军后,孙席珍也被调至第三军当编纂科长。
后来孙席珍来到武汉,担任了第八军宣传科长。第八军原属唐生智的部队。但到了1927年6月下旬,武汉的形势也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遭到失败。 孙席珍也在组织的派遣下,离开武汉,开始了下一阶段的战斗。
隐居在南昌乡下的小村子里
7月下旬,孙席珍也受组织派遣,秘密回到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他从武汉出境,坐船到九江,再转火车到南昌,就住在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家中。27日,周恩来到南昌,也住在朱德寓所。
但这时,武装暴动已经准备就绪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
8月1日零时1分发动了南昌起义。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新编第二十军先后进入南昌。军官教育团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清晨6时,经过5个小时激战,起义取得成功。孙席珍也在战斗的行列中。
南昌起义之后,除了南下广州的主力部队之外,也有一批同志转入地下,往北走,经九江、芜湖,再沿长江去上海。
孙席珍奉命转入地下,与李桂生假扮夫妻同行。
他们俩本是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时的老战友,北伐时又在南昌重逢。孙席珍在总政任郭沫若秘书,李桂生在江西省政府做妇女部长。现在,因为彼此熟悉,便一路同行。
不料转移路上,孙席珍得了疟疾一类的病。恰好,李桂生家是做医药这一行的,她便带着孙席珍去家中养病。李家妈妈见到二人,立时梳了头化了装,命人摇船送两位青年革命者到乡下亲戚家躲藏。南昌新建县有一个叫梅岑小村子,李桂生的堂弟李国华就住在那里。李国华后为民盟成员。孙席珍与李桂生就隐居在他家。
居处十分僻静,出了村子不远,是一座翰林墓,阴森恐怖,更加少有人来。村子很安静,只有一个聋子外婆喜欢说笑,常常到孙、李处谈天。匿居养病,使孙席珍失去了党的联系,却使他收获了爱情。与李桂生的假夫妻,养着养着,就变成了真夫妻。而乡间生活还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在30年代的孙席珍小说中,我们也偶能看到聋子外婆熟悉的身影(《聋子外婆》)。
半年后的夏天,革命激情始终在心中燃烧,孙席珍再也呆不住了。刚想开口,同是革命者的李桂生就明白了。相对一笑,两人离开了幽静的乡下,坐船经鄱阳湖来到上海,带着革命的憧憬积极寻找组织。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孙席珍去了日本,准备在东京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后,再进早稻田大学研习国际政治。在日本只呆了两个月,经济来源不继,只得再回上海,开始了一段艰苦的卖文生涯。
“战争小说家”
孙席珍听说郁达夫正在上海,便想去请教他。向赵景深打听了他的住址,赵景深又写了封信荐介。孙席珍就持函到嘉禾里郁氏的寓所去拜访郁达夫。
郁达夫见到孙席珍,热情地接待了他。孙席珍拿出赵景深的信,他看了说:“我们是老朋友,何必如此郑重其事,有劳赵君写信呢?”
孙席珍说:“相隔好几年了,我怕冒昧,承赵兄美意,所以带了个便笺来。”
“啊呀,我哪里会这样健忘呢?”郁达夫笑着说:“你也未免太拘泥了。”
一边这样寒暄着,孙席珍一边看郁达夫居处的字画。画是别人赠送给他的,对联则是郁达夫自己写的龚定庵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陈设比起北京的旧寓来,要整洁得多了。
孙席珍暗想:看来郁达夫的生活有条理多了,新夫人很善于理家呀。
孙席珍的《辛克莱评传》出版于1930年6月。这时,孙席珍已经在洛阳教书了。此前,孙席珍翻译了《东印度故事》,部分章节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是“文学小丛书”的一种,书前有赵景深写的序。
孙席珍还编译了《莫泊桑生活》《雪莱生活》,1929年11月,上海联合书店还出版了邹弘道编译的《高尔基评传》,邹弘道正是孙席珍的笔名。莫泊桑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大家,鲁迅曾在课堂上向孙席珍等同学称道过他的《项链》《羊脂球》《菲菲小姐》,认为其思想内容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鲁迅还格外推崇《两个朋友》,盛赞这篇小说于平淡的生活中展示伟大而不灭的灵魂。孙席珍当时对莫泊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编译了有关莫泊桑的书。
不仅如此,这段时间也是孙席珍文学创作最丰的年头。
亲身经历北伐的孙席珍,写出“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他还有短篇小说《火和铁的世界》《从蛟桥到乐化》《慰劳》《余明》。
