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改革开放的的大潮中，不断创造着具有中国特色和浙江特点的“三农”发展成功经验。浙江的“三农”工作走在全国的前列；据有关部门统计，浙江省在“农村全面小康的实现度”、“乡镇企业”及“农民平均收入”这三项指标在全国省区排名中均为第一。浙江的“三农”工作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为了究其原因记者日前采访了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浙江省“三农” 权威学者顾益康。
　　


　　
　　 从“知青农民”到“省级农民”
　　
　　改革开放前，浙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传统农业省份。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才165元，与全国相差无几。即使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农民的日子也过得十分拮据。顾益康1947年就出生在“鱼米之乡”的一个宁波小镇。1966年高中毕业适逢“文革”开始，他在生产队当了十年的“知青农民”。这段特殊和艰苦的经历，使他对于计划经济和城乡二元体制有一种切肤之痛，从此也与“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高考恢复后，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重回学堂，他极为珍惜。据当年的同班学友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回忆：“顾益康在我们班属年岁较长的同学，他身上有两个特点格外突出：一是有兄长风范；二是学习刻苦。”
　　1982年，顾益康毕业后分到浙江省农业厅计财处工作。3年后,他被提拔为浙江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一个处长。从下乡当了十年农民到学习农业经济,再到从事“三农”工作的特殊经历,顾益康与“三农”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为他打下了深刻的“重农思想”的烙印。
　　顾益康带着浓厚的“三农”情结,凭借着熟读《资本论》与农业经济学理论的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倾情于被温家宝总理称为“穷人的经济学”的农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工作。20多年来他始终站在农村改革发展的前列,矢志不渝地进行着前瞻性的理论研究与创造性的改革实践,并在两者的有机结合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在农业经济理论与“三农”学科上颇有理论建树和学术造诣，是浙江省农业经济学科权威的学术带头人,在全国农经学界有很大的知名度。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曾亲切地称他为“省级农民”。
　　顾益康坚持理论政策研究为改革发展实践服务，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相促进,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学术研究之路。他直接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浙江农业发展和农村改革的一系列重大规划、纲要、政策、法规起草制定和改革项目的设计与实施，还多次参与了中央“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重要政策法规的起草工作,相继提出了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独创性，前瞻性和先行性的不少理论思路，学术观点，政策意见和决策建议，其中有许多都被省委省政府采纳，有些建议被中央有关部门所采纳。他紧密结合“三农”工作实践,先后主持完成了20多个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研究任务,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编写出版了3套教材和3本专著。他受聘为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省委党校教授,农业
　　部软科学委员会的专家和全国展望计划工程的教育顾问。
　　
　　探求现代农业之路的“拓荒者”
　　
　　走上农业研究的岗位之后，顾益康就致力于在农业发展战略上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下决心要使农业成为能使农民致富的现代产业。他先后担任了浙江省“七五”到“十一五”的农业发展战略规划的相关课题研究工作，并提出了带有战略性、前瞻性的理论观点和发展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了浙江农业要转向商品经济轨道。90年代，他率先提出实施“百龙工程”，大力推动农业产业化。在世纪之交，他对浙江农业发展战略，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提炼和总结，带头策划了八集电视片《效益农业在浙江》，撰写了《效益农业百科全书》。
　　顾益康从自己当农民的切身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农业应该是国家支持和保护的产业。他专门研究了日本、德国等国家制定农业基本法以法治农、以法保农、以法兴农的情况，并撰写了关于制定《农业基本法》的相关论文。其后，他被邀请参加了农业部牵头的《中国农业法》初稿的起草和讨论工作。
　　顾益康还在农业和农业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沿海地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战略研究”和农业部软科学课题“沿海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对策研究”以及浙江省社科重大课题“浙江建设现代农业对策研究”等课题。其中，“沿海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对策研究”，获得2002年农业部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他参与了《浙江省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纲要》的起草工作，主持了农业现代化建设试点工作，为浙江省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争做农村改革的“过河卒”
