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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照田认为，在世界范围内，现代东亚有两个重要经验很值得研究：一是以韩国为代表的民主化转型经验，一是以台湾为代表的“人间佛教”经验。
韩国的情况，我所知甚少，期待能实地考察。二零一四年七月，先有机缘去台湾佛光山，两周里的所见所闻，给人很多触发，深觉要理解这些经验，绝非易事。
一般来讲，台湾佛教有四大道场，中台山、法鼓山、慈济功德会和佛光山。几十年来，这四大道场都走出山林，走向社会。中台山的惟觉法师，以佛法的“五化运动”，即学术化、教育化、艺术化、科学化、生活化，为弘法指归;法鼓山已经往生的圣严法师，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为号召，特别突出以佛法教育为轴心，带动环保、文教、慈善事业;证严上人将“四大志业”作为慈济功德会的立身根本，即慈善志业、医疗志业、教育志业、人文志业，当前他们的慈善和医疗事业蜚声全球;星云大师则给佛光山定下“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佛光山的文教产品也最为大陆所熟悉。
看得出来，虽然这四大道场各有偏重，但无一例外地强调佛法弘扬的文教化和生活化。他们自认这是接了太虚大师的衣钵，倡导“人间佛教”。星云大师有过一个简洁的说法，可能更容易把握什么是人间佛教，他说：“凡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
虽然宗旨浅显，但还是容易让人云遮雾罩。不如就以个人见闻为例，谈谈佛光山的故事。
如果说台湾佛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重新建构伦理，安置人心，从而在杂病丛生的现代化进程中，切合需要，成为崛起的内在契机，那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工商社会，则是其发展到今日规模的外在契机。而“人间佛教”，则是其主动因应变化，顺势利导的成功产物。
“青灯古佛是老朽的佛教，我们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听到这样的话，出自一位比丘尼之口，你会不会暗暗吃惊？这是佛光山的妙凡法师之语。当时我特别好奇，他们要怎样来担当这四句教？
目前，常见的提法是，佛光山全面参与文化、教育、慈善、宗教等社会事业，在全球建有三百多个道场，办有五所大学，并设有电视台、通讯社、报社、出版社、基金会、诊所、博物馆、梵呗乐团、中小学等若干机构。
即使简单考察一下这些提法，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上面的所有机构，除了寺院道场外，可能没有一个是传统佛教中所拥有过的。但反过来看，又会发现，这些机构又是当今现代化（西化）之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是一个工商社会提供了佛教组织、管理、运作的方式，也是这个社会的逐渐多元和分化，提供了佛教办如此多面向事业的可能。
而进一步将这些空洞的提法落实来考察，我们发现，现在佛光山不但举办“星云人文世界论坛”这样大型的世界文化交流活动，也举办“佛法真义”这样的日常讲座;既与各国政要热情往还，也欢迎社会大众去寺院体验短期出家生活;既去监狱、灾区弘法，也给新人举办佛化婚礼，甚至还为新生宝宝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说白了，它充分发挥了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处处让人觉得道不远人。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一日禅”、“三日禅”，各种义工招募，以及大学夏令营等活动，让大众直接体验佛教生活，与佛光山相遇。
再来解读一下星云大师的话，会特别有意思，他说：“过去的佛教只有在寺院而已，现在佛教能普及到家庭、社会、生活中，这都要归于‘人间佛教’的提倡。‘人间佛教’就是要与生活结合，要利益大众，要能给人受用。”为什么现在的佛教，如此强调生活化、“人间”性？为什么这种强调会给它带来如此辉煌？我们知道，过去的佛教，暂且不论追求自我解脱成佛的小乘教法，即使是追求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也是强调自身成佛之后再来普度众生。显然，现在的“人间佛教”并不特别突出这一点，而是汲汲于以通俗的佛法，或者说佛化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活观来走入大众、影响大众，为什么这一机之转，能够迅速“弘化五大洲”？
