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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京师大学堂的“拒俄”怒涛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强占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庙街和库页岛等地。1856年英法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战后又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10月）和《改订伊犁条约》（1881年2月），侵占我国东北、西北边疆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
贪婪的沙俄如此丧心病狂地掠夺中国领土，立刻激起中国民众的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席卷全国。
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一千多人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与会者包括全国十八个省籍人士，大家同仇敌忾，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并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呈请拒签俄约。电文称：“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大会还致电各国外务部，表明：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忿。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4月29日，中国留日学生五百多人在东京举行拒俄集会，议定组建“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前线，为收复失地而战。
此时，地处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也燃起拒俄的猛烈火焰，广大师生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中。
1903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学生“因东三省事，商之副总教习，上堂会议，当蒙副总教习允准，即鸣钟上堂”，召开声讨沙俄侵华暴行大会。参加大会的师生有200多人。
会上，助教范静生首先登台演讲，他慷慨陈词，揭露沙俄妄图通过七项无理要求吞并东北的险恶阴谋，赢得阵阵掌声。他还提到本校一个叫岩谷的日籍法律教习竟然说：“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如果中国学生尚置之度外，简直具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这时，会场内一片沸腾。演说者“痛哭流涕”，台下师生“齐声应许，震撼天地”。随后，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上台发言，“依次演说者达数十人”。
大家“思筹力争善策，拟办四事”：一、各省在京官绅告电该省督抚电奏力争；二、全班学生电致各省督抚，请各督抚电奏力争；三、全班学生电致各省学堂，由各省学堂禀请该省督抚电奏力争；四、大学堂全班学生上禀管学代奏力争。（《大公报》，1903年5月3日）
集会后，由直隶定县人、学生谷钟秀（1874-1949）拟定《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署名者有俞同奎、王德涵、谷钟秀等73人。
“拒俄书”揭露沙俄图谋亡我之狼子野心，指出：夫虎狼之俄，实行大彼得并吞世界之遗策。其外交手段，“率以甘言重币饵于先，恫喝虚声慑于后，阴贼险狠，以灭人之国。”其对华交涉，“无一事不予我以难堪，无一时不置我于死地。强据我东三省，虽迫于各国共同之和约，而至今延不交还；近且迫我以恭赠主权之七约。”中国面临“大祸即在眉睫，存亡之机即决于此”的危难关头。
“拒俄书”主张中国“联英、日以拒俄”，“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文中还列举非洲德兰斯瓦尔（位于南非）抗英和亚洲菲律宾抗美的事迹，赞扬其“皆以蕞尔无援，与地球最富强之大国血战，至二三年之久而不屈”的英勇精神，呼吁我国岂能向沙俄屈服，“犹畏怯寒粟而不若脱兰斯瓦尔、斐利宾耶！”。
“拒俄书”最后坦荡表白：“然国家之设学也，专以养成忠君爱国之思想为目的，今当危急存亡之秋，间不容发，譬如一家火起，父兄长老皆焦思疲力以求一熄，而少而壮者乃袖手旁观，而以为不与己事，岂尚复有人心也耶！此学生等所以欲言而不得，不言而不能，言之而不免有越职之嫌，不言而坐视瓜分之惨而不忍也。”（《大公报》，1903年5月7日）
京师大学堂学生还发出“公致鄂垣各学堂书”，向湖北学生界通报京师大学堂“拒俄”集会情况，倡议学生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苏报》，1903年5月20日）这封信于5月14日寄到湖北学生手中，引起强烈反响。