孙席珍描写战争的作品甫一问世,便在新文学阵营中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当《战场上》的部分章节在《小说月报》上先后发表时,郑振铎即予以介绍。后来印行单行本时,冯乃超、沈从文、黄伯绳、冯雪峰等都撰文评价。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了《战场上》。法文的节译收在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内,被称誉之为中国现代第一本战争小说,作者孙席珍也被称为“战争小说家”。
(选编自《孙席珍评传》文稿第四章,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孙席珍从北大辍学南下广州,打算入黄埔军校学习。广州已经成为革命的中心,一大批革命领袖与进步青年齐聚广州,正要掀起新的革命高潮。
谁知道到达广州后,形势发展异常迅猛,当时任军校政治总教官的安体诚介绍孙席珍加入共产党,同时对他说:“马上就要北伐了,革命需要你到部队去做政治工作。”于是指派孙席珍跟随林伯渠出师北征。
孙席珍加入北伐军后,立刻被任命为连指导员,承担起繁重的革命工作。1926年7月20日,林伯渠所在的第六军离开广州,开始北伐。战争的第一个阶段,即北伐军进攻湖南、湖北的时候,第六军一直是预备队。林伯渠在行军间歇,召开政治工作人员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
在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援下,北伐军进展异常迅速,不到两个月,即进入湖南,掌控全湘,孙席珍升任营政治指导员;又连取汀泗桥和贺胜桥,进入湖北,直捣武汉,孙席珍又升任团政治助理,不久又直接调入军政治部,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北伐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孙席珍也节节升任。
与郭沫若在北伐中
1926年11月的某一天,孙席珍行走在洋溢着胜利气息的南昌街头,东瞧瞧、西看看,并不是刻意寻找什么,只是想体味一下革命后的自由氛围。忽然,他眼前一亮,对面那位军容整齐,神采奕奕的军官,不正是郭沫若吗?他几乎有点喘不过气来,心跳得厉害。没错,正是那位写过《女神》,又投笔从戎的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前只是远远地见过几面,这么近距离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呢!孙席珍激动得满面通红,三步并两步走上前去:立定、敬礼!郭沫若看着这位20岁刚出头的青年军官,还礼之后问:“你是?”
“报告郭主任!我是第六军政治部的孙席珍。”话一出口,孙席珍就后悔了,是不是太唐突了?鼎鼎大名的郭沫若怎么会在意一个小军官的名字?……
“孙席珍,你就是那个诗孩吧?!”还没等孙席珍回过神来,郭沫若一下子就认出了他。郭沫若竟还记得他,还这么平易,一点架子也没有!
诗人相见在革命军中,分外亲热!
更想不到的是:第二天,郭沫若发来一纸调令,当天就把他直接调入总政治部,任秘书处秘书兼编纂股长,主编《革命军日报》。
调入总政治部后,孙席珍才渐渐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认清了复杂的形势,并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加入了这场艰难的斗争。在变幻不定的情势下,孙席珍更坚定了走革命道路的信念,其对敌斗争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当时与孙席珍一起战斗着的,就有担任宣传股长的潘汉年。不久,郭沫若的秘书长李一氓率先遣队转至上海工作。郭沫若身边不再有专职的秘书。于是,除了主编《革命军日报》的日常工作之外,一旦有事,身在秘书处的孙席珍也常常分担起郭沫若的秘书工作。这段与郭沫若的直接接触对青年孙席珍影响很大。在日后的追忆中,他这样写道:
他豪迈奔放像拜伦,挺拔俊逸像雪莱,刚健雄深像歌德,粗犷豁达像惠特曼……他的性格、气度、言谈、举止,无不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对他也加深了钦敬。
北伐一年间,从林伯渠到郭沫若,孙席珍从少尉升至上校,连升六级。
1927年,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愈来愈猖獗。看清蒋介石的真面目后,郭沫若决心脱离蒋介石的“行营”,离开安庆。他化名高浩然,假充第三军参谋,由水路转赴南昌,借住在曾任二十军党代表、当时在第三军的朱德家中。3月31日,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他奋笔疾书,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章在武昌《中央日报》上发表,并印成小册子,被广泛宣传,推动了工农群众的反蒋斗争。
郭沫若离开总政到第三军后,孙席珍也被调至第三军当编纂科长。
