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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长期施行代议制民主的英国，采用全民公投的直接民主形式来决定其是否“脱欧”，最终“脱欧”派以51.89%的支持率获胜。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的鼻祖却公投出“脱欧”的结果，这印证了英国的政治和社会正进入碎片化的无序状态。英国国内的社会阶层差异、代际差异、城乡差异、区域差异等的不断恶化甚至趋于对立是“脱欧”派获胜的内部原因所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T. H.马歇尔认为英国的公民权内涵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种三位一体的公民权结构，一方面可以缓和公民的脆弱性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肆意性，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二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将国家与公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试图建构一种理想的制度模式——既可以否定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又能以公民权来实现动态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1]英国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是这种理想模式的具体实现。
那么，为何今天这一制度会失灵，无力解决精英与民粹的对立，甚至被批评为导致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失衡以及碎片化的根源所在？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入手，追本溯源，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
公民权利与大众民主
作为民主典范的英国因为“一人一票”的公投而遭到指责，批评者认为其陷入了民粹主义的陷阱。那么，这张选票代表的究竟是民主，还是民粹？或者说，如果选票是公民的，民主是谁的？这是欧洲国家面对的一个古老命题：从雅典时期一直到21世纪，谁享有公民权，谁才能拥有投票的权利，显然是一个从少数人民主到多数人民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所谓“民主”曾经是精英的特权，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的。既然是特权，特权阶级显然不会轻易将“民主”让渡给平民，于是有了要求普选权的平民反抗。迫于革命的压力，在普选权逐渐向平民延伸的同时，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对立形成，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一组相对而生的概念，民粹主义是民主思想的一个分支。
与“民主是谁的？”这一问题相伴相随的是，公民权利的内容是什么？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将公民权的内涵从民事权利拓展到政治权利直至社会权利，此类围绕公民权的斗争贯穿了英国社会抗争的始终。直到现代英国，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政治国家提供社会福利这两个问题才具有相关性。
在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快速转型进程中，17世纪产生的旧济贫法制度对维持寡头权贵联盟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18世纪的英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保护，其主导的政治理念就是财产权至上，这形成于封建特权者与资产者的长期政治博弈，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一旦将保护自身财产权纳入公民权的内涵，就对大众民主所可能形成的“多数人暴政”持反对态度。伯克的一句话对此具有代表意义——“财产应当受到保护，以免受到多数人的侵害”。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使王权、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融合在一起，英国变成了由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国家。执政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很快推动建立了实质上“惩治穷人”的新济贫法制度，使得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具有了自发斗争的动力。尽管对多次社会运动施行了强力镇压，为了避免从社会抗争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蔓延，善于进行政治妥协的英国政府逐步开展了扩大普选权的改革，由此产生了普遍性的政治权利。
这种政治权利的产生是以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一方面，为了避免财产权受到“多数人的侵害”，19世纪的英国尚未认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逐步实现的大众民主中，无产阶级赢得选举权，为通过大众民主政治机制推动英国政府认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合法性地位，提供了可能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种可能性不断增强，因为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深刻的、结构性的经济变化造成大量失业，但过于缓慢的社会制度转型不足以弥合迅速恶化的社会分裂;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社会分裂的状态，最终导致了经济大危机与议会政治危机的爆发，使得其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解决的地步;而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需要动员人民特别是大量普通民众参战，由此形成了一种精英与平民共享的新的极端平等原则，即在战争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样的分量”。[2]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福利国家雏形的出现，根源于其国内各种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大众抗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民族国家之间的福利较量凸显，在德国的福利制度优势和国内战争动员这双重压力之下，作为德国交战方的英国在二战后期正式承诺建立全民福利制度，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为战后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明确了发展道路，被视为推动英国赢得和平的重要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重写了社会契约，英国的社会权利产生于20世纪。
