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拙文《无声润物宠辱不惊——忆傅雷》在《书屋》2008年第10期发表后，笔者收到由《书屋》杂志主编聂乐和转来傅敏的一封信，抄录如下：
盛禹九先生：
前不久读到先生刊登于《书屋》的文章。得知家父的一段往事，倍感亲切！
我是傅雷的二儿子傅敏。
先生文中提到的徐肃仪，由于在整理先父的文稿中看到此人的名字，曾托中青社的友人王寒柏先生打听过，但未果；这次又托他打听先生，又未果。无奈，写此短简托《书屋》主编转交。
先生文章很精彩，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最后几段，可惜先生未有展开！
关于先父当年撰写的《傅聪的成长》，当年最后发表于《新观察》。然而给删去了一大段父亲关于教育原则的论述。我是在本世纪初编辑全集时，偶尔看原稿时发现的，我想先生也许未有知晓。故特此录于后，想来先生会有兴趣的。
《傅聪的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四月《新观察》第四期发表时删去的有关傅雷先生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现在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当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泛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改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原则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
傅敏〓2008.11.17
感谢傅敏，还给我寄来了《傅雷文集》的最新版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载有《傅聪的成长》一文原稿。读罢傅敏的信和重读傅雷原稿，很有感慨！
傅敏信中说，《新观察》在1956年发表《傅聪的成长》一文时，删去了傅雷“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一大段话。事过半个世纪，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再读傅雷原稿，发现这一大段被删去文字恰恰是本文的“导言”，它是傅雷教育思想的精华。
罗曼·罗兰说过：“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说：“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傅雷主张“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当做次要”，强调“最广泛的做人之道”，“坚持真理，拥护正义，守公德”，等等。他在1954年12月27日给傅聪的信中，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humain（法文，即英文的human，意为“人”——傅敏原注）。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傅雷的这些精辟的思想和罗曼·罗兰、陶行知的思想完全一致，它贯串在《傅雷家书》的每一封书信里，也体现在傅雷父子一生的行动和实践中。
至今还记得，傅雷当年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中特别提到：他的“文字内容倘欲更动（即使改一字），务须先行来函商榷”，说明傅雷对自己的写作极其认真负责。《新观察》删去傅雷文稿中的这一大段话，我就此事问过傅敏。傅敏说，“文革”中傅雷被抄家，来往书信损失严重，傅雷和《新观察》的来往信件已无法寻觅求证。根据编辑部的惯例，事先肯定经过交流，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同意。至于《新观察》为什么要删去傅雷的这一段话，据傅敏分析，是因为傅雷的教育思想与“党的领导”、“阶级斗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就我所知，当年《中国青年》编辑部没有用这篇文章，也有此考虑。《新观察》删去了这一段话，但没有封杀、而是发表了傅雷的文章，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算是一种卓识和宽容。
再说《中国青年》当年封杀傅文的理由——“没有突出党的领导”。重读《傅聪的成长》原稿，发现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1956年11月19日”，与寄稿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日期相吻合。文章在叙述傅聪受到家庭和名师的教育和指导之后，紧接着写道：
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傅聪）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做访问演出。他表演的萧邦受到波兰专家的重视；波兰政府并向我们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自指导，准备比赛节目。比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养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文艺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
毋庸置疑，这篇文章已较详细地写到，在傅聪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培养，实际上已体现出“党的领导”。如果认为傅雷这样写还不够，一定要另加篇幅，“突出党的领导”，那已偏离本文的主题和实际；可以另写一篇文章，但作者不可能是傅雷，写作的对象也肯定不是青年和家长了。
尽管傅雷的约稿被《中国青年》封杀，但他并没有因此见怪编辑部。1956年4月，《中国青年》再次向傅雷写信约稿，“可否请傅聪同志写些文章，讲一讲幼年时代热爱音乐和学习的经过”。傅雷对编辑部依然充满着热情。他在给傅聪写信时特意提到这件事，并且主动帮助傅聪设计写作内容和思想。傅雷信中说：
我把这件事传递给你。这个题目范围不小，也许你无暇顾此。那么可不可以写篇“南斯拉夫访问演出记”一类的稿子呢？稿子由我改，再誊清寄去。文字除描写南国各地风光以外，可详细报道各地演出情况，和当地艺术家的评论，及南国当代音乐发展情况等等。你想，是否可抽出时间，陆陆续续写？（《傅雷家书》1956年4月14日信）
一位多么慈祥、理智而又热情的父亲和老人啊！
