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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情绪与行为的关系为基点和标示，经过大量的文献调研，对个体情绪的类别加以比较和分类，并将分类情绪对个体行为的联动关系加以述评，通过对儿童日常体育活动的观察，对体育活动及期游戏方式影响学生情绪和行为的可能性加以论证。
关键词：情绪；行为表现；体育活动；儿童；
【分类号】G623.8
一.前言
个体外显化的行为受动于内部心理，而大部分的行为表现又往往直接受内隐性心理动因所支配，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相对于成人外在行为与内隐情绪的复杂程度来说，儿童的行为与情绪表达的相关性更容易被观察。有国外儿童心理学家，在一项历时三十多年的研究显示，成人期的个体行为模式与其儿童期的情绪认识与处理策略有着极大的相关性[1]。由此亦不难看出，个体儿童期的情绪认与管理的习得与有效掌握，直接影响着其成年期大部分行為模式与处理策略。如何引导儿童在心理成长期形成积极的情绪管理与认识方式，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经历与发展的人本关注，对家庭教育更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整体资本节约化，其具有事半功倍的人文和社会价值。
因此选择何种标示性的行为作为参照，便成为此类研究的重要部分。根据目标指向原则，本研究选取个体攻击性行为作为标示，从中讨论攻击行为背后主体的情绪与认知变化。该研究的理论框架，是由个体情绪研究和个体负性行为标志（攻击行为）两部分组成，最后通过体育游戏活动而达到对二者的干预，为接下来的游戏治疗实验，或家教引导提供理论支撑。
二.情绪及其分类
作为脑的功能，情绪与认知过程都遵循着受内外环境交互作用而发生的基本模式。情绪的每一次发生，都整合着生理和心理、本能和习得、自然和社会因素的交叠[2]。
基本的情绪和情绪系统：伊扎德（Caroll E. Izard，1977）提出，人类基本情绪约有8～11种，它们是兴趣、惊奇、痛苦、愉快、愤怒、恐惧、悲伤、害羞、轻蔑和自罪感[3，4]，而每一种情绪都包括了情境、认知、感受、生理、表情、行为六个组成部分[5，6]，在这六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表达。在情绪形成和表达的过程中，机体内部同时也发生着神经-生理-生化反应，例如生物胺（多巴胺，5羟色胺等）与神经肽（下丘脑神经肽，内啡肽等）等物质在不同程度上的调节，直接影响着情绪的生成和积累程度，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HPA）和蓝斑-交感-肾上腺髓质轴（LCSA）中可的松和儿茶酚胺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情绪发生的生理机制加以验证，但对于引起情绪反应的具体机制，尚需要多学科跨领域的深入研究[4，7]。
便于实际研究，我们对情绪采取了操作性分类，按其心理表现不同分为三大类：基本情绪、对象指向情绪和复合情绪。基本情绪包括愉快和悲伤、愤怒和恐惧；对象指向情绪，即具有与一定的已知对象联系的特性；而复合情绪则是基本情绪和对象指向情绪多元复合的产物，它们依赖于意识的评价[8]。
在前面分类与理解的基础上，根据情绪对人的身心健康及对个体行为的作用表现，笔者根据情绪对行为表现的影响，将情绪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积极情绪包括兴趣、惊奇、愉快；消极情绪（即负性情绪）包括悲伤、痛苦、愤怒、恐惧、自罪感；中性情绪包括害羞、轻蔑。许多消极情绪，如焦虑、愤怒，使得人的即时思维和行动范围变窄，于是主体总是处于一种特定的自我防御行为的准备状态。积极情绪正好相反，他们能扩展个人即时思维和行动范畴[9]，消极情绪对于人生理心理的损害，表现在通过主体的反应间接地对其周边的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例如消极情绪引起的长时间抑郁、即发性的自伤和攻击表现等。
三.消极情绪与负性行为的关系
积极情绪对于促进和维持个体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而持续的消极情绪状态不仅对个体健康造成破坏[9]，同时还会通过相应的启动机制对他人和周边环境产生伤害与破坏作用[10]（徐砺）。特别是当消极情绪不能得到有效的排解和宣泄时，其积累到一定程度，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极度紧张、焦虑和压抑，行为人往往会出现情绪冲动，爆发自伤或他伤行为，甚至于扩大到暴力侵犯和犯罪[11]，例如攻击，往往是我们常见的，由消极情绪引起的最外显性的行为表现。当我们以攻击为标的时，相对于引起攻击的内部动因，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更多关注于攻击的即显状态，而对于攻击的测量与研究往往因为道德原因和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形成具体的量化标准。
Berkowitz（1989，1993）提出某些负性情绪对攻击行为的启动作用，而这一类情绪不只包括挫折感和愤怒，还包括诸如痛苦、恐惧等[12，13]。正是因为攻击性行为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破坏力，本研究便以该行为及其情绪动因作为主要指标。在以个体的情绪作为中介的基础上，通过对引起消极情绪及行为的动因的研究，提出引导和管理上述心理动因的可能性方式。
四.消极情绪与攻击行为及身体活动的关系
（一）行为启动理论的提出