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他将福利国家视为弥补当时“社会碎片化”的工具，力图藉此暂时协调与缓解不同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并在英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达成暂时性妥协。尽管社会权利得到法律的认可，但必须作为民事权利的延伸而出现，必需集权式福利官僚体制的保障。随着家庭津贴、全民保健、社会保险以及国家救助这四大社会福利项目的确立，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官僚管理和公共性的庞大福利体系在英国逐步形成，该体系逐渐内化为英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构成部分，与此同时，其自身也孕育出一个新的利益群体。
此后，英国社会抗争的基调变为不同利益群体（包括公共福利部门在内），通过对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施加影响，以争夺资源和固化利益，这就形成了战后英国大众民主的核心矛盾之一，即形式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与现实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虽然英国成功建立了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但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根本性失败：对初次分配体制的改革遭遇挫折。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挫折？尽管公民权利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但是，一切权利都以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保护为基础和出发点。 因而，英国未能严格遵照贝弗里奇报告的规划——以社会保险为基础、以确保充分就业和合理收入为原则，而是过度依赖二次分配来对初次分配的失衡进行纠偏，也就是以税收为财政基础、通过经济调查给予福利，这种过度依赖反过来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进而产生负激励作用，使得社会易于陷入福利陷阱。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权利，为了避免革命，精英可以给平民形式上的平等投票权利;但是，当民主作为一种权力，为了保护权力背后的利益，精英必然将权利更多限定为形式上的权利，这就可以解释英国存在各种限制“多数人暴政”的政治制度设计、以“理性”为旗帜的各种话语霸权以及为了强化社会阶层固化的各种隐蔽性社会制度设计。所以，无论是大众民主还是“民事--政治--社会”三维度的公民权利，都未曾动摇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基本格局，阶级和阶级意识仍对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因为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得以理性化，维护其合法性地位，让阶级话语为二战后英国新富裕时代的物质繁荣和贫富差距的缩小所淹没。但是，精英政治试图通过各种制度性设计来把控权力，这反过来也为民粹主义制造了生存空间，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埋下伏笔。
经济自由与社会分化
哈贝马斯发现，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解决以下两者间的矛盾：社会力量通过大众民主干预市场，以及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自由，以至于官僚体制的力量经由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来干预市场，容易导致社会的合法化危机。[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英国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对维持经济自由、竞争式大众民主和普遍社会福利的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种维持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治稳定、经济较快发展和政府有足够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二是社会结构符合贝弗里奇在二战期间对当时社会结构的界定，或者福利国家本身有能力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
上述两个前提条件相继遭遇现实挑战：随着1960年代阶级冲突在英国的明显复苏，强大的工会力量和频繁的罢工，使得马歇尔试图用三位一体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的构想失败，民主政治面临代表性危机。1970年代开始，英国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滞后于公共支出的增长，加上石油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压力，英国同时面临严重的失业与滞胀问题，经济上的困顿使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其福利制度。同时，英国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现象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新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需求，例如女性大量就业、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同性恋、自由职业者等，同时社会排斥等新问题日益凸显。
英国政府并未针对上述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有效的福利制度改革，社会福利管理机构的运行反而越来越官僚化。更糟糕的是，政治精英充分利用了大众民主的弊端，为了讨好选民、赢得选举，在其施政期间难于合理地削减或改革“福利奶酪”，选举过程中作出各种提高社会福利的承诺，导致公共支出不断增加，进一步恶化了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加剧了大众民主和经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1980年代，英国福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多重危机，撒切尔提出著名政见“不存在一个叫做社会的东西”，认为英国过去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4]撒切尔的观点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共识政治”明显相左，其向福利多元化、私人化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无疑是战后最激进的福利国家制度改革之一。此后，英国工会走向衰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英国社会迅速走向两极分化。