这当中各种深层的历史肌理暂且不表，表面上，至少我们看到突然冒出来一个传统中国并不具有的现代“工商社会”供佛教施展拳脚。传统皇权制度之下，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当今的此类“社会”。而政治组织，乃至人伦安排，又都被儒家占着地盘，佛教和道教，仅是在儒家空出来的个人“身心安顿”上博得一席之地，要么供士大夫进取失败之后安顿心灵，要么供普通大众生活有困难时“拜拜”。所谓“三教合一”也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合一。曾几何时，欧风美雨将儒家打得七零八落，全面丧失了结构社会、安顿人生的地盘，将中国也分解成国家、社会、个人的三位一体，佛教的崛起可说是乘运而生。人间佛教的教法，乃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新兴的社会形势和空隙之后的产物，也是充分面对此一社会状况中人们身心状况后的产物。
人间佛教昌隆，靠的是以社会事业来弘扬佛教。但出家人进入社会，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在影响大众之前，保持本色，不被金钱名利所沾染。即如何在一个金钱名利交织的俗世社会中，保持信仰（或道义）的绝对超脱性和支配性。这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佛教的问题。
“念念在当下”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要体悟“缘起性空”的道理，不执著，不分别，以平等的精神看待一切所缘，也就无所谓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乃至得失荣辱等分别。而且，他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锻炼，也是检验有没有修行的最好标准。这忽然让人想起王阳明的“事上磨练”。就我个人体验，这一要求其实是在塑造一种全新的人格类型，这种类型在以下三个层面上都有规划：一是在世界观层面，它以“成住坏空”、“缘起性空”为基石，构建了无我、随缘的人生理念;二是在生活层面，则通过讲求身、口、意不造业，建立了一套和谐奉献的人生观;三是在身心层面，则通过强调慈悲喜舍，强调无挂碍，特别突出一种“欢喜”充实的人生过法。
在充分接触佛光山的各级法师后，我尤其觉得这是一种高明的教法，当它在法师身上落实下来的时候，会对旁人形成强大的感化力和感召力。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一次跟我们千余人的座谈中，星云大师指着身旁的慈惠法师，笑着说：“这位慈惠法师，当年可是一位唱歌很好听的美丽小姐，现在都成老太婆了。”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有人问慈惠法师生命里不快乐的事是怎么度过的，法师答道：“这一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不快乐，反正就是做事好了，也没意识到自己就这么大年纪了，真是‘不知老之将至’。”并带领大家一起用扬州调齐唱了憨山大师的《醒世歌》：“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声音清脆悠扬，让在场的人心灵一震。 粗粗看来，佛光山目前的管理人才大概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开山的一代，大概包括星云大师及其在宜兰弘法时所收的第一代弟子，这些人后来一起创建了佛光山，包括慈惠、慈容、慈庄等。他们现在是佛光山的精神领袖，都年过八十，但还活跃在一线。第二梯队，是现任住持、副住持和总务委员等人，包括某些慧字辈的比丘和觉字辈、妙字辈的比丘尼等。这些人是佛光山实际事务的担纲者。第三梯队是目前各种海内外文化、慈善、教育、宗教机构的负责人，这批法师比较年轻，多是高学历出身，属于正在历练的后备人才。
高学历在佛光山并不罕见，如现任代理住持的洋和尚（新西兰籍）慧峰法师，是香港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的博士;副住持慧开法师，是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博士;宗务委员觉培法师，是阿根廷国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建筑学博士。我一直有个疑问，吸引这些人加入佛门的力量是什么？星云大师的说法是入了佛门有大事业可做。其实社会上更有大事业可做，事业并不是佛门才有。粗浅的体会，其实还是一种人生样态。在这样的样态里，一个人真心做事，发心待人，欢喜充盈，还能了无挂碍。随即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生活样态会吸引如此多的人进入佛门？或者说，为什么在外面的社会里，就不能实现这样一种生活样态？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基，不得不重新走向宗教？或者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迅速现代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却带来了宗教的全球性复兴和原教旨化？这些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涵盖。