以个体的攻击行为为例，我们可以理解为，消极情绪作为产生攻击行为的基础，其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心理能量”，通过外部诱因与个体的认知评价而启动，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差异性使得能量暴发的阈值也不尽相同[11]。弗洛伊德（1920）提出人的死亡本能（thanatos）——一种人用以逃避生存压力的欲望——是形成攻击的能量基础。而攻击性则需要以合理的方式得到释放和表达[14]。就此而言，若是把形成攻击的压力和欲望理解为源于消极情绪，降低攻击行为则可遵循下面两条可行途径：一方面，通过无害化的宣泄（cathexis，Brill，1938）使消极力量得以释放；另一方面，Kerr（1985）的“逆转理论”（reversal theory）提出，身体运动可以通过积极情绪的逆向作用，促使消极情绪向积极情绪转化，在运动过程中，主体对于诸如荣誉、责任、归属感等社会情感的积极认知，都能够起到积极的唤醒作用[15]，运动对于降低个体消极情绪提高积极情绪具有较好的效果[7，16]，通过有意识情绪技能训练，提高个体的情绪管理能力，最后做到消极情绪的无害化处理。 （二）当前的研究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攻击是表现负性情绪最外显行为之一，这一点在儿童中体现尤为突出，有项长达34年的跟踪研究表明（Katja Kokko，2005）个体儿童和少年期（8～14岁）的攻击表现，与其成年后的攻击行为和攻击表现直接相关，这一点表现在男性中更为明显[1]。按照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1983），儿童攻击是一种社会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而习得。其提出儿童的攻击学习过程由4个子系统构成：获得机制、启动机制、保持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16，12]。环境因素与主体的认知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
Dodge80年代初提出的“信息加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环境与自我认知到行为表现的过程，其将儿童的攻击行为形成做如下解释：①译码过程（decoding process）：儿童从环境中收集与激惹性事件有关的信息，这种能力会影响儿童的应对反应。②解释过程（interpretation process）：儿童随后会根据相似经验来整合收集到的情境线索，考虑自己的目标与对方意图的相关性。③寻求反应过程（response search process）：对情境进行解释之后，儿童会考虑可选择的应对反应。④反应决策过程（response decision process）：儿童权衡各种应对反应的利弊，然后选择他认为在该情境中最恰当的反应方式。⑤编码过程（encoding process）：最后儿童将执行他所选择的反应方式[14]。
（三）体育运动对情绪干预的融合性论述
我们可以将二者的理论加以融合，把握环境创设与情绪-认知调整两方面，通过对攻击学习过程中“获得机制”、“启动机制”的限制，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引导儿童对事件和情境的解释、“寻求反应”和“反应决策过程”进行积极的调整，达到对其攻击加以干预的目的。体现在体育活动和游戏过程中有如下几方面效益：一方面，课堂氛围的营造可以减少引起潜在的攻击认知的环境；另一方面，体育活动使身体能量和郁积情绪得以宣泄；最后，规则的限定可以阻断儿童对潜在攻击的认知及生成。在这一过程中，体育运动特有的生理心理调适机制使干预效果得到强化。所以借助于攻击作为中介，为我们研究儿童消极情绪提供了更加外显化的参照。同时以体育活动为手段，以攻击表现的增减程度为衡量标准，我们能更好的评价干预手段对情绪调节所起到的实际效果。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线索，我们提出，通过体育游戏的形式对儿童的消极情绪加以干预，达到减少和预防其个体攻击的目的。
五.结论
身体活动是儿童独有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通过体育运动（即身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对话机制，我们可以在沟通中更真实的了解儿童的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情绪-心理动因，并加以积极的干预。若是将体育活动游戏和治疗的理念相融合，对情绪的干预效果一方面会体现在适宜身体活动对机体的生理-心理效益；另一方面则将会通过体育游戏自身特点，来对情绪调节产生的增益效果中，具体可以表现在下述几点。
（1）开放的游戏场地自然环境，可以为活动和学习营造出一个积极的情境和氛围。
（2）游戏工具和器材的便利性，为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3）游戏规则的限制作用，可以为儿童提供积极的社会性认识模式，而榜样引导作用又可以为其提供行为参照。
（4）友伴互动过程中，加之团体游戏的活动形式，儿童的社会性情感及其适应性可以得到积极启动和强化效果。
（5）引导“问题儿童”和正常儿童两类群体在同一情境下进行交往活动，对两类群体的积极意义不只体现在技能学习和情绪认知两方式，对于其社会情感发展将更具深远的意义。
（6）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家庭游戏/班级授课制形式，通过不同群体的积极和持续影响，做到心理干预效能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Katja Kokko & Lea Pulkkinen（2005）.Stability of aggressive behavior from childhood to middle age in women and men.Aggressive Behavior：485-497.
