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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华经》说：“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佛出世的大事因缘是什么？经中说是为了让一切众生“开、示、悟、人”佛之“知见”。佛的“知见”又是什么呢？简而言之，那就是“觉悟”。不仅自己要觉悟，更要觉悟他人，最终实现觉悟圆满。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最初并没有特定的佛造像，因为佛教是以启迪智慧和践行慈悲为宗旨的人文型宗教。佛教主张开启个体生命“无我”智慧的觉性，并在“无我”智慧的同时，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利益一切众生，在个体生命“无我”智慧和慈悲利他的践行都圆满之际，自然获得生命的圆满觉悟和彻底解脱。
古印度时期的佛教造像，最初流行开来的是以佛陀的脚印、法轮、菩提树为代表的与佛法相关的圣物。直到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时代，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范围逐渐扩大，佛教思想上的变化为佛造像的出现迎来了契机。佛造像的出现，从本质上讲，是寓佛教精神于造像之中，是通过造像来传播佛教的思想和教义。例如中国佛教信仰形态中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分别诠释了佛教教义中“智、行、悲、愿”和自利、利他的精神。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佛教的造像并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以“相”啟“智”，是典型的象征哲学。
在贵霜王朝时期，位于古印度西部的犍陀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佛造像，这一地区的造像具有浓厚的希腊雕塑风格，被后世称为犍陀罗风格。犍陀罗风格的佛造像，其鲜明的特征是发髻多为波浪式，目深且鼻高，身躯穿着通肩大衣。至公元1世纪末，在古印度南部秣菟罗地区，又出现了具有强烈印度本土艺术痕迹的佛造像，被后世称为秣菟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的佛造像，有以印度本土人为模本的倾向，头部有肉髻，且为螺旋纹，身躯薄衣透体。笈多王朝统一印度后，迎来了印度佛教的全盛时期，也迎来了印度佛教造像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不同程度地分别继承和吸收了犍陀罗和秣菟罗风格，创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造像形态，被后世称为笈多风格。笈多风格的佛造像，艺术性地将宽肩细腰、圆脸高鼻、大耳垂肩等特征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高贵优雅的庄严神韵。
据《魏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已有佛教传人我国。随着佛教传人中国，佛教造像也一并传人我国中原地区。初传期的中国佛教造像，受笈多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影响最为深刻。我国的佛教造像艺术，是在佛教传人中国后，不断吸收、融人中华文化的艺术手法和艺术表现力，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我国的佛教造像大师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善于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体系。从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南北朝以后汉传佛教造像逐渐脱离了古印度及中亚风格的影响，融人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创造力，形成了如北魏“秀骨清相”、唐朝“雍容华贵”、宋朝“典雅纯美”等风格迥异的佛教造像艺术，这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古代造像艺术史上耀眼的明珠。
我国的佛教造像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据考古发现，国内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石刻、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西南地区出土的部分摇钱树等，均有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遗存。从考古发现来看，我国汉代的佛教造像，其取材有铜、石、铁等不同材质;其雕刻技法以圆雕为主，也有高浮雕或浅浮雕;其造型除单体造像外，还有石窟造像。这些造像造型优美、技艺高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造像风格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蜀中书画艺术界中青年名家林峤先生，书法尤精于草、隶，绘画以水墨写意见长，近有在汉砖上造佛形象的艺术创举。近年来，他致力于将佛教造像艺术再现于充满厚重历史沧桑感的巴蜀汉砖上，不仅是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更有历史维度的穿透力。佛教在公元前后传人中国，在东汉时就已经有佛造像的出现，把有悠久历史的巴蜀汉砖与佛教造像艺术相结合，具有独到的历史意义，用新形式传播弘扬巴蜀汉砖文化和佛教文化，更具有独特的现实价值。
林峤先生在创作之前，对佛教造像艺术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先后对佛教石窟、洞窟形制，台座类型，佛像的光相、手印、姿势、纹饰等类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在汉砖佛造像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北魏造像、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云冈石窟等艺术遗产精华，努力捕捉汉隶、汉篆、北碑等书法经典的古朴厚重、力道清劲的点线特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一册《林峤汉砖佛造像》，是他近年来艺术灵感和创作智慧的结晶。
我在林峤先生的作品中，看到了汉砖佛造像所呈现出的“枯淡质朴”，这应该是林峤先生艺术修为和内心修养相融相洽后的“心光呈现”。作品付印出版之际，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和祝贺。
