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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敌侵略面前，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抵抗，就是还击，这样才显得血性，才显得爱国。但是，读了《蒋廷黻文存》之后，你就会同情、理解并支持蒋廷黻当年提出的抗日主张，就会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计后果地逞一时的血性之勇、匹夫之勇完全可能无济于事，唱爱国高调也完全可能误国害民，唯有以理性、智慧做出的冷静决策才更有利于民族长远的发展，战胜民族的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蒋廷黻这个名字，曾经由于政治的原因，被遗忘过，但现在知识界似乎又记起他来了。我对蒋廷黻的了解，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岳麓书社重印了蒋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的《中国近代史》，我买了一本，被蒋对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叙述所吸引。我以为，不管他的观点是否科学，是否成熟(因为他说这只是他就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至少他是个对中国近代历史有着独特认识并敢于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是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了不起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堪有一比，对晚清以来的中国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的焦虑情绪。现在人们常讲时代楷模，我想，蒋先生确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我的家乡在湖南邵阳的一个偏僻乡村。自此以后，我知道在邵阳的名人堆里，还有一个响当当的蒋廷黻。至于蒋的家乡具体在邵阳什么地方，当时并未在意。
跨出校门、走入社会之后，对书刊的关注度日渐下降。最近在书店闲逛时，很偶然地发现了东方出版社推出的《蒋廷黻回忆录》，我眼前为之一亮，当即买了一本，回家一口气读完。感觉大快朵颐，但在愉悦地阅读之后也确实有些遗憾，遗憾为什么上天那么吝啬，不给蒋先生多留些时日，让他从容地把一生的回忆录写完，而是在写到关键时刻时，突然中止了他的生命，让我等展卷刚读到精彩场面时就戛然而止，好像正听着美妙的音乐，突然间却听到琴弦断了，此心为之怃然。读完《蒋廷黻回忆录》，对他的出生地有点好奇，总觉得书中所述自他的老家到长沙的距离有问题，所以决心打听一下蒋的老家到底在邵阳什么地方。问了几个人，有的是学人，有的是官员，但居然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后来，我从回忆录的有关叙述揣度，估摸蒋的家乡应在今天的邵阳市、邵阳县、邵东县一带，于是向湖南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王国字求证。他是邵东人，开始也不知道，但我跟他说，蒋可能就是邵东人，可以打听一下。他很快就告诉了我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蒋是邵东黄陂桥人，但老家已无蒋的后人，老房子也没有保留。我本来还想找个机会到蒋的老家看看，既然片瓦无存，这念头也就只好打消了。
人生道路的奇与不奇
读了《蒋廷黻回忆录》，对蒋的一生经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说奇也奇，说不奇也不奇。若说是奇，第一、在那个年代，一个生活于湘中乡下的农家子能走出国门，到美国留学，就值得惊奇。因为走出国门的毕竟还是少数；何况湖南地处内陆，未得近代口岸风气之先，要走到黄浦江头都不容易，漂洋过海就更难了。第二、回国后，他对晚清以来的中外关系很用力，搜罗了一大堆外交史料，写出了一本提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举奠定他在史学界的地位。一部不到十万字的小书，流传甚广，到现在仍有影响，其开山之功，谁敢不服?第三、到30年代，由于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自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要思考的，蒋和胡适、丁文江等办起了《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的独立政见。胡适讲民主，蒋廷黻讲独裁，结果被蒋介石拉了过去，作行政院政务处长，一不留神就一脚踏上了从政的道路，这自然也有点奇。若说不奇，自洋务运动以后，出国留学的农家子即络绎于途；民国史上，像蒋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多如过江之鲫，得大名者也不少；在学人从政的队伍中，蒋虽突出一些，但也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
