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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相当于家族里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怎么可以抄人家的？这不是疯了么？家族的根都没有了，魂归何处啊！”2014年6月，广东梅州一位城市规划师在微博发文“梅州围龙屋在呼救”，引起了汤敏的注意。
梅州地处广州东北部粤赣闽三省交界之处，是全世界最多的客家人聚集地，享有“世界客都”美誉。围龙屋作为当地典型的客家居民建筑遍布全市各县，年头均在200年以上，有的甚至有600年历史，是客家人的精神祖地。然而，2013年11月始，梅州开启造城运动，根据政府规划，90%的围龙屋包括祠堂都将被拆除。
“当我看到梅州城区的规划时，内心是非常生气的。”汤敏说，“我是做城市规划的，我知道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大拆大建。”
他愤然写下《救救梅州，泣血转发|梅州市委朱泽君你听好，拆任何祖屋，祖宗英魂和人民都饶不了你》一文。文章在微信平台获得了近10万的浏览量，引起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
在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最终该规划作废重编，将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梅州300多座古屋免于摧毁。
围龙屋是幸运的。有数据称，全国具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大约有5000个，这些古村落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迄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南宋以前，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外迁，大量古建筑闲置、废弃甚至倒塌，另有不少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面临着被推土机一夜铲平的危机。
“救火式的奔走跑不赢古村消逝的脚步，我想要建立一个全国的古村落保护监督网络，给每一个县建立一支志愿者团队，让每一个古村都能有当地保护团队可以依托。”2014年11月，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发起“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建立了“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
“之所以称‘友’，是区别于专业协会，有别于利益联盟。志趣相同，方称为友，可以当同志理解，同志是超越界别的，同志的力量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汤敏说。
汤敏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保护古村落并发起公益组织的人。早在2001年，被称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就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性，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
汤敏也深知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他说，“让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得到表达，改变过去的精英主义思维，公众的主观能动性集体蓬勃，这个张力是非常大的。”
他首先通过互联网将全国有志于古村保护的有识之士联系起来，“你把一群农民组织起来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有很多人搞古村保护不过是兴趣、玩票而已，要找到那些对乡村发展有自己的情怀热情、想把它作为自己事业的人。”这些人被他称为“新乡贤”。
在一篇论述“新乡贤”的文章—《乡贤、乡绅、乡霸—古村之友眼里的新乡贤社会》中，汤敏写道：我们更看重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者自发担当起乡贤职责，让关心公共事务、体察社会、帮助弱势群体这股精神在普通人中复兴。
山西人武文溥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增城成为一名乡村规划师，参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十年里，他对增城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对其古村遭遇的建设性破坏，却深感无力，直到遇见了汤敏。