[2]李娜，姜永志，张海钟.初中生情绪对自尊与攻击性的作用[J].健康研究，2011，1（31）：39-42.
[3]Laura A. Freberg（2006）.Discovering Biological Psychology.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404-428.
[4] Elaine Fox（2008）.Emotion science：Cognitive and neuro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human emotions.U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16-21，105-117，365-373.
[5] 梅錦荣.神经心理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3-461.
[6]孟昭兰.情绪心理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71.
[7]Edmund O. Acevedo & Panteleimon Ekkekakis（2006）.Psychobiology of Physical Activity.New York： Human Kinetics Press，149-158，190-197.
[8] Jan De Houwer & Drik Hermans（2010）.Cognition & Emotion：review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ories.New York：Psychology Press.
[9][美] Alan Car.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M] .郑雪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6～12.
[10]徐砺.变态心理与犯罪行为研究[M].成都：四川大大学出版社，2008.206-215.
[11]王玲.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预防与矫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15.
[12] Eliot R. Smith & Diane M. Mackie（2007）.3rd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Psychology Press，466-475，473-516.
[13][瑞士]维雷娜·卡斯特.怒气与攻击[M] .章国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3～23.
[14]叶茂林.青少年攻击行为研究[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2-14.
[15] John H. Kerr（1997）.Motivation and emotion in sport.New York：Psychology Press，17-22.
[16]唐征宇.有关锻炼与减低抑郁关系研究的综述[J].体育科研，2000，3（21）：46-50.
关键词：情绪；行为表现；体育活动；儿童；
【分类号】G623.8
一.前言
个体外显化的行为受动于内部心理，而大部分的行为表现又往往直接受内隐性心理动因所支配，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相对于成人外在行为与内隐情绪的复杂程度来说，儿童的行为与情绪表达的相关性更容易被观察。有国外儿童心理学家，在一项历时三十多年的研究显示，成人期的个体行为模式与其儿童期的情绪认识与处理策略有着极大的相关性[1]。由此亦不难看出，个体儿童期的情绪认与管理的习得与有效掌握，直接影响着其成年期大部分行為模式与处理策略。如何引导儿童在心理成长期形成积极的情绪管理与认识方式，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经历与发展的人本关注，对家庭教育更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整体资本节约化，其具有事半功倍的人文和社会价值。
因此选择何种标示性的行为作为参照，便成为此类研究的重要部分。根据目标指向原则，本研究选取个体攻击性行为作为标示，从中讨论攻击行为背后主体的情绪与认知变化。该研究的理论框架，是由个体情绪研究和个体负性行为标志（攻击行为）两部分组成，最后通过体育游戏活动而达到对二者的干预，为接下来的游戏治疗实验，或家教引导提供理论支撑。
二.情绪及其分类
作为脑的功能，情绪与认知过程都遵循着受内外环境交互作用而发生的基本模式。情绪的每一次发生，都整合着生理和心理、本能和习得、自然和社会因素的交叠[2]。
基本的情绪和情绪系统：伊扎德（Caroll E. Izard，1977）提出，人类基本情绪约有8～11种，它们是兴趣、惊奇、痛苦、愉快、愤怒、恐惧、悲伤、害羞、轻蔑和自罪感[3，4]，而每一种情绪都包括了情境、认知、感受、生理、表情、行为六个组成部分[5，6]，在这六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形成表达。在情绪形成和表达的过程中，机体内部同时也发生着神经-生理-生化反应，例如生物胺（多巴胺，5羟色胺等）与神经肽（下丘脑神经肽，内啡肽等）等物质在不同程度上的调节，直接影响着情绪的生成和积累程度，而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系统（HPA）和蓝斑-交感-肾上腺髓质轴（LCSA）中可的松和儿茶酚胺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情绪发生的生理机制加以验证，但对于引起情绪反应的具体机制，尚需要多学科跨领域的深入研究[4，7]。
