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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也有外交，这是顾维钧晚年在回忆录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
顾维钧，中国外交官，因拒绝在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名垂青史，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晚年时，曾有人问起顾维钧人生最得意时为何，顾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青史留名并不能算是意外，但以一种非他所预想的方式留名却出乎他的意料。而出乎意料的不止是顾维钧本人，还有当时整个中国。
天真的中国
1918年12月4日，31岁的顾维钧肩负着中国政府和整个民族的重托，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巴黎和会。此行意义之重大，早在半个月前顾维钧便心中有数。1918年11月11日，法国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的车厢里，德国代表签字投降，中国在那一刻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宣布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张灯庆祝。据胡适后来回忆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非常兴奋，在3天公假之后，愣是跟教育部借来天安门城楼，带领一群北大的教授，向民众发表了一整天的演讲。
中国人的兴奋和喜悦完全可以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近80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丧权辱国，打了太多的败仗，签了太多的不平等条约。终于，现在中国成为了战胜国。举国上下开始期待能够借此机会重新赢回失去的民族尊严和权益。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声明，其中“废除秘密外交”和“各国一律平等”的观点让很多中国人欢欣鼓舞。
彼时，中国人开始憧憬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将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抢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一想到这样的场景，全国上下从政府要员到中学学生都天真地笑了。于是，当听说巴黎和会参会国的代表分成5人、3人和2人三个等级时，中国竟不假思索就派出了最高级别的5人代表团。
然而，中国自清以降，就一直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这其中的差距不单单是曾国藩、李鸿章所说的器物之差，其关键还在于观念之差。要说中国对于一战的贡献并不小，几十万华工在欧战战场上挖战壕、修工事、抬伤员、运物资，俨然是协约国的后勤部队。然而，国际社会永远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即便是贡献不小的中国，弱者就是弱者，只能被强者按在砧板上宰割。
但参会的中国代表团却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希望。代表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征祥向来老于世故，然而连他都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应该有5个席位。结果到了巴黎才得知中国被列为最低等级，仅有两个代表名额。即便是后来很多后排国家都得到加人升级的机会，中国的席位依然没有变化。颜面尽失的中国代表团只能决定让5位代表轮流参会。而这一安排，正好给了顾维钧表现的机会。
顾维钧的高光
1999年，电影《我的1919》上映，这部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活动为故事原型的电影生动翔实地描画出中国外交官卓越的风采和中国虚弱外交的无奈和悲哀。和现实历史一样，影片中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一上来就遭到了五大国（英法美意日）的轻慢和非难。而当时关于中国的利益处置，五大国的意见主要以维护好日本的利益为上。因为巴黎和会事实上是一个分赃大会，整块大蛋糕主要由五大国分享。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到阻挠，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五大国之间都会互相支持。
显然，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上最直接也是最厉害的矛盾就是对日矛盾。在涉及原德国在山东利益转交给日本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坚决不予退步。但一方面，五大国的默契不能打破，日本的利益诉求要维护；另一方面，和会刚一开始，五大国并不想把局面搞得太僵。为此，和会举行了“十人会”，即由操纵会议的五大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最高会议。此次会议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日本要求一战期间与英法意签署的关于山东的秘密协议予以“兑现”。
中国代表团匆匆而来，并没有太多准备。但发言人顾维钧却不用讲稿，起身侃侃而谈。“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考虑处理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思想上早有准备。”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关于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坦承，中国的确是在1915年和1918年签署过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过这些条约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因此不应被履行。顾维钧随后搬出“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这些威尔逊原则，提出中国必须收回山东权益。
