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有见地的一部唐代诗人评传——元代西域诗评家辛文房的《唐才子传》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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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视野大为广阔的开放型的时代,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和多民族共处的社会,在文化方面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如所周知,当时由于蒙古贵族统治者的民族压迫,特别是对南方汉族人民的压迫政策,导致了农业经济生产的破坏和文化建设的衰退,但也应看到这一历史时期的光明的一面。明朝大政治家张居正就批评中国的政治至宋懈颓靡已极”,他称赞元朝“举先王之礼制一举荡灭之,丽独治之以简”,以为这是“复古之会”。因此他说明朝之所以能出现“简严质朴之治”,“藉元以为之驱除。
其他文献
在我国文学史上,不少有才华的作者,遭到冷遇。北宋诗人郭祥正,就是其中一个。解放后三十多年,很少有专门评述郭祥正的文章,很少有选本选他的诗。偶尔在有关《宋史》的辞书里,览到他的小传,大体是依据人们熟知的材料写成,因袭前人的错误,缺乏新意。而且还有“元丰元年前后在世”的话,照这样说,元祜元年前后、绍圣元年前后就不在世吗?实在令人费解。
文天祥(1236——1282)是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一位爱国诗人。他的爱国诗词,为后世所广泛传诵。
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由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以及文学本身的种种原因,传统的诗词古文创作局限于少数文人的范围,新起来的戏曲小说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好,流行南北。诗词古文的语言风格一味模唐仿宋,有人还甚至标榜学习周秦汉魏,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曲高和寡,与那语言浅近通俗的戏曲、小说相比较就不易为人们接受。
我们在八一年第三期《文学遗产》上发表了娇色(琵琶记〉非高明作》,文中提出了《琵琶记》原作者非高明的观点,引起了反响,在反对意见中,黄文实同志的《“元谱”与〈琵琶记〉的关系》一文(《文学遗产》1985年第2期)较具代表性。
一、有关《剪灯丛话》的几条记载 书名叫做《剪灯丛话》的小说集子有两种。一种是七卷本,内收明人瞿宗吉的《剪灯新话》二卷、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三卷以及邵景詹的《觅灯因话》二卷。这种《剪灯丛话》最常见的是清同治十年镇江文盛堂刊本,此外尚有更早的乾隆辛亥巾箱本(见孙殿起先生《贩书偶记续编》179页)。
一 一部百回本《水浒传》中,并存着两处蓼几洼,这不能不令人产生疑问。
一 选本与选目 一九二七年,郑振铎先生所撰写《中国戏曲的选本》一文中,对《弦索辨讹》等十六种选本分别作了介绍。又将《纳书楹》、《缀自裘》、《审音鉴古录》、《六也曲谙》、《集成曲谱》五书,以原剧名为纲,列举其所选各剧之各出目名两立成一表。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现藏巴黎的伯二五五五号卷子抄录唐人诗作一百九干首、文两篇,绝大部分为首见,因而为唐代文学及其他研究补充了珍贵资料。一九七七年曾经发表王重民先生生前初步整理著录的其中七十二首诗,并将该卷称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刀,这些诗后被收入《全唐诗外编》。
艺术发展的生命在于独创性,作家永恒的生命力在于独具的风格。关于这个问题,中西的诗学家都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讨,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艺风格论,其中既有中西相通之共同规律,亦有中西相异的民族特色,如果我们能找出中西风格之共同规律与不同特色,对于深入研究风格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总结艺术规律,沟通世界文艺,推动文艺创作,都将是大有益处的。
“梦湘先生” 《老残游记》第二回写老残在济南大明湖畔明湖居听王小玉(白妞)说书,最后通过一个年纪不到三十岁、湖南口音、叫“梦湘先生”的人,盛赞王小玉的唱腔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周围的听众都说:“梦湘先生论得透辟极了”。现据近人四川中江王乃征撰写的《清诗人王梦湘墓志铭》、署名过隙的《明湖客影录》和孔另境辑录的《中国小说史料》,证实所谓“梦湘先生”确有其人,而且确是一个醉心于欣赏山东镖铧大鼓的王小玉口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