湖北高等学堂学生上书湖广总督，称：京师大学堂师生之言“可三思也”，要求清政府“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兴师抵拒”。湖北学生还把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来信转寄各省，登载于报刊，推动了各地拒俄的爱国运动。如在安徽爱国会的拒俄大会上，就有人宣读湖北学生转寄来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信件，“言之沉痛”，全场群情激奋。发言者建议立即给京师大学堂学生回信，号召爱国学生“共结大团体，与各省通气相联络，以御外侮，以保主权。”（《苏报》，1903年5月26—28日）
另有京师大学堂八旗生员“公上外务部王大臣书”，署名有续彪、敦本等8人。文称：“生等世受国恩，日思图报，目击危局，愤不欲生。”告诫政府“内奸宜防”，警惕那些“不幸为敌所用，或上书以蔽圣聪，或倡议以惑民志，甘为外人之奴隶，害尽天下之苍生”的内奸；“民情宜顺”，海内士民，义争俄约，“此真我中国之幸福，外人所畏也。”顺应民情“即可引此为竞争之券，竭力磋磨，事未有不成者。”“民为邦本，苟我国民联结团体，何畏彼俄？何畏彼日？何畏彼英、美？”（《大公报》，1903年5月13日）
清政府极为担心学堂学生与反清革命活动相联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向慈禧太后报告，大学堂学生“近来人心浮动，好为空论”，甚至“恶习所染”，“妄腾异说”。慈禧太后下令密察和严防学生与革命党人联络。当她得知各地学堂中出现革命宣传活动时，恶狠狠地说：“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实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各省督抚“务必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丙戌、八月庚午，转引自王晓秋：《一九0三年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拒俄运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79年第3期，第87、88页）
大学堂学生的“拒俄”斗争，得到国内革命党人的重视和赞扬。青年民主革命家邹容（1885—1905）高度评价京师大学堂等校学生的爱国行动，是“政府之顽固也，而学生不顾；疆吏之婪毒也，而学生不婪毒；列强之欲瓜分也，而学生不欲瓜分”，号召组织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苏报》，1903年5月30日）
《苏报》作为革命党人在国内的重要舆论阵地，发表了题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的文章，指出：“以如此黑暗之地，如此奴隶之民，而发出此种光线，真世界莫大奇事。吾安得不以热血欢迎之。”该文鼓励学生们：“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清政府不足畏。毋因一时之威吓而敛其动作，毋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苏报》，1903年6月6日）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拒俄”斗争不仅据理力争，而且付诸实际行动。1904年，师范馆学生丁开嶂召集同学朱锡麟、张榕等人奔赴东北，投笔从戎，开展抗俄武装斗争。丁开嶂成立“抗俄铁血会”，与东三省和直隶等地区的“绿林领袖”联络，率众数万人。朱锡麟组建的“东亚义勇队”和张榕发起建立的“关东保卫军”，也是打击沙俄侵略者的重要武装力量。（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
二、各界民众“抵制美货”的狂飙
1905年，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抵制美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民众依然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
19世纪中叶，美国开发西部地区，缺乏大量劳动力，便采取各种手段，从中国诱骗几十万人到美国做工。186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便，不得禁阻。”（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2页）赴美华工为美国西部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70年代以后，美国接连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为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污蔑华工，掀起一股仇华排华浪潮。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华人钱财，烧毁华人住房，甚至野蛮殴打和屠杀华侨。1894年12月，美国与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打着保护华人的幌子，使排华合法化并进一步升级。1900年檀香山的唐人街被烧毁，造成华侨财产损失260余万元。（转引自《近代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期，第11页）美国政府还加紧对入境华人进行迫害，百般刁难，连清政府的外交官也不放过。