顾维钧的发言博得现场掌声连连。美英法三国巨头纷纷与他握手，并表示祝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称赞他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而顾维钧的辩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出现在《费加罗报》等多家西方重要报纸上，一时轰动了整个巴黎乃至欧洲。
这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光时刻，而这种高光源于他的博学、敬业以及爱国，这种高光在中国脆弱的国力以及难有作为的外交的衬托下显得更为夺目。然而，这种高光只能是一瞬间的，因为不管顾维钧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理直气壮，中国的利益还是要被出卖掉。
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很大的刺激。一直无法跟上近代化步伐的中国人天真地以为，顾维钧如同晏子、蔺相如或是唐雎，一番机智的外交辞令和狡黠的游说之后，便可以完璧归赵，不辱使命。但近现代的国际外交永远都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利益博弈，甚至最终被诉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外交战胜利中，曾纪泽出使俄国算是一次不小的胜利，而这一次胜利也是基于左宗棠在新疆的军事胜利和俄国窘迫的财政状况。顾维钧想成为曾纪泽第二，但是这一次不行。
4月中旬，美国提出了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以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为处置。该方案勉强通过不久后意大利即退出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起来。为避免和会的最终破裂，威尔逊最终宣布，如果日本能放弃它在山东的军事权利，只保留经济权利，他可以同意由日本得到山东权利。中国的主权就这样在威尔逊挽救国际联盟的理想下牺牲了。 谁人的1919
一百年后，谈到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学界认为他能审时度势，积极进取，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单从外交水平和技巧层面来讲，顾维钧的确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外交家”。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来争取中国的利益。应该说顾维钧一度很接近自己的目标了，只是奈何在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的作用下未能如愿。但如果就此来抹杀中国代表团的功绩也是不公平的。
首先，外交上的第一次强硬表态。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极其少见。见惯了留着“猪尾巴”，唯唯诺诺的满清官员，列强们第一次在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面前碰了壁。电影《我的1919》中安排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结局：顾维钧在和约签字的当天出现在会场，用“我很愤怒”表达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而真实的历史是，签约当天，中国代表团无一人出现在会场，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中国对于和约的不满。至此，中国首次明确表达了对不平等条约束缚的不满。
再者，虽然在战胜国那里没有争取到成果，但在战败国身上还是收回了很多国家权益。在和会上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基于此，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直到二战结束，中国才真正获得了“五大国”的待遇。然而，夹杂在近代史中的这一段掌故，现在读来依然令人不禁感慨中华民族近代受压迫之深切，以及国民对重拾民族自尊的渴望。当时在得知中国政府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前提下也会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时，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并连夜在《晨报》刊发，加上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的电报，直接点燃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然而有个令人遗憾的细节是，无论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还是梁启超、林长民，无一不认为巴黎和会上是有“好坏人”之分的，比起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以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美国总统威尔逊简直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救星。也正基于此，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一开始是去美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书的，只可惜当天美国公使施瑞恩不在，这才转奔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这样一厢情愿的看法，现在看来的确显得幼稚可笑，却也映衬出中国近现代化意识的不成熟。