顺便说一句，参访归来，我深感当代佛教已经走出过去佛教所面对的二重挤压（甚至危机）：一是宋明以后儒学对佛学的挤压;二是近代以来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佛学的挤压。
传统儒者对佛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破坏儒家伦常而带来的社会崩解之上。如最具代表性的朱熹和戴震，莫不如此，就不再繁琐引证。但当前的佛教恐怕在参与社会事务上，对社会的抟聚上，比儒家还要积极、还要深入，再来做这样批评，已经无法击中要害。
西学目前全面占领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管理地盘，致使儒家从一种全面制度化的话语体系，变成只能“托诸空言”的论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儒学已经变成无处依附的“游魂”。但有一个地方，西学却一直没法完全占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安顿。一方面，佛教义理宏深，并非西学所讲的那些在理性范围内的道理所能涵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所强调的“缘起性空”、“因果”、“苦”、“无常”、“无我”等义理，并非如漂洋过海的西学那样，仅仅是存在于真伪之下的道理，而是要紧紧和每个中国人的人生、人心相连，它要安抚人心，建设人生。这种关心人生意义，开创人生样态的佛学，是西学怎么也无法取代的。因此，我们看到的佛教不但不受新形势的束缚，甚至反而借着西方的制度和理念，如基金会制度、教育办学制度、民主管理体制等等，一再风生水起，涅槃重生;一再发挥其自古以来就离皇权远、离百姓近的优势，借着近代以来突然在国家和民众间生长出的“社会”，大展拳脚。
反观儒学，从中西遭遇以来就提过各类折中方案，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儒学“国教”化、“国故”化，一直到现在的国学热，都没有找到一条稳妥的自存之道。近些年来，虽然有新一代儒者，不断提出“政治儒学”、“儒家宪政”、“人民儒学”等口号，希望儒学重归庙堂，冀图再振。然而形格势禁，从口号到现实，依旧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儒家自古以来就缺乏与“社会”结合的手段，目前虽然民间国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儒家在社会上的作为，也仅局限在恢复几个书院，办些私塾、读经班等等而已，难成气候。现实政治、社会情形，尤其是西学及其所裹挟而来的西方价值、理念、制度等等，一直是压在儒学肩上的大山，难于翻越。
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从近代以来开始的转型，光靠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层面的转型恐怕还不够，还需要各种软性的文化、伦理、道德等层面一同转型，否则就无法医治当今追功逐利的社会现实。我们知道，过去的中国都是以儒家为基盘，吸收佛、道，来凝聚人心和社会。既然佛教如今和社会结合得有如此成就，且摆脱了西方的阴影，我们能否在佛教的基盘上，重新吸收儒、道，乃至“西”，来再造社会、再造人心，实现中国软环境的顺利转型？
韩国的情况，我所知甚少，期待能实地考察。二零一四年七月，先有机缘去台湾佛光山，两周里的所见所闻，给人很多触发，深觉要理解这些经验，绝非易事。
一般来讲，台湾佛教有四大道场，中台山、法鼓山、慈济功德会和佛光山。几十年来，这四大道场都走出山林，走向社会。中台山的惟觉法师，以佛法的“五化运动”，即学术化、教育化、艺术化、科学化、生活化，为弘法指归;法鼓山已经往生的圣严法师，以“提升人的品质，建设人间净土”为号召，特别突出以佛法教育为轴心，带动环保、文教、慈善事业;证严上人将“四大志业”作为慈济功德会的立身根本，即慈善志业、医疗志业、教育志业、人文志业，当前他们的慈善和医疗事业蜚声全球;星云大师则给佛光山定下“四大宗旨”：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佛光山的文教产品也最为大陆所熟悉。
看得出来，虽然这四大道场各有偏重，但无一例外地强调佛法弘扬的文教化和生活化。他们自认这是接了太虚大师的衣钵，倡导“人间佛教”。星云大师有过一个简洁的说法，可能更容易把握什么是人间佛教，他说：“凡是佛说的、人要的、净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于幸福人生增进的教法，都是人间佛教。”
虽然宗旨浅显，但还是容易让人云遮雾罩。不如就以个人见闻为例，谈谈佛光山的故事。
“人间佛教”何以可能？
如果说台湾佛教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重新建构伦理，安置人心，从而在杂病丛生的现代化进程中，切合需要，成为崛起的内在契机，那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工商社会，则是其发展到今日规模的外在契机。而“人间佛教”，则是其主动因应变化，顺势利导的成功产物。
