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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思想，就要冲破一切有形与无形的桎梏，包括文化的桎梏，这就必须对我们置身其间的云南文化进行审视，尤其要分析其中的制约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剖析云南文化的多面影响。
一、立体气候下的坝子文化
云南人把高原山地之上的小盆地称为“坝子”。云南省面积39万平方千米，94%以上是山地。山地即是道路崎岖，沟通不便，亦即沟通不灵，思想养料不足。山隔箐阻，就使云南文化中往往多了信息的隔绝性。即使在现代信息条件下，如公路、航空与宽带网络条件下，高原山地的非交通优势仍是显然的事实，网络的虚拟性比之亲临体察依然缺乏“体温感”。我们云南人一开口往往极自豪地宣称：云南5000人以上、世居百年的民族有26个，这当然是民族资源与旅游人文资料丰富的表现，但是换位思考，26个民族也许正象征着26个“隔绝体”。正是彼此的隔绝性，保留了各自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心理、交换方式与风俗习惯。同时，云南不仅民族多，许多民族方言区多支系多，例如彝族，就有6个方言区40多个支系，同一个民族有时不同方言区与不同支系中都沟通不畅。这种隔绝性历史长期以来不免成为影响云南思想资料丰富性的负面因素。假若云南是在一个大沟通大交融的地理环境中，几千年下来，也许早就融会为一个或几个大民族了。云南多民族特色下隐藏的文化隔绝性，是否成为影响云南人思想解放的一个地理与文化的原因，值得思考。
此外，云南又是立体气候即拥有“气候优势”。据考，津巴布韦的鸵鸟在当地产蛋每枚可达1.85千克，而津巴布韦的鸵鸟一旦进入云南这块热土，产蛋每枚竟达2.25千克；郁金香的祖产地之一是云南，云南郁金香后来传入许多国家并被培植出许多新品种，而新品种的郁金香一旦重返云南，其花期显然增长，色泽尤为艳丽，气味更加芬芳。什么原因？气候优势。这个优势使云南有2.9万多种高等植物，4.6万多种香料作物，植物繁茂，绿阴延绵，当然云南人就难有大饥大馁，反正没有松茸可以吃鸡 ，没有干巴菌可以啃“黄癞头”，用不着像四川人那样迫于生活压力而到处奔闯。如此便成了“家乡宝”，家乡当然“宝”，但成了家乡的“宝宝”，就长不大了。不敢跨出乡土界域，何来“见多识广”？何来“远见卓识”？气候优势助长了云南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保守性与隔绝性的交织，成为影响云南人思想解放的一个值得思考的原因。
二、资源王国中的边缘文化
在中国地图上，云南处于中原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东南亚巴利文化的北部边缘，或者说处于大乘佛教、密宗佛教和小乘佛教的边缘。所谓“边缘”就是远离心脏、大脑等中枢部位的地带，脚指头就是远离心脏、大脑的地带，有人调侃说云南文化是“脚指头文化”。脚指头血流不畅、温度不够，常生冻疮，于是有人戏言：云南人是“冻疮思维”。边缘，处于强弩之末，外来影响吸纳不够；自己的优长则放射不足，从而内能不足，难以将各种思想养料熔为一炉。因此云南文化有一种“混合文化”而非“化合文化”的特色，各种外地文化的影响都驳杂纷呈，却不能使之由无序整理为有序，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难以持续地推动云南的思想、理念的不断解放。所以，“内蕴能量低”是云南文化的一个特征。
云南有“资源王国”之称，但拥有一些资源却在隔绝性中缺乏对比，从而难以正确地自我定位，就不免沾沾自喜，结果“资源王国”助长了云南人的自满性。自满性加上隔绝性，也影响了云南人的思想解放。
三、封闭的移民文化