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赋予市场经济以高度自由、放松监管推动资本流动使金融业等迅猛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有效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改革试图将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的责任推给市场，但由于大众民主制度的强大压力而未能彻底实现福利制度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高度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思潮严重冲击了因战争而形成的社会团结的共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种族之间的联系，社区分裂使得社会弱势阶层难于继续得到其曾经依附的社会中间组织的保护，也让政府和社会的对话能力下降。如哈维所说，“撒切尔主义释放了资本主义的凶猛本能”，这与60年代兴起的消费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卡梅伦所指责的“慢性道德崩溃”的源头所在。[5]
1997年开始，“新工党”政府连续执政达十多年，布莱尔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在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改造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淡化阶级色彩，强调机会平等以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理念。这种试图超越左与右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改革，被批评为用“有条件的资格”制度化地埋葬社会权利，更接近济贫法的理念而非贝弗里奇的框架，也被广泛视作撒切尔道路的延续，只不过稍微向左进行了调整而已。[6]
英国工党所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命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经济自由、大众民主和普遍社会福利制度”三角平衡关系一样，取决于稳定增长的经济以及制度与社会之间的互洽。
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度给英国（尤其是英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繁荣，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和权力愈加稳固。但是金融资本、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结合，也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大量工厂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导致英国本国中下阶层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资本外逃、经济增长率以及就业率和国际竞争力的下滑，使得英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程度加剧，社会排斥等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不断膨胀和具有高度流动性、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主义，既削弱了英国的国家主权能力，使英国政府在经济调节上乏力;也降低了英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协调社会不平衡与弥合社会分裂的能力，进而加剧了英国社会的碎片化。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陷入泥沼，也导致长期执政的“新工党”政府下台。
在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赢得大选，深受英国学者布拉德提出的红色托利主义的影响，[7]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采用紧缩性财政、强调量入为出，试图通过福利改革法案以削减目前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同时推动经济自由化、施行大幅度减税等。公共服务赤字因为政府减少了资金支持而持续增长，例如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的赤字在2016年达到史上最高水平。不仅如此，这些改革并未实现英国经济的实质性复苏，反而让政治均势朝向资本进一步倾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则是这一发展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例如工作稳定性降低、收入增长停滞、工资下行、公共服务削减和移民冲击，2011年英国骚乱的爆发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都表明英国精英阶层与平民大众的鸿沟在不断加深。 身份政治与经济全球化
英国社会碎片化的不断恶化、精英与大众对立的加剧是过去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市场、劳资关系失衡、全球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大的结果。“收回控制权”这类英国“脱欧”宣传口号所体现的经济利益与身份政治的较量、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表明英国社会自身的结构性失衡深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制约。
除了对英国国内政策不满，英国“脱欧”的另一重原因在于，英国让渡部分主权给欧盟，但欧盟并未实质性地保障英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尽管英国经济严重依赖金融服务业，而外商（特别是来自最大投资来源地欧盟）的直接投资对英国经济意义重大，但这种经济利益不足以弥合英国社会面对的多重矛盾，例如英国精英与被边缘化的中低阶层的对立、英国主权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冲突、民族意识与欧盟利益之间的矛盾。
欧盟内部危机的根源在于，欧盟本身是由技术官僚和精英所主导的“一个没有得到授权就参与政治的政府实体”。[8]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联合设计欧盟的制度框架时，曾经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各成员国公民承诺，向他们提供更高水准的福利，保障个人自由，创设一个没有国界及战争冲突的世界，并确保人们在政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各成员国公民愿意将部分国家主权交由欧盟进行再次分配。但实践证明，欧盟这一超国家共同体对英国公民来说意味着“失控”：对整个社会关系影响重大的诸多政治经济决策，已经不再由公民通过传统民族国家的民主程序来进行抉择，受政治关系摆布的权力分配，也在由精英们把持的各国和整个欧洲之间发挥作用。
