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表述：“中国要在某某方面超过或者胜过美国”。而“某某方面”的所指则多样得很，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皆可被套入这一句式当中。然而细究起来，却又不是事事都可超过或胜过的。“超胜”之道，颇值得一番推敲。
　　“超”从“走”，“胜（勝）”从“力”，本意都是体能的竞争。由此引申而来的“超胜”，自然本意也是指个体之间的竞争。既然竞争是个体化的，那么竞争所采用的指标一定是能够落实到每个个体的，同时，指标评判的标准又应当是公共的。因此，能够“超胜”者，也一定具有上述特征。小到一个人的身高、体重、智商、情商，大到一个国家的人口多寡、经济体量，这些能够具体化的指标都可谈“超胜”。而如何“超胜”有效，则要看标准选择的合理与否。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的错误就在于误把荒谬不经的标准当作了判断“超胜”的标准。明明经济体量越大越好，他偏说越小越好；明明人均收入越高越好，他偏说越低越好。固然，有时候标准并不是唯一的，判断一国的发达程度，既要看经济体量，也要看人民幸福，但这并不意味着随便关起门来造个标准，就可以把自己排到“超胜”榜单的前头。标准没有公信力，“超胜”就变成了自娱自乐的“噱头”。
　　哪些无法谈“超胜”呢？天下之公器，无所谓“超胜”与否。例如学术，例如文化，例如艺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未来还可能是物质生活和幸福感。我们生活在相同的时空当中，共享同一个宇宙、同一个地球，因此对于它们的认识和理解也应当是共通的。尤其是以求真为主要导向的学术研究，更应当没有国界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谈具体的指标“超胜”与否，但没有办法谈某个地域、某个国家或者某个群体独有的学术“超胜”与否。事实很明确：没有中国特色的物理学，也没有美国特色的经济学，只有属于全人类共同知识的物理学与经济学。
　　所以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很早就提醒我们，“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上<历书总目>表》）。事实上，如果真正能够做到“会通”，那么“超胜”也就无关紧要了。“会通”的目的，就是让不同学术成果之间相互交流，彼此取长补短，共同融汇成人类知识共同体。何兆武先生曾总结民国时期“清华学派”的特点，便是中西、古今、文理的会通（《也谈“清华学派”》），打破时间、空间和学科的界限，形成具有整全性的学术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一个国家的学术水平“超胜”于世，不过是这个国家的学术工作者使得人类整体的学术前进得更多罢了，对这个国家自己倒未必有多大意义。
　　当然，“会通”之后自然也有很多溢出效应，可以使得某个国家、民族或群体在“超胜”的竞争过程中取得某些指标上的领先地位，例如具体的技术、成果和人才。但是这些都是次要因素，真正核心的是“會通”之后建立起的体系、话语和评价机制，它将代表诸如学术这样的天下之公器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的发展方向。如果说要争学术之“超胜”，那争的也是这层意义上的“超胜”。
　　因此，从长远来看， “会通”乃是“超胜”的基石。短期的“超胜”可以靠积累数据，但长期的“超胜”一定是站在人类历史的潮流前列、甚至是洞悉了未来发展方向之后才能实现的。回到徐光启，他还说过，“会通之前，先须翻译”。若无海纳百川的胸怀，如何引领文明的发展？揆之当代，足堪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