移民文化，在流动中进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最有生机的。纵观云南历史，移民文化也给云南带来生机。如明代“南京填云南”，300余万内地移民先后入滇，内地的生产工具、操作技术无疑为推动边地云南有积极作用。但云南这种移民文化呈间断性特征。如清初，吴三桂十多万大军入滇，以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半壁河山沦陷，云南成了大后方之一，才又有较大规模的移民潮。但抗战一胜利，移民大批北返，曾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离滇，中法大学离滇，各地汇聚的莘莘学子与名流教授离滇……使移民文化的优势昙花一现，尽管犹有暗香隐隐。云南难以在持续不断的移民文化中滋养自己。更重要的是留居的移民在坝子文化与边缘文化熏染下，隔绝与文化势能的不足，使这些曾在流动中颇有生机的人能量沉淀。封闭带来的沉淀性与移民文化的间断性，也成为影响云南人思想解放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四、历史悠久的小城文化
小城哺乳出来的“老昆明”也是一种“小城心态”：忠厚、老实、胆小、怕事，“见官莫向前，做客莫落后”，不敢出头，害怕吃亏，“家乡宝”——以往昆明姑娘很少往外嫁。人们说老昆明是“三不”：不起早——生活节奏舒缓，不洗澡——盥洗条件不便，不讨小——避免家庭纷争。“天高皇帝远，先吃早点后洗脸”，安适恬然。容易满足，小富即安，不求新异，害怕变化。这种自足性千余年陈陈相因，“传统是历史的惰力”，形成习惯性。自足性加上习惯性，当然只会是疏于标新立异、解放思想的。
五、深层心理中村社文化的情结
村社文化就是小农经济的特色，有白菜卖白菜，种萝卜卖萝卜，难有长远规划，无法全局统筹。因此表现出浓厚的短视性和散漫性。先说短视性。一个城市是否具现代色彩，至少看三条：基础设施、自然与人文生态、城市文化个性。昆明城内道路，今天挖开，明日修复，后天又挖开，大后天又修复。一会设下水道，一会装煤气管，一会绿化栽草，一会又毁树扩道，尽管有各种不得已的具体原因，但行政缺乏通盘战略规划的短视性是显而易见的。再从自然与人文生态看，昆明历史上是一座波光粼粼的“水城”，至今犹众河缭绕，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水”是昆明的特色，“水”是春城的秋波，而我们的城市规划很少将“水”作为昆明的明眸给予独到的显示，水体污染了，我们麻木于对它的治理；水流臭浊了，我们干脆在上边覆一条路，来个“眼不见为净”的“猫盖屎”。这是城建在自然生态上短视性的表现。人文生态方面，昆明是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但旧城改造的大潮将城市的总体历史韵味几乎扫荡殆尽，无序化的高楼林立不仅造成城市热岛效应，加剧交通拥塞、破坏城市总体审美的景观，而且使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没有成片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连缀性板块。“历史文化名城”的檀香味被代以现代刺鼻的油漆味。这是对待人文生态的短视性。至于城市文化特色，则将青瓦白墙木板石脚的昔日建筑有意无意地均视为“破烂”，一律代之以水泥大方块玻璃幕墙一类的“现代”建筑物，结果几乎闹到了千城一面、万城同构的“准克隆”，而不知道土木建筑的昆明城正是一座颇为典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格的城市标本，不知道“一颗印”式的不起眼的民居构式正是云南建筑中独有的一个特色。我们的短视性表达的是云南人思想的不解放。
“散漫”就是循旧，“解放思想”要求创新。云南人身上的大量散漫性成为影响我们滇人思想解放与行为创新的一大隐性障碍。
由于上述种种文化制约，我们云南人在思维或行为方式上不可避免地有不少负面的影响我们解放思想与开拓创新的痼疾，略举其著者：
其一是“不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不愿为天下先，不会为天下先。总认为随大流比较稳妥安全，结果难操胜算、常常吃亏。玉溪卷烟厂，“红梅”商标被省外抢先注册，结果花巨额资金重新买回这个商标权。昆明卷烟厂又重蹈覆辙，“香格里拉”商标又被陕西抢先注册，又是花重金买回这个本来与云南相关的商标权，还大有欣慰之感，真叫滇人扼腕叹息。云南人真要“为天下先”，不能不思考“走出去”与“请进来”，即借助外部的推动力。
其二是“文化折旧率低”。也就是更新度低。老经验、老产品、老思路、老面孔……一以贯之，变化极小，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冲击，试图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对待之，在改革开放的迅猛变化中当然只能是步履蹒跚，左支右绌。