“在乡村想做一些事情挺难的，因为你没有给村民带来产业、经济发展，村民不会听你的。”武文溥说，“认识汤敏之后，逐渐找到了组织和方向。”
武文溥成为增城古村之友的牵头人，汤敏将首届古村发展论坛放在增城，邀请规划、建筑界的学者、投资人、创客和政府部门就增城古村的活化展开讨论，寻找可行方案。通过这些渠道，武文溥对增城古村的活化思路更加清晰、完善，他组织考察活动，为投资人与古村牵线，让村民和创客一起参与到古村活化方案的设计中。
越来越多的村民认识到古村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武文溥借机建立起一支专业的古村保护与活化队伍，在每个镇都设有服务队，修复祠堂，引入外来投资一千万建设“大坝精品民宿”。增城古村之友也在今年3月取得合法身份，注册为协会，武文溥任协会会长。“如果没有汤敏，不会有那么多的宣传和资源，我更不会想到注册协会，不会有现在的发展空间。” 武文溥说。
在汤敏看来，培养新乡贤成为当地牵头人，古村之友的公益扶贫才有抓手；只要有新乡贤牵头人，祠堂、书院、非遗、农产等都有复兴模式。
潮汕古酒救古村、贵州赤水吊脚楼修建改造、广东开平保护华侨文化遗产、海南古村古宅保护……只要有人牵头，古村之友就提供其所需的资金、渠道、传播等资源。为快速找到需要帮扶的新乡贤，古村之友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古村创客招募”、“祠堂修缮圆梦计划”等活动。
在汤敏的微信输入“古村”二字，近百个群跳出来。在汤敏的带领下，全国已建立起100多个古村保护项目点、1000多支志愿者队伍。这些“古村之友”分布于海南、京津冀、云南等地，遍及全国30多个省市。
汤敏鼓励各地的古村之友独立注册为法人，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不叫“古村之友”，有意识弱化地方和总部的组织关系，强调扁平化、自组织，激发各地古村之友自身能力建设。
保护古村落，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方合力，汤敏从去年开始筹划举办中国古村镇大会，联合全国关心古村、文化传承和乡村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探索有益于古村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古村保护领域的一场盛会。
古村之友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影响力，在公益界引起了很大关注。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互联网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是社群的力量，但汤敏认为都不够准确，“只是‘术’，没有上升到‘道’的层面。”
“一个人做公益，叫情怀，一群人做公益，那一定是信念。”他说，“所以我愿意称我们为信念式公益—让古村不再被破坏，让每个家族都有他的精神祖地。”
今年8月，古村之友联合企业在深圳发起首届中国“新乡村与古村镇”主题展，邀请全国各地新乡贤参与，为全国古村提供一个展示交流和资源对接的平台。除去展览部分，还设有论坛，邀请各路专家畅谈古村复兴之路，为古村的发展提供支持。
“古村之友实际上没有多少科技含量，主要就是把资源整编，让大家找到组织，看到希望。”汤敏希望通过古村之友，“让每个老宅都有‘旧屋新生’的那一天，每个城里人都能找到精神祖地，让中华文化的根得以保存。”
梅州地处广州东北部粤赣闽三省交界之处，是全世界最多的客家人聚集地，享有“世界客都”美誉。围龙屋作为当地典型的客家居民建筑遍布全市各县，年头均在200年以上，有的甚至有600年历史，是客家人的精神祖地。然而，2013年11月始，梅州开启造城运动，根据政府规划，90%的围龙屋包括祠堂都将被拆除。
“当我看到梅州城区的规划时，内心是非常生气的。”汤敏说，“我是做城市规划的，我知道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大拆大建。”
他愤然写下《救救梅州，泣血转发|梅州市委朱泽君你听好，拆任何祖屋，祖宗英魂和人民都饶不了你》一文。文章在微信平台获得了近10万的浏览量，引起公众和媒体广泛关注。
在各方力量的共同推动下，最终该规划作废重编，将文物保护纳入城市建设规划，梅州300多座古屋免于摧毁。
围龙屋是幸运的。有数据称，全国具有保护价值的古村落大约有5000个，这些古村落大多始建于明清时期，迄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南宋以前，但是由于农村人口外迁，大量古建筑闲置、废弃甚至倒塌，另有不少古村落在新农村建设、现代化进程的冲击下，面临着被推土机一夜铲平的危机。
“救火式的奔走跑不赢古村消逝的脚步，我想要建立一个全国的古村落保护监督网络，给每一个县建立一支志愿者团队，让每一个古村都能有当地保护团队可以依托。”2014年11月，汤敏辞去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发起“古村之友全国古村落志愿者网络”，建立了“全国古村落保护与活化联盟”。
