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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的对象是两对父。他们有某些相同之处：父亲都是商业上的成功者，儿子则都对“财富的孩子”有若干观察。因此，他们讲述了“二代”群体的努力和困惑，以及他们与父辈的复杂关系。但他们也有极大的差别。
作为父子，他们一对经历了对抗和和反叛；另一对则明智、柔软地互相配合。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希望表现富有人群里发生的带有普遍价值的生活状态。
父子关系远充满着生物本能造就的冲突与妥协，但在富有人群中，由于掺杂更大的利益，这些冲突与妥协被戏剧化地放大了。
配角的悲哀笼罩着王大骐，他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附庸、陪衬。“人们总会问我，会不会接父亲的班，这个问题挺无聊的。”王大骐说，抗拒父亲、逃离父亲的势力范围，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配角
父亲60岁生日时，王大骐借口去香港参加一个心智培训班，没有参加寿宴，只是寄去一段视频作为祝福。这次缺席可以说是故意的。
他的父亲王志纲是知名策划人，曾经为龙湖、万达、碧桂园等地产公司出谋划策，帮助这些公司取得了辉煌业绩，是管理咨询行业的传奇人物。当天，寿宴在昆明举行，会聚了数百位父亲的好友，包括政府要人、商界名流。王大骐心里明白，父亲部分是想借寿宴这个形式，将自己一生积累的政商人脉传递给自己。
长子的缺席使得父亲颇为尴尬。王大骐在北京当面“严词拒绝”参加寿宴时，父亲大发雷霆。“骂我不孝、大逆不道一类的。”父亲的震怒在王大骐意料之中，他心里并不感到歉疚。这一幕，让他想起3年前爷爷的葬礼。
父亲没有出现在爷爷的葬礼上。作为王家的最后一位老人，爷爷的葬礼在贵阳举行，而父亲就在不远处的梵净山考察一个高尔夫球场项目。王大骐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也一直在咒骂。
“冷漠就这样继承了下来。”王大骐说，父亲曾解释自己不参加葬礼的原因，一是担心引来自己生意场上的朋友过来送礼，让葬礼变得嘈杂；二是生前尽孝比葬礼的隆重更重要。王大骐一直对这些解释半信半疑，他觉得父亲和爷爷父子间并不亲近。
王大骐的爷爷曾是县城里的中学校长，在黔西小城里是最大的知识分子。“文革”中，爷爷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父亲在书稿中曾记述了他看到爷爷在县城电影院被批斗的场景：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的牌子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那天晚上11点你爷爷被带回家里，我一直躲他，不愿碰他的手，之后连走路都不愿跟他一起。”
自小开始，王大骐就能感到家里的那种冷，没有嬉戏和拥抱，也没有平常人家的温馨亲昵。父亲常年出差，偶尔回家也总在抱怨家里的饭菜比猪食还难吃。等到后来父亲的事业大获成功，见他一面也是需要安排的。被放养的时间里，王大骐心里总有一种不可终日的凄惶。
那种冷使得王大骐抗拒父亲，他也抗拒和父亲参加宴会这件事本身。
对事业投入的父亲多数时间都是在旅途中，每年要“坐150次不同的飞机，睡200张不同的床，吃300顿不同的饭”。每逢节假日，父亲出差时会把王大骐和弟弟带在身边，一同考察项目，参加生意伙伴的盛情款待。每顿饭的台面上，总能见到不同的官员、商人，围成一桌的陌生面孔。
这些饭局探讨的话题千变万化，但饭桌的主角却永远都只有一个。曾在新华社做过记者的父亲，有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的描述事物的能力，良好的信心让他有一种压倒众人的气场。父亲滔滔不绝的时候，桌边的王大骐会渐渐陷入一种“绝望”的压抑中。他感到窒息。和人们一样，他沉默地看着父亲，却难得和他说上一句话。
餐宴成了梦魇，有时候连同旅行也被毁掉了。中学年代里，王大骐就跟着父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甘孜州的草原上和康巴汉子狂欢，在喀什的清真寺听诵经，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在王大骐最初的经验里，关于中国的知识几乎都来自父亲。然而，父亲永不疲倦的讲述让他渐渐失去了兴趣，心里生出无聊感觉。针对王大骐消极的态度，父亲逼迫他出行必须写游记，不能像是“驴子拉出去走了一圈”。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也常有各地的人登门拜访，父亲穿着白色背心、大裤衩和拖鞋在会客室里同客人神侃。坐在小板凳上的王大骐，始终都是父亲的聆听者。
在饭桌旁边长大，听着成人世界的各种高谈阔论，王大骐度过一个没有童话的童年。他会把在父亲的饭局上听来的外地见闻、经商故事说给同学，却被同学奚落是“吹水”，还获得了一个“水王”的绰号。
像一部电影里没有台词的配角，有种不被关注的面目模糊，王大骐收获了异于同龄认的麻木。他用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自己的境遇：父亲是群落里最凶猛的雄性，会压制群落里其他的雄性，很不幸，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宾朋满座的宴席上，父亲曾当面毫不留情地数落王大骐，说他是个“废物”，让他羞辱得泪在眼眶里打转，只能用湿巾挡着眼睛，身体不住地抽动。
配角的悲哀笼罩着王大骐，他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附庸、陪衬。“人们总会问我，会不会接父亲的班，这个问题挺无聊的。”王大骐说，抗拒父亲、逃离父亲的势力范围，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自我