其三是“资源优势不能迅速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云南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等美誉，但转化率很低。比如，云南金矿占全国15%，橡胶产量在全国领先，锌矿占全国20%，铅矿占17%，磷矿居全国第一，但以往云南的粗锌以每吨800元卖往上海，上海人加工成氧化锌以每吨1万元卖回云南。我们的资源卖得越多，穷得越快。因为我们的产品往往缺乏高附加值。而云南商品只要有高附加值就能赚钱。比如红塔山香烟，包装精美，但每包成本只在0.7元左右，价格却每包10元，最高时在省外售14元，是因为当时玉溪卷烟厂及时地引进新科技、新设备，可以与世界烟草大王一决雌雄。但此类产品，我们太少。
其四是“小器易满”亦即“小富即安”。凡事总是纵向同过去比，比得知足常乐，比得心满意足。这样一比，唐宗宋祖哪用过麦克风、保温杯啊，咱们不是比皇帝还有谱吗？比如昆玉公路，第一次修造完毕，竣工之时便是落后之日：二级路面，混行车道，难免车祸频频，冤魂不断。很快就深感落后，于是重新设计，另行改建，6个车道，极其宏畅。这说明资金还不是制约我们的最大问题，思想的解放程度、眼界、胸襟、气量等才是制约我们的重大原因。这一点我们云南人应该学学上海人：过日子很节俭，干事业有气魄。一动手就讲究“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一动手就预期50年不过时。上海高架路，一动手就投资55个亿，6个车道，那真可以几十年不过时。上海杨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经贸大厦，一动手就属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气魄宏大。浦东开发，寸金之地，却舍得留下大片绿地，这是现代城市环境意识。以往我们云南人，有一小块地立即盖个小棚子出租，收个百八十块钱，觉得比种树种草实惠多了。显示出器量小、眼量小，这就难以用大气度来解放思想。
总之，说千道万，只有认识自己的不足，才可能克服不足，才能解放思想。
（作者金子强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高旗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张惟祎◇
一、立体气候下的坝子文化
云南人把高原山地之上的小盆地称为“坝子”。云南省面积39万平方千米，94%以上是山地。山地即是道路崎岖，沟通不便，亦即沟通不灵，思想养料不足。山隔箐阻，就使云南文化中往往多了信息的隔绝性。即使在现代信息条件下，如公路、航空与宽带网络条件下，高原山地的非交通优势仍是显然的事实，网络的虚拟性比之亲临体察依然缺乏“体温感”。我们云南人一开口往往极自豪地宣称：云南5000人以上、世居百年的民族有26个，这当然是民族资源与旅游人文资料丰富的表现，但是换位思考，26个民族也许正象征着26个“隔绝体”。正是彼此的隔绝性，保留了各自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心理、交换方式与风俗习惯。同时，云南不仅民族多，许多民族方言区多支系多，例如彝族，就有6个方言区40多个支系，同一个民族有时不同方言区与不同支系中都沟通不畅。这种隔绝性历史长期以来不免成为影响云南思想资料丰富性的负面因素。假若云南是在一个大沟通大交融的地理环境中，几千年下来，也许早就融会为一个或几个大民族了。云南多民族特色下隐藏的文化隔绝性，是否成为影响云南人思想解放的一个地理与文化的原因，值得思考。
此外，云南又是立体气候即拥有“气候优势”。据考，津巴布韦的鸵鸟在当地产蛋每枚可达1.85千克，而津巴布韦的鸵鸟一旦进入云南这块热土，产蛋每枚竟达2.25千克；郁金香的祖产地之一是云南，云南郁金香后来传入许多国家并被培植出许多新品种，而新品种的郁金香一旦重返云南，其花期显然增长，色泽尤为艳丽，气味更加芬芳。什么原因？气候优势。这个优势使云南有2.9万多种高等植物，4.6万多种香料作物，植物繁茂，绿阴延绵，当然云南人就难有大饥大馁，反正没有松茸可以吃鸡 ，没有干巴菌可以啃“黄癞头”，用不着像四川人那样迫于生活压力而到处奔闯。如此便成了“家乡宝”，家乡当然“宝”，但成了家乡的“宝宝”，就长不大了。不敢跨出乡土界域，何来“见多识广”？何来“远见卓识”？气候优势助长了云南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保守性与隔绝性的交织，成为影响云南人思想解放的一个值得思考的原因。