“之所以称‘友’，是区别于专业协会，有别于利益联盟。志趣相同，方称为友，可以当同志理解，同志是超越界别的，同志的力量发挥过不可估量的作用。”汤敏说。
汤敏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保护古村落并发起公益组织的人。早在2001年，被称为“传统村落保护第一人”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就主持了“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古村落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老百姓自己来保护，引导大众的文化自觉性，使大众对传统文化的保护成为习惯。
汤敏也深知公众参与的重要性。“一个人干出100分，就只是100分，一万个人干出70分，那就是70万分。”他说，“让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得到表达，改变过去的精英主义思维，公众的主观能动性集体蓬勃，这个张力是非常大的。”
他首先通过互联网将全国有志于古村保护的有识之士联系起来，“你把一群农民组织起来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也有很多人搞古村保护不过是兴趣、玩票而已，要找到那些对乡村发展有自己的情怀热情、想把它作为自己事业的人。”这些人被他称为“新乡贤”。
在一篇论述“新乡贤”的文章—《乡贤、乡绅、乡霸—古村之友眼里的新乡贤社会》中，汤敏写道：我们更看重一个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者自发担当起乡贤职责，让关心公共事务、体察社会、帮助弱势群体这股精神在普通人中复兴。
山西人武文溥2005年大学毕业后来到广州增城成为一名乡村规划师，参与当地的新农村建设。十年里，他对增城这座城市充满了感情，对其古村遭遇的建设性破坏，却深感无力，直到遇见了汤敏。
“在乡村想做一些事情挺难的，因为你没有给村民带来产业、经济发展，村民不会听你的。”武文溥说，“认识汤敏之后，逐渐找到了组织和方向。”
武文溥成为增城古村之友的牵头人，汤敏将首届古村发展论坛放在增城，邀请规划、建筑界的学者、投资人、创客和政府部门就增城古村的活化展开讨论，寻找可行方案。通过这些渠道，武文溥对增城古村的活化思路更加清晰、完善，他组织考察活动，为投资人与古村牵线，让村民和创客一起参与到古村活化方案的设计中。
越来越多的村民认识到古村保护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武文溥借机建立起一支专业的古村保护与活化队伍，在每个镇都设有服务队，修复祠堂，引入外来投资一千万建设“大坝精品民宿”。增城古村之友也在今年3月取得合法身份，注册为协会，武文溥任协会会长。“如果没有汤敏，不会有那么多的宣传和资源，我更不会想到注册协会，不会有现在的发展空间。” 武文溥说。
在汤敏看来，培养新乡贤成为当地牵头人，古村之友的公益扶贫才有抓手；只要有新乡贤牵头人，祠堂、书院、非遗、农产等都有复兴模式。
潮汕古酒救古村、贵州赤水吊脚楼修建改造、广东开平保护华侨文化遗产、海南古村古宅保护……只要有人牵头，古村之友就提供其所需的资金、渠道、传播等资源。为快速找到需要帮扶的新乡贤，古村之友还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古村创客招募”、“祠堂修缮圆梦计划”等活动。
在汤敏的微信输入“古村”二字，近百个群跳出来。在汤敏的带领下，全国已建立起100多个古村保护项目点、1000多支志愿者队伍。这些“古村之友”分布于海南、京津冀、云南等地，遍及全国30多个省市。
汤敏鼓励各地的古村之友独立注册为法人，甚至可以重新命名，不叫“古村之友”，有意识弱化地方和总部的组织关系，强调扁平化、自组织，激发各地古村之友自身能力建设。
保护古村落，需要政府、企业、村民、社会组织多方合力，汤敏从去年开始筹划举办中国古村镇大会，联合全国关心古村、文化传承和乡村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探索有益于古村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古村保护领域的一场盛会。
古村之友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获得如此影响力，在公益界引起了很大关注。究其原因，有人认为是互联网的力量，也有人认为是社群的力量，但汤敏认为都不够准确，“只是‘术’，没有上升到‘道’的层面。”
“一个人做公益，叫情怀，一群人做公益，那一定是信念。”他说，“所以我愿意称我们为信念式公益—让古村不再被破坏，让每个家族都有他的精神祖地。”
今年8月，古村之友联合企业在深圳发起首届中国“新乡村与古村镇”主题展，邀请全国各地新乡贤参与，为全国古村提供一个展示交流和资源对接的平台。除去展览部分，还设有论坛，邀请各路专家畅谈古村复兴之路，为古村的发展提供支持。
“古村之友实际上没有多少科技含量，主要就是把资源整编，让大家找到组织，看到希望。”汤敏希望通过古村之友，“让每个老宅都有‘旧屋新生’的那一天，每个城里人都能找到精神祖地，让中华文化的根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