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纪锷，1924年生于金坛，毕业于南京鼓楼二中。抗战胜利后，20岁刚出头的他，心里佩服金坛政界人物——抗战时被人称为“背包县长”的倪良（金坛涑渎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金坛县县长），便投靠于他的门下，当上金坛县中山镇甲种组训大队副大队长（上尉副营职，大队长由镇长于竟西兼），负责训练18至48岁青壮年公民，进行反共宣传。解放后，纪锷自认为曾解救过中共地下党员、金城区副区长缪坤，没带人下乡参加过“清剿”活动甚至有人对他讲白塔有新四军在活动时他还劝阻别管闲事，他也没有跟国民党去台湾。新中国成立后，平安度过了两年。1951年3月22日晚，他与国民党金坛县党部执行委员、社会服务处处长、农村干部训练所教育长贺公朴一齐被捕。同年10月，被金坛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继而，又与贺公朴两人同铐一副洋铐被押解镇江，在镇江劳改两年，表现较好，改判有期徒刑19年。后又与贺公朴一道被押往青海，各分东西，杳如黄鹤。1972年10月期滿，恢复公民权，安排就业，评为农牧一级工，后升为二级工、三级工，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随着形势发展，国民党军、师、旅级战犯们一个个获得特赦，县、团级的劳改犯也一批批得到大赦，纪锷这些县、团级以下的下级官员，已获得新生并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的就转地方安置了。1983年9月回到金坛，又见到当年同铐一副冰冷刺骨洋铐的老友贺公朴，一阵握手言欢，“幸会，幸会”。方才知道他几年前就回来了，而且已安排当上金坛县政协委员，又有了参加地方议政的话语权。纪锷回来后，举目无亲，无儿无女，靠贺公朴帮忙，为他到房管所当说客，要到一间栖身的住房。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百废待举。小小金坛县城，数千知青返城需要就业，大批下放职工需要落实政策安排，纪锷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想找份工作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最后，由民政局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过日子。时至今日，他和老伴两人一起生活，补助金已逐步增加到每月720元，有住房40多平米，94岁的他心底无任何奢望，对待人生如过眼烟云。每天逛逛马路，看看报纸，争取活过百岁。纪锷说：“南洲新区，每幢楼寓间距较大，阳光特别充足，空气特别新鲜，充分享受一下这两样不花钱的保健品，何乐而不为？这里的人们都和睦相处，笑脸相迎。在这环境里我知足了。”
我与纪锷相识，颇有些戏剧性。八年前，我为调查一位社会名流找到金坛一位老者，这位老先生说：你要想了解的那个人的情况，就请他介绍介绍。这位老者拍拍纪锷肩胛，从此我们相识。也许是我干过几年统战工作，善于广结良缘，从此我与纪锷交为朋友。
纪锷虽年逾鲐背，直奔期颐，然而步履稳健不带拐杖，看书看报不戴眼镜，与人交谈思维敏捷。特别是说起金坛民国年间那些事，侃侃而谈，条理分明，简明扼要，没有一般老人的那种啰唆与重复。我们之间谈话平实而不带偏见，其内容就在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这三年半。下面这几段文字，根据纪锷在金坛南洲家中口述，本人整理。
抗战胜利，弹痕遍地；三年内战，市镇依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金坛县八年前的炸弹坑还没填平，城墙上的弹孔历历存在，国共又陷内战。三年半的时间瞬息过去，1949年4月之前，金坛城内街道、漕河、商店、城墙、水关面貌依旧，一片苍凉。