经济全球化诚然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物质繁荣，但并未惠及所有人，这种全球分化不仅体现为南北差距的扩大，而且影响了欧盟这类区域共同体的内部运行。欧盟一方面对各成员国的社会政策无所作为，另一方面通过其财政政策限制了各成员国改善本国社会政策的能力——在致力于推进统一市场建立的同时，欧盟漠视越来越多的中低层民众成为经济全球化受害者的现象，忽视了对各成员国的公共投资。既然英国民众的切身利益不受重视，欧盟技术官僚的政策制定又不受任何民主程序的左右，英国“脱欧”公投就成为经济全球化受害者的“理性”选择：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持”脱欧”态度的英国公民试图通过加强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来增强“可控性”或者“确定性”，这就形成了一股拒绝一体化、全球化以实现民族自救的历史潮流。
这种历史潮流的形成标志着整个全球化的逆向发展。全球化必然要求资金、信息、商品、货物和劳动力本身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但如果这种“自由”是以中低层民众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就必将导致反向社会运动的产生。英国是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发源地，其“脱欧”公投表明英国政治整合机制的失灵，及其民族意识在与强大的经济利益斗争中的获胜，也带给全球化发展以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说明，世界各地资本力量的联合已经逐步实现了国民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导致政府与社会、精英与民众、资本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严重失衡，全球秩序不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日益膨胀的国际资本力量限制着英国政府的调控能力;结构性矛盾的日益加深使得英国国内现有制度缺乏足够的、可供改革整顿的环节。此外，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传统的社会团结理念也造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变化导致社会福利的刚性不断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社会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膨胀而不断弱化，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难度因现代社会的个性化与差异化发展而不断加大，这就不可避免导致政治权威的衰落和社会碎片化的加剧。
显然，现代英国社会中“公民的脆弱性”日益凸显，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趋向薄弱化和复杂化，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肆意性不再受到各国主权政府的有效管控。时至今日，福利国家制度被指责为导致英国“社会破碎”的元凶，这只能说明英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深化并且发生了新的变化，福利制度已经不足以修复英国社会的结构性裂痕，而是已经成为英国目前所深陷的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的组成部分。
“脱欧”的公投结果是英国民众求变情绪的产物，但“脱欧”本身并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上述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弥合”脱欧”人群与“留欧”人群之间的严重分歧。支持”脱欧”的民众寄希望于自己手中的选票，但不能改变披上大众民主外衣的英国精英政治的本质：在理论上承认人人平等，在形式上通过“一人一票”实现了投票权的平等;但实践中，只能由少数精英掌握国家权力，并且这种精英政治是通过选举获得了人民的“同意”的，人民当然就没有了革命的理由——因为民众可以通过下一次投票来否定“行为过错”、变更投票对象，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推翻这个赋予公民选择权利的政治制度。在“关涉大家的事需得到大家的同意”这个口号之下，人们手中的选票似乎成为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通过此次“脱欧”公投，平民的确“当家做主”了，但是除了投票那一刻，其他绝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精英主宰着国家与社会的运行，阶级和阶级意识若隐若现，却又淹没于对英国式民族与文化自主的胜利欢呼浪潮之中。
小结
人类社会是有着内部结构的动态有机体，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自然历史过程。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对英国现代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现代性之下的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却无法与其传统断裂开来，始终未能消除塞万提斯曾指出的“拥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区别，也始终未能解决二者之别所造成的社会碎片化。
公民权利内含着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具有张力，因而难于同时和同等地得到保障和实现。这种权利内部的张力，根源于资本、政治与社会这三种不同力量（权力）之间的矛盾，又具体体现在英国所具有的“经济自由、竞争式大众民主和普遍社会福利”难于平衡的结构性矛盾之中。此外，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张削弱了英国的国家主权能力，使这种结构性矛盾更具多元性和复杂性。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脱欧”公投所代表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由这二者带来的各种挑战，英国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将印证“拥有者”和“没有者”之间新一轮的矛盾、冲突与短暂的妥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注释：
[1]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Heinemann， 1963.
[2]Pierre Rosanvallon， The New Social Question： Rethinking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
[3]Jürgen Habermas，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1987）.
[4]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5]David Harvey， “Feral Capitalism Hits the Streets” ， Aug. 12，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1/08/12/feral-capitalism-hits-the-streets， Aug. 17， 2016.
[6]Peter Dwyer，“Creeping Conditionality in the UK： From Welfare Rights to Conditional Entitlements？”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2（2004）.