父亲的强势是权力和规则最原始的基因。在第一代企业家下海创业的年代，面临着法治不彰、资金不足等环境限制，能够生存下床的，多数都靠个人的强悍，在丛林中突围而出。因此，作为父亲的多数第一代企业家，都有着坚硬的性格和说一不二的强势。
在高尔夫球场上，王大骐充分见识过父亲手腕的厉害。父亲常同商人朋友打球。15年的球龄使得父亲的技术在业余级别已臻一流，因此输少赢多。每逢遇到强敌，父亲会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设法让比赛变得气氛紧张。“有些人手就不稳了，最平常的切杆都会把球切飞。”王大骐说，父亲把别人的心绪搞乱的同时，会掌控自己的心理节奏，后来居上。
那种掌控全局的气势，令许多人愈加佩服父亲。家里有一张父亲大学时代的照片，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母亲告诉王大骐说，这就是锐气，也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 父亲也曾经努力想将自己的狼性和野心传递给王大骐兄弟。很小的时候，父亲会把王大骐和弟弟丢进水库里，让他们自己扑腾着学习游泳。六年级时，兄弟俩又被父亲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一个月的全封闭训练中，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跆拳道学成归来，父亲又安排了一场兄弟之间的对打，结果王大骐一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同行的家长都在机场和孩子抱头痛哭时，父亲只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王大骐的母亲曾多次担心孩子的生活，而父亲的回答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兄弟俩并没有成为有狼性的领袖，他们仍是普通孩子堆的一员。在碧桂园小学念书时，王大骐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二代们淋湿，大冬天里一盆水浇过来。王大骐没办法，只能学电影里面的古惑仔，拜了一个爱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哥。
王大骐从来不会将这些事情告诉父亲。等到出国之后，王大骐彻底远离了父亲的饭局和生意，原来压抑的感受消失了，王大骐开始思考自己。那时，他开始写一本叫作《我要飞》的书，讲述自己的留学生活。这是他第一次试图自己去做一件事情，有种离笼之鸟的喜悦。
读大学期间，王大骐曾在父亲的公司实习。在公司里，他将“我爸”变成了“王老师”，但父亲的照拂仍是无处不在的。王大骐越来越失望地发现，自己的一切都是由父亲来定义的，而不是自己寻找的。
“我要逃离他的阴影。”毕业后，尽管父亲告诉他“你在全中国也找不到像我们这样令人兴奋的工作”，他还是执意不肯加入。
父亲在失望中，为王大骐推荐了一家杂志社，那家杂志社的主编是父亲早年的兄弟。在新闻行业，写出《广州人经历了三次冲击波》、《中国走势采访录》等报道的王志纲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媒体人之一。王大骐准备从头开始，从父亲发迹的行业开始做起，找寻自己的位置。
事实上，王大骐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很多次，当自己拿到一个选题无所适从时，父亲的电话就会打过来，帮他介绍采访资源。那些采访资源不是地方政府的头头脑脑，就是行业里出类拔萃的专家大佬。而这些原来在饭局上能轻易见到的大人物，面对采访时也变得吞吞吐吐。
像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参照物，而自己做什么都无法超过父亲。心里的念头折磨着他，几乎使他疯狂，他感到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巨大的空虚感吞噬了他，他开始用酒精和性来寻求解脱。挥霍着从父亲那里拿来的钱，王大骐曾在半个月里8次去夜总会寻欢，用金钱换取女人的身体，获取一点点儿新鲜感。“你不能遏制自己，就那么短短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的快感，让人感到自己存在。”王大骐说，自己特别能理解电影《羞耻》里的布兰登，依赖于痛苦和性来激活自我的感受。
后来，毫不节制的生活终于击垮了他的身体。王大骐一度有着中度脂肪肝，一年内犯了三次痛风，尿酸指数也飙升至600，脚趾和脚掌肿了起来，像是蚂蚁爬满骨头一样的疼痛会让他彻夜不眠。
在一次杂志社的年会上，王大骐第一次得到了主编的表扬，主编告诉他：你表现得很好，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父亲，你并没有活在他的阴影里。主编说完，王大骐的眼泪不停地滴了下来，他一个人走到外面的草地上，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王大骐想到，至少在记者这个行当，自己可能永远无法超越父亲了。
“滋养我者，必将毁灭我。”这句话是王大骐的铭言，也是他寻找“我”的指引。从干了4年的记者行业辞职后，他将目光对准了像自己一样的年轻人。用了两年时间，他深入采访了6位正在面临交接班的“二代”，在灯红酒绿之中观察他们的生活，同他们的父辈交流。他对这一交接过程描述道：一代的命运在于改造自己适应时代，二代则需要活出自我，争取自己的人生主场权。
王大骐将这本书命名为《财富的孩子》，在敏感地观察他人的同时，他也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及自己和父亲，字里行间显示出对父亲的某种批判。
结巴
在《财富的孩子》书稿中，王大骐试图探讨新富群体面对财富的焦虑和恐慌：年轻的二代追逐着名车、盛宴和美女，欲望得到即刻满足后，陷入意义的虚无。炫目的财富展示背后，蜕变产生的精神压抑得到了宣泄，而他们的呐喊却被淹没在浮华的泡沫之中。这一群财富的孩子，并没有他们表面看起来那么幸运。