从1904年夏季起，海外华侨和国内报刊不断发出废除“排华”条约的呼声。12月，中美《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旅美华侨十余万人联名致电清政府，揭露美国排华暴行，强烈要求废除该约。1905年春，美国政府蛮横地拒绝了清政府有关修改条约的建议，逼清政府续订该条约。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工商界大会，议决“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 （同前，第16页）全国各地工商学等各界民众积极响应，并于7月28日正式开始抵制美货，掀起反美爱国运动高潮。
北京新闻界密切关注这次反美斗争的动向，几乎所有报刊都及时报道了斗争进展的消息。《中华报》先后发表“美国华工禁约记”、“游美受虐日记”等十数篇有关专题文章。有的还登出醒目的广告，称：“抵制美约，国民特色。各国公论，彼曲我直。存亡之机，在此一决”。
社址位于前门外五道庙（今五道街）的《京话日报》在运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该报由彭翼冲于1904年8月创办，采用白话文体，每日一小张。该报在6月转载了“北京学生奉劝市民莫买美货”的倡议书。文称：“我们中国人，到美国去的，受他们样样的虐待……他们美国的人，却能到中国来，随随便便。世界上有这宗道理吗？”由于该报及时报道和评论抵制美货运动动态，深受民众欢迎，发行量由5000余份迅速增至10万份。
此外，设在京城内的各个讲报处也以多种通俗的方式，向市民广泛宣传抵制美货的道理，连小孩子看了沿街张贴的漫画都喊着要抵制美货。
北京知识青年是京城“抵制美货”运动的先锋。京师各学堂接到上海商会的通电后，“大动公愤”，所有学堂均议决“不用美货，以示抵制。”他们立即联络各省学堂，在北京创立抵制美货的“学生同盟会”，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严正声明：
美人禁我华工，绅商群谋抵制，以工易商，以人易物，佥议以不购美货为报复之计，理至当，情至平也。我辈学生力量虽薄，然义愤颇厚，既赞斯举，愿先实行。缘联合各学堂，请自今日始，凡自一书一籍一纸一墨以及校具杂物，需行购买洋货者，必先向店铺询明是否美物，苟其是也，虽贱勿贪，苟其否也，虽贵勿吝。若此始表我人心之固，而能寒妄进美货者之心。区区之力，未尝于中国无益也，且亦为未来主人翁所应尽之义务焉，各勿让！学生同盟会啓。（上海《时报》，1905年6月11日）
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还专门组织人力与教师们一起搜集各种报刊资料，共同编辑了一本《广劝抵制美约说》的小册子，运用具体生动的实例，揭露美国迫害华工的罪行，并开列几百种美国商品的牌号，呼吁全国人民共同抵制美货，不给美国企业和美国人做工。
此间，北京学界还举办多场演讲会，印发传单寄往各地。据记载，北京学生寄往华北、东北和华南各地的宣讲传单多达数十万份。
北京工商界也不甘落后。北京商会印发了1万多张抵制美货的传单，城内许多商店和铺户都主动在门面张贴“本店不售美国货”的告白。只有几家大商号仍旧不知廉耻地推销美货，被广大民众指斥为“奸商”，“商界之败类，社会之蟊贼”。
北京的抵制美货运动波澜壮阔，深入民心。《京话日报》报道：在安定门宽街举行了一次声讨美国苛待华工的演讲会，到会的人很多，听讲的人都非常气愤。《中华报》登载了一位姓张的小贩严正拒绝贩卖美国纸烟的消息。当时的著名艺人郭宝臣源于义愤，捐款12元大洋给京话日报馆，支持他们的宣传活动。（赤峰：《1905年北京的反美斗争》，载《北京晚报》，1960年6月29日）。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沙俄加紧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强占我国黑龙江流域的庙街和库页岛等地。1856年英法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沙俄趁火打劫，迫使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战后又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10月）和《改订伊犁条约》（1881年2月），侵占我国东北、西北边疆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
贪婪的沙俄如此丧心病狂地掠夺中国领土，立刻激起中国民众的无比愤慨和强烈抗议，一场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席卷全国。
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一千多人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与会者包括全国十八个省籍人士，大家同仇敌忾，声讨沙俄的侵略罪行，并致电清政府外务部呈请拒签俄约。电文称：“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大会还致电各国外务部，表明：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忿。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4月29日，中国留日学生五百多人在东京举行拒俄集会，议定组建“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前线，为收复失地而战。