石板路坑坑洼洼，骑辆脚踏车都颠簸而行，汽车开进城内简直不可思议。说句笑话，如果这六七十年来保存下来，那古代六门两水关，孔庙、春草塘，于祠、戴祠、相府弄，漕河、水巷、拱形桥，定能给远离的金坛人留住乡愁，给现代金坛人留下古迹，稍加整修，又是一番天地。不讲可评上五星级旅游点，四星级旅游区是不成问题的。
国民穷，社会穷，机关更穷
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民国各级政府也恢复建制。金坛县党政军机构也陆续到位。民政科、教育科、军事科等机关就住进清代县衙，一间房子里两三个科合署办公，每个科配一个科长一两名科员。县长和秘书坐在衙院内东北角的洋楼办公室，这幢楼还是伪县府所建。整个机关五六十人。金坛一无资源，二无本钱，连税收财政都是包给私人的，实是赤贫，没有什么事业可以发展，就养几个人的工资，供给点工杂费就行。万一有什么特需再向商家劝募。这么一说是不是贪污也不存在了？不是，贪污也是有的，吃空额普遍存在。这是通天码子，人人皆知。还有就是替人办事收贿，现在叫灰色收入、红包。不过那也少得可怜。中共地下党员胡柏寿花五担稻钱就买到个《金坛日报》主编头衔当当了。五担稻钱今天算来不过价值一千多元吧。说到底金坛国民穷，社会穷，政府官员也穷。工会理事长时雨亭在毛家场家里办公；妇女会长潘樱子是贺公朴老婆，也在家里办公；三青团办公室在哪里？我都没有这个印象了。穷嘛，连个办公用房都造不起。
驻军有伞兵大队、戡乱大队，以及吃了败仗退下来重组的第二预备旅，但驻扎时间不久，长久驻下的是内政部直辖的内警总队，全称是江苏省茅山清剿指挥部金坛第三分区指挥部，简称城防指挥部。他们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都是中央直拨，驻七庙巷庙里。地方还有自卫总队。保安大队（自卫队）负责县政府保安。大队长一人吃三个空额，中队长一人吃一个空额。武装警察也讲一两百，实际上没这么多，全吃空额了。保安大队还管各区政府保安，如水北分队、薛埠分队等。这些军费就地方开支了。常备队也属保安大队，又称甲种组训队，如同民团，每天训练两小时了结。
金坛号称鱼米之乡，咋这么穷？再富也经不起战争。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次攻入，英、清两军联合镇压，铁打金坛城成了重灾区。民国初年，军阀孙传芳挑起苏浙大战，江苏又耗资不浅，金坛也在劫难逃。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怎不穷？这几十年没有战争，没有政治运动，发展多快，富裕了，旧貌换新颜了吧。
为陈倬当选国大代表拉票
陈倬对今日金坛人来讲并不陌生，他已多次被媒体报道参加对日军受降仪式。而纪锷与陈倬结缘是1947年11月。当年，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统与副总统。江苏省紧跟形势，部署国大代表选举事宜，金坛县按27万多人口分到代表1名。为充分行使公民民主权利，必须2：1差额选举，金坛的两名候选人均由上面指派金坛籍人士。一名是甘肃省中将保安司令、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五虎将之一卫立煌的表妹夫陈倬，金坛县城里人；另一名是孙江左，年青时曾恩受提携，在江苏省区长训练所受训，回乡任第三区区长，后赴日本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供职于南京，金坛县水北峙干人。