但31岁的杭佳一是个反例。他行事低调，表面上没有一点儿二代在社会舆论中呈现出来的张扬气息。念研究生时，他甚至被教授授予了具有勤工俭学性质的助研岗位，他也二话没说接了下来。如今，他已在父亲创立的企业里工作了7年，主导着两本杂志的出版、经营事务，并将逐渐接下家族广告传媒集团的管理大权。
2011年7月，在一群志同道合的二代支持下，杭佳一创立了《接力》杂志，专注于家族企业的传承与二代的成长。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的创业热潮，诞生了“92派”企业家群体，如今他们都年近古稀，将企业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这个财富群体最性心的事情。当下，正是这一交接班仪式的过渡时期。
坐在徐汇500视觉园2号楼整洁的办公室里，杭佳一和混迹于声色犬马场所的王大骐一样，以二代的身份扮演着这个群体的观察者。杭佳一穿着纯色的衬衣，理成寸许的头发被梳得立起来，显得精神干练。楼下的员工会不时走进屋内，打开文件夹，让他签字确认。
聊天进行一段时间后，你才会察觉到他舌头的吃力，杭佳一有轻微的结巴症状。他的父亲杭云龙在谈话中，主动提及儿子这一点缺憾，他说或许是和遗传有关，自己也有结巴症状，但在成年后就消失了。在他的述说中，这一症状具有某种神秘感。
杭佳一最幸福的童年时光是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度过的。杭云龙在1993年“下海”之前，曾在江西省省志办工作，从家到单位附近的幼儿园，骑自行车需要40分钟。上学放学，亲密的“父子时间”就阿以用来讲故事。杭佳一听过一个蜡笔环游世界的故事，最后蜡笔磨损消失了，他在后座上竟哭了起来。 父亲辞职创业后，父子相处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杭云龙从印刷名片一类的业务，到贷款拿下赣江跨江大桥的广告位招商，最后通过做地产杂志站稳脚跟，强势的个人性格支撑着他在历次的变动中坚持下来，在南昌做出了一个亿元规模的文化企业。
对杭佳一来说，童年由父亲描绘的世界图景，逐渐变成了父亲也是图景之一。1997年时，杭云龙同地方电视台一起前往香港制作了一档节目。在家里的电视机上看到父亲，给13岁的杭佳一心里造成了震动。
杭佳一的名字寄托着父亲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佳一原本是加一，就是更好一点儿的意思。”杭云龙说，儿子出生的时候各种遭遇都差了一点儿，最后只能在医院走廊上接生，他就为儿子取名“加一”，后来误写成“佳一”。
不过，杭佳一在学生时代并没有表现出出类拔萃的特质。“考中学，到后来考大学，都差了一两分，就一点点儿。”杭云龙曾将“差了一点儿”这个评价告诉儿子，但杭佳一的学习成绩始终都在中等偏上。升高中差了一点儿分，还是自己找关系，花了钱才进了优质的重点中学。
杭佳一说学生时代里没有人嘲笑自己的结巴，但这个阴影还是限制着他表达自己，碰到上台发言的机会，他会找到老师主动放弃。他讨厌说话时忽然失去音量，又不得不重复而造成的糟糕效果。直到读研究生的末期，离家数年的他才正视这个缺憾，尝试在公开的场合讲话。
2008年，杭佳一在一次不太成熟的创业后回到了父亲的公司。事实上此前的创业也是由父亲投资的。正式回到父亲的势力范围后，杭佳一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意味着“交接棒”过程的开始。
正式成为父亲下属的开始，杭佳一经历了一个心理上的转换期。杭云龙观察到，那段时间是儿子结巴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公司员工已经习惯了杭云龙的严厉，新来的“少东家”性格却温和许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杭佳一几乎很难通顺地讲完一句话。
电影《国王的演讲》讲述了英王乔治六世为鼓舞国家克服结巴的艰难历程，造成他结巴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父亲乔治五世的权威和强势。杭佳一并没有将自己的结巴和父亲联系起来，但他也好奇，自己身边的好几个二代都有结巴的症状，平时跟朋友玩乐时嘴很溜，但跟父亲讲话时，就会变得结巴。
王大骐的书写了一个绰号“小赌神”的二代，他会拿着200万元到澳门练手赌博，并在短时间内输得干干净净。这个阔绰的二代在平日里也是呼朋引伴，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当他父亲打来电话时，戏谑的表隋会从他脸上迅速遁形，神情紧张中，口齿也变得唯唯诺诺，讲话结结巴巴。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父亲的带引下，王大骐也有数年打高尔夫的经验了，他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但是，每次跟父亲打球，他都发挥失常。“平时打得好好的，一见到他，就打得跟屎一样。”他讨厌父亲总是来教自己怎么打，并把自己批评得一无是处。
推拉门效应
5月6日中午，60岁的杭_云龙心情有些不耐烦。在赣江边的一家网球会所里，《智族GQ》的摄影师正在为他们父子拍摄一组照片。站在网球场上，杭云龙试图在衣服颜色、鞋子搭配上坚持自己的意见。摄影师设计了一些父子互动的姿态，杭云龙也配合得不情愿，他站得有些僵硬，板着脸色。
杭佳一试图安抚父亲，一边又对摄影师解释说，父亲性格强势，从心底反感照着别人的安排行事。拍摄快结束时，杭云龙穿着西服，一只脚穿着黑色皮鞋，另一只脚踩着白色网球鞋，冲到了更衣室。