不过，对于我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来说，读完《蒋廷黻回忆录》，还想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对他当年的思想做点发掘。问题是，除了不厌其烦地翻阅旧报干U外，有没有更便捷的方式?现在的网络真是方便，上网一查，发现华龄出版社在2011年推出了一本《蒋廷黻文存》，这一发现让我有点大喜过望。我立马赶到住地附近的书店，书架上还剩4本。我好像捡了什么宝贝似地心喜若狂地买了一本。回家展卷，深深地被蒋廷黻当年写下的文字所吸引。窃以为，在那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蒋廷黻真是一位爱国爱族的赤子，一位敢讲真话的学者，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时局和中外关系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让人叹服。
九一八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中日之间在战场上决胜将不可避免。但如何抗日?在全面抗战之前怎样争取时间进行国家建设?如何处理中外关系争取国际支持?如何处理国内各政党各派系的矛盾创造一致对外的局面?不同的人、不同的党派，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廷黻是一个统一论者，一个新独裁论者，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本色的爱国主义者。
在外敌侵略面前，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抵抗，就是还击，这样才显得血性，才显得爱国。但是，读了《蒋廷黻文存》之后，你就会同情、理解并支持蒋廷黻当年提出的抗日主张，就会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计后果地逞一时的血性之勇、匹夫之勇完全可能无济于事，唱爱国高调也完全可能误国害民，唯有以理性、智慧做出的冷静决策才更有利于民族长远的发展，战胜民族的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什么追求统一
蒋廷黻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力构成有物质的元素，也有精神的元素。国民的精诚团结是最核心的精神元素，而国家的统一则是国民团结的最低限度的表现。如果实现了统一，就达成了增长国力的初步条件。他说：“统一，依我看来，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初步。没有统一，不但谈不到收复失地，连关内的建设亦谈不到。有了统一，就是没有外助，我们的建设就能一日千里。我们试想倘若民国以来的内战经费都搁在建设上，其成绩岂不大可观么?”(《论“日本和平”》)是啊，如果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始终保持着统一而没有内乱，没有军阀，一心一意搞建设，那么到20多年后的30年代中国的国力肯定是另外一个局面。但现实呢?是内乱不息，强邻人寇。所以，蒋廷黻认为，在民族生死关头之际，破坏统一的行为，不管假借的名义或主义是什么，都是绝顶的罪恶。“凡破坏统一者，无论是彰明昭著的破坏，或是掩饰的破坏，都是民族的敌人，其罪恶不下于汉奸卖国贼。”(《论国力的元素》)他坚决主张，国人应当努力追求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统一，还有更核心的就是民族精神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增强中国的国力。在中国的国力未充分发展之前，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免不了有一个危险的过渡时期”。如何平安度过这一危险的过渡期，那就是追求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国家统一。对于统一的势力，我们应该培养； 对于破坏统一的势力，我们应该剪除。缘此，蒋廷黻对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极为痛恨。他认为，民初以来的政治动荡、军阀割据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当前“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创造一个效力较高的政府”(《中国的政治》)，首先从政治上完成中国的统一。如是，他对国民政府的统一国策寄予无限同情。他还帮国民政府设计了完成统一的程序或日构想，一是要在核心区推行善政，二是推行行政改革，庶几或可一步一步地完成中国的统一，增强中国的国力。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尽管对国民政府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寄以希望。他说，第一，“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我不求这个政府的开明，虽它愈开明愈好”；第二，“有了个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及交通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他甚至说，“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他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权不统一，政府不能好。”(《知识阶级与政治》)这种追求统一的渴望近乎痴迷，而追求统一的理性又近乎冷酷。但就历史趋势而论，蒋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全民抗战的大前提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国民政府的威信也空前地高了起来。
为什么要允许独裁