陈倬捷足先登，来到故乡金坛，找到议长倪良（抗战胜利后，金坛县参议会成立前，1946年5月12日设临时参议会，议长于胜和。1947年9月1日参议会成立，议长倪良，副议长李雪庐）帮助。倪良见如此一大靠山登门，当肝脑涂地，为其卖力，就责成纪锷全权负责到底。当陈倬身着戎装，脚套长筒靴，身带几名随从，内警总队又派20名官兵护卫，前呼后拥，途经大街，街上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以一睹陈倬为快。陈倬分别在大沿巷社会服务处、西门城门口祠堂两处，与选民代表见面。陈倬发表竞选演讲，向金坛家乡父老表示：若我陈某当上国大代表，一定争取经费，把金坛古城恢复先祖那个时代的光辉，一扫被日军轰炸后的满目疮痍。接着，纪锷又布置手下在街头巷尾刷标语，宣传孙江左是汉奸，在上海参加汪精卫米统会，并积极参与活动。纪锷还有一着是最关键性的，每个选民参选可吃一大碗阳春面。试想在饥饿年代，有一大碗骨头汤加味精的阳春面，那吸引力是多么有劲。金坛荀记、开一天、雅聚园等几家大饭店着实忙了好几天。分中山镇、中正镇两处投票。
选举揭晓，陈倬得票72888当选，孙江佐得票25533落选，还有蒋剑萍2883票，吴定良338票，李素心211票，孔繁林44票。陈倬当选后，又到金坛县中学内再次与选民见面，一来表示谢谢大家厚爱，二来再度表明选举前向家乡父老表示的修复金坛古城风貌不变，请各位相信。奇怪的是《中央日报》公布国大代表资格名单时，陈倬、孙江左竟都成为正式代表了。还有一名金坛籍正式代表于锡来也名列其中，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员，陈果夫、陈立夫CC派的红人。金坛不足27.5万人口，就有了3名代表，真是令其他县哭笑不得而刮目相看。
抽壮丁、买壮丁、抓壮丁
众所周知，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屁股一转，蒋介石的枪口对准共产党，占领延安，还亲临视察，又把新四军压缩到了山东、苏北。打仗是要付出代价的，伤亡多了就要补充兵员，于是乎1946年12月开始在蒋管区内抽壮丁，抽的是18至48岁男性青壮年。粗略估算一下，金坛城镇当时总人口不到18000，男女各半为9000，18至48岁青壮年约50%即4500，三个抽一个，就得抽1500名，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谁也不肯去打共产党、新四军，谁都懂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不去当壮丁，你就出钱，壮丁费一人一担稻钱，有钱多出，没钱少拿。估算合计可望收到1500担左右的稻钱用来买壮丁，愿意卖的可获四五十担稻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时，不知是哪个征兵的出了馊主意，抓“中签”壮丁，既不出钱，还完成任务。抓的都是些穷苦百姓，如剃头佬陈雨生、“开一天”职工柳小东等。他们说：我们没去抽签，哪儿来的“中签”？闹得满城风雨，一片哗然。这时，民主社会党主任胡柏寿（中共地下党员）出面找严悫男县长（抗战胜利后，金坛县有五任县长： 1945年10月至11月倪挚怀，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胡筱溪，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沈述之，1947年3月至1948年12月嚴悫男，1949年1月至4月李公达。严悫男任职22个月）交涉，说这违反上级规定，应追究责任。收的壮丁费哪去了？应予以查办。结果抓中签壮丁停止。
凡是卖壮丁的都是些被逼无奈的流浪汉、乞丐、贫民，拿到壮丁费就跟镇江来接兵的去了团管师，保长叫保丁在户籍簿上把名字划去。不几日开了小差，镇江团管师回过头来再要人，保长当然不认账，回说：“户籍都注销了，还要什么人呀？”就这么一支部队，怎么打仗！
李雪庐被暗枪击毙