“有时候一年他就穿一次西服，今天把今年的额度用完了。”看着父亲的背影，杭佳一的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准备接班的7年时间里，杭佳一让自己变得柔软，这是他迥异于父亲的地方。这当然也是跟父亲相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年轻人的新观念和老一代的丰富经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弥足珍贵，但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这带来的可能是争吵和对抗。
杭佳一一直在体会和把握合适的那个度。2014年，父亲决定新创一本叫作“幸福味道”的美食杂志，介入餐饮业的广告传播。在经营方案上，杭佳一反复向父亲建议做成新媒体，这样不仅能节省人员开支，还能将巨额印刷和发行成本降下来。杭云龙则坚持要做纸质杂志。几番讨论无果，杭佳一听从了父亲的意见。
在杭佳一主管的另一本杂志《网球大师》上，父亲认为其太注重网球明星，对网球业余领域关注不足。虽然杭佳一觉得聚焦明星更能够提升品牌，但还是对内容做出了调整，安排了更多业余网球领域的信息。
在家族企业的交接期里，父子就像是站在财富之门的两侧，推拉之间最讲究力道合适。父亲一方太用力，把持着企业不愿意放手，儿子就推不开门。儿子急于求成接班，又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断裂。
作为对这个群体非常了解的人，杭佳一看到过二代推不开那扇门的情形。有一位饮料行业的朋友，父亲一直说要把企业交给儿子，并安排儿子全权负责一款新产品的开发。儿子非常认真地找来设计公司，为这款饮品设计标识，做出几套方案拿给父亲看。结果，朋友的父亲看完并不满意，找人弄了一个很传统的标识。朋友觉得没意思，之后就一直消极怠工。
杭云龙已经决定自己65岁退休。到时候，他想游历山河、创办书法推广基金，将企业交给杭佳一管理。他并不恋栈。他的老朋友中，有人70多岁了，还在管理一线退不下来，儿子40多岁接不了班，变成了暮气沉沉的中年人。
不过在那个时间点到来前，他仍要扮演将儿子引进门的角色。对杭佳一的培养，始终是他心里紧绷的一根弦。站在门的背后，他一直警惕自己的力量会不小心伤到儿子。
杭佳一是在南昌二中念的高中，当他临近高考时，这所地方名校也迎来了百年校庆。杭佳一提出想给学校做个校庆网站，这让杭云龙颇为头疼——儿子一直很乖，高考前做网站肯定会影响成绩。在杭佳一的坚持下，他还是应允了这件事。结果，网站没做成，杭佳一的高考成绩也确实受到了影响，原本可以考上一本的成绩，最后落到了二本。
大学毕业后，杭云龙试图给儿子安排一所欧美名校，送他出国留学。可当时杭佳一为了照顾女朋友，想去荷兰一所商学院留学。“我当时也很担心，女孩子比他大，这么早同一个人绑定，会拖他事业的后腿。”杭云龙回忆起当时的想法，忍不住笑了。那个女孩子后来嫁给了杭佳一，孩子现在已经4岁了。 最近，父子两人谋划着从韩国引进一档“Nanta秀”（译作乱打神厨），杭佳一经常从上海回到南昌，跟父亲商量运营细节。这档节目是杭佳一提出引进的，他看中韩流文化流行带来的市场前景，杭云龙有些担忧这一计划的盈利可能，这一点也是公司众多中层忧虑的。但他决定支持儿子，花了很多精力安排招商，尝试缩小亏损的幅度。
站在门后的杭云龙掌握着合适的力度。他对杭佳一的进步感到满意：不是在投资决策的技巧上，而是他觉得儿子有了和他一样的上进心。
和解
杭佳一在管理公司上正变得得心应手，父亲收购的《网球大师》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已经成了网球领域的重要杂志，《接力》杂志则是他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创办起来的。
父亲也在渐渐放手。最初，杭云龙会过目儿子经手的所有案子，甚至连杂志上的一个刊例修改也会仔细核对。现在，他只看月度的报表，有时间到上海，跟骨干员工们吃吃饭，给儿子鼓劲儿打气。
在《接力》杂志创办两周年的公司年会上，原本定由杭云龙致辞的环节，改由杭佳一进行。杭云龙发现原本很难得体讲述一件事的儿子，居然没怎么结巴，条分缕析地讲了公司业务后，还调侃了几位骨干员工，把会场气氛变得融洽。
杭佳一把这些变化总结为自我信心的建立。在说到要让杂志近两年内上市这件父亲都没做过的事情时，他说话的音量微微地提高了一些。
超越父辈对于二代来说，是他们人生意义的提升，这也成为许多二代精神压力的源头。在杭佳一的朋友圈里，不少人都有少年白头的症状，而他自己的鬓角也已有许多白头发。
如今，杭佳一每天工作到7点，然后按时回家陪伴4岁的儿子。儿子最喜欢和他打拳，父子会在地上抱着打成一团。他说，很多人都有父亲奔忙没时间陪伴自己的记忆，因此现在会留意让自己的孩子没有这个缺憾。
王大骐后来得知，会在父亲电话打来时慌张的“小赌神”，在一次变故后成为家族企业的顶梁柱——他的父亲在一次入室抢劫案中被杀害。这个赌场上的浪荡子像是一夜长大，召开公司高层会，为员工描绘了未来的图景；接着去安抚四家银行行长，通过数据告诉他们要对企业抱有信心。
在见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后回到家里他才崩溃。
王大骐也不知道，作为玩伴的“小赌神”精神力量从何而来。也许父亲的去世推动了他迅速独立。这也让王大骐进一步洞悉了财富交接的本质：是一代的老去，让二代成长起来。“就像是生物的更替，前一代为后代腾出空间。”他说，生物学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可是，他自己面临的问题却不像生物学这样清晰。从两年前开始，王大骐开始参加心智成长的课程，以及一些关注精神发展的灵修班，尝试调和内心的躁动和愤怒。在朝阳大悦城的咖啡馆见到他时，他穿着藏青色T恤，脖子上挂着一个“男性力量守护神”项链，长满络腮胡的脸上透出桀骜，带着一些颓废。
在灵修班最初的课程里，他和学员们围成一圈，相互对视，放开陌生人的心理戒备。老师教授了大家表示拥抱对方的手势，让大家尝试去展现善意，王大骐心里感到极度不适应，他朝着对面的人竖起中指，眼泪也流了下来。
在成长中，他经受了冷漠、麻木，已经不懂得如何去表达亲昵。他觉得这是虚情假意，根本就是无聊之举。这让他想起是幼儿园时，老师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汽车模型，他以为是自己很乖获得的奖励，实际上这是因为父亲给那个幼儿园写了一篇赞美式的报道。