如果说蒋廷黻追求统一的言论是对的，但由提倡统一而走向赞同独裁似乎就有点责之以深而求之过切了。但蒋廷黻恰恰认为，内部不能统一，外患又日趋严重，这就“如同黄河长江的洪水，非有强有力的政府，积极作事的政府，及全国的总动员，是无法抵御的”。(《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而中国恰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革命与专制》)在他看来，民主虽然是好东西，但它是西方的东西，民国以后，中国人动辄以西方的民主对抗东方的专制，而二等军阀又恰以民主、自治等旗号来反对国家的统一，所以民初的民主实践在中国落下的刚好是水土不服的病症。在当时的中国，完成统一是最大的政治，但没有独裁或者不实行独裁，中国就很难实现基本的统一局面。所以他提倡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若干小专制，也就是用中央集权来取代地方割据。他不担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可能削弱民主、自由，他担心的是中央政府不够强大，不能消弭内乱，不能集中全国的意志一致对外。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独裁的对象不是人民，而是二等军阀，所以，“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而且他认为，用“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他还提醒人们，不要迷信西方有关民主、自由的理论或者其他的什么主义，更不要简单地崇信、机械地照搬；而是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的实际做出最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选择。他说：“英美是民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但英美人民并不惜以重权付诸其领袖；我们号称几千年专制的国家，但在我们中间，有一人操权，就有百人忌他、骂他、破坏他。”(《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蒋的这些观察和言论，应该说都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政情，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言论恰好为独裁论者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各党派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政权出了一道大难题。难怪蒋的这种独裁论一出，就连提倡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都感到震惊，立马致信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文章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不过，接受西方教育的蒋廷黻，在本质上仍同胡适等人一样，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对东方的专制主义并无好感，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传统不但不排斥而且很热衷。他曾说过，“凡在全能主义政府之下生活过的更加知道自由之可贵。假使人生一切由政府统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我们会发现为人不过是作牛马。”(《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显然，在那个年代，他的专制独裁论，也只是权宜之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其主观意图是为国为民，可谓用心良苦。等到发现国民党的独裁对中国的统一、对中国国力的增长并无明显作用时，他又回到了自由主义的轨道上。1944年，他为《大公报》写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的文章，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予以充分肯定。他说，美国人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是立国的至宝。自由主义能够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够和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为什么把备战放在首位
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接着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关内，民族的危机是何等严峻，所以立起抗日是一般国民普遍的感性的第一反应。但蒋廷黻不同，他不是不赞成抗日，他首先考虑的是，抗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中国准备好了吗?他在冷静地分析之后认为，中国当前的急务不是发动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抗日宣言；而是要在中日进行对决之前，委曲求全，抓住机会，避免中曰邦交的决裂，要利用相对的和平环境，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中国的国防实力。