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一年，“节约”被提升到了空前的重视程度。
　　新年伊始，各地就纷纷表态，“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今年行政支出实现零增长；紧接着，中央下发《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对各级党政机关的“节俭”要求。其措辞之严，规定之细，前所未见，并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身体力行——缩短会期节约开支，甚至抠到一张纸。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冷风中，能“暖”民众之心的，除了实实在在的“民生棉袄”，还有那种“上下一心，共克时艰”的道德感召。政府民众“抱团取暖”，就能最大限度的凝聚人心，积聚力量，走过这个冬天。
　　不过，若是仅限于特殊时期的非常之为，还是依循以往那种运动式的治理套路，那样的“节约”，既会因无刚性约束而“随心所欲”，也会在“时效”期后渐至“失效”。
　　历年来，中央三令五申“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气”，大力号召建设“节约型党政机关”；但现实却是，我国的行政成本一直居高不下、“三公消费”消耗巨大，随便捡来的“公款消费清单”，被拿到网上曝光，就能引起公众的义愤与哗然。
　　行政成本是一种执政成本，因此，能不能“节约”也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过去我们更多把“节约”归于作风建设的范畴，结果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其实，节约不仅是一个道德問题，更是一个制度问题。作为公权力的衍生品的公款消费，也天生具有“自肥”的属性。所以对待它，就应该像把权力关进囚笼里一样，扎紧其制度的篱笆。
　　从治理的层面讲，在勤俭节约和奢侈浪费之间，过去也并非没有制度的红线。比如，哪级领导干部坐哪个档次的车，办公室面积多大，哪些消费场所是不能去的……不过，文件的规定并非现实的规范，公款“西游记”、“天价烟”等等，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待遇”或“潜规则”，这才有了“天价烟局长”、“按摩书记”出事后的“倒霉”之论。
　　这也说明，监督是一个大问题。踩过了红线，并不等于引爆了地雷。往往知道的人不会说，会说的人不知道。局外的公众看不见，看得见的是同一利益格局中的人。这也就是历来在压缩行政成本问题上“成效不彰”的关键性因素。
　　谁都知道，在监督问题上，仅有“自律”是靠不住的，关键还在“他律”。但如果仍然是人大代表读不懂的预算报告，政府的账本继续将民众拒之门外，那么这次“厉行节约”的效果如何，能持续多久，还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