其实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无可挽回的。面对国内汹涌澎湃的民意，中国代表所能做的就是拒绝签字。而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民意是那种对于“民族将亡”的深切危机感的爆发。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争取到了对战败国和中立国的利益，但相比于会前举国上下对于和会的高度期许，如今的局面的确令无数人倍感落差。
191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引用当时中国代表团主要人物之一王正廷的话来说明更为妥当：“于中国百余年来，外交大失败后，忽然大放光明，于各帝国主义层层之压迫之下，竟突破其樊篱，展开外交之新局面，而造成吾国外交史上之新纪元者，则巴黎和会是也。”
1919年，不仅是顾维钧的1919，不仅是毛泽东们的1919，也不仅是李大钊、陈独秀们的1919，更是整个中国的1919。1919不仅是中国新生和觉醒的开启，更是第一次对真正意义上近现代外交的极好认知。百年后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激起的不该仅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还应该有更深的反思。如果顾维钧的高光换在了百年后今天，那又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顾维钧，中国外交官，因拒绝在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而名垂青史，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晚年时，曾有人问起顾维钧人生最得意时为何，顾毫不迟疑地答道：巴黎和会。
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青史留名并不能算是意外，但以一种非他所预想的方式留名却出乎他的意料。而出乎意料的不止是顾维钧本人，还有当时整个中国。
天真的中国
1918年12月4日，31岁的顾维钧肩负着中国政府和整个民族的重托，登上了开赴巴黎的航船，参加在那里举行的巴黎和会。此行意义之重大，早在半个月前顾维钧便心中有数。1918年11月11日，法国贡比涅森林福煦元帅的车厢里，德国代表签字投降，中国在那一刻成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
消息传来，北京政府宣布放假3天，上万人上街张灯庆祝。据胡适后来回忆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非常兴奋，在3天公假之后，愣是跟教育部借来天安门城楼，带领一群北大的教授，向民众发表了一整天的演讲。
中国人的兴奋和喜悦完全可以理解。自鸦片战争以来，近80年里，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丧权辱国，打了太多的败仗，签了太多的不平等条约。终于，现在中国成为了战胜国。举国上下开始期待能够借此机会重新赢回失去的民族尊严和权益。而会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了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声明，其中“废除秘密外交”和“各国一律平等”的观点让很多中国人欢欣鼓舞。
彼时，中国人开始憧憬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代表团将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夺回关税自主权，收回日本从德国人手中抢下的青岛和胶济铁路。一想到这样的场景，全国上下从政府要员到中学学生都天真地笑了。于是，当听说巴黎和会参会国的代表分成5人、3人和2人三个等级时，中国竟不假思索就派出了最高级别的5人代表团。
然而，中国自清以降，就一直没有跟上世界的步伐，这其中的差距不单单是曾国藩、李鸿章所说的器物之差，其关键还在于观念之差。要说中国对于一战的贡献并不小，几十万华工在欧战战场上挖战壕、修工事、抬伤员、运物资，俨然是协约国的后勤部队。然而，国际社会永远都是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即便是贡献不小的中国，弱者就是弱者，只能被强者按在砧板上宰割。
但参会的中国代表团却抱有非常不切实际的希望。代表团团长、外交总长陆征祥向来老于世故，然而连他都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应该有5个席位。结果到了巴黎才得知中国被列为最低等级，仅有两个代表名额。即便是后来很多后排国家都得到加人升级的机会，中国的席位依然没有变化。颜面尽失的中国代表团只能决定让5位代表轮流参会。而这一安排，正好给了顾维钧表现的机会。
顾维钧的高光
1999年，电影《我的1919》上映，这部以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活动为故事原型的电影生动翔实地描画出中国外交官卓越的风采和中国虚弱外交的无奈和悲哀。和现实历史一样，影片中陈道明扮演的顾维钧一上来就遭到了五大国（英法美意日）的轻慢和非难。而当时关于中国的利益处置，五大国的意见主要以维护好日本的利益为上。因为巴黎和会事实上是一个分赃大会，整块大蛋糕主要由五大国分享。为了避免自身利益受到阻挠，只要不涉及切身利益，五大国之间都会互相支持。
显然，对于中国来说，巴黎和会上最直接也是最厉害的矛盾就是对日矛盾。在涉及原德国在山东利益转交给日本的问题上，中国代表团坚决不予退步。但一方面，五大国的默契不能打破，日本的利益诉求要维护；另一方面，和会刚一开始，五大国并不想把局面搞得太僵。为此，和会举行了“十人会”，即由操纵会议的五大国各派两名代表参加的所谓最高会议。此次会议一项重要议题就是日本要求一战期间与英法意签署的关于山东的秘密协议予以“兑现”。
中国代表团匆匆而来，并没有太多准备。但发言人顾维钧却不用讲稿，起身侃侃而谈。“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这一问题并一直在考虑处理这一问题的看法，我思想上早有准备。”顾维钧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是写道。
关于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利益，顾维钧坦承，中国的确是在1915年和1918年签署过协议，许诺日本将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过这些条约都是在被迫的情况下签署的，因此不应被履行。顾维钧随后搬出“民族自决”和“领土主权完整”这些威尔逊原则，提出中国必须收回山东权益。