所以，他说，在中日关系的处理上，“不在乎我们对日强硬的程度，而在乎我们建设的成绩。……没有建设，没有提高我们自己的力量，纵使得着外援，我们还是别国的附庸，自己不能在国际上成一个独立势力”。(《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他对当时国内的政治空气颇为担心，“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九一八的责任问题》)他的分析很冷酷，但他的结论很理性，他没有唱高调，但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眼光也看得更长远。他在热河失守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目前论中国的内情及国际形势，我们都谈不到收复失地。目前我们的工作唯有在国内造成有收复失地的能力和资格，在国际上造成收复失地可能的形势。”(《热河失守以后》)同时，他也告诉读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决战之前，“我们能得的安宁，不过是短期的苟安。但是我们如何利用这短期的苟安，那确与我民族的命运有莫大的关系”。(《国际形势的分析》)这些话，真是字字沉痛，句句泣血。他这么说，不是要为个人追虚名求虚誉，而是由衷地希望中华民族在非常难求的“苟安”里深练内功，增强国力。今天读来，仿佛仍能感悟到他那颗热血沸腾的拳拳爱国之心。
为什么要弃学从政
蒋廷黻如果一直以学术为志业，没有被蒋介石请去当官，会取得什么样的学术成就呢?当然不好瞎说。他为什么要弃学从政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者不能等到天下太平了才去涉足政治，在民族和国家遭遇危难需要她的子民贡献才智的时候，知识分子不能躲避，不能假装清高，不能空言塞责。所以，很显然，蒋廷黻从政，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民族为国家做事。他不是不知道，在官本位的中国，“作官可以；作官而要同时作事，很困难；作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他也不是不知道，“为作官而作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但他更懂得中国这种官僚政治的不良后果，“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虽然当了官从了政，但他有湖南人的驴脾气，他认定了当官就是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事。他说：“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作，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蒋廷黻以做事的态度从政，当然要碰一鼻子灰。但蒋的这种境界，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值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公仆们好好学习的，当然更值得今天那些弃学从政的知识分子官员们学习。
匆匆写了以上文字，才发觉一百年前的这个当儿，正是蒋先生着急着慌地忙着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出身于湘中农村的十六七岁的蒋先生，没有什么人引导，但他知道要救国必先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于是毅然决然地要出国，要去“西洋”留学。今天想想，依然为他这么大胆的决定击掌称叹。一念及此，仿佛看到一个湖南少年立于黄浦江头，立于旧金山口岸……
蒋廷黻这个名字，曾经由于政治的原因，被遗忘过，但现在知识界似乎又记起他来了。我对蒋廷黻的了解，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当时岳麓书社重印了蒋在上个世纪30年代写的《中国近代史》，我买了一本，被蒋对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叙述所吸引。我以为，不管他的观点是否科学，是否成熟(因为他说这只是他就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所作的“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至少他是个对中国近代历史有着独特认识并敢于发表自己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是个具有独立精神的了不起的学者。在这一点上，他与鲁迅堪有一比，对晚清以来的中国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的焦虑情绪。现在人们常讲时代楷模，我想，蒋先生确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我的家乡在湖南邵阳的一个偏僻乡村。自此以后，我知道在邵阳的名人堆里，还有一个响当当的蒋廷黻。至于蒋的家乡具体在邵阳什么地方，当时并未在意。
跨出校门、走入社会之后，对书刊的关注度日渐下降。最近在书店闲逛时，很偶然地发现了东方出版社推出的《蒋廷黻回忆录》，我眼前为之一亮，当即买了一本，回家一口气读完。感觉大快朵颐，但在愉悦地阅读之后也确实有些遗憾，遗憾为什么上天那么吝啬，不给蒋先生多留些时日，让他从容地把一生的回忆录写完，而是在写到关键时刻时，突然中止了他的生命，让我等展卷刚读到精彩场面时就戛然而止，好像正听着美妙的音乐，突然间却听到琴弦断了，此心为之怃然。读完《蒋廷黻回忆录》，对他的出生地有点好奇，总觉得书中所述自他的老家到长沙的距离有问题，所以决心打听一下蒋的老家到底在邵阳什么地方。问了几个人，有的是学人，有的是官员，但居然没有几个人说得清楚。后来，我从回忆录的有关叙述揣度，估摸蒋的家乡应在今天的邵阳市、邵阳县、邵东县一带，于是向湖南社科院历史所所长王国字求证。他是邵东人，开始也不知道，但我跟他说，蒋可能就是邵东人，可以打听一下。他很快就告诉了我一个喜忧参半的结果：蒋是邵东黄陂桥人，但老家已无蒋的后人，老房子也没有保留。我本来还想找个机会到蒋的老家看看，既然片瓦无存，这念头也就只好打消了。