李雪庐，原籍江都县东乡高汉庄。1929年3月任国民党金坛县党部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下属有执行委员5人，候补执行委员3人；监察委员3人，候补监察委员1人。定居河口，建庄园式民房31间。创办河口关帝庙小学，名声大振。自1947年9月1日当选为副议长以后，更遭三青团一帮人嫉恨。11月22日晚10时，三青团分队长袁文彬指使袁希平暗藏在李家屋后土地庙内，举枪将李雪庐击毙。
事发原委，主要是国民党与三青团矛盾激化，排外主义、个人主义作祟。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省支团金坛县分团成立于1946年8月1日，王宗岳（金坛人）任主任。团派后盾是金坛政界老牌倪良（金坛人）。
抗战胜利之初，金坛建置仍沿旧制，城区四镇（弘化、朝阳、拱极、文华），还有景阳乡等。到了1946年，城区划为中山镇、中正镇。中山镇（河东弘化、朝阳合并）镇长先是王宗祥，时间不长，继任于竟西（金坛人）。中正镇（河西文华、拱极合并）镇长先是夷焕文，时间不长，继任王宗岳。区长雷霖（金坛人）。于竟西、王宗岳为扩张自己权力，提出自己镇为自治示范镇，以便于与县长抗衡。县长严悫男（丹徒人）是省民政厅厅长保荐、国家考试、省里派来的，脚力较硬，对于于、王手段并不买账，权力抓在手中当仁不让，尽管内在矛盾重重，他仍稳如泰山。当李雪庐案发生后，他抓紧时机，现场察访。《新金坛日报》于1947年11月23日以醒目标题刊载《严县长一日破案记》，揭晓办案进程。12月21日又报道《李案侦讯总结》。
透过报道现象去看实质，国民党与三青团之争已白热化。以后引起上峰重视，于1948年5月党团合并，于竟西担任县党部书记长（国民党金坛县书记长先后有三人：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王宗岳，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吴敏行，1947年1月至1949年4月于竟西）。1948年7月，又撤销城区，原中山、中正两镇并一镇。冒出一匹黑马，镇长由金寿义（外乡人）担任。虽然在组织上和机构设置上动了手术，但仍然勾心斗角，相互指责，水火不容。
伤残国军士兵在金坛遭打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打响以后，国共双方以数十万军力上阵拼杀，伤亡之大可想而知。这年冬，国民党军大批伤残军人有的断胳膊肘断腿，有的头颅缠绕着纱布，血水透过白色药棉纱布已经发黑，二三百号人开到金坛，驻进顾龙山大庙内。军队丢下伤兵不管，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吃穿无着，看样子怪可怜的。 这批伤兵自认为老子打共产党有功，如今受伤都无人来问一下，于是就不知从哪儿搞来几麻袋毛笔，分别走上街头，四处闯入商店，八方强买强卖，每家必须摊派几十支或上百支，商家叫苦连天。不买就砸店抓人，甚至连在街头走动的夜半打更的更房也捉，实在引人厌恨。于是全城军民一齐上阵，纪锷也参与其间，拿着棍子、刀叉抓住这些不讲理的伤兵就打，打得他们蒙头转向。纪锷见更房被抓，上前叫那伤兵放人，他见上尉发话，只能从命。他们一看不妙，连内警总队也出来打他们了，不得不龟缩进顾龙山。
城里不行就下乡，伤兵们浩浩荡荡去了白塔区后阳一带，进了村庄，又抢粮，又杀鸡。正德乡乡长沈清就组织青壮年拿起钉耙、锄头、大锹与他们干，伤兵们哪经得农民大军的打击，不得不逃之夭夭。
现在想来，这出闹剧又该是谁负责呢？可怜又讨厌的伤兵们，恐怕当时想也没想过。
币制改革，兑换金圆券
国民党发动内战，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于是大量印刷法币补救，又导致物价疯涨，法币严重贬值。为挽救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军需开支，决定废弃法币，而发行金圆券。由于发行金圆券泄密，官员们拿到后就立刻抢购黄金、白銀、美元。票面从最高10元升到100万元。由于滥发金圆券，物价飙升更快，发行10个月（1948年8月19日在市面流通，到1949年7月叫停）时间，物价飙升170万倍。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破产，特别是粮价上涨，广大民众无法养家糊口，民心大失。蒋经国坐镇上海打老虎，结果因打到表弟孔令侃（孔祥熙之子）扬子公司身上，而以失败告终。