二、资源王国中的边缘文化
在中国地图上，云南处于中原文化的西南边缘，青藏文化的东南边缘，东南亚巴利文化的北部边缘，或者说处于大乘佛教、密宗佛教和小乘佛教的边缘。所谓“边缘”就是远离心脏、大脑等中枢部位的地带，脚指头就是远离心脏、大脑的地带，有人调侃说云南文化是“脚指头文化”。脚指头血流不畅、温度不够，常生冻疮，于是有人戏言：云南人是“冻疮思维”。边缘，处于强弩之末，外来影响吸纳不够；自己的优长则放射不足，从而内能不足，难以将各种思想养料熔为一炉。因此云南文化有一种“混合文化”而非“化合文化”的特色，各种外地文化的影响都驳杂纷呈，却不能使之由无序整理为有序，从而形成自己的体系，因此难以持续地推动云南的思想、理念的不断解放。所以，“内蕴能量低”是云南文化的一个特征。
云南有“资源王国”之称，但拥有一些资源却在隔绝性中缺乏对比，从而难以正确地自我定位，就不免沾沾自喜，结果“资源王国”助长了云南人的自满性。自满性加上隔绝性，也影响了云南人的思想解放。
三、封闭的移民文化
移民文化，在流动中进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最有生机的。纵观云南历史，移民文化也给云南带来生机。如明代“南京填云南”，300余万内地移民先后入滇，内地的生产工具、操作技术无疑为推动边地云南有积极作用。但云南这种移民文化呈间断性特征。如清初，吴三桂十多万大军入滇，以后直到抗日战争时期半壁河山沦陷，云南成了大后方之一，才又有较大规模的移民潮。但抗战一胜利，移民大批北返，曾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大学离滇，中法大学离滇，各地汇聚的莘莘学子与名流教授离滇……使移民文化的优势昙花一现，尽管犹有暗香隐隐。云南难以在持续不断的移民文化中滋养自己。更重要的是留居的移民在坝子文化与边缘文化熏染下，隔绝与文化势能的不足，使这些曾在流动中颇有生机的人能量沉淀。封闭带来的沉淀性与移民文化的间断性，也成为影响云南人思想解放的不容忽视的因素。
四、历史悠久的小城文化
小城哺乳出来的“老昆明”也是一种“小城心态”：忠厚、老实、胆小、怕事，“见官莫向前，做客莫落后”，不敢出头，害怕吃亏，“家乡宝”——以往昆明姑娘很少往外嫁。人们说老昆明是“三不”：不起早——生活节奏舒缓，不洗澡——盥洗条件不便，不讨小——避免家庭纷争。“天高皇帝远，先吃早点后洗脸”，安适恬然。容易满足，小富即安，不求新异，害怕变化。这种自足性千余年陈陈相因，“传统是历史的惰力”，形成习惯性。自足性加上习惯性，当然只会是疏于标新立异、解放思想的。
五、深层心理中村社文化的情结
村社文化就是小农经济的特色，有白菜卖白菜，种萝卜卖萝卜，难有长远规划，无法全局统筹。因此表现出浓厚的短视性和散漫性。先说短视性。一个城市是否具现代色彩，至少看三条：基础设施、自然与人文生态、城市文化个性。昆明城内道路，今天挖开，明日修复，后天又挖开，大后天又修复。一会设下水道，一会装煤气管，一会绿化栽草，一会又毁树扩道，尽管有各种不得已的具体原因，但行政缺乏通盘战略规划的短视性是显而易见的。再从自然与人文生态看，昆明历史上是一座波光粼粼的“水城”，至今犹众河缭绕，盘龙江、金汁河、银汁河……“水”是昆明的特色，“水”是春城的秋波，而我们的城市规划很少将“水”作为昆明的明眸给予独到的显示，水体污染了，我们麻木于对它的治理；水流臭浊了，我们干脆在上边覆一条路，来个“眼不见为净”的“猫盖屎”。这是城建在自然生态上短视性的表现。人文生态方面，昆明是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第一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但旧城改造的大潮将城市的总体历史韵味几乎扫荡殆尽，无序化的高楼林立不仅造成城市热岛效应，加剧交通拥塞、破坏城市总体审美的景观，而且使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没有成片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连缀性板块。