此时，地处北京的京师大学堂也燃起拒俄的猛烈火焰，广大师生积极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中。
1903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仕学馆、师范馆学生“因东三省事，商之副总教习，上堂会议，当蒙副总教习允准，即鸣钟上堂”，召开声讨沙俄侵华暴行大会。参加大会的师生有200多人。
会上，助教范静生首先登台演讲，他慷慨陈词，揭露沙俄妄图通过七项无理要求吞并东北的险恶阴谋，赢得阵阵掌声。他还提到本校一个叫岩谷的日籍法律教习竟然说：“中国存亡在此一举，如果中国学生尚置之度外，简直具属亡国性质，我不屑教，当即回国矣！”这时，会场内一片沸腾。演说者“痛哭流涕”，台下师生“齐声应许，震撼天地”。随后，学生们争先恐后地上台发言，“依次演说者达数十人”。
大家“思筹力争善策，拟办四事”：一、各省在京官绅告电该省督抚电奏力争；二、全班学生电致各省督抚，请各督抚电奏力争；三、全班学生电致各省学堂，由各省学堂禀请该省督抚电奏力争；四、大学堂全班学生上禀管学代奏力争。（《大公报》，1903年5月3日）
集会后，由直隶定县人、学生谷钟秀（1874-1949）拟定《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署名者有俞同奎、王德涵、谷钟秀等73人。
“拒俄书”揭露沙俄图谋亡我之狼子野心，指出：夫虎狼之俄，实行大彼得并吞世界之遗策。其外交手段，“率以甘言重币饵于先，恫喝虚声慑于后，阴贼险狠，以灭人之国。”其对华交涉，“无一事不予我以难堪，无一时不置我于死地。强据我东三省，虽迫于各国共同之和约，而至今延不交还；近且迫我以恭赠主权之七约。”中国面临“大祸即在眉睫，存亡之机即决于此”的危难关头。
“拒俄书”主张中国“联英、日以拒俄”，“战事之结果，虽至微利益，亦必得收回东三省之主权，保二十年之和平。”文中还列举非洲德兰斯瓦尔（位于南非）抗英和亚洲菲律宾抗美的事迹，赞扬其“皆以蕞尔无援，与地球最富强之大国血战，至二三年之久而不屈”的英勇精神，呼吁我国岂能向沙俄屈服，“犹畏怯寒粟而不若脱兰斯瓦尔、斐利宾耶！”。
“拒俄书”最后坦荡表白：“然国家之设学也，专以养成忠君爱国之思想为目的，今当危急存亡之秋，间不容发，譬如一家火起，父兄长老皆焦思疲力以求一熄，而少而壮者乃袖手旁观，而以为不与己事，岂尚复有人心也耶！此学生等所以欲言而不得，不言而不能，言之而不免有越职之嫌，不言而坐视瓜分之惨而不忍也。”（《大公报》，1903年5月7日）
京师大学堂学生还发出“公致鄂垣各学堂书”，向湖北学生界通报京师大学堂“拒俄”集会情况，倡议学生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苏报》，1903年5月20日）这封信于5月14日寄到湖北学生手中，引起强烈反响。
湖北高等学堂学生上书湖广总督，称：京师大学堂师生之言“可三思也”，要求清政府“将俄人背约之罪，布告万国，兴师抵拒”。湖北学生还把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来信转寄各省，登载于报刊，推动了各地拒俄的爱国运动。如在安徽爱国会的拒俄大会上，就有人宣读湖北学生转寄来的京师大学堂学生的信件，“言之沉痛”，全场群情激奋。发言者建议立即给京师大学堂学生回信，号召爱国学生“共结大团体，与各省通气相联络，以御外侮，以保主权。”（《苏报》，1903年5月26—28日）
另有京师大学堂八旗生员“公上外务部王大臣书”，署名有续彪、敦本等8人。文称：“生等世受国恩，日思图报，目击危局，愤不欲生。”告诫政府“内奸宜防”，警惕那些“不幸为敌所用，或上书以蔽圣聪，或倡议以惑民志，甘为外人之奴隶，害尽天下之苍生”的内奸；“民情宜顺”，海内士民，义争俄约，“此真我中国之幸福，外人所畏也。”顺应民情“即可引此为竞争之券，竭力磋磨，事未有不成者。”“民为邦本，苟我国民联结团体，何畏彼俄？何畏彼日？何畏彼英、美？”（《大公报》，1903年5月13日）
清政府极为担心学堂学生与反清革命活动相联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向慈禧太后报告，大学堂学生“近来人心浮动，好为空论”，甚至“恶习所染”，“妄腾异说”。慈禧太后下令密察和严防学生与革命党人联络。当她得知各地学堂中出现革命宣传活动时，恶狠狠地说：“似此猖狂悖谬，形同叛逆，实为风俗人心之害”，要求各省督抚“务必将此等败类，严密查拿，随时惩办”。（《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丙戌、八月庚午，转引自王晓秋：《一九0三年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拒俄运动》，载《北京大学学报》[哲社]，1979年第3期，第87、88页）
大学堂学生的“拒俄”斗争，得到国内革命党人的重视和赞扬。青年民主革命家邹容（1885—1905）高度评价京师大学堂等校学生的爱国行动，是“政府之顽固也，而学生不顾；疆吏之婪毒也，而学生不婪毒；列强之欲瓜分也，而学生不欲瓜分”，号召组织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苏报》，1903年5月30日）
《苏报》作为革命党人在国内的重要舆论阵地，发表了题为《祝北京大学堂学生》的文章，指出：“以如此黑暗之地，如此奴隶之民，而发出此种光线，真世界莫大奇事。吾安得不以热血欢迎之。”该文鼓励学生们：“那拉氏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清政府不足畏。毋因一时之威吓而敛其动作，毋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苏报》，1903年6月6日）