他曾经试着去合理化父亲的行为，认为父亲是为了家人生活才奔忙各地，已经做到了最好。但他仍然无法完全说服自己。在他的理想中，父亲应该特意留出交流的“父子时间”，两个人一起谈谈棒球，烤烤棉花糖，露营后一起撒尿把营火浇灭。
不过，他仍然进行着课程，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渐渐的，他也有一些改变，不再害怕空虚，可以一个人独自吃饭。他开始对人对事注入感情。一年前，他结婚了。他尝试着去了解父亲，阅读他的文字，体会他的人生。尽管这种尝试带着一些别扭，在一次拍摄合影时，王大骐被要求和父亲摆出对视的样子，“我当时就快疯了。”但他在努力。
在写《财富的孩子》的过程中，王大骐会偶尔陷入思索的狂热和崩溃中。他总是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进而思索自己寻找的答案。不过书写完后，他感到一种轻松。“直接交流还是别扭，所以有很多话就写在了书里。”他希望能跟父亲产生交流，思索30年来的父子关系。拿着这本批判父亲的书递到父亲跟前，王大骐没想到60岁的强人答应了帮他站台宣传。
“写得透彻，也很真实。”父亲肯定了他。
作为父子，他们一对经历了对抗和和反叛；另一对则明智、柔软地互相配合。我们讲述他们的故事，是希望表现富有人群里发生的带有普遍价值的生活状态。
父子关系远充满着生物本能造就的冲突与妥协，但在富有人群中，由于掺杂更大的利益，这些冲突与妥协被戏剧化地放大了。
配角的悲哀笼罩着王大骐，他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附庸、陪衬。“人们总会问我，会不会接父亲的班，这个问题挺无聊的。”王大骐说，抗拒父亲、逃离父亲的势力范围，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配角
父亲60岁生日时，王大骐借口去香港参加一个心智培训班，没有参加寿宴，只是寄去一段视频作为祝福。这次缺席可以说是故意的。
他的父亲王志纲是知名策划人，曾经为龙湖、万达、碧桂园等地产公司出谋划策，帮助这些公司取得了辉煌业绩，是管理咨询行业的传奇人物。当天，寿宴在昆明举行，会聚了数百位父亲的好友，包括政府要人、商界名流。王大骐心里明白，父亲部分是想借寿宴这个形式，将自己一生积累的政商人脉传递给自己。
长子的缺席使得父亲颇为尴尬。王大骐在北京当面“严词拒绝”参加寿宴时，父亲大发雷霆。“骂我不孝、大逆不道一类的。”父亲的震怒在王大骐意料之中，他心里并不感到歉疚。这一幕，让他想起3年前爷爷的葬礼。
父亲没有出现在爷爷的葬礼上。作为王家的最后一位老人，爷爷的葬礼在贵阳举行，而父亲就在不远处的梵净山考察一个高尔夫球场项目。王大骐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也一直在咒骂。
“冷漠就这样继承了下来。”王大骐说，父亲曾解释自己不参加葬礼的原因，一是担心引来自己生意场上的朋友过来送礼，让葬礼变得嘈杂；二是生前尽孝比葬礼的隆重更重要。王大骐一直对这些解释半信半疑，他觉得父亲和爷爷父子间并不亲近。
王大骐的爷爷曾是县城里的中学校长，在黔西小城里是最大的知识分子。“文革”中，爷爷成了被批斗的对象。父亲在书稿中曾记述了他看到爷爷在县城电影院被批斗的场景：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的牌子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那天晚上11点你爷爷被带回家里，我一直躲他，不愿碰他的手，之后连走路都不愿跟他一起。”
自小开始，王大骐就能感到家里的那种冷，没有嬉戏和拥抱，也没有平常人家的温馨亲昵。父亲常年出差，偶尔回家也总在抱怨家里的饭菜比猪食还难吃。等到后来父亲的事业大获成功，见他一面也是需要安排的。被放养的时间里，王大骐心里总有一种不可终日的凄惶。
那种冷使得王大骐抗拒父亲，他也抗拒和父亲参加宴会这件事本身。
对事业投入的父亲多数时间都是在旅途中，每年要“坐150次不同的飞机，睡200张不同的床，吃300顿不同的饭”。每逢节假日，父亲出差时会把王大骐和弟弟带在身边，一同考察项目，参加生意伙伴的盛情款待。每顿饭的台面上，总能见到不同的官员、商人，围成一桌的陌生面孔。
这些饭局探讨的话题千变万化，但饭桌的主角却永远都只有一个。曾在新华社做过记者的父亲，有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的描述事物的能力，良好的信心让他有一种压倒众人的气场。父亲滔滔不绝的时候，桌边的王大骐会渐渐陷入一种“绝望”的压抑中。他感到窒息。和人们一样，他沉默地看着父亲，却难得和他说上一句话。
餐宴成了梦魇，有时候连同旅行也被毁掉了。中学年代里，王大骐就跟着父亲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在甘孜州的草原上和康巴汉子狂欢，在喀什的清真寺听诵经，每一天的太阳都是新的。在王大骐最初的经验里，关于中国的知识几乎都来自父亲。然而，父亲永不疲倦的讲述让他渐渐失去了兴趣，心里生出无聊感觉。针对王大骐消极的态度，父亲逼迫他出行必须写游记，不能像是“驴子拉出去走了一圈”。
父亲在家里的时间，也常有各地的人登门拜访，父亲穿着白色背心、大裤衩和拖鞋在会客室里同客人神侃。坐在小板凳上的王大骐，始终都是父亲的聆听者。
在饭桌旁边长大，听着成人世界的各种高谈阔论，王大骐度过一个没有童话的童年。他会把在父亲的饭局上听来的外地见闻、经商故事说给同学，却被同学奚落是“吹水”，还获得了一个“水王”的绰号。
像一部电影里没有台词的配角，有种不被关注的面目模糊，王大骐收获了异于同龄认的麻木。他用生物学的角度去解释自己的境遇：父亲是群落里最凶猛的雄性，会压制群落里其他的雄性，很不幸，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宾朋满座的宴席上，父亲曾当面毫不留情地数落王大骐，说他是个“废物”，让他羞辱得泪在眼眶里打转，只能用湿巾挡着眼睛，身体不住地抽动。
配角的悲哀笼罩着王大骐，他常觉得自己是一个附庸、陪衬。“人们总会问我，会不会接父亲的班，这个问题挺无聊的。”王大骐说，抗拒父亲、逃离父亲的势力范围，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