我们金坛城里，十几家稻行、米店也跟着起哄，抬高粮价，一日数次上扬。县政府派出警力武装干涉。先劝说，不准涨，如果不听从就重罚，如果抗罚就抓。老板们一个个关门落锁，四处躲藏。最大一家的立信米厂也拒绝销售。
此时，东门大街相府坊有一家金盛粮行，老板姓王，绰号王呆子，他照样开门经营，低价进就低价出，高价进就高价出。政府总得讲理呀，他该赚点你得让他赚呀。人头高，马头高，水涨船高嘛。10个月时间里让王呆子大把大把赚了不少，独家经营发了。那些停止营业、囤积居奇的老板们，一个个傻子过年看人家发财。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渡江南下，金坛县国民党政府留给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银行无一分美元，仓库无一寸布匹、一斤粮食。唯独留下的还是清朝末年的县衙及县衙办公用的破旧桌椅，一条供民众饮用的浑得泛黄的漕河水，一所私人创办的只供电到子夜的昏暗电灯厂。
随着形势发展，国民党军、师、旅级战犯们一个个获得特赦，县、团级的劳改犯也一批批得到大赦，纪锷这些县、团级以下的下级官员，已获得新生并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利的就转地方安置了。1983年9月回到金坛，又见到当年同铐一副冰冷刺骨洋铐的老友贺公朴，一阵握手言欢，“幸会，幸会”。方才知道他几年前就回来了，而且已安排当上金坛县政协委员，又有了参加地方议政的话语权。纪锷回来后，举目无亲，无儿无女，靠贺公朴帮忙，为他到房管所当说客，要到一间栖身的住房。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百废待举。小小金坛县城，数千知青返城需要就业，大批下放职工需要落实政策安排，纪锷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想找份工作当然是不可能的了。最后，由民政局按月发给生活补助费过日子。时至今日，他和老伴两人一起生活，补助金已逐步增加到每月720元，有住房40多平米，94岁的他心底无任何奢望，对待人生如过眼烟云。每天逛逛马路，看看报纸，争取活过百岁。纪锷说：“南洲新区，每幢楼寓间距较大，阳光特别充足，空气特别新鲜，充分享受一下这两样不花钱的保健品，何乐而不为？这里的人们都和睦相处，笑脸相迎。在这环境里我知足了。”
我与纪锷相识，颇有些戏剧性。八年前，我为调查一位社会名流找到金坛一位老者，这位老先生说：你要想了解的那个人的情况，就请他介绍介绍。这位老者拍拍纪锷肩胛，从此我们相识。也许是我干过几年统战工作，善于广结良缘，从此我与纪锷交为朋友。
纪锷虽年逾鲐背，直奔期颐，然而步履稳健不带拐杖，看书看报不戴眼镜，与人交谈思维敏捷。特别是说起金坛民国年间那些事，侃侃而谈，条理分明，简明扼要，没有一般老人的那种啰唆与重复。我们之间谈话平实而不带偏见，其内容就在1945年9月至1949年4月这三年半。下面这几段文字，根据纪锷在金坛南洲家中口述，本人整理。
抗战胜利，弹痕遍地；三年内战，市镇依然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金坛县八年前的炸弹坑还没填平，城墙上的弹孔历历存在，国共又陷内战。三年半的时间瞬息过去，1949年4月之前，金坛城内街道、漕河、商店、城墙、水关面貌依旧，一片苍凉。
石板路坑坑洼洼，骑辆脚踏车都颠簸而行，汽车开进城内简直不可思议。说句笑话，如果这六七十年来保存下来，那古代六门两水关，孔庙、春草塘，于祠、戴祠、相府弄，漕河、水巷、拱形桥，定能给远离的金坛人留住乡愁，给现代金坛人留下古迹，稍加整修，又是一番天地。不讲可评上五星级旅游点，四星级旅游区是不成问题的。