便于实际研究，我们对情绪采取了操作性分类，按其心理表现不同分为三大类：基本情绪、对象指向情绪和复合情绪。基本情绪包括愉快和悲伤、愤怒和恐惧；对象指向情绪，即具有与一定的已知对象联系的特性；而复合情绪则是基本情绪和对象指向情绪多元复合的产物，它们依赖于意识的评价[8]。
在前面分类与理解的基础上，根据情绪对人的身心健康及对个体行为的作用表现，笔者根据情绪对行为表现的影响，将情绪分为积极、消极和中性三类，积极情绪包括兴趣、惊奇、愉快；消极情绪（即负性情绪）包括悲伤、痛苦、愤怒、恐惧、自罪感；中性情绪包括害羞、轻蔑。许多消极情绪，如焦虑、愤怒，使得人的即时思维和行动范围变窄，于是主体总是处于一种特定的自我防御行为的准备状态。积极情绪正好相反，他们能扩展个人即时思维和行动范畴[9]，消极情绪对于人生理心理的损害，表现在通过主体的反应间接地对其周边的环境产生消极影响，例如消极情绪引起的长时间抑郁、即发性的自伤和攻击表现等。
三.消极情绪与负性行为的关系
积极情绪对于促进和维持个体身心健康具有积极作用，而持续的消极情绪状态不仅对个体健康造成破坏[9]，同时还会通过相应的启动机制对他人和周边环境产生伤害与破坏作用[10]（徐砺）。特别是当消极情绪不能得到有效的排解和宣泄时，其积累到一定程度，为了消除由此产生的极度紧张、焦虑和压抑，行为人往往会出现情绪冲动，爆发自伤或他伤行为，甚至于扩大到暴力侵犯和犯罪[11]，例如攻击，往往是我们常见的，由消极情绪引起的最外显性的行为表现。当我们以攻击为标的时，相对于引起攻击的内部动因，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更多关注于攻击的即显状态，而对于攻击的测量与研究往往因为道德原因和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而难以形成具体的量化标准。
Berkowitz（1989，1993）提出某些负性情绪对攻击行为的启动作用，而这一类情绪不只包括挫折感和愤怒，还包括诸如痛苦、恐惧等[12，13]。正是因为攻击性行为对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破坏力，本研究便以该行为及其情绪动因作为主要指标。在以个体的情绪作为中介的基础上，通过对引起消极情绪及行为的动因的研究，提出引导和管理上述心理动因的可能性方式。
四.消极情绪与攻击行为及身体活动的关系
（一）行为启动理论的提出
以个体的攻击行为为例，我们可以理解为，消极情绪作为产生攻击行为的基础，其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心理能量”，通过外部诱因与个体的认知评价而启动，在这一过程中，个体差异性使得能量暴发的阈值也不尽相同[11]。弗洛伊德（1920）提出人的死亡本能（thanatos）——一种人用以逃避生存压力的欲望——是形成攻击的能量基础。而攻击性则需要以合理的方式得到释放和表达[14]。就此而言，若是把形成攻击的压力和欲望理解为源于消极情绪，降低攻击行为则可遵循下面两条可行途径：一方面，通过无害化的宣泄（cathexis，Brill，1938）使消极力量得以释放；另一方面，Kerr（1985）的“逆转理论”（reversal theory）提出，身体运动可以通过积极情绪的逆向作用，促使消极情绪向积极情绪转化，在运动过程中，主体对于诸如荣誉、责任、归属感等社会情感的积极认知，都能够起到积极的唤醒作用[15]，运动对于降低个体消极情绪提高积极情绪具有较好的效果[7，16]，通过有意识情绪技能训练，提高个体的情绪管理能力，最后做到消极情绪的无害化处理。 （二）当前的研究情况
在现实生活中，攻击是表现负性情绪最外显行为之一，这一点在儿童中体现尤为突出，有项长达34年的跟踪研究表明（Katja Kokko，2005）个体儿童和少年期（8～14岁）的攻击表现，与其成年后的攻击行为和攻击表现直接相关，这一点表现在男性中更为明显[1]。按照Bandura的社会学习理论（1983），儿童攻击是一种社会行为，可以通过观察和模仿而习得。其提出儿童的攻击学习过程由4个子系统构成：获得机制、启动机制、保持机制和自我调节机制[16，12]。环境因素与主体的认知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
Dodge80年代初提出的“信息加工模型”也很好的解释了环境与自我认知到行为表现的过程，其将儿童的攻击行为形成做如下解释：①译码过程（decoding process）：儿童从环境中收集与激惹性事件有关的信息，这种能力会影响儿童的应对反应。②解释过程（interpretation process）：儿童随后会根据相似经验来整合收集到的情境线索，考虑自己的目标与对方意图的相关性。③寻求反应过程（response search process）：对情境进行解释之后，儿童会考虑可选择的应对反应。④反应决策过程（response decision process）：儿童权衡各种应对反应的利弊，然后选择他认为在该情境中最恰当的反应方式。⑤编码过程（encoding process）：最后儿童将执行他所选择的反应方式[14]。
（三）体育运动对情绪干预的融合性论述
