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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今天倾听的人，将来就是一个见证人。
战后，索娅·穆尔伯格的父母希望回到德国，回到他们眼中的故乡。在大约１.８万至２万名自称为“上海犹太人”的犹太逃难者中，只有大约６００人回到了德国。因此，索娅的父母也经常为他们的这一决定而遭到其他上海犹太人的冷眼。
在德国，索娅的外祖父母在特莱希恩斯塔特集中营（KZ Theresienstadt）内遇害。战后不久，祖父也在海法逝世。这位“上海宝贝”的父母必须得一切从头开始。当时，这家人在东柏林（苏占区，日后民主德国的一部分）找到了自己的居所。
索娅在德国学习教育学，并且成为了一名教师。除此以外她还教授外国记者和外国劳工德语。从1980年起，她开始担任德语和英语的兼职讲师。她认为，自己童年在中国的经历对她的工作很有帮助，她说道：“国际性对我来说始终是理所当然的。我的早年岁月是和中国人、印度人，以及一切可能遇到的其他国家的人一起长大的。”索娅也一直向她的学生讲述自己1939年至1947年间的经历。
对于“上海犹太人”来说，这段流亡经历在记忆中永远难以磨灭，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以外一直定期在学校或图书馆作报告，并且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也是许多前上海人的联系人”，索娅·穆尔伯格说道。她和大量的前流亡人士保持着联系，并且定期参加国际性的上海犹太人聚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德国的这一部分历史不被人遗忘。”为此，她还出版了多部书籍，撰写了不少文章。
“对我父母来说，在上海的这段经历肯定很不容易。但是若不是这段在上海的流亡生涯，我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活在世上。”在中国的大都市度过的时光是这位不同寻常的老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月之一。和其他上海犹太人的相处以及整理上海的流亡经历对她来说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主题。上海是索娅·穆尔伯格的第二个第一故乡。
柏林——上海——悉尼
皮特·纳什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很多：天南地北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文化。作为德国犹太人，皮特和他的父母通过移居上海而逃过了大屠杀。后来，当中国的时局发生改变后，一家人又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柏林是皮特一家人生旅途的起点。20世纪初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涌入德国首都柏林，皮特的父母也是在那里相识的。他们于1932年结婚，1935年生下了皮特。皮特是家中的独生子，那时他还叫Nachemstein。
1938年11月犹太人迫害事件爆发之后，纳什一家开始逃离德国。他们从柏林乘火车出发去热那亚，在那里登上德国轮船“SS Scharnhorst”号经苏伊士运河、科伦坡和马尼拉驶向上海。1939年5月19日他们一家终于踏上了安全的土地：上海。
他们在虹口区找到了住所，那里向犹太难民提供的住房房租都非常低廉。对于那些出不起房租的人来说，也可以住进避难所里，那里最多可以收容150人。皮特一家在虹口区租了一间大房间，然后用帘子把它分别分割成了卧室、厨房、起居室和父亲的书房。皮特的父亲在他们来到上海不久后就碰到了他以前在柏林的旧同事，并在老同事所在的那家运输公司工作。1942年他开始自己创立公司，公司在当时经营得非常成功。
1945年对于绝大多数的犹太难民而言是充满矛盾的一年：那一年伴随着战争终于结束的喜悦而来的，还有战争和迫害产生的失去亲人的悲痛。皮特的祖父母于1941年在Treblinka集中营被杀害，他们的许多亲戚和朋友也纷纷遇难。时至今日，皮特依然完好地保留着祖父母从集中营中写给他们的每一封信。
1945年也是经济复苏的一年。不过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上海的西方人聚居地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对于纳什一家来说，现在也是时候该考虑移民去一个新的地方了。皮特的父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澳大利亚。1949年纳什一家终于找到一个担保人，皮特和他的父母又踏上了另一片安全的土地：悉尼。
皮特从第一眼起就爱上了悉尼这座港口城市，至今他都把悉尼当作自己的故乡。柏林、上海、悉尼，皮特·纳什在这三座城市的生活截然不同。特别是在上海的日子，这种逃难、流亡、屠杀的经历促使他对这段历史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同时，皮特的研究也将他带到了世界各地：与当时的逃难者会面，或是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和众人共享自己的经验。
过去，对于皮特·纳什来说，他的护照能够再次出现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托马斯·多恩的努力下，一切在水晶之夜70周年之际变成了现实。托马斯·多恩从古董商人手中买下了那19张护照，并将护照亲手交到了皮特·纳什的手上。
对于皮特来说，这本护照就是他人生三个阶段的见证：“每当我想到自己被赶出德国，在上海寻找避难所，然后在澳大利亚成长和发展这一系列事情对我的影响，我就想和人们分享这些故事，我必须得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阴影正慢慢地笼罩着记忆。那些逃脱了欧洲犹太民族大屠杀的最后的幸存者，很快也将会沉默。他们中的许多人讲述了集中营里的艰难历程以及他们逃亡和流亡生涯。也有人选择了沉默，将他们的经历永远埋葬或者永远遗忘。