国民穷，社会穷，机关更穷
抗战胜利之后，随着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民国各级政府也恢复建制。金坛县党政军机构也陆续到位。民政科、教育科、军事科等机关就住进清代县衙，一间房子里两三个科合署办公，每个科配一个科长一两名科员。县长和秘书坐在衙院内东北角的洋楼办公室，这幢楼还是伪县府所建。整个机关五六十人。金坛一无资源，二无本钱，连税收财政都是包给私人的，实是赤贫，没有什么事业可以发展，就养几个人的工资，供给点工杂费就行。万一有什么特需再向商家劝募。这么一说是不是贪污也不存在了？不是，贪污也是有的，吃空额普遍存在。这是通天码子，人人皆知。还有就是替人办事收贿，现在叫灰色收入、红包。不过那也少得可怜。中共地下党员胡柏寿花五担稻钱就买到个《金坛日报》主编头衔当当了。五担稻钱今天算来不过价值一千多元吧。说到底金坛国民穷，社会穷，政府官员也穷。工会理事长时雨亭在毛家场家里办公；妇女会长潘樱子是贺公朴老婆，也在家里办公；三青团办公室在哪里？我都没有这个印象了。穷嘛，连个办公用房都造不起。
驻军有伞兵大队、戡乱大队，以及吃了败仗退下来重组的第二预备旅，但驻扎时间不久，长久驻下的是内政部直辖的内警总队，全称是江苏省茅山清剿指挥部金坛第三分区指挥部，简称城防指挥部。他们武器装备、后勤保障都是中央直拨，驻七庙巷庙里。地方还有自卫总队。保安大队（自卫队）负责县政府保安。大队长一人吃三个空额，中队长一人吃一个空额。武装警察也讲一两百，实际上没这么多，全吃空额了。保安大队还管各区政府保安，如水北分队、薛埠分队等。这些军费就地方开支了。常备队也属保安大队，又称甲种组训队，如同民团，每天训练两小时了结。
金坛号称鱼米之乡，咋这么穷？再富也经不起战争。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二次攻入，英、清两军联合镇压，铁打金坛城成了重灾区。民国初年，军阀孙传芳挑起苏浙大战，江苏又耗资不浅，金坛也在劫难逃。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怎不穷？这几十年没有战争，没有政治运动，发展多快，富裕了，旧貌换新颜了吧。
为陈倬当选国大代表拉票
陈倬对今日金坛人来讲并不陌生，他已多次被媒体报道参加对日军受降仪式。而纪锷与陈倬结缘是1947年11月。当年，国民党、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总统与副总统。江苏省紧跟形势，部署国大代表选举事宜，金坛县按27万多人口分到代表1名。为充分行使公民民主权利，必须2：1差额选举，金坛的两名候选人均由上面指派金坛籍人士。一名是甘肃省中将保安司令、陆军二级上将、蒋介石五虎将之一卫立煌的表妹夫陈倬，金坛县城里人；另一名是孙江左，年青时曾恩受提携，在江苏省区长训练所受训，回乡任第三区区长，后赴日本留学，专攻政治经济学，供职于南京，金坛县水北峙干人。
陈倬捷足先登，来到故乡金坛，找到议长倪良（抗战胜利后，金坛县参议会成立前，1946年5月12日设临时参议会，议长于胜和。1947年9月1日参议会成立，议长倪良，副议长李雪庐）帮助。倪良见如此一大靠山登门，当肝脑涂地，为其卖力，就责成纪锷全权负责到底。当陈倬身着戎装，脚套长筒靴，身带几名随从，内警总队又派20名官兵护卫，前呼后拥，途经大街，街上人声鼎沸，水泄不通，以一睹陈倬为快。陈倬分别在大沿巷社会服务处、西门城门口祠堂两处，与选民代表见面。陈倬发表竞选演讲，向金坛家乡父老表示：若我陈某当上国大代表，一定争取经费，把金坛古城恢复先祖那个时代的光辉，一扫被日军轰炸后的满目疮痍。接着，纪锷又布置手下在街头巷尾刷标语，宣传孙江左是汉奸，在上海参加汪精卫米统会，并积极参与活动。纪锷还有一着是最关键性的，每个选民参选可吃一大碗阳春面。试想在饥饿年代，有一大碗骨头汤加味精的阳春面，那吸引力是多么有劲。金坛荀记、开一天、雅聚园等几家大饭店着实忙了好几天。分中山镇、中正镇两处投票。