　　
　　亲历过人民公社的经历，深知传统体制弊端的顾益康，由衷地赞成和支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市场取向的改革。在农村合作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方面，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探索。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温州、台州地区率先出现的农村股份合作制，进行专题调研，从理论上充分肯定了浙江农民这一实践创造。针对社会上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争论和无政策法规可依的情况，他负责起草了《关于积极引导和完善劳动者联合兴办合作经营企业的通知》，这成为全国第一个省级政府，关于股份制合作企业的政策文件。他的研究成果《浙江农村股份制研究》，获浙江省社科研究成果重大课题一等奖。其后，他又应邀参加了由农业部牵头的《农民股份制合作企业暂行条例》的起草工作。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他负责进行了《浙江省村经济合作社组织条例》的调研与起草工作。这个条例由浙江省人大通过立法程序，成为全国第一个关于村经济合作社组织规范的地方条例。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浙江农村改革发展的一大成就。顾益康自己也曾在乡镇企业工作过，他深知激活乡镇企业机制的重要性，率先进行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理论研究和改革探索。在90年代初，针对个私经济发展后，乡镇集体企业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机制不活等弊病日益显现的问题，浙江开始了乡镇集体企业和社区集体经济产业制度改革，顾益康积极参与政策调研与改革试点工作。他起草了浙江省推进乡镇集体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的政策文件、改革方案，开展改革试点等，为浙江省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走在全国前列，起到了积极地推动作用。这项改革的率先实行，从整体上搞活了浙江省的乡镇企业，促成了浙江民营企业的大发展，为浙江省乡镇企业发展超过江苏，跃居全国第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顾益康率先提出了，停征和取消农业税的农村税费改革新思路。2001年，他结合对欠发达地区扶贫政策的调研，提出了率先在欠发达地区，实施停征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作为扶贫重大举措的政策建议。这一政策建议被省委和省政府采纳，从而浙江省在全国开创了停征、免征农业税的先河。其后这一政策，扩大到全省。他在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起草工作中，又积极提议，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率先减免农业税，这一政策建议被写入了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冲击城乡二元体制的“排头兵”
　　
　　具有浓厚“三农”情结的顾益康，把探求中国特色的“三农”发展之路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针对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对农民的束缚和伤害，始终耿耿于怀；对实现农民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一直孜孜以求。在20世纪80年代就致力于中国“三农”发展战略以及体制创新与改革路径的系列研究。他参与了农业部重大课题《中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失衡的中国》一书成为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的专著，提出了实施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新战略，强调要积极推进消除对农民“统制”和对市民“统包”为核心内容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城乡连动改革，具体提出了包括城市劳动就业市场化、劳保社会化、住房商品化、粮食商品化以及深化土地制度、乡镇企业制度改革等城乡配套改革举措。
　　世纪之交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引起了顾益康的高度警觉。2002年，他提出了要推进城乡配套的大改革，突破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党的十六大后，他以高度的敏感性致力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主持完成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等省重大课题研究，并参与了《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的起草工作。在借鉴韩国新村运动和总结各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在全省推进村庄整治和培育现代农民的思路和建议，并为浙江省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等工程积极出谋划策。他的研究成果《浙江省“十一五”时期统筹城乡发展对策研究》，获浙江省“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课题成果一等奖。其中开展村庄整治建设的建议，已被中央采纳，写入了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
　　在告别的时候，顾益康送我一篇他新近写的《关于农民工问题的战略思考》的文章和他的著作文集《求索“三农”》。我望着顾益康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身影，采访前的问题完全被迎刃而解了；我想浙江省之所以在“三农”工作中，走在全国省区的前列，像顾益康这样优秀的，既有实践经验又有创新理论水平的好的“参谋队伍”功不可没。有了这样的时代弄潮儿，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才会蒸蒸日上、生机勃勃。
　　（责任编辑 赵忠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