这种沉默很快将会变成常规。历史将由历史学家和后辈来转述。但是这些二手回忆还会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过去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流亡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我们的后代还能够感受到那场世纪罪行的规模吗？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埃尔利·维泽尔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一个乐观的回答：“每一个今天倾听的人，将来就是一个见证人。”
战后，索娅·穆尔伯格的父母希望回到德国，回到他们眼中的故乡。在大约１.８万至２万名自称为“上海犹太人”的犹太逃难者中，只有大约６００人回到了德国。因此，索娅的父母也经常为他们的这一决定而遭到其他上海犹太人的冷眼。
在德国，索娅的外祖父母在特莱希恩斯塔特集中营（KZ Theresienstadt）内遇害。战后不久，祖父也在海法逝世。这位“上海宝贝”的父母必须得一切从头开始。当时，这家人在东柏林（苏占区，日后民主德国的一部分）找到了自己的居所。
索娅在德国学习教育学，并且成为了一名教师。除此以外她还教授外国记者和外国劳工德语。从1980年起，她开始担任德语和英语的兼职讲师。她认为，自己童年在中国的经历对她的工作很有帮助，她说道：“国际性对我来说始终是理所当然的。我的早年岁月是和中国人、印度人，以及一切可能遇到的其他国家的人一起长大的。”索娅也一直向她的学生讲述自己1939年至1947年间的经历。
对于“上海犹太人”来说，这段流亡经历在记忆中永远难以磨灭，因此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以外一直定期在学校或图书馆作报告，并且直到今天还是这样。“我也是许多前上海人的联系人”，索娅·穆尔伯格说道。她和大量的前流亡人士保持着联系，并且定期参加国际性的上海犹太人聚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德国的这一部分历史不被人遗忘。”为此，她还出版了多部书籍，撰写了不少文章。
“对我父母来说，在上海的这段经历肯定很不容易。但是若不是这段在上海的流亡生涯，我今天根本就不可能活在世上。”在中国的大都市度过的时光是这位不同寻常的老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岁月之一。和其他上海犹太人的相处以及整理上海的流亡经历对她来说是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段主题。上海是索娅·穆尔伯格的第二个第一故乡。
柏林——上海——悉尼
皮特·纳什在他的一生中经历过很多：天南地北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各种各样的文化。作为德国犹太人，皮特和他的父母通过移居上海而逃过了大屠杀。后来，当中国的时局发生改变后，一家人又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柏林是皮特一家人生旅途的起点。20世纪初的时候有很多人都涌入德国首都柏林，皮特的父母也是在那里相识的。他们于1932年结婚，1935年生下了皮特。皮特是家中的独生子，那时他还叫Nachemstein。
1938年11月犹太人迫害事件爆发之后，纳什一家开始逃离德国。他们从柏林乘火车出发去热那亚，在那里登上德国轮船“SS Scharnhorst”号经苏伊士运河、科伦坡和马尼拉驶向上海。1939年5月19日他们一家终于踏上了安全的土地：上海。
他们在虹口区找到了住所，那里向犹太难民提供的住房房租都非常低廉。对于那些出不起房租的人来说，也可以住进避难所里，那里最多可以收容150人。皮特一家在虹口区租了一间大房间，然后用帘子把它分别分割成了卧室、厨房、起居室和父亲的书房。皮特的父亲在他们来到上海不久后就碰到了他以前在柏林的旧同事，并在老同事所在的那家运输公司工作。1942年他开始自己创立公司，公司在当时经营得非常成功。
1945年对于绝大多数的犹太难民而言是充满矛盾的一年：那一年伴随着战争终于结束的喜悦而来的，还有战争和迫害产生的失去亲人的悲痛。皮特的祖父母于1941年在Treblinka集中营被杀害，他们的许多亲戚和朋友也纷纷遇难。时至今日，皮特依然完好地保留着祖父母从集中营中写给他们的每一封信。
1945年也是经济复苏的一年。不过随着中国内战的爆发，上海的西方人聚居地也变得越来越不安全了。对于纳什一家来说，现在也是时候该考虑移民去一个新的地方了。皮特的父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澳大利亚。1949年纳什一家终于找到一个担保人，皮特和他的父母又踏上了另一片安全的土地：悉尼。
皮特从第一眼起就爱上了悉尼这座港口城市，至今他都把悉尼当作自己的故乡。柏林、上海、悉尼，皮特·纳什在这三座城市的生活截然不同。特别是在上海的日子，这种逃难、流亡、屠杀的经历促使他对这段历史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调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同时，皮特的研究也将他带到了世界各地：与当时的逃难者会面，或是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和众人共享自己的经验。
过去，对于皮特·纳什来说，他的护照能够再次出现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托马斯·多恩的努力下，一切在水晶之夜70周年之际变成了现实。托马斯·多恩从古董商人手中买下了那19张护照，并将护照亲手交到了皮特·纳什的手上。
对于皮特来说，这本护照就是他人生三个阶段的见证：“每当我想到自己被赶出德国，在上海寻找避难所，然后在澳大利亚成长和发展这一系列事情对我的影响，我就想和人们分享这些故事，我必须得告诉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阴影正慢慢地笼罩着记忆。那些逃脱了欧洲犹太民族大屠杀的最后的幸存者，很快也将会沉默。他们中的许多人讲述了集中营里的艰难历程以及他们逃亡和流亡生涯。也有人选择了沉默，将他们的经历永远埋葬或者永远遗忘。
这种沉默很快将会变成常规。历史将由历史学家和后辈来转述。但是这些二手回忆还会有什么用，如果没有过去集中营里的囚犯，没有流亡者讲述他们的亲身经历，我们的后代还能够感受到那场世纪罪行的规模吗？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埃尔利·维泽尔对这一问题给予了一个乐观的回答：“每一个今天倾听的人，将来就是一个见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