选举揭晓，陈倬得票72888当选，孙江佐得票25533落选，还有蒋剑萍2883票，吴定良338票，李素心211票，孔繁林44票。陈倬当选后，又到金坛县中学内再次与选民见面，一来表示谢谢大家厚爱，二来再度表明选举前向家乡父老表示的修复金坛古城风貌不变，请各位相信。奇怪的是《中央日报》公布国大代表资格名单时，陈倬、孙江左竟都成为正式代表了。还有一名金坛籍正式代表于锡来也名列其中，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要员，陈果夫、陈立夫CC派的红人。金坛不足27.5万人口，就有了3名代表，真是令其他县哭笑不得而刮目相看。
抽壮丁、买壮丁、抓壮丁
众所周知，蒋介石处心积虑要消灭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屁股一转，蒋介石的枪口对准共产党，占领延安，还亲临视察，又把新四军压缩到了山东、苏北。打仗是要付出代价的，伤亡多了就要补充兵员，于是乎1946年12月开始在蒋管区内抽壮丁，抽的是18至48岁男性青壮年。粗略估算一下，金坛城镇当时总人口不到18000，男女各半为9000，18至48岁青壮年约50%即4500，三个抽一个，就得抽1500名，相当于一个加强营。
谁也不肯去打共产党、新四军，谁都懂得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不去当壮丁，你就出钱，壮丁费一人一担稻钱，有钱多出，没钱少拿。估算合计可望收到1500担左右的稻钱用来买壮丁，愿意卖的可获四五十担稻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这时，不知是哪个征兵的出了馊主意，抓“中签”壮丁，既不出钱，还完成任务。抓的都是些穷苦百姓，如剃头佬陈雨生、“开一天”职工柳小东等。他们说：我们没去抽签，哪儿来的“中签”？闹得满城风雨，一片哗然。这时，民主社会党主任胡柏寿（中共地下党员）出面找严悫男县长（抗战胜利后，金坛县有五任县长： 1945年10月至11月倪挚怀，1945年12月至1946年8月胡筱溪，1946年9月至1947年3月沈述之，1947年3月至1948年12月嚴悫男，1949年1月至4月李公达。严悫男任职22个月）交涉，说这违反上级规定，应追究责任。收的壮丁费哪去了？应予以查办。结果抓中签壮丁停止。
凡是卖壮丁的都是些被逼无奈的流浪汉、乞丐、贫民，拿到壮丁费就跟镇江来接兵的去了团管师，保长叫保丁在户籍簿上把名字划去。不几日开了小差，镇江团管师回过头来再要人，保长当然不认账，回说：“户籍都注销了，还要什么人呀？”就这么一支部队，怎么打仗！
李雪庐被暗枪击毙
李雪庐，原籍江都县东乡高汉庄。1929年3月任国民党金坛县党部执监委员会常务委员。下属有执行委员5人，候补执行委员3人；监察委员3人，候补监察委员1人。定居河口，建庄园式民房31间。创办河口关帝庙小学，名声大振。自1947年9月1日当选为副议长以后，更遭三青团一帮人嫉恨。11月22日晚10时，三青团分队长袁文彬指使袁希平暗藏在李家屋后土地庙内，举枪将李雪庐击毙。
事发原委，主要是国民党与三青团矛盾激化，排外主义、个人主义作祟。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苏省支团金坛县分团成立于1946年8月1日，王宗岳（金坛人）任主任。团派后盾是金坛政界老牌倪良（金坛人）。
抗战胜利之初，金坛建置仍沿旧制，城区四镇（弘化、朝阳、拱极、文华），还有景阳乡等。到了1946年，城区划为中山镇、中正镇。中山镇（河东弘化、朝阳合并）镇长先是王宗祥，时间不长，继任于竟西（金坛人）。中正镇（河西文华、拱极合并）镇长先是夷焕文，时间不长，继任王宗岳。区长雷霖（金坛人）。于竟西、王宗岳为扩张自己权力，提出自己镇为自治示范镇，以便于与县长抗衡。县长严悫男（丹徒人）是省民政厅厅长保荐、国家考试、省里派来的，脚力较硬，对于于、王手段并不买账，权力抓在手中当仁不让，尽管内在矛盾重重，他仍稳如泰山。当李雪庐案发生后，他抓紧时机，现场察访。《新金坛日报》于1947年11月23日以醒目标题刊载《严县长一日破案记》，揭晓办案进程。12月21日又报道《李案侦讯总结》。