[7]“红色托利”主义主张与全球化抗衡的“本地化”（localism），要求建立道德化的市场模式，抨击工党的福利国家理念，要让家庭重归本位，启动英国社会新的活力。
[8]王维丹：《哈贝马斯，最后一个欧洲人：一位哲学家拯救欧盟的使命》，华尔街见闻，http：//wallstreetcn.com/node/7768。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T. H.马歇尔认为英国的公民权内涵包括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这种三位一体的公民权结构，一方面可以缓和公民的脆弱性以及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肆意性，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二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将国家与公民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而试图建构一种理想的制度模式——既可以否定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又能以公民权来实现动态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1]英国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就是这种理想模式的具体实现。
那么，为何今天这一制度会失灵，无力解决精英与民粹的对立，甚至被批评为导致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失衡以及碎片化的根源所在？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入手，追本溯源，通过对不同历史阶段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动态发展进行分析，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
公民权利与大众民主
作为民主典范的英国因为“一人一票”的公投而遭到指责，批评者认为其陷入了民粹主义的陷阱。那么，这张选票代表的究竟是民主，还是民粹？或者说，如果选票是公民的，民主是谁的？这是欧洲国家面对的一个古老命题：从雅典时期一直到21世纪，谁享有公民权，谁才能拥有投票的权利，显然是一个从少数人民主到多数人民主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所谓“民主”曾经是精英的特权，精英是由那些曾经、正在或将会拥有权力的人物构成的。既然是特权，特权阶级显然不会轻易将“民主”让渡给平民，于是有了要求普选权的平民反抗。迫于革命的压力，在普选权逐渐向平民延伸的同时，精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对立形成，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是一组相对而生的概念，民粹主义是民主思想的一个分支。
与“民主是谁的？”这一问题相伴相随的是，公民权利的内容是什么？争取平等的公民权，将公民权的内涵从民事权利拓展到政治权利直至社会权利，此类围绕公民权的斗争贯穿了英国社会抗争的始终。直到现代英国，政治权力的正当性与政治国家提供社会福利这两个问题才具有相关性。
在英国从中世纪向现代的快速转型进程中，17世纪产生的旧济贫法制度对维持寡头权贵联盟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18世纪的英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保护，其主导的政治理念就是财产权至上，这形成于封建特权者与资产者的长期政治博弈，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
资产阶级一旦将保护自身财产权纳入公民权的内涵，就对大众民主所可能形成的“多数人暴政”持反对态度。伯克的一句话对此具有代表意义——“财产应当受到保护，以免受到多数人的侵害”。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使王权、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融合在一起，英国变成了由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国家。执政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很快推动建立了实质上“惩治穷人”的新济贫法制度，使得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具有了自发斗争的动力。尽管对多次社会运动施行了强力镇压，为了避免从社会抗争向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蔓延，善于进行政治妥协的英国政府逐步开展了扩大普选权的改革，由此产生了普遍性的政治权利。
这种政治权利的产生是以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保护为前提：一方面，为了避免财产权受到“多数人的侵害”，19世纪的英国尚未认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合法性地位;另一方面，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逐步实现的大众民主中，无产阶级赢得选举权，为通过大众民主政治机制推动英国政府认可经济和社会权利的合法性地位，提供了可能性。
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这种可能性不断增强，因为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开始走下坡路，深刻的、结构性的经济变化造成大量失业，但过于缓慢的社会制度转型不足以弥合迅速恶化的社会分裂;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失衡以及社会分裂的状态，最终导致了经济大危机与议会政治危机的爆发，使得其内部冲突发展到非以战争解决的地步;而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需要动员人民特别是大量普通民众参战，由此形成了一种精英与平民共享的新的极端平等原则，即在战争中“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具有同样的分量”。[2]
如果说两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福利国家雏形的出现，根源于其国内各种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大众抗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民族国家之间的福利较量凸显，在德国的福利制度优势和国内战争动员这双重压力之下，作为德国交战方的英国在二战后期正式承诺建立全民福利制度，即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为战后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资本主义国家明确了发展道路，被视为推动英国赢得和平的重要力量。两次世界大战在某种意义上重写了社会契约，英国的社会权利产生于20世纪。