人生道路的奇与不奇
读了《蒋廷黻回忆录》，对蒋的一生经历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说奇也奇，说不奇也不奇。若说是奇，第一、在那个年代，一个生活于湘中乡下的农家子能走出国门，到美国留学，就值得惊奇。因为走出国门的毕竟还是少数；何况湖南地处内陆，未得近代口岸风气之先，要走到黄浦江头都不容易，漂洋过海就更难了。第二、回国后，他对晚清以来的中外关系很用力，搜罗了一大堆外交史料，写出了一本提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举奠定他在史学界的地位。一部不到十万字的小书，流传甚广，到现在仍有影响，其开山之功，谁敢不服?第三、到30年代，由于中日关系的日趋紧张，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自然是大多数知识分子要思考的，蒋和胡适、丁文江等办起了《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的独立政见。胡适讲民主，蒋廷黻讲独裁，结果被蒋介石拉了过去，作行政院政务处长，一不留神就一脚踏上了从政的道路，这自然也有点奇。若说不奇，自洋务运动以后，出国留学的农家子即络绎于途；民国史上，像蒋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是多如过江之鲫，得大名者也不少；在学人从政的队伍中，蒋虽突出一些，但也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
不过，对于我这个有点历史癖的人来说，读完《蒋廷黻回忆录》，还想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对他当年的思想做点发掘。问题是，除了不厌其烦地翻阅旧报干U外，有没有更便捷的方式?现在的网络真是方便，上网一查，发现华龄出版社在2011年推出了一本《蒋廷黻文存》，这一发现让我有点大喜过望。我立马赶到住地附近的书店，书架上还剩4本。我好像捡了什么宝贝似地心喜若狂地买了一本。回家展卷，深深地被蒋廷黻当年写下的文字所吸引。窃以为，在那个内忧外患频仍的年代，蒋廷黻真是一位爱国爱族的赤子，一位敢讲真话的学者，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时局和中外关系的看法，真是入木三分，让人叹服。
九一八以后，越来越多的人清醒地认识到，中日之间在战场上决胜将不可避免。但如何抗日?在全面抗战之前怎样争取时间进行国家建设?如何处理中外关系争取国际支持?如何处理国内各政党各派系的矛盾创造一致对外的局面?不同的人、不同的党派，看法是不尽相同的。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蒋廷黻是一个统一论者，一个新独裁论者，一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一个本色的爱国主义者。
在外敌侵略面前，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抵抗，就是还击，这样才显得血性，才显得爱国。但是，读了《蒋廷黻文存》之后，你就会同情、理解并支持蒋廷黻当年提出的抗日主张，就会认识到，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计后果地逞一时的血性之勇、匹夫之勇完全可能无济于事，唱爱国高调也完全可能误国害民，唯有以理性、智慧做出的冷静决策才更有利于民族长远的发展，战胜民族的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
为什么追求统一
蒋廷黻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力构成有物质的元素，也有精神的元素。国民的精诚团结是最核心的精神元素，而国家的统一则是国民团结的最低限度的表现。如果实现了统一，就达成了增长国力的初步条件。他说：“统一，依我看来，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初步。没有统一，不但谈不到收复失地，连关内的建设亦谈不到。有了统一，就是没有外助，我们的建设就能一日千里。我们试想倘若民国以来的内战经费都搁在建设上，其成绩岂不大可观么?”(《论“日本和平”》)是啊，如果民国成立以后，中国始终保持着统一而没有内乱，没有军阀，一心一意搞建设，那么到20多年后的30年代中国的国力肯定是另外一个局面。但现实呢?是内乱不息，强邻人寇。所以，蒋廷黻认为，在民族生死关头之际，破坏统一的行为，不管假借的名义或主义是什么，都是绝顶的罪恶。“凡破坏统一者，无论是彰明昭著的破坏，或是掩饰的破坏，都是民族的敌人，其罪恶不下于汉奸卖国贼。”(《论国力的元素》)他坚决主张，国人应当努力追求政治、军事和经济的统一，还有更核心的就是民族精神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中增强中国的国力。在中国的国力未充分发展之前，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免不了有一个危险的过渡时期”。如何平安度过这一危险的过渡期，那就是追求以民族团结为核心的国家统一。对于统一的势力，我们应该培养； 对于破坏统一的势力，我们应该剪除。缘此，蒋廷黻对民国以来的军阀割据极为痛恨。