京师大学堂学生的“拒俄”斗争不仅据理力争，而且付诸实际行动。1904年，师范馆学生丁开嶂召集同学朱锡麟、张榕等人奔赴东北，投笔从戎，开展抗俄武装斗争。丁开嶂成立“抗俄铁血会”，与东三省和直隶等地区的“绿林领袖”联络，率众数万人。朱锡麟组建的“东亚义勇队”和张榕发起建立的“关东保卫军”，也是打击沙俄侵略者的重要武装力量。（萧超然：《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3页）
二、各界民众“抵制美货”的狂飙
1905年，全国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抵制美货”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民众依然是冲锋陷阵的生力军。
19世纪中叶，美国开发西部地区，缺乏大量劳动力，便采取各种手段，从中国诱骗几十万人到美国做工。1868年美国与清政府签约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其便，不得禁阻。”（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2页）赴美华工为美国西部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然而，70年代以后，美国接连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些资产阶级政客为转移国内阶级斗争视线，污蔑华工，掀起一股仇华排华浪潮。他们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劫华人钱财，烧毁华人住房，甚至野蛮殴打和屠杀华侨。1894年12月，美国与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打着保护华人的幌子，使排华合法化并进一步升级。1900年檀香山的唐人街被烧毁，造成华侨财产损失260余万元。（转引自《近代史资料》，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期，第11页）美国政府还加紧对入境华人进行迫害，百般刁难，连清政府的外交官也不放过。
从1904年夏季起，海外华侨和国内报刊不断发出废除“排华”条约的呼声。12月，中美《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期满，旅美华侨十余万人联名致电清政府，揭露美国排华暴行，强烈要求废除该约。1905年春，美国政府蛮横地拒绝了清政府有关修改条约的建议，逼清政府续订该条约。
1905年5月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工商界大会，议决“以两月为期，如美国不允将苛例删改而强我续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 （同前，第16页）全国各地工商学等各界民众积极响应，并于7月28日正式开始抵制美货，掀起反美爱国运动高潮。
北京新闻界密切关注这次反美斗争的动向，几乎所有报刊都及时报道了斗争进展的消息。《中华报》先后发表“美国华工禁约记”、“游美受虐日记”等十数篇有关专题文章。有的还登出醒目的广告，称：“抵制美约，国民特色。各国公论，彼曲我直。存亡之机，在此一决”。
社址位于前门外五道庙（今五道街）的《京话日报》在运动中表现得极为突出，该报由彭翼冲于1904年8月创办，采用白话文体，每日一小张。该报在6月转载了“北京学生奉劝市民莫买美货”的倡议书。文称：“我们中国人，到美国去的，受他们样样的虐待……他们美国的人，却能到中国来，随随便便。世界上有这宗道理吗？”由于该报及时报道和评论抵制美货运动动态，深受民众欢迎，发行量由5000余份迅速增至10万份。
此外，设在京城内的各个讲报处也以多种通俗的方式，向市民广泛宣传抵制美货的道理，连小孩子看了沿街张贴的漫画都喊着要抵制美货。
北京知识青年是京城“抵制美货”运动的先锋。京师各学堂接到上海商会的通电后，“大动公愤”，所有学堂均议决“不用美货，以示抵制。”他们立即联络各省学堂，在北京创立抵制美货的“学生同盟会”，发布“学生同盟会公启”，严正声明：
美人禁我华工，绅商群谋抵制，以工易商，以人易物，佥议以不购美货为报复之计，理至当，情至平也。我辈学生力量虽薄，然义愤颇厚，既赞斯举，愿先实行。缘联合各学堂，请自今日始，凡自一书一籍一纸一墨以及校具杂物，需行购买洋货者，必先向店铺询明是否美物，苟其是也，虽贱勿贪，苟其否也，虽贵勿吝。若此始表我人心之固，而能寒妄进美货者之心。区区之力，未尝于中国无益也，且亦为未来主人翁所应尽之义务焉，各勿让！学生同盟会啓。（上海《时报》，1905年6月11日）
京师大学堂的学生还专门组织人力与教师们一起搜集各种报刊资料，共同编辑了一本《广劝抵制美约说》的小册子，运用具体生动的实例，揭露美国迫害华工的罪行，并开列几百种美国商品的牌号，呼吁全国人民共同抵制美货，不给美国企业和美国人做工。
此间，北京学界还举办多场演讲会，印发传单寄往各地。据记载，北京学生寄往华北、东北和华南各地的宣讲传单多达数十万份。
北京工商界也不甘落后。北京商会印发了1万多张抵制美货的传单，城内许多商店和铺户都主动在门面张贴“本店不售美国货”的告白。只有几家大商号仍旧不知廉耻地推销美货，被广大民众指斥为“奸商”，“商界之败类，社会之蟊贼”。
北京的抵制美货运动波澜壮阔，深入民心。《京话日报》报道：在安定门宽街举行了一次声讨美国苛待华工的演讲会，到会的人很多，听讲的人都非常气愤。《中华报》登载了一位姓张的小贩严正拒绝贩卖美国纸烟的消息。当时的著名艺人郭宝臣源于义愤，捐款12元大洋给京话日报馆，支持他们的宣传活动。（赤峰：《1905年北京的反美斗争》，载《北京晚报》，1960年6月29日）。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