后来孙席珍来到武汉,担任了第八军宣传科长。第八军原属唐生智的部队。但到了1927年6月下旬,武汉的形势也急转直下。7月15日,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分共会议”,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遭到失败。 孙席珍也在组织的派遣下,离开武汉,开始了下一阶段的战斗。
隐居在南昌乡下的小村子里
7月下旬,孙席珍也受组织派遣,秘密回到南昌,准备参加南昌起义。他从武汉出境,坐船到九江,再转火车到南昌,就住在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家中。27日,周恩来到南昌,也住在朱德寓所。
但这时,武装暴动已经准备就绪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决定起义于8月1日凌晨举行。
8月1日零时1分发动了南昌起义。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新编第二十军先后进入南昌。军官教育团有三个连参加了起义。清晨6时,经过5个小时激战,起义取得成功。孙席珍也在战斗的行列中。
南昌起义之后,除了南下广州的主力部队之外,也有一批同志转入地下,往北走,经九江、芜湖,再沿长江去上海。
孙席珍奉命转入地下,与李桂生假扮夫妻同行。
他们俩本是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时的老战友,北伐时又在南昌重逢。孙席珍在总政任郭沫若秘书,李桂生在江西省政府做妇女部长。现在,因为彼此熟悉,便一路同行。
不料转移路上,孙席珍得了疟疾一类的病。恰好,李桂生家是做医药这一行的,她便带着孙席珍去家中养病。李家妈妈见到二人,立时梳了头化了装,命人摇船送两位青年革命者到乡下亲戚家躲藏。南昌新建县有一个叫梅岑小村子,李桂生的堂弟李国华就住在那里。李国华后为民盟成员。孙席珍与李桂生就隐居在他家。
居处十分僻静,出了村子不远,是一座翰林墓,阴森恐怖,更加少有人来。村子很安静,只有一个聋子外婆喜欢说笑,常常到孙、李处谈天。匿居养病,使孙席珍失去了党的联系,却使他收获了爱情。与李桂生的假夫妻,养着养着,就变成了真夫妻。而乡间生活还成为他创作的素材。在30年代的孙席珍小说中,我们也偶能看到聋子外婆熟悉的身影(《聋子外婆》)。
半年后的夏天,革命激情始终在心中燃烧,孙席珍再也呆不住了。刚想开口,同是革命者的李桂生就明白了。相对一笑,两人离开了幽静的乡下,坐船经鄱阳湖来到上海,带着革命的憧憬积极寻找组织。为了将来更好地从事革命,孙席珍去了日本,准备在东京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后,再进早稻田大学研习国际政治。在日本只呆了两个月,经济来源不继,只得再回上海,开始了一段艰苦的卖文生涯。
“战争小说家”
孙席珍听说郁达夫正在上海,便想去请教他。向赵景深打听了他的住址,赵景深又写了封信荐介。孙席珍就持函到嘉禾里郁氏的寓所去拜访郁达夫。
郁达夫见到孙席珍,热情地接待了他。孙席珍拿出赵景深的信,他看了说:“我们是老朋友,何必如此郑重其事,有劳赵君写信呢?”
孙席珍说:“相隔好几年了,我怕冒昧,承赵兄美意,所以带了个便笺来。”
“啊呀,我哪里会这样健忘呢?”郁达夫笑着说:“你也未免太拘泥了。”
一边这样寒暄着,孙席珍一边看郁达夫居处的字画。画是别人赠送给他的,对联则是郁达夫自己写的龚定庵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陈设比起北京的旧寓来,要整洁得多了。
孙席珍暗想:看来郁达夫的生活有条理多了,新夫人很善于理家呀。
孙席珍的《辛克莱评传》出版于1930年6月。这时,孙席珍已经在洛阳教书了。此前,孙席珍翻译了《东印度故事》,部分章节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是“文学小丛书”的一种,书前有赵景深写的序。
孙席珍还编译了《莫泊桑生活》《雪莱生活》,1929年11月,上海联合书店还出版了邹弘道编译的《高尔基评传》,邹弘道正是孙席珍的笔名。莫泊桑是优秀的短篇小说大家,鲁迅曾在课堂上向孙席珍等同学称道过他的《项链》《羊脂球》《菲菲小姐》,认为其思想内容达到了相当的高度。鲁迅还格外推崇《两个朋友》,盛赞这篇小说于平淡的生活中展示伟大而不灭的灵魂。孙席珍当时对莫泊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编译了有关莫泊桑的书。
不仅如此,这段时间也是孙席珍文学创作最丰的年头。
亲身经历北伐的孙席珍,写出“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他还有短篇小说《火和铁的世界》《从蛟桥到乐化》《慰劳》《余明》。
孙席珍描写战争的作品甫一问世,便在新文学阵营中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当《战场上》的部分章节在《小说月报》上先后发表时,郑振铎即予以介绍。后来印行单行本时,冯乃超、沈从文、黄伯绳、冯雪峰等都撰文评价。法国、丹麦、日本等国先后节译出版了《战场上》。法文的节译收在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内,被称誉之为中国现代第一本战争小说,作者孙席珍也被称为“战争小说家”。
(选编自《孙席珍评传》文稿第四章,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