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建成福利国家，他将福利国家视为弥补当时“社会碎片化”的工具，力图藉此暂时协调与缓解不同利益要求之间的冲突，并在英国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达成暂时性妥协。尽管社会权利得到法律的认可，但必须作为民事权利的延伸而出现，必需集权式福利官僚体制的保障。随着家庭津贴、全民保健、社会保险以及国家救助这四大社会福利项目的确立，一个统一、中央集权、官僚管理和公共性的庞大福利体系在英国逐步形成，该体系逐渐内化为英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构成部分，与此同时，其自身也孕育出一个新的利益群体。
此后，英国社会抗争的基调变为不同利益群体（包括公共福利部门在内），通过对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施加影响，以争夺资源和固化利益，这就形成了战后英国大众民主的核心矛盾之一，即形式意义上的身份平等与现实经济社会地位不平等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虽然英国成功建立了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但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根本性失败：对初次分配体制的改革遭遇挫折。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挫折？尽管公民权利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但是，一切权利都以对民事权利（财产权）的保护为基础和出发点。 因而，英国未能严格遵照贝弗里奇报告的规划——以社会保险为基础、以确保充分就业和合理收入为原则，而是过度依赖二次分配来对初次分配的失衡进行纠偏，也就是以税收为财政基础、通过经济调查给予福利，这种过度依赖反过来扭曲了劳动力市场，进而产生负激励作用，使得社会易于陷入福利陷阱。
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权利，为了避免革命，精英可以给平民形式上的平等投票权利;但是，当民主作为一种权力，为了保护权力背后的利益，精英必然将权利更多限定为形式上的权利，这就可以解释英国存在各种限制“多数人暴政”的政治制度设计、以“理性”为旗帜的各种话语霸权以及为了强化社会阶层固化的各种隐蔽性社会制度设计。所以，无论是大众民主还是“民事--政治--社会”三维度的公民权利，都未曾动摇英国社会阶层固化的基本格局，阶级和阶级意识仍对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因为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得以理性化，维护其合法性地位，让阶级话语为二战后英国新富裕时代的物质繁荣和贫富差距的缩小所淹没。但是，精英政治试图通过各种制度性设计来把控权力，这反过来也为民粹主义制造了生存空间，为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埋下伏笔。
经济自由与社会分化
哈贝马斯发现，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解决以下两者间的矛盾：社会力量通过大众民主干预市场，以及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经济自由，以至于官僚体制的力量经由混合经济和福利制度来干预市场，容易导致社会的合法化危机。[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里，英国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对维持经济自由、竞争式大众民主和普遍社会福利的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种维持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政治稳定、经济较快发展和政府有足够资源提供公共服务;二是社会结构符合贝弗里奇在二战期间对当时社会结构的界定，或者福利国家本身有能力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
上述两个前提条件相继遭遇现实挑战：随着1960年代阶级冲突在英国的明显复苏，强大的工会力量和频繁的罢工，使得马歇尔试图用三位一体的公民权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团结的构想失败，民主政治面临代表性危机。1970年代开始，英国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增长滞后于公共支出的增长，加上石油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压力，英国同时面临严重的失业与滞胀问题，经济上的困顿使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其福利制度。同时，英国人口结构向老龄化发展，各种新的社会现象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产生了新的社会风险和社会需求，例如女性大量就业、单亲家庭、丁克家庭、同性恋、自由职业者等，同时社会排斥等新问题日益凸显。
英国政府并未针对上述社会结构的变化进行有效的福利制度改革，社会福利管理机构的运行反而越来越官僚化。更糟糕的是，政治精英充分利用了大众民主的弊端，为了讨好选民、赢得选举，在其施政期间难于合理地削减或改革“福利奶酪”，选举过程中作出各种提高社会福利的承诺，导致公共支出不断增加，进一步恶化了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持续性，也加剧了大众民主和经济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
1980年代，英国福利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多重危机，撒切尔提出著名政见“不存在一个叫做社会的东西”，认为英国过去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4]撒切尔的观点与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共识政治”明显相左，其向福利多元化、私人化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无疑是战后最激进的福利国家制度改革之一。此后，英国工会走向衰落，工人运动走向低潮，英国社会迅速走向两极分化。