我们可以将二者的理论加以融合，把握环境创设与情绪-认知调整两方面，通过对攻击学习过程中“获得机制”、“启动机制”的限制，在信息加工过程中，引导儿童对事件和情境的解释、“寻求反应”和“反应决策过程”进行积极的调整，达到对其攻击加以干预的目的。体现在体育活动和游戏过程中有如下几方面效益：一方面，课堂氛围的营造可以减少引起潜在的攻击认知的环境；另一方面，体育活动使身体能量和郁积情绪得以宣泄；最后，规则的限定可以阻断儿童对潜在攻击的认知及生成。在这一过程中，体育运动特有的生理心理调适机制使干预效果得到强化。所以借助于攻击作为中介，为我们研究儿童消极情绪提供了更加外显化的参照。同时以体育活动为手段，以攻击表现的增减程度为衡量标准，我们能更好的评价干预手段对情绪调节所起到的实际效果。正是基于这一逻辑线索，我们提出，通过体育游戏的形式对儿童的消极情绪加以干预，达到减少和预防其个体攻击的目的。
五.结论
身体活动是儿童独有的感知世界的方式，通过体育运动（即身体活动）为主要形式的对话机制，我们可以在沟通中更真实的了解儿童的行为及其行为背后的情绪-心理动因，并加以积极的干预。若是将体育活动游戏和治疗的理念相融合，对情绪的干预效果一方面会体现在适宜身体活动对机体的生理-心理效益；另一方面则将会通过体育游戏自身特点，来对情绪调节产生的增益效果中，具体可以表现在下述几点。
（1）开放的游戏场地自然环境，可以为活动和学习营造出一个积极的情境和氛围。
（2）游戏工具和器材的便利性，为活动的开展提供了资源保障。
（3）游戏规则的限制作用，可以为儿童提供积极的社会性认识模式，而榜样引导作用又可以为其提供行为参照。
（4）友伴互动过程中，加之团体游戏的活动形式，儿童的社会性情感及其适应性可以得到积极启动和强化效果。
（5）引导“问题儿童”和正常儿童两类群体在同一情境下进行交往活动，对两类群体的积极意义不只体现在技能学习和情绪认知两方式，对于其社会情感发展将更具深远的意义。
（6）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家庭游戏/班级授课制形式，通过不同群体的积极和持续影响，做到心理干预效能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Katja Kokko & Lea Pulkkinen（2005）.Stability of aggressive behavior from childhood to middle age in women and men.Aggressive Behavior：485-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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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laine Fox（2008）.Emotion science：Cognitive and neuroscientific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human emotions.UK： Palgrave Macmillan Press，16-21，105-117，365-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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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孟昭兰.情绪心理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6-71.
[7]Edmund O. Acevedo & Panteleimon Ekkekakis（2006）.Psychobiology of Physical Activity.New York： Human Kinetics Press，149-158，190-197.
[8] Jan De Houwer & Drik Hermans（2010）.Cognition & Emotion：reviews of current research and theories.New York：Psychology Press.
[9][美] Alan Car.积极心理学关于人类幸福和力量的科学[M] .郑雪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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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玲.青少年自我伤害行为预防与矫治[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15.
[12] Eliot R. Smith & Diane M. Mackie（2007）.3rd Social psychology.New York：Psychology Press，466-475，473-516.
[13][瑞士]维雷娜·卡斯特.怒气与攻击[M] .章国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3～23.
[14]叶茂林.青少年攻击行为研究[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12-14.
[15] John H. Kerr（1997）.Motivation and emotion in sport.New York：Psychology Press，17-22.
[16]唐征宇.有关锻炼与减低抑郁关系研究的综述[J].体育科研，2000，3（21）：4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