自我
父亲的强势是权力和规则最原始的基因。在第一代企业家下海创业的年代，面临着法治不彰、资金不足等环境限制，能够生存下床的，多数都靠个人的强悍，在丛林中突围而出。因此，作为父亲的多数第一代企业家，都有着坚硬的性格和说一不二的强势。
在高尔夫球场上，王大骐充分见识过父亲手腕的厉害。父亲常同商人朋友打球。15年的球龄使得父亲的技术在业余级别已臻一流，因此输少赢多。每逢遇到强敌，父亲会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设法让比赛变得气氛紧张。“有些人手就不稳了，最平常的切杆都会把球切飞。”王大骐说，父亲把别人的心绪搞乱的同时，会掌控自己的心理节奏，后来居上。
那种掌控全局的气势，令许多人愈加佩服父亲。家里有一张父亲大学时代的照片，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母亲告诉王大骐说，这就是锐气，也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 父亲也曾经努力想将自己的狼性和野心传递给王大骐兄弟。很小的时候，父亲会把王大骐和弟弟丢进水库里，让他们自己扑腾着学习游泳。六年级时，兄弟俩又被父亲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一个月的全封闭训练中，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跆拳道学成归来，父亲又安排了一场兄弟之间的对打，结果王大骐一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同行的家长都在机场和孩子抱头痛哭时，父亲只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王大骐的母亲曾多次担心孩子的生活，而父亲的回答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兄弟俩并没有成为有狼性的领袖，他们仍是普通孩子堆的一员。在碧桂园小学念书时，王大骐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二代们淋湿，大冬天里一盆水浇过来。王大骐没办法，只能学电影里面的古惑仔，拜了一个爱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哥。
王大骐从来不会将这些事情告诉父亲。等到出国之后，王大骐彻底远离了父亲的饭局和生意，原来压抑的感受消失了，王大骐开始思考自己。那时，他开始写一本叫作《我要飞》的书，讲述自己的留学生活。这是他第一次试图自己去做一件事情，有种离笼之鸟的喜悦。
读大学期间，王大骐曾在父亲的公司实习。在公司里，他将“我爸”变成了“王老师”，但父亲的照拂仍是无处不在的。王大骐越来越失望地发现，自己的一切都是由父亲来定义的，而不是自己寻找的。
“我要逃离他的阴影。”毕业后，尽管父亲告诉他“你在全中国也找不到像我们这样令人兴奋的工作”，他还是执意不肯加入。
父亲在失望中，为王大骐推荐了一家杂志社，那家杂志社的主编是父亲早年的兄弟。在新闻行业，写出《广州人经历了三次冲击波》、《中国走势采访录》等报道的王志纲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媒体人之一。王大骐准备从头开始，从父亲发迹的行业开始做起，找寻自己的位置。
事实上，王大骐还是把问题想简单了。很多次，当自己拿到一个选题无所适从时，父亲的电话就会打过来，帮他介绍采访资源。那些采访资源不是地方政府的头头脑脑，就是行业里出类拔萃的专家大佬。而这些原来在饭局上能轻易见到的大人物，面对采访时也变得吞吞吐吐。
像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有了参照物，而自己做什么都无法超过父亲。心里的念头折磨着他，几乎使他疯狂，他感到自己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巨大的空虚感吞噬了他，他开始用酒精和性来寻求解脱。挥霍着从父亲那里拿来的钱，王大骐曾在半个月里8次去夜总会寻欢，用金钱换取女人的身体，获取一点点儿新鲜感。“你不能遏制自己，就那么短短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的快感，让人感到自己存在。”王大骐说，自己特别能理解电影《羞耻》里的布兰登，依赖于痛苦和性来激活自我的感受。
后来，毫不节制的生活终于击垮了他的身体。王大骐一度有着中度脂肪肝，一年内犯了三次痛风，尿酸指数也飙升至600，脚趾和脚掌肿了起来，像是蚂蚁爬满骨头一样的疼痛会让他彻夜不眠。
在一次杂志社的年会上，王大骐第一次得到了主编的表扬，主编告诉他：你表现得很好，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父亲，你并没有活在他的阴影里。主编说完，王大骐的眼泪不停地滴了下来，他一个人走到外面的草地上，跪倒在地，号啕大哭起来。王大骐想到，至少在记者这个行当，自己可能永远无法超越父亲了。
“滋养我者，必将毁灭我。”这句话是王大骐的铭言，也是他寻找“我”的指引。从干了4年的记者行业辞职后，他将目光对准了像自己一样的年轻人。用了两年时间，他深入采访了6位正在面临交接班的“二代”，在灯红酒绿之中观察他们的生活，同他们的父辈交流。他对这一交接过程描述道：一代的命运在于改造自己适应时代，二代则需要活出自我，争取自己的人生主场权。
王大骐将这本书命名为《财富的孩子》，在敏感地观察他人的同时，他也用相当多的篇幅谈及自己和父亲，字里行间显示出对父亲的某种批判。
结巴
在《财富的孩子》书稿中，王大骐试图探讨新富群体面对财富的焦虑和恐慌：年轻的二代追逐着名车、盛宴和美女，欲望得到即刻满足后，陷入意义的虚无。炫目的财富展示背后，蜕变产生的精神压抑得到了宣泄，而他们的呐喊却被淹没在浮华的泡沫之中。这一群财富的孩子，并没有他们表面看起来那么幸运。
