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几十年里，父母与我便有无数次的相送。但是，那两次父亲送我的场景，却让我长久地怀想镌刻于心。
　　第一次是在上海火车站，家人送我去黑龙江上山下乡。我记得是1969年11月28日，站台上吹着很冷的风。穿着棉袄，戴着棉帽的父亲表情木讷地站在我身边，深度眼镜后是沮丧的目光，等我看他时，他便把目光移开了。他没有动手帮我拿东西，几天没刮胡须的脸上，布满胡碴。一个“右派”身份的父亲，此刻，除了沉默，他无以言说。
　　我上了火车，趴在窗前向家人招手告别。这时，火车启动了，车厢里响起哭声。可能父亲看见我掉泪了，在火车加速的瞬间，父亲突然跟着火车跑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喊：不要哭，不要哭！火车开得越快，父亲跑得也越快，一直对着车窗喊：坚强一点！像压抑过久的情感迸发，他的声音亮而撕裂，引来很多送别者的目光。终于，我座位的车窗穿过了站台。我回头，看见父亲在站台边停住了，喘着气，手中拿着帽子，头发被风吹得乱起。40多年后，当我想起站台上那一幕时，很多图像已经模糊，但父亲奔跑时皱着眉、急切而又无助的表情却占据了整个脑际。
　　那年，父亲48岁，我18岁。可是，我觉得父亲已经是那么的苍老了。
　　父亲是一个钢犟的人，年轻时，为了挽救一个亲人的生命，遵着“割股煎汤”可治肺痨的古方，在自己左臂上用剪刀决然割下一大块皮肉，血如注喷射，送医院抢救，留下紫青色的疤如碗口大。对我，却成了最纤柔、最耐心的守护者。从小到大，我身上任何部位的叮咬、碰破，他都会摘下圆框眼镜，两眼贴近皮肤，看个仔细，即使我厌烦，他也笑眯眯地哄我。现在，他把儿子送去北大荒，经受风雪冰霜的吹打，他一定会在梦中看到儿子身上的伤疤。
　　多少年来，我一直想问父亲，他送别我们回家后的情形，也想问他当时的感受。但是，总觉得时间还长，等合适的机会再问。直到他患上阿尔茨海默病，我才突然悔悟，这个问话，已经永远不会有应答了。
　　多年前我患重病，没敢告诉父母。那时，父亲的症状还不深。但每次回家探望，见到的父亲，已经都是漠然的表情，有时也有莫名的微笑，他无从认识自己从小倾心溺爱的儿子了。
　　可是，有一次，我坐在他身边，他突然支吾着说话，正在我疑惑之时，他又说：有困难找我。听得千真万确！而且，瞬间的表情十分肯定，似乎只有他能帮我解决问题。说完便又沉寂了。
　　我难以相信，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会有这样的瞬间清醒。三姐说，可能她们在客厅议论我病情时，父亲听了进去。而突发的精神刺激，会使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清醒的短暂时刻。
　　我向父亲告别时，父亲从藤椅上慢慢地起身，执意要送我到楼下。但是，他哪里走得了步，是一寸一寸地移着往前挪。我让他在房门口留步，他大概也挪不动了，让人撩起房门的布帘子，颤栗着抬起手与我告别，嘴唇抖动着，却发不出声。我见他的眼睛里满是忧愁、爱怜、不舍、无奈。我不敢再看父亲一眼，转过身，急急地离去。
　　以后，再见父亲时，他又没有了任何表情。站在他面前，仍然认不出我。直至他躺倒在医院的病床上，昏睡。
　　我知道，这是父亲对我最后的送别。他的儿子，已经在他的记忆中飘散得太远太远，再也看不见了。
　　从站台上的狂奔到混沌中的移步，父亲，您的两次送子之痛，也在你的心魂中飘离了吗？我不再心存询问，但它却沉沉地落在了我的心底，深藏在了那个最柔软的地方……
　　（黄玉摘自《解放日报》2012年1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