透过报道现象去看实质，国民党与三青团之争已白热化。以后引起上峰重视，于1948年5月党团合并，于竟西担任县党部书记长（国民党金坛县书记长先后有三人：1945年10月至1946年1月王宗岳，1946年2月至1947年1月吴敏行，1947年1月至1949年4月于竟西）。1948年7月，又撤销城区，原中山、中正两镇并一镇。冒出一匹黑马，镇长由金寿义（外乡人）担任。虽然在组织上和机构设置上动了手术，但仍然勾心斗角，相互指责，水火不容。
伤残国军士兵在金坛遭打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打响以后，国共双方以数十万军力上阵拼杀，伤亡之大可想而知。这年冬，国民党军大批伤残军人有的断胳膊肘断腿，有的头颅缠绕着纱布，血水透过白色药棉纱布已经发黑，二三百号人开到金坛，驻进顾龙山大庙内。军队丢下伤兵不管，地方政府无力负担，吃穿无着，看样子怪可怜的。 这批伤兵自认为老子打共产党有功，如今受伤都无人来问一下，于是就不知从哪儿搞来几麻袋毛笔，分别走上街头，四处闯入商店，八方强买强卖，每家必须摊派几十支或上百支，商家叫苦连天。不买就砸店抓人，甚至连在街头走动的夜半打更的更房也捉，实在引人厌恨。于是全城军民一齐上阵，纪锷也参与其间，拿着棍子、刀叉抓住这些不讲理的伤兵就打，打得他们蒙头转向。纪锷见更房被抓，上前叫那伤兵放人，他见上尉发话，只能从命。他们一看不妙，连内警总队也出来打他们了，不得不龟缩进顾龙山。
城里不行就下乡，伤兵们浩浩荡荡去了白塔区后阳一带，进了村庄，又抢粮，又杀鸡。正德乡乡长沈清就组织青壮年拿起钉耙、锄头、大锹与他们干，伤兵们哪经得农民大军的打击，不得不逃之夭夭。
现在想来，这出闹剧又该是谁负责呢？可怜又讨厌的伤兵们，恐怕当时想也没想过。
币制改革，兑换金圆券
国民党发动内战，政府军费急剧增加，引起财政赤字，于是大量印刷法币补救，又导致物价疯涨，法币严重贬值。为挽救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军需开支，决定废弃法币，而发行金圆券。由于发行金圆券泄密，官员们拿到后就立刻抢购黄金、白銀、美元。票面从最高10元升到100万元。由于滥发金圆券，物价飙升更快，发行10个月（1948年8月19日在市面流通，到1949年7月叫停）时间，物价飙升170万倍。致使大量城市中产阶级破产，特别是粮价上涨，广大民众无法养家糊口，民心大失。蒋经国坐镇上海打老虎，结果因打到表弟孔令侃（孔祥熙之子）扬子公司身上，而以失败告终。
我们金坛城里，十几家稻行、米店也跟着起哄，抬高粮价，一日数次上扬。县政府派出警力武装干涉。先劝说，不准涨，如果不听从就重罚，如果抗罚就抓。老板们一个个关门落锁，四处躲藏。最大一家的立信米厂也拒绝销售。
此时，东门大街相府坊有一家金盛粮行，老板姓王，绰号王呆子，他照样开门经营，低价进就低价出，高价进就高价出。政府总得讲理呀，他该赚点你得让他赚呀。人头高，马头高，水涨船高嘛。10个月时间里让王呆子大把大把赚了不少，独家经营发了。那些停止营业、囤积居奇的老板们，一个个傻子过年看人家发财。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渡江南下，金坛县国民党政府留给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银行无一分美元，仓库无一寸布匹、一斤粮食。唯独留下的还是清朝末年的县衙及县衙办公用的破旧桌椅，一条供民众饮用的浑得泛黄的漕河水，一所私人创办的只供电到子夜的昏暗电灯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