“青灯古佛是老朽的佛教，我们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听到这样的话，出自一位比丘尼之口，你会不会暗暗吃惊？这是佛光山的妙凡法师之语。当时我特别好奇，他们要怎样来担当这四句教？
目前，常见的提法是，佛光山全面参与文化、教育、慈善、宗教等社会事业，在全球建有三百多个道场，办有五所大学，并设有电视台、通讯社、报社、出版社、基金会、诊所、博物馆、梵呗乐团、中小学等若干机构。
即使简单考察一下这些提法，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上面的所有机构，除了寺院道场外，可能没有一个是传统佛教中所拥有过的。但反过来看，又会发现，这些机构又是当今现代化（西化）之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是一个工商社会提供了佛教组织、管理、运作的方式，也是这个社会的逐渐多元和分化，提供了佛教办如此多面向事业的可能。
而进一步将这些空洞的提法落实来考察，我们发现，现在佛光山不但举办“星云人文世界论坛”这样大型的世界文化交流活动，也举办“佛法真义”这样的日常讲座;既与各国政要热情往还，也欢迎社会大众去寺院体验短期出家生活;既去监狱、灾区弘法，也给新人举办佛化婚礼，甚至还为新生宝宝举行佛光宝宝祝福礼。说白了，它充分发挥了大乘菩萨道的精神，处处让人觉得道不远人。尤其是各种各样的“一日禅”、“三日禅”，各种义工招募，以及大学夏令营等活动，让大众直接体验佛教生活，与佛光山相遇。
再来解读一下星云大师的话，会特别有意思，他说：“过去的佛教只有在寺院而已，现在佛教能普及到家庭、社会、生活中，这都要归于‘人间佛教’的提倡。‘人间佛教’就是要与生活结合，要利益大众，要能给人受用。”为什么现在的佛教，如此强调生活化、“人间”性？为什么这种强调会给它带来如此辉煌？我们知道，过去的佛教，暂且不论追求自我解脱成佛的小乘教法，即使是追求普度众生的大乘佛教，也是强调自身成佛之后再来普度众生。显然，现在的“人间佛教”并不特别突出这一点，而是汲汲于以通俗的佛法，或者说佛化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活观来走入大众、影响大众，为什么这一机之转，能够迅速“弘化五大洲”？
这当中各种深层的历史肌理暂且不表，表面上，至少我们看到突然冒出来一个传统中国并不具有的现代“工商社会”供佛教施展拳脚。传统皇权制度之下，在国家和民众之间，并不存在一个当今的此类“社会”。而政治组织，乃至人伦安排，又都被儒家占着地盘，佛教和道教，仅是在儒家空出来的个人“身心安顿”上博得一席之地，要么供士大夫进取失败之后安顿心灵，要么供普通大众生活有困难时“拜拜”。所谓“三教合一”也是在这个层面上的合一。曾几何时，欧风美雨将儒家打得七零八落，全面丧失了结构社会、安顿人生的地盘，将中国也分解成国家、社会、个人的三位一体，佛教的崛起可说是乘运而生。人间佛教的教法，乃是充分利用了这种新兴的社会形势和空隙之后的产物，也是充分面对此一社会状况中人们身心状况后的产物。
佛门里才有大事业可做？
人间佛教昌隆，靠的是以社会事业来弘扬佛教。但出家人进入社会，首先碰到的问题是如何在影响大众之前，保持本色，不被金钱名利所沾染。即如何在一个金钱名利交织的俗世社会中，保持信仰（或道义）的绝对超脱性和支配性。这可能并不仅仅是一个佛教的问题。
“念念在当下”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要体悟“缘起性空”的道理，不执著，不分别，以平等的精神看待一切所缘，也就无所谓大事、小事、好事、坏事乃至得失荣辱等分别。而且，他们觉得，在这些事情上锻炼，也是检验有没有修行的最好标准。这忽然让人想起王阳明的“事上磨练”。就我个人体验，这一要求其实是在塑造一种全新的人格类型，这种类型在以下三个层面上都有规划：一是在世界观层面，它以“成住坏空”、“缘起性空”为基石，构建了无我、随缘的人生理念;二是在生活层面，则通过讲求身、口、意不造业，建立了一套和谐奉献的人生观;三是在身心层面，则通过强调慈悲喜舍，强调无挂碍，特别突出一种“欢喜”充实的人生过法。
在充分接触佛光山的各级法师后，我尤其觉得这是一种高明的教法，当它在法师身上落实下来的时候，会对旁人形成强大的感化力和感召力。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一次跟我们千余人的座谈中，星云大师指着身旁的慈惠法师，笑着说：“这位慈惠法师，当年可是一位唱歌很好听的美丽小姐，现在都成老太婆了。”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有人问慈惠法师生命里不快乐的事是怎么度过的，法师答道：“这一生，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快乐不快乐，反正就是做事好了，也没意识到自己就这么大年纪了，真是‘不知老之将至’。”并带领大家一起用扬州调齐唱了憨山大师的《醒世歌》：“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到处随缘延岁月，终身安分度时光……”声音清脆悠扬，让在场的人心灵一震。 粗粗看来，佛光山目前的管理人才大概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开山的一代，大概包括星云大师及其在宜兰弘法时所收的第一代弟子，这些人后来一起创建了佛光山，包括慈惠、慈容、慈庄等。他们现在是佛光山的精神领袖，都年过八十，但还活跃在一线。第二梯队，是现任住持、副住持和总务委员等人，包括某些慧字辈的比丘和觉字辈、妙字辈的比丘尼等。这些人是佛光山实际事务的担纲者。第三梯队是目前各种海内外文化、慈善、教育、宗教机构的负责人，这批法师比较年轻，多是高学历出身，属于正在历练的后备人才。