傅敏信中称赞拙文“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最后几段，可惜先生未有展开”。其实，在我写此文之前，已有不少文章对傅雷之死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评论；我文不过从中产生共鸣，稍加点染发挥而已。
例如，有文谈到傅雷和苏格拉底之死时，这样写道：
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苏格拉底）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朝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逃脱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只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样的官面文章。更大的不同是，错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法庭至今受着西方的诅咒；而含冤而死的傅雷夫妇，能记起或提起他们名字的人，少之又少。一方面，像傅雷这样蒙冤而死的人，（在历次运动和“文革”中）实在是多如牛毛，你完全不知道谁比谁更惨，谁比谁更值得引起我们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抓住当局的某一典型失误一纠上千年的传统。我们有的只是一味颂扬上千年的传统，那些不间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接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性颂扬，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故，谁也不敢说傅雷的悲剧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而苏格拉底尚在赴死前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西方的绝唱。（魏得胜：《另类人生——苏格拉底与傅雷》载《书屋》2002年第10期）
不是有人写文章批判“普世价值”么？！其实，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众所公认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更具有极大的“普世价值”。正如魏文所说：“我们没有抓住当局的某一典型失误一纠上千年的传统。我们有的只是一味颂扬上千年的传统，那些不间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接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性颂扬，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这里所说的“上千年的传统”，说白了，就是千年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传统”，它是中华文化的糟粕。我想，我们的民族如果能像希腊一样，哪怕有一点点“普世价值”的东西——例如，“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诅咒”，我们民族的历史将会改写，多少和傅雷一样的冤假错案和人间悲剧会大大减少，甚至不再出现！
盛禹九先生：
前不久读到先生刊登于《书屋》的文章。得知家父的一段往事，倍感亲切！
我是傅雷的二儿子傅敏。
先生文中提到的徐肃仪，由于在整理先父的文稿中看到此人的名字，曾托中青社的友人王寒柏先生打听过，但未果；这次又托他打听先生，又未果。无奈，写此短简托《书屋》主编转交。
先生文章很精彩，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最后几段，可惜先生未有展开！
关于先父当年撰写的《傅聪的成长》，当年最后发表于《新观察》。然而给删去了一大段父亲关于教育原则的论述。我是在本世纪初编辑全集时，偶尔看原稿时发现的，我想先生也许未有知晓。故特此录于后，想来先生会有兴趣的。
《傅聪的成长》于一九五七年四月《新观察》第四期发表时删去的有关傅雷先生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现在先谈谈我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当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泛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
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改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
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以上几项原则可用具体事例来说明……”
傅敏〓2008.11.17
感谢傅敏，还给我寄来了《傅雷文集》的最新版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载有《傅聪的成长》一文原稿。读罢傅敏的信和重读傅雷原稿，很有感慨！
傅敏信中说，《新观察》在1956年发表《傅聪的成长》一文时，删去了傅雷“对教育的几个基本观念”的一大段话。事过半个世纪，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再读傅雷原稿，发现这一大段被删去文字恰恰是本文的“导言”，它是傅雷教育思想的精华。
罗曼·罗兰说过：“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说：“建筑起‘人格长城’来。由私德的健全，而扩大公德的效用，来为集体谋利益。”傅雷主张“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当做次要”，强调“最广泛的做人之道”，“坚持真理，拥护正义，守公德”，等等。他在1954年12月27日给傅聪的信中，也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是humain（法文，即英文的human，意为“人”——傅敏原注）。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
傅雷的这些精辟的思想和罗曼·罗兰、陶行知的思想完全一致，它贯串在《傅雷家书》的每一封书信里，也体现在傅雷父子一生的行动和实践中。