“历史文化名城”的檀香味被代以现代刺鼻的油漆味。这是对待人文生态的短视性。至于城市文化特色，则将青瓦白墙木板石脚的昔日建筑有意无意地均视为“破烂”，一律代之以水泥大方块玻璃幕墙一类的“现代”建筑物，结果几乎闹到了千城一面、万城同构的“准克隆”，而不知道土木建筑的昆明城正是一座颇为典型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格的城市标本，不知道“一颗印”式的不起眼的民居构式正是云南建筑中独有的一个特色。我们的短视性表达的是云南人思想的不解放。
“散漫”就是循旧，“解放思想”要求创新。云南人身上的大量散漫性成为影响我们滇人思想解放与行为创新的一大隐性障碍。
由于上述种种文化制约，我们云南人在思维或行为方式上不可避免地有不少负面的影响我们解放思想与开拓创新的痼疾，略举其著者：
其一是“不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不愿为天下先，不会为天下先。总认为随大流比较稳妥安全，结果难操胜算、常常吃亏。玉溪卷烟厂，“红梅”商标被省外抢先注册，结果花巨额资金重新买回这个商标权。昆明卷烟厂又重蹈覆辙，“香格里拉”商标又被陕西抢先注册，又是花重金买回这个本来与云南相关的商标权，还大有欣慰之感，真叫滇人扼腕叹息。云南人真要“为天下先”，不能不思考“走出去”与“请进来”，即借助外部的推动力。
其二是“文化折旧率低”。也就是更新度低。老经验、老产品、老思路、老面孔……一以贯之，变化极小，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面对瞬息万变的信息冲击，试图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对待之，在改革开放的迅猛变化中当然只能是步履蹒跚，左支右绌。
其三是“资源优势不能迅速地转化为经济优势”。云南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等美誉，但转化率很低。比如，云南金矿占全国15%，橡胶产量在全国领先，锌矿占全国20%，铅矿占17%，磷矿居全国第一，但以往云南的粗锌以每吨800元卖往上海，上海人加工成氧化锌以每吨1万元卖回云南。我们的资源卖得越多，穷得越快。因为我们的产品往往缺乏高附加值。而云南商品只要有高附加值就能赚钱。比如红塔山香烟，包装精美，但每包成本只在0.7元左右，价格却每包10元，最高时在省外售14元，是因为当时玉溪卷烟厂及时地引进新科技、新设备，可以与世界烟草大王一决雌雄。但此类产品，我们太少。
其四是“小器易满”亦即“小富即安”。凡事总是纵向同过去比，比得知足常乐，比得心满意足。这样一比，唐宗宋祖哪用过麦克风、保温杯啊，咱们不是比皇帝还有谱吗？比如昆玉公路，第一次修造完毕，竣工之时便是落后之日：二级路面，混行车道，难免车祸频频，冤魂不断。很快就深感落后，于是重新设计，另行改建，6个车道，极其宏畅。这说明资金还不是制约我们的最大问题，思想的解放程度、眼界、胸襟、气量等才是制约我们的重大原因。这一点我们云南人应该学学上海人：过日子很节俭，干事业有气魄。一动手就讲究“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一动手就预期50年不过时。上海高架路，一动手就投资55个亿，6个车道，那真可以几十年不过时。上海杨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经贸大厦，一动手就属亚洲第一，世界第三，气魄宏大。浦东开发，寸金之地，却舍得留下大片绿地，这是现代城市环境意识。以往我们云南人，有一小块地立即盖个小棚子出租，收个百八十块钱，觉得比种树种草实惠多了。显示出器量小、眼量小，这就难以用大气度来解放思想。
总之，说千道万，只有认识自己的不足，才可能克服不足，才能解放思想。
（作者金子强系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高旗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 张惟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