他认为，民初以来的政治动荡、军阀割据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当前“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创造一个效力较高的政府”(《中国的政治》)，首先从政治上完成中国的统一。如是，他对国民政府的统一国策寄予无限同情。他还帮国民政府设计了完成统一的程序或日构想，一是要在核心区推行善政，二是推行行政改革，庶几或可一步一步地完成中国的统一，增强中国的国力。也正是因为如此，他尽管对国民政府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寄以希望。他说，第一，“我们必须有一个中央政府，我不求这个政府的开明，虽它愈开明愈好”；第二，“有了个这样的中央政府，教育、工商业，及交通就自然而然的会进步”。(《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他甚至说，“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他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权不统一，政府不能好。”(《知识阶级与政治》)这种追求统一的渴望近乎痴迷，而追求统一的理性又近乎冷酷。但就历史趋势而论，蒋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的。因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全民抗战的大前提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了，国民政府的威信也空前地高了起来。
为什么要允许独裁
如果说蒋廷黻追求统一的言论是对的，但由提倡统一而走向赞同独裁似乎就有点责之以深而求之过切了。但蒋廷黻恰恰认为，内部不能统一，外患又日趋严重，这就“如同黄河长江的洪水，非有强有力的政府，积极作事的政府，及全国的总动员，是无法抵御的”。(《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而中国恰恰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才是用国来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革命与专制》)在他看来，民主虽然是好东西，但它是西方的东西，民国以后，中国人动辄以西方的民主对抗东方的专制，而二等军阀又恰以民主、自治等旗号来反对国家的统一，所以民初的民主实践在中国落下的刚好是水土不服的病症。在当时的中国，完成统一是最大的政治，但没有独裁或者不实行独裁，中国就很难实现基本的统一局面。所以他提倡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若干小专制，也就是用中央集权来取代地方割据。他不担心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可能削弱民主、自由，他担心的是中央政府不够强大，不能消弭内乱，不能集中全国的意志一致对外。他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独裁的对象不是人民，而是二等军阀，所以，“从人民的立场看，个人的大专制是有利的”。而且他认为，用“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他还提醒人们，不要迷信西方有关民主、自由的理论或者其他的什么主义，更不要简单地崇信、机械地照搬；而是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实际，根据中国的实际做出最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选择。他说：“英美是民治制度最发达的国家，但英美人民并不惜以重权付诸其领袖；我们号称几千年专制的国家，但在我们中间，有一人操权，就有百人忌他、骂他、破坏他。”(《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蒋的这些观察和言论，应该说都如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国情和政情，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些言论恰好为独裁论者提供了理论支撑，为各党派要求国民政府开放政权出了一道大难题。难怪蒋的这种独裁论一出，就连提倡民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都感到震惊，立马致信傅斯年说：“廷黻论专制文章发表时，此间省市党部中人皆大欢喜!我听了真悚然以忧。”不过，接受西方教育的蒋廷黻，在本质上仍同胡适等人一样，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对东方的专制主义并无好感，对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传统不但不排斥而且很热衷。他曾说过，“凡在全能主义政府之下生活过的更加知道自由之可贵。假使人生一切由政府统制，纵使政府是最贤明的，我们会发现为人不过是作牛马。”(《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显然，在那个年代，他的专制独裁论，也只是权宜之计，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其主观意图是为国为民，可谓用心良苦。等到发现国民党的独裁对中国的统一、对中国国力的增长并无明显作用时，他又回到了自由主义的轨道上。1944年，他为《大公报》写了一篇《观美国并回观祖国》的文章，对西方的自由主义予以充分肯定。他说，美国人发现，老祖宗留下的自由主义遗产，是立国的至宝。自由主义能够发挥极大的保卫国家的力量，即使我们需要经济自由，也不能够和不应该废除政治自由。“一个有政治自由的国家固然不能说就是天堂，一个无政治自由的国家确是地狱了!”