顾维钧的发言博得现场掌声连连。美英法三国巨头纷纷与他握手，并表示祝贺。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称赞他对付日本，有如猫之弄鼠，尽其擒纵之技能。而顾维钧的辩词“中国的孔子有如西方的耶稣，中国不能失去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出现在《费加罗报》等多家西方重要报纸上，一时轰动了整个巴黎乃至欧洲。
这是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高光时刻，而这种高光源于他的博学、敬业以及爱国，这种高光在中国脆弱的国力以及难有作为的外交的衬托下显得更为夺目。然而，这种高光只能是一瞬间的，因为不管顾维钧多么慷慨激昂，多么理直气壮，中国的利益还是要被出卖掉。
这在当时的确是个很大的刺激。一直无法跟上近代化步伐的中国人天真地以为，顾维钧如同晏子、蔺相如或是唐雎，一番机智的外交辞令和狡黠的游说之后，便可以完璧归赵，不辱使命。但近现代的国际外交永远都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利益博弈，甚至最终被诉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外交战胜利中，曾纪泽出使俄国算是一次不小的胜利，而这一次胜利也是基于左宗棠在新疆的军事胜利和俄国窘迫的财政状况。顾维钧想成为曾纪泽第二，但是这一次不行。
4月中旬，美国提出了新方案，将山东暂交英、法、日、意、美五国共管，以示中国问题与世界有关，美国原无单独处置之意，亦不能任他国独为处置。该方案勉强通过不久后意大利即退出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起来。为避免和会的最终破裂，威尔逊最终宣布，如果日本能放弃它在山东的军事权利，只保留经济权利，他可以同意由日本得到山东权利。中国的主权就这样在威尔逊挽救国际联盟的理想下牺牲了。 谁人的1919
一百年后，谈到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学界认为他能审时度势，积极进取，甚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单从外交水平和技巧层面来讲，顾维钧的确是当之无愧的“民国第一外交家”。他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来争取中国的利益。应该说顾维钧一度很接近自己的目标了，只是奈何在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因素的作用下未能如愿。但如果就此来抹杀中国代表团的功绩也是不公平的。
首先，外交上的第一次强硬表态。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极其少见。见惯了留着“猪尾巴”，唯唯诺诺的满清官员，列强们第一次在北京政府派出的代表团面前碰了壁。电影《我的1919》中安排了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结局：顾维钧在和约签字的当天出现在会场，用“我很愤怒”表达了中国人的强烈不满。而真实的历史是，签约当天，中国代表团无一人出现在会场，以这种方式来表达中国对于和约的不满。至此，中国首次明确表达了对不平等条约束缚的不满。
再者，虽然在战胜国那里没有争取到成果，但在战败国身上还是收回了很多国家权益。在和会上对战败国要求废除旧约重订平等新约得到允准。基于此，1921年5月签订的《中德协约》是第一个明文规范无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各款的平等新约，也得到了独一无二的战争赔款；对无约国，1919年春北京政府颁令，与无约国谈判时坚持平等互惠不再给予特权，即使谈判不成，也不愿迁就。12月，北京政府与玻利维亚订约建交，开创完全平等互惠条约之先例。
1926年初，北京政府决定改采“到期修约”方针，陆续与条约期满国家个别谈判改约。4月，北京外交部通知比利时要求《中比条约》期满修约，由于比国不愿接受中方条件，北京政府于11月6日宣布废止《中比条约》，是为中国外交史上破天荒之壮举。不久，比利时宣布归还天津租界，其后双方达成新约。1927年11月，北京政府再宣布废止《中西条约》，由“到期修约”发展到“到期修改、期满作废”。1928年，中丹、中葡、中意等条约到期，北京外交部分别交涉修约，但未有成果。北洋政府在倾覆之前，与波兰、希腊签订平等条约，是为北洋修约的最后成绩。
直到二战结束，中国才真正获得了“五大国”的待遇。然而，夹杂在近代史中的这一段掌故，现在读来依然令人不禁感慨中华民族近代受压迫之深切，以及国民对重拾民族自尊的渴望。当时在得知中国政府即使在拿不到山东权益的前提下也会在和约上签字的消息时，梁启超的儿女亲家林长民自撰《山东危矣》一稿，并连夜在《晨报》刊发，加上梁启超从巴黎发回的电报，直接点燃了著名的五四运动。
然而有个令人遗憾的细节是，无论是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还是梁启超、林长民，无一不认为巴黎和会上是有“好坏人”之分的，比起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大利首相奥兰多以及日本代表牧野伸显，美国总统威尔逊简直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救星。也正基于此，五四运动的游行队伍一开始是去美国大使馆递交请愿书的，只可惜当天美国公使施瑞恩不在，这才转奔赵家楼，火烧曹汝霖住宅。这样一厢情愿的看法，现在看来的确显得幼稚可笑，却也映衬出中国近现代化意识的不成熟。
其实无论学生闹不闹，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都是无可挽回的。面对国内汹涌澎湃的民意，中国代表所能做的就是拒绝签字。而五四运动所激发的民意是那种对于“民族将亡”的深切危机感的爆发。尽管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争取到了对战败国和中立国的利益，但相比于会前举国上下对于和会的高度期许，如今的局面的确令无数人倍感落差。
1919年对于中国人来说究竟有多大的意义？这一点引用当时中国代表团主要人物之一王正廷的话来说明更为妥当：“于中国百余年来，外交大失败后，忽然大放光明，于各帝国主义层层之压迫之下，竟突破其樊篱，展开外交之新局面，而造成吾国外交史上之新纪元者，则巴黎和会是也。”
1919年，不仅是顾维钧的1919，不仅是毛泽东们的1919，也不仅是李大钊、陈独秀们的1919，更是整个中国的1919。1919不仅是中国新生和觉醒的开启，更是第一次对真正意义上近现代外交的极好认知。百年后重新回顾这段历史，激起的不该仅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还应该有更深的反思。如果顾维钧的高光换在了百年后今天，那又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