但31岁的杭佳一是个反例。他行事低调，表面上没有一点儿二代在社会舆论中呈现出来的张扬气息。念研究生时，他甚至被教授授予了具有勤工俭学性质的助研岗位，他也二话没说接了下来。如今，他已在父亲创立的企业里工作了7年，主导着两本杂志的出版、经营事务，并将逐渐接下家族广告传媒集团的管理大权。
2011年7月，在一群志同道合的二代支持下，杭佳一创立了《接力》杂志，专注于家族企业的传承与二代的成长。
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大地上涌现出的创业热潮，诞生了“92派”企业家群体，如今他们都年近古稀，将企业传递给下一代，成为了这个财富群体最性心的事情。当下，正是这一交接班仪式的过渡时期。
坐在徐汇500视觉园2号楼整洁的办公室里，杭佳一和混迹于声色犬马场所的王大骐一样，以二代的身份扮演着这个群体的观察者。杭佳一穿着纯色的衬衣，理成寸许的头发被梳得立起来，显得精神干练。楼下的员工会不时走进屋内，打开文件夹，让他签字确认。
聊天进行一段时间后，你才会察觉到他舌头的吃力，杭佳一有轻微的结巴症状。他的父亲杭云龙在谈话中，主动提及儿子这一点缺憾，他说或许是和遗传有关，自己也有结巴症状，但在成年后就消失了。在他的述说中，这一症状具有某种神秘感。
杭佳一最幸福的童年时光是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上度过的。杭云龙在1993年“下海”之前，曾在江西省省志办工作，从家到单位附近的幼儿园，骑自行车需要40分钟。上学放学，亲密的“父子时间”就阿以用来讲故事。杭佳一听过一个蜡笔环游世界的故事，最后蜡笔磨损消失了，他在后座上竟哭了起来。 父亲辞职创业后，父子相处的时间就少了很多。杭云龙从印刷名片一类的业务，到贷款拿下赣江跨江大桥的广告位招商，最后通过做地产杂志站稳脚跟，强势的个人性格支撑着他在历次的变动中坚持下来，在南昌做出了一个亿元规模的文化企业。
对杭佳一来说，童年由父亲描绘的世界图景，逐渐变成了父亲也是图景之一。1997年时，杭云龙同地方电视台一起前往香港制作了一档节目。在家里的电视机上看到父亲，给13岁的杭佳一心里造成了震动。
杭佳一的名字寄托着父亲望子成龙的美好愿望。“佳一原本是加一，就是更好一点儿的意思。”杭云龙说，儿子出生的时候各种遭遇都差了一点儿，最后只能在医院走廊上接生，他就为儿子取名“加一”，后来误写成“佳一”。
不过，杭佳一在学生时代并没有表现出出类拔萃的特质。“考中学，到后来考大学，都差了一两分，就一点点儿。”杭云龙曾将“差了一点儿”这个评价告诉儿子，但杭佳一的学习成绩始终都在中等偏上。升高中差了一点儿分，还是自己找关系，花了钱才进了优质的重点中学。
杭佳一说学生时代里没有人嘲笑自己的结巴，但这个阴影还是限制着他表达自己，碰到上台发言的机会，他会找到老师主动放弃。他讨厌说话时忽然失去音量，又不得不重复而造成的糟糕效果。直到读研究生的末期，离家数年的他才正视这个缺憾，尝试在公开的场合讲话。
2008年，杭佳一在一次不太成熟的创业后回到了父亲的公司。事实上此前的创业也是由父亲投资的。正式回到父亲的势力范围后，杭佳一开始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这意味着“交接棒”过程的开始。
正式成为父亲下属的开始，杭佳一经历了一个心理上的转换期。杭云龙观察到，那段时间是儿子结巴最严重的时期之一。公司员工已经习惯了杭云龙的严厉，新来的“少东家”性格却温和许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杭佳一几乎很难通顺地讲完一句话。
电影《国王的演讲》讲述了英王乔治六世为鼓舞国家克服结巴的艰难历程，造成他结巴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父亲乔治五世的权威和强势。杭佳一并没有将自己的结巴和父亲联系起来，但他也好奇，自己身边的好几个二代都有结巴的症状，平时跟朋友玩乐时嘴很溜，但跟父亲讲话时，就会变得结巴。
王大骐的书写了一个绰号“小赌神”的二代，他会拿着200万元到澳门练手赌博，并在短时间内输得干干净净。这个阔绰的二代在平日里也是呼朋引伴，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当他父亲打来电话时，戏谑的表隋会从他脸上迅速遁形，神情紧张中，口齿也变得唯唯诺诺，讲话结结巴巴。
还有一个例子是，在父亲的带引下，王大骐也有数年打高尔夫的经验了，他喜欢上了这项运动，但是，每次跟父亲打球，他都发挥失常。“平时打得好好的，一见到他，就打得跟屎一样。”他讨厌父亲总是来教自己怎么打，并把自己批评得一无是处。
推拉门效应
5月6日中午，60岁的杭_云龙心情有些不耐烦。在赣江边的一家网球会所里，《智族GQ》的摄影师正在为他们父子拍摄一组照片。站在网球场上，杭云龙试图在衣服颜色、鞋子搭配上坚持自己的意见。摄影师设计了一些父子互动的姿态，杭云龙也配合得不情愿，他站得有些僵硬，板着脸色。
杭佳一试图安抚父亲，一边又对摄影师解释说，父亲性格强势，从心底反感照着别人的安排行事。拍摄快结束时，杭云龙穿着西服，一只脚穿着黑色皮鞋，另一只脚踩着白色网球鞋，冲到了更衣室。
“有时候一年他就穿一次西服，今天把今年的额度用完了。”看着父亲的背影，杭佳一的一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准备接班的7年时间里，杭佳一让自己变得柔软，这是他迥异于父亲的地方。这当然也是跟父亲相处过程中锻炼出来的。年轻人的新观念和老一代的丰富经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都弥足珍贵，但在实际的商业运作中，这带来的可能是争吵和对抗。
杭佳一一直在体会和把握合适的那个度。2014年，父亲决定新创一本叫作“幸福味道”的美食杂志，介入餐饮业的广告传播。在经营方案上，杭佳一反复向父亲建议做成新媒体，这样不仅能节省人员开支，还能将巨额印刷和发行成本降下来。杭云龙则坚持要做纸质杂志。几番讨论无果，杭佳一听从了父亲的意见。
在杭佳一主管的另一本杂志《网球大师》上，父亲认为其太注重网球明星，对网球业余领域关注不足。虽然杭佳一觉得聚焦明星更能够提升品牌，但还是对内容做出了调整，安排了更多业余网球领域的信息。