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赋予市场经济以高度自由、放松监管推动资本流动使金融业等迅猛发展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并未有效解决充分就业的问题。改革试图将解决社会福利问题的责任推给市场，但由于大众民主制度的强大压力而未能彻底实现福利制度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但是，高度崇尚个人主义的文化思潮严重冲击了因战争而形成的社会团结的共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种族之间的联系，社区分裂使得社会弱势阶层难于继续得到其曾经依附的社会中间组织的保护，也让政府和社会的对话能力下降。如哈维所说，“撒切尔主义释放了资本主义的凶猛本能”，这与60年代兴起的消费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卡梅伦所指责的“慢性道德崩溃”的源头所在。[5]
1997年开始，“新工党”政府连续执政达十多年，布莱尔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在追求经济效率和社会正义的过程中，改造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淡化阶级色彩，强调机会平等以及“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的理念。这种试图超越左与右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改革，被批评为用“有条件的资格”制度化地埋葬社会权利，更接近济贫法的理念而非贝弗里奇的框架，也被广泛视作撒切尔道路的延续，只不过稍微向左进行了调整而已。[6]
英国工党所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命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形成的“经济自由、大众民主和普遍社会福利制度”三角平衡关系一样，取决于稳定增长的经济以及制度与社会之间的互洽。
金融全球化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度给英国（尤其是英国金融业）带来巨大的繁荣，既得利益者的财富和权力愈加稳固。但是金融资本、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结合，也给英国政府带来了新的挑战：大量工厂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导致英国本国中下阶层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资本外逃、经济增长率以及就业率和国际竞争力的下滑，使得英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程度加剧，社会排斥等各种社会问题日益严重。不断膨胀和具有高度流动性、投机性的金融资本主义，既削弱了英国的国家主权能力，使英国政府在经济调节上乏力;也降低了英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协调社会不平衡与弥合社会分裂的能力，进而加剧了英国社会的碎片化。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使英国经济陷入泥沼，也导致长期执政的“新工党”政府下台。
在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领袖卡梅伦赢得大选，深受英国学者布拉德提出的红色托利主义的影响，[7]卡梅伦领导的联合政府采用紧缩性财政、强调量入为出，试图通过福利改革法案以削减目前过高的社会福利支出，同时推动经济自由化、施行大幅度减税等。公共服务赤字因为政府减少了资金支持而持续增长，例如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NHS）的赤字在2016年达到史上最高水平。不仅如此，这些改革并未实现英国经济的实质性复苏，反而让政治均势朝向资本进一步倾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则是这一发展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例如工作稳定性降低、收入增长停滞、工资下行、公共服务削减和移民冲击，2011年英国骚乱的爆发和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都表明英国精英阶层与平民大众的鸿沟在不断加深。 身份政治与经济全球化
英国社会碎片化的不断恶化、精英与大众对立的加剧是过去四十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导全球市场、劳资关系失衡、全球分化和贫富悬殊加大的结果。“收回控制权”这类英国“脱欧”宣传口号所体现的经济利益与身份政治的较量、经济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冲突，表明英国社会自身的结构性失衡深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与制约。
除了对英国国内政策不满，英国“脱欧”的另一重原因在于，英国让渡部分主权给欧盟，但欧盟并未实质性地保障英国普通民众的利益。尽管英国经济严重依赖金融服务业，而外商（特别是来自最大投资来源地欧盟）的直接投资对英国经济意义重大，但这种经济利益不足以弥合英国社会面对的多重矛盾，例如英国精英与被边缘化的中低阶层的对立、英国主权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冲突、民族意识与欧盟利益之间的矛盾。
欧盟内部危机的根源在于，欧盟本身是由技术官僚和精英所主导的“一个没有得到授权就参与政治的政府实体”。[8]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在联合设计欧盟的制度框架时，曾经向包括英国在内的各成员国公民承诺，向他们提供更高水准的福利，保障个人自由，创设一个没有国界及战争冲突的世界，并确保人们在政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各成员国公民愿意将部分国家主权交由欧盟进行再次分配。但实践证明，欧盟这一超国家共同体对英国公民来说意味着“失控”：对整个社会关系影响重大的诸多政治经济决策，已经不再由公民通过传统民族国家的民主程序来进行抉择，受政治关系摆布的权力分配，也在由精英们把持的各国和整个欧洲之间发挥作用。
经济全球化诚然给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与物质繁荣，但并未惠及所有人，这种全球分化不仅体现为南北差距的扩大，而且影响了欧盟这类区域共同体的内部运行。欧盟一方面对各成员国的社会政策无所作为，另一方面通过其财政政策限制了各成员国改善本国社会政策的能力——在致力于推进统一市场建立的同时，欧盟漠视越来越多的中低层民众成为经济全球化受害者的现象，忽视了对各成员国的公共投资。既然英国民众的切身利益不受重视，欧盟技术官僚的政策制定又不受任何民主程序的左右，英国“脱欧”公投就成为经济全球化受害者的“理性”选择：在日益全球化的社会中，持”脱欧”态度的英国公民试图通过加强民族国家的主权能力来增强“可控性”或者“确定性”，这就形成了一股拒绝一体化、全球化以实现民族自救的历史潮流。