为什么把备战放在首位
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三省，接着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关内，民族的危机是何等严峻，所以立起抗日是一般国民普遍的感性的第一反应。但蒋廷黻不同，他不是不赞成抗日，他首先考虑的是，抗日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中国准备好了吗?他在冷静地分析之后认为，中国当前的急务不是发动学生走上街头，发表抗日宣言；而是要在中日进行对决之前，委曲求全，抓住机会，避免中曰邦交的决裂，要利用相对的和平环境，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中国的现代化水平，提高中国的国防实力。所以，他说，在中日关系的处理上，“不在乎我们对日强硬的程度，而在乎我们建设的成绩。……没有建设，没有提高我们自己的力量，纵使得着外援，我们还是别国的附庸，自己不能在国际上成一个独立势力”。(《建设的出路不可堵塞了》)他对当时国内的政治空气颇为担心，“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九一八的责任问题》)他的分析很冷酷，但他的结论很理性，他没有唱高调，但更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眼光也看得更长远。他在热河失守之后，曾写过一篇文章说，“目前论中国的内情及国际形势，我们都谈不到收复失地。目前我们的工作唯有在国内造成有收复失地的能力和资格，在国际上造成收复失地可能的形势。”(《热河失守以后》)同时，他也告诉读者，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决战之前，“我们能得的安宁，不过是短期的苟安。但是我们如何利用这短期的苟安，那确与我民族的命运有莫大的关系”。(《国际形势的分析》)这些话，真是字字沉痛，句句泣血。他这么说，不是要为个人追虚名求虚誉，而是由衷地希望中华民族在非常难求的“苟安”里深练内功，增强国力。今天读来，仿佛仍能感悟到他那颗热血沸腾的拳拳爱国之心。
为什么要弃学从政
蒋廷黻如果一直以学术为志业，没有被蒋介石请去当官，会取得什么样的学术成就呢?当然不好瞎说。他为什么要弃学从政呢?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学者不能等到天下太平了才去涉足政治，在民族和国家遭遇危难需要她的子民贡献才智的时候，知识分子不能躲避，不能假装清高，不能空言塞责。所以，很显然，蒋廷黻从政，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民族为国家做事。他不是不知道，在官本位的中国，“作官可以；作官而要同时作事，很困难；作事而又认真，很危险；认真而且有计划，那简直不可能”。他也不是不知道，“为作官而作官的，只要人人敷衍、事事通融，反得久于其位，步步高升。官场最不可缺的品格是圆滑，最宝贵的技术是应付”。但他更懂得中国这种官僚政治的不良后果，“这种自然的淘汰是淘汰民族中之强者、有能为者，保留民族中之弱者、庸碌无能者”。(《民族复兴的一个条件》)所以，他虽然当了官从了政，但他有湖南人的驴脾气，他认定了当官就是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事。他说：“我以为我们要首先改革我们的人生观，圆滑、通融、敷衍，以及什么消极、清高，都是该打倒，我们要做事。……吃苦要做事，挨骂也要做事。官可不作，事要做。别的可牺牲，事业不可牺牲。做事的人，我们要拥护，要崇拜。说便宜话的人，纵使其话说得十分漂亮，我们要鄙视。”蒋廷黻以做事的态度从政，当然要碰一鼻子灰。但蒋的这种境界，即使放到今天，也是值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公仆们好好学习的，当然更值得今天那些弃学从政的知识分子官员们学习。
匆匆写了以上文字，才发觉一百年前的这个当儿，正是蒋先生着急着慌地忙着出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出身于湘中农村的十六七岁的蒋先生，没有什么人引导，但他知道要救国必先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于是毅然决然地要出国，要去“西洋”留学。今天想想，依然为他这么大胆的决定击掌称叹。一念及此，仿佛看到一个湖南少年立于黄浦江头，立于旧金山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