我曾去洛阳龙门石窟瞻礼大卢舍那像，在卢舍那像龛的造像题记中有这样几句打动我内心的文字：“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瞻容垢尽，祈诚愿毕。”当打开林峤先生送来的作品样书反复观摩时，“瞻容垢尽”的内心喜悦，再一次涌上心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成都文殊院住持。）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最初并没有特定的佛造像，因为佛教是以启迪智慧和践行慈悲为宗旨的人文型宗教。佛教主张开启个体生命“无我”智慧的觉性，并在“无我”智慧的同时，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利益一切众生，在个体生命“无我”智慧和慈悲利他的践行都圆满之际，自然获得生命的圆满觉悟和彻底解脱。
古印度时期的佛教造像，最初流行开来的是以佛陀的脚印、法轮、菩提树为代表的与佛法相关的圣物。直到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朝时代，大乘佛教思想的传播范围逐渐扩大，佛教思想上的变化为佛造像的出现迎来了契机。佛造像的出现，从本质上讲，是寓佛教精神于造像之中，是通过造像来传播佛教的思想和教义。例如中国佛教信仰形态中的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分别诠释了佛教教义中“智、行、悲、愿”和自利、利他的精神。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佛教的造像并不是偶像崇拜，而是以“相”啟“智”，是典型的象征哲学。
在贵霜王朝时期，位于古印度西部的犍陀罗地区，出现了最早的佛造像，这一地区的造像具有浓厚的希腊雕塑风格，被后世称为犍陀罗风格。犍陀罗风格的佛造像，其鲜明的特征是发髻多为波浪式，目深且鼻高，身躯穿着通肩大衣。至公元1世纪末，在古印度南部秣菟罗地区，又出现了具有强烈印度本土艺术痕迹的佛造像，被后世称为秣菟罗风格。秣菟罗风格的佛造像，有以印度本土人为模本的倾向，头部有肉髻，且为螺旋纹，身躯薄衣透体。笈多王朝统一印度后，迎来了印度佛教的全盛时期，也迎来了印度佛教造像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不同程度地分别继承和吸收了犍陀罗和秣菟罗风格，创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造像形态，被后世称为笈多风格。笈多风格的佛造像，艺术性地将宽肩细腰、圆脸高鼻、大耳垂肩等特征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高贵优雅的庄严神韵。
据《魏书》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已有佛教传人我国。随着佛教传人中国，佛教造像也一并传人我国中原地区。初传期的中国佛教造像，受笈多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影响最为深刻。我国的佛教造像艺术，是在佛教传人中国后，不断吸收、融人中华文化的艺术手法和艺术表现力，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我国的佛教造像大师们，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善于将佛教高深的哲理转化为艺术形象，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格与不同地区特色的中国佛教造像艺术体系。从我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南北朝以后汉传佛教造像逐渐脱离了古印度及中亚风格的影响，融人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创造力，形成了如北魏“秀骨清相”、唐朝“雍容华贵”、宋朝“典雅纯美”等风格迥异的佛教造像艺术，这是中华民族无与伦比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智慧结晶，是中国古代造像艺术史上耀眼的明珠。
我国的佛教造像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据考古发现，国内四川乐山麻浩崖墓石刻、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西南地区出土的部分摇钱树等，均有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遗存。从考古发现来看，我国汉代的佛教造像，其取材有铜、石、铁等不同材质;其雕刻技法以圆雕为主，也有高浮雕或浅浮雕;其造型除单体造像外，还有石窟造像。这些造像造型优美、技艺高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造像风格有很强的时代气息。
蜀中书画艺术界中青年名家林峤先生，书法尤精于草、隶，绘画以水墨写意见长，近有在汉砖上造佛形象的艺术创举。近年来，他致力于将佛教造像艺术再现于充满厚重历史沧桑感的巴蜀汉砖上，不仅是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更有历史维度的穿透力。佛教在公元前后传人中国，在东汉时就已经有佛造像的出现，把有悠久历史的巴蜀汉砖与佛教造像艺术相结合，具有独到的历史意义，用新形式传播弘扬巴蜀汉砖文化和佛教文化，更具有独特的现实价值。
林峤先生在创作之前，对佛教造像艺术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先后对佛教石窟、洞窟形制，台座类型，佛像的光相、手印、姿势、纹饰等类别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在汉砖佛造像创作中，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北魏造像、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云冈石窟等艺术遗产精华，努力捕捉汉隶、汉篆、北碑等书法经典的古朴厚重、力道清劲的点线特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这一册《林峤汉砖佛造像》，是他近年来艺术灵感和创作智慧的结晶。
我在林峤先生的作品中，看到了汉砖佛造像所呈现出的“枯淡质朴”，这应该是林峤先生艺术修为和内心修养相融相洽后的“心光呈现”。作品付印出版之际，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和祝贺。
我曾去洛阳龙门石窟瞻礼大卢舍那像，在卢舍那像龛的造像题记中有这样几句打动我内心的文字：“相好希有，鸿颜无匹。大慈大悲，如月如日。瞻容垢尽，祈诚愿毕。”当打开林峤先生送来的作品样书反复观摩时，“瞻容垢尽”的内心喜悦，再一次涌上心头。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中国佛学院常务副院长，成都文殊院住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