至今还记得，傅雷当年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信中特别提到：他的“文字内容倘欲更动（即使改一字），务须先行来函商榷”，说明傅雷对自己的写作极其认真负责。《新观察》删去傅雷文稿中的这一大段话，我就此事问过傅敏。傅敏说，“文革”中傅雷被抄家，来往书信损失严重，傅雷和《新观察》的来往信件已无法寻觅求证。根据编辑部的惯例，事先肯定经过交流，得到了作者本人的同意。至于《新观察》为什么要删去傅雷的这一段话，据傅敏分析，是因为傅雷的教育思想与“党的领导”、“阶级斗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主流思想大相径庭。就我所知，当年《中国青年》编辑部没有用这篇文章，也有此考虑。《新观察》删去了这一段话，但没有封杀、而是发表了傅雷的文章，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算是一种卓识和宽容。
再说《中国青年》当年封杀傅文的理由——“没有突出党的领导”。重读《傅聪的成长》原稿，发现文后注明的写作日期——“1956年11月19日”，与寄稿给《中国青年》编辑部的日期相吻合。文章在叙述傅聪受到家庭和名师的教育和指导之后，紧接着写道：
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傅聪）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节”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做访问演出。他表演的萧邦受到波兰专家的重视；波兰政府并向我们政府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萧邦国际钢琴比赛”。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自指导，准备比赛节目。比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养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文艺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
毋庸置疑，这篇文章已较详细地写到，在傅聪成长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培养，实际上已体现出“党的领导”。如果认为傅雷这样写还不够，一定要另加篇幅，“突出党的领导”，那已偏离本文的主题和实际；可以另写一篇文章，但作者不可能是傅雷，写作的对象也肯定不是青年和家长了。
尽管傅雷的约稿被《中国青年》封杀，但他并没有因此见怪编辑部。1956年4月，《中国青年》再次向傅雷写信约稿，“可否请傅聪同志写些文章，讲一讲幼年时代热爱音乐和学习的经过”。傅雷对编辑部依然充满着热情。他在给傅聪写信时特意提到这件事，并且主动帮助傅聪设计写作内容和思想。傅雷信中说：
我把这件事传递给你。这个题目范围不小，也许你无暇顾此。那么可不可以写篇“南斯拉夫访问演出记”一类的稿子呢？稿子由我改，再誊清寄去。文字除描写南国各地风光以外，可详细报道各地演出情况，和当地艺术家的评论，及南国当代音乐发展情况等等。你想，是否可抽出时间，陆陆续续写？（《傅雷家书》1956年4月14日信）
一位多么慈祥、理智而又热情的父亲和老人啊！
傅敏信中称赞拙文“颇有独到见解，尤其是最后几段，可惜先生未有展开”。其实，在我写此文之前，已有不少文章对傅雷之死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和评论；我文不过从中产生共鸣，稍加点染发挥而已。
例如，有文谈到傅雷和苏格拉底之死时，这样写道：
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苏格拉底）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朝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逃脱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雷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只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样的官面文章。更大的不同是，错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法庭至今受着西方的诅咒；而含冤而死的傅雷夫妇，能记起或提起他们名字的人，少之又少。一方面，像傅雷这样蒙冤而死的人，（在历次运动和“文革”中）实在是多如牛毛，你完全不知道谁比谁更惨，谁比谁更值得引起我们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抓住当局的某一典型失误一纠上千年的传统。我们有的只是一味颂扬上千年的传统，那些不间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接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性颂扬，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故，谁也不敢说傅雷的悲剧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而苏格拉底尚在赴死前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西方的绝唱。（魏得胜：《另类人生——苏格拉底与傅雷》载《书屋》2002年第10期）
不是有人写文章批判“普世价值”么？！其实，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众所公认的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更具有极大的“普世价值”。正如魏文所说：“我们没有抓住当局的某一典型失误一纠上千年的传统。我们有的只是一味颂扬上千年的传统，那些不间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接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性颂扬，更是让人目不暇接。”这里所说的“上千年的传统”，说白了，就是千年顽固不化的封建专制“传统”，它是中华文化的糟粕。我想，我们的民族如果能像希腊一样，哪怕有一点点“普世价值”的东西——例如，“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诅咒”，我们民族的历史将会改写，多少和傅雷一样的冤假错案和人间悲剧会大大减少，甚至不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