这种历史潮流的形成标志着整个全球化的逆向发展。全球化必然要求资金、信息、商品、货物和劳动力本身的自由流动和自由组合，但如果这种“自由”是以中低层民众的利益受损为代价，就必将导致反向社会运动的产生。英国是自由贸易全球化的发源地，其“脱欧”公投表明英国政治整合机制的失灵，及其民族意识在与强大的经济利益斗争中的获胜，也带给全球化发展以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说明，世界各地资本力量的联合已经逐步实现了国民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型，导致政府与社会、精英与民众、资本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出现了严重失衡，全球秩序不再以民族国家为基本主体，日益膨胀的国际资本力量限制着英国政府的调控能力;结构性矛盾的日益加深使得英国国内现有制度缺乏足够的、可供改革整顿的环节。此外，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对传统的社会团结理念也造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变化导致社会福利的刚性不断增强，民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社会自我保护的能力因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膨胀而不断弱化，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难度因现代社会的个性化与差异化发展而不断加大，这就不可避免导致政治权威的衰落和社会碎片化的加剧。
显然，现代英国社会中“公民的脆弱性”日益凸显，社会团结的现实基础趋向薄弱化和复杂化，而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肆意性不再受到各国主权政府的有效管控。时至今日，福利国家制度被指责为导致英国“社会破碎”的元凶，这只能说明英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深化并且发生了新的变化，福利制度已经不足以修复英国社会的结构性裂痕，而是已经成为英国目前所深陷的错综复杂的结构性矛盾的组成部分。
“脱欧”的公投结果是英国民众求变情绪的产物，但“脱欧”本身并不能一蹴而就地解决上述结构性矛盾，也没有弥合”脱欧”人群与“留欧”人群之间的严重分歧。支持”脱欧”的民众寄希望于自己手中的选票，但不能改变披上大众民主外衣的英国精英政治的本质：在理论上承认人人平等，在形式上通过“一人一票”实现了投票权的平等;但实践中，只能由少数精英掌握国家权力，并且这种精英政治是通过选举获得了人民的“同意”的，人民当然就没有了革命的理由——因为民众可以通过下一次投票来否定“行为过错”、变更投票对象，而不是通过革命来推翻这个赋予公民选择权利的政治制度。在“关涉大家的事需得到大家的同意”这个口号之下，人们手中的选票似乎成为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通过此次“脱欧”公投，平民的确“当家做主”了，但是除了投票那一刻，其他绝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精英主宰着国家与社会的运行，阶级和阶级意识若隐若现，却又淹没于对英国式民族与文化自主的胜利欢呼浪潮之中。
小结
人类社会是有着内部结构的动态有机体，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的演进是一个各因素相互作用的自然历史过程。福利资本主义制度对英国现代性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现代性之下的英国福利国家制度却无法与其传统断裂开来，始终未能消除塞万提斯曾指出的“拥有者”和“没有者”之间的区别，也始终未能解决二者之别所造成的社会碎片化。
公民权利内含着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具有张力，因而难于同时和同等地得到保障和实现。这种权利内部的张力，根源于资本、政治与社会这三种不同力量（权力）之间的矛盾，又具体体现在英国所具有的“经济自由、竞争式大众民主和普遍社会福利”难于平衡的结构性矛盾之中。此外，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扩张削弱了英国的国家主权能力，使这种结构性矛盾更具多元性和复杂性。面对经济全球化和“脱欧”公投所代表的“反全球化”运动，以及由这二者带来的各种挑战，英国的福利资本主义制度的未来，将印证“拥有者”和“没有者”之间新一轮的矛盾、冲突与短暂的妥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注释：
[1]T. H. Marshall，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Sociology at the Crossroads， Heinemann， 1963.
[2]Pierre Rosanvallon， The New Social Question： Rethinking the Welfare Stat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7.
[3]Jürgen Habermas， “Lifeworld and System： A critique of Functionalist Reason”，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1987）.
[4]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5]David Harvey， “Feral Capitalism Hits the Streets” ， Aug. 12，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1/08/12/feral-capitalism-hits-the-streets， Aug. 17， 2016.
[6]Peter Dwyer，“Creeping Conditionality in the UK： From Welfare Rights to Conditional Entitlements？”Th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2（2004）.
[7]“红色托利”主义主张与全球化抗衡的“本地化”（localism），要求建立道德化的市场模式，抨击工党的福利国家理念，要让家庭重归本位，启动英国社会新的活力。
[8]王维丹：《哈贝马斯，最后一个欧洲人：一位哲学家拯救欧盟的使命》，华尔街见闻，http：//wallstreetcn.com/node/77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