在家族企业的交接期里，父子就像是站在财富之门的两侧，推拉之间最讲究力道合适。父亲一方太用力，把持着企业不愿意放手，儿子就推不开门。儿子急于求成接班，又会对企业的发展造成断裂。
作为对这个群体非常了解的人，杭佳一看到过二代推不开那扇门的情形。有一位饮料行业的朋友，父亲一直说要把企业交给儿子，并安排儿子全权负责一款新产品的开发。儿子非常认真地找来设计公司，为这款饮品设计标识，做出几套方案拿给父亲看。结果，朋友的父亲看完并不满意，找人弄了一个很传统的标识。朋友觉得没意思，之后就一直消极怠工。
杭云龙已经决定自己65岁退休。到时候，他想游历山河、创办书法推广基金，将企业交给杭佳一管理。他并不恋栈。他的老朋友中，有人70多岁了，还在管理一线退不下来，儿子40多岁接不了班，变成了暮气沉沉的中年人。
不过在那个时间点到来前，他仍要扮演将儿子引进门的角色。对杭佳一的培养，始终是他心里紧绷的一根弦。站在门的背后，他一直警惕自己的力量会不小心伤到儿子。
杭佳一是在南昌二中念的高中，当他临近高考时，这所地方名校也迎来了百年校庆。杭佳一提出想给学校做个校庆网站，这让杭云龙颇为头疼——儿子一直很乖，高考前做网站肯定会影响成绩。在杭佳一的坚持下，他还是应允了这件事。结果，网站没做成，杭佳一的高考成绩也确实受到了影响，原本可以考上一本的成绩，最后落到了二本。
大学毕业后，杭云龙试图给儿子安排一所欧美名校，送他出国留学。可当时杭佳一为了照顾女朋友，想去荷兰一所商学院留学。“我当时也很担心，女孩子比他大，这么早同一个人绑定，会拖他事业的后腿。”杭云龙回忆起当时的想法，忍不住笑了。那个女孩子后来嫁给了杭佳一，孩子现在已经4岁了。 最近，父子两人谋划着从韩国引进一档“Nanta秀”（译作乱打神厨），杭佳一经常从上海回到南昌，跟父亲商量运营细节。这档节目是杭佳一提出引进的，他看中韩流文化流行带来的市场前景，杭云龙有些担忧这一计划的盈利可能，这一点也是公司众多中层忧虑的。但他决定支持儿子，花了很多精力安排招商，尝试缩小亏损的幅度。
站在门后的杭云龙掌握着合适的力度。他对杭佳一的进步感到满意：不是在投资决策的技巧上，而是他觉得儿子有了和他一样的上进心。
和解
杭佳一在管理公司上正变得得心应手，父亲收购的《网球大师》在他的努力经营下已经成了网球领域的重要杂志，《接力》杂志则是他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创办起来的。
父亲也在渐渐放手。最初，杭云龙会过目儿子经手的所有案子，甚至连杂志上的一个刊例修改也会仔细核对。现在，他只看月度的报表，有时间到上海，跟骨干员工们吃吃饭，给儿子鼓劲儿打气。
在《接力》杂志创办两周年的公司年会上，原本定由杭云龙致辞的环节，改由杭佳一进行。杭云龙发现原本很难得体讲述一件事的儿子，居然没怎么结巴，条分缕析地讲了公司业务后，还调侃了几位骨干员工，把会场气氛变得融洽。
杭佳一把这些变化总结为自我信心的建立。在说到要让杂志近两年内上市这件父亲都没做过的事情时，他说话的音量微微地提高了一些。
超越父辈对于二代来说，是他们人生意义的提升，这也成为许多二代精神压力的源头。在杭佳一的朋友圈里，不少人都有少年白头的症状，而他自己的鬓角也已有许多白头发。
如今，杭佳一每天工作到7点，然后按时回家陪伴4岁的儿子。儿子最喜欢和他打拳，父子会在地上抱着打成一团。他说，很多人都有父亲奔忙没时间陪伴自己的记忆，因此现在会留意让自己的孩子没有这个缺憾。
王大骐后来得知，会在父亲电话打来时慌张的“小赌神”，在一次变故后成为家族企业的顶梁柱——他的父亲在一次入室抢劫案中被杀害。这个赌场上的浪荡子像是一夜长大，召开公司高层会，为员工描绘了未来的图景；接着去安抚四家银行行长，通过数据告诉他们要对企业抱有信心。
在见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后回到家里他才崩溃。
王大骐也不知道，作为玩伴的“小赌神”精神力量从何而来。也许父亲的去世推动了他迅速独立。这也让王大骐进一步洞悉了财富交接的本质：是一代的老去，让二代成长起来。“就像是生物的更替，前一代为后代腾出空间。”他说，生物学的解释更有说服力。
可是，他自己面临的问题却不像生物学这样清晰。从两年前开始，王大骐开始参加心智成长的课程，以及一些关注精神发展的灵修班，尝试调和内心的躁动和愤怒。在朝阳大悦城的咖啡馆见到他时，他穿着藏青色T恤，脖子上挂着一个“男性力量守护神”项链，长满络腮胡的脸上透出桀骜，带着一些颓废。
在灵修班最初的课程里，他和学员们围成一圈，相互对视，放开陌生人的心理戒备。老师教授了大家表示拥抱对方的手势，让大家尝试去展现善意，王大骐心里感到极度不适应，他朝着对面的人竖起中指，眼泪也流了下来。
在成长中，他经受了冷漠、麻木，已经不懂得如何去表达亲昵。他觉得这是虚情假意，根本就是无聊之举。这让他想起是幼儿园时，老师给了自己一个很大的汽车模型，他以为是自己很乖获得的奖励，实际上这是因为父亲给那个幼儿园写了一篇赞美式的报道。
他曾经试着去合理化父亲的行为，认为父亲是为了家人生活才奔忙各地，已经做到了最好。但他仍然无法完全说服自己。在他的理想中，父亲应该特意留出交流的“父子时间”，两个人一起谈谈棒球，烤烤棉花糖，露营后一起撒尿把营火浇灭。
不过，他仍然进行着课程，因为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自己的困境。渐渐的，他也有一些改变，不再害怕空虚，可以一个人独自吃饭。他开始对人对事注入感情。一年前，他结婚了。他尝试着去了解父亲，阅读他的文字，体会他的人生。尽管这种尝试带着一些别扭，在一次拍摄合影时，王大骐被要求和父亲摆出对视的样子，“我当时就快疯了。”但他在努力。
在写《财富的孩子》的过程中，王大骐会偶尔陷入思索的狂热和崩溃中。他总是在别人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进而思索自己寻找的答案。不过书写完后，他感到一种轻松。“直接交流还是别扭，所以有很多话就写在了书里。”他希望能跟父亲产生交流，思索30年来的父子关系。拿着这本批判父亲的书递到父亲跟前，王大骐没想到60岁的强人答应了帮他站台宣传。
“写得透彻，也很真实。”父亲肯定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