高学历在佛光山并不罕见，如现任代理住持的洋和尚（新西兰籍）慧峰法师，是香港大学佛教研究中心的博士;副住持慧开法师，是美国天普大学宗教学博士;宗务委员觉培法师，是阿根廷国立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建筑学博士。我一直有个疑问，吸引这些人加入佛门的力量是什么？星云大师的说法是入了佛门有大事业可做。其实社会上更有大事业可做，事业并不是佛门才有。粗浅的体会，其实还是一种人生样态。在这样的样态里，一个人真心做事，发心待人，欢喜充盈，还能了无挂碍。随即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生活样态会吸引如此多的人进入佛门？或者说，为什么在外面的社会里，就不能实现这样一种生活样态？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基，不得不重新走向宗教？或者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迅速现代化、全球化的世界里，却带来了宗教的全球性复兴和原教旨化？这些问题都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涵盖。
顺便说一句，参访归来，我深感当代佛教已经走出过去佛教所面对的二重挤压（甚至危机）：一是宋明以后儒学对佛学的挤压;二是近代以来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佛学的挤压。
传统儒者对佛教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其破坏儒家伦常而带来的社会崩解之上。如最具代表性的朱熹和戴震，莫不如此，就不再繁琐引证。但当前的佛教恐怕在参与社会事务上，对社会的抟聚上，比儒家还要积极、还要深入，再来做这样批评，已经无法击中要害。
西学目前全面占领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组织管理地盘，致使儒家从一种全面制度化的话语体系，变成只能“托诸空言”的论说，丧失了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能力。用余英时的话说，就是儒学已经变成无处依附的“游魂”。但有一个地方，西学却一直没法完全占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安顿。一方面，佛教义理宏深，并非西学所讲的那些在理性范围内的道理所能涵括。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佛教所强调的“缘起性空”、“因果”、“苦”、“无常”、“无我”等义理，并非如漂洋过海的西学那样，仅仅是存在于真伪之下的道理，而是要紧紧和每个中国人的人生、人心相连，它要安抚人心，建设人生。这种关心人生意义，开创人生样态的佛学，是西学怎么也无法取代的。因此，我们看到的佛教不但不受新形势的束缚，甚至反而借着西方的制度和理念，如基金会制度、教育办学制度、民主管理体制等等，一再风生水起，涅槃重生;一再发挥其自古以来就离皇权远、离百姓近的优势，借着近代以来突然在国家和民众间生长出的“社会”，大展拳脚。
反观儒学，从中西遭遇以来就提过各类折中方案，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儒学“国教”化、“国故”化，一直到现在的国学热，都没有找到一条稳妥的自存之道。近些年来，虽然有新一代儒者，不断提出“政治儒学”、“儒家宪政”、“人民儒学”等口号，希望儒学重归庙堂，冀图再振。然而形格势禁，从口号到现实，依旧遥遥无期。另一方面，儒家自古以来就缺乏与“社会”结合的手段，目前虽然民间国学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儒家在社会上的作为，也仅局限在恢复几个书院，办些私塾、读经班等等而已，难成气候。现实政治、社会情形，尤其是西学及其所裹挟而来的西方价值、理念、制度等等，一直是压在儒学肩上的大山，难于翻越。
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从近代以来开始的转型，光靠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层面的转型恐怕还不够，还需要各种软性的文化、伦理、道德等层面一同转型，否则就无法医治当今追功逐利的社会现实。我们知道，过去的中国都是以儒家为基盘，吸收佛、道，来凝聚人心和社会。既然佛教如今和社会结合得有如此成就，且摆脱了西方的阴影，我们能否在佛教的基盘上，重新吸收儒、道，乃至“西”，来再造社会、再造人心，实现中国软环境的顺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