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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这句朴实而充满深情的话，非常感人，被媒体广泛传播。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22岁的邓小平曾在《自传》中写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1926：邓小平旅俄的志愿
1926年1月，22岁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等一行近20人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从法国抵达苏联莫斯科留学，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是一所以“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办学目的的大学，中共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当时，国共两党都派出大批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在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约有100名。在邓小平的同学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的学号是233，俄文名字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在这里，除俄语外，邓小平还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经济地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党建、军事、新闻等课程。其间，邓小平目睹了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还阅读了大量革命理论著作。
1月下旬，邓小平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要求撰写了《自传》。《自传》分四个部分：家庭经济地位；个人的经历及思想的变迁；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来俄的志愿。
在《自传》的前两部分，邓小平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严格剖析了他参加革命前，从一个乡村少年到爱国青年，直至走向革命的生活道路，记述了他16岁离别故乡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主要经历。
《自传》第三部分是“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邓小平记述了他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乃至到苏联之前在政治上成长的经历。邓小平在法国做工期间，结识了一批先进青年，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生活的磨难与思想的不断觉悟，使他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毕生奋斗的理想，毅然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征程，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自传》的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是全文的核心。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斗争的实践使邓小平深感“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自传》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
他坚定地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1926年11月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在鉴定书中这样评价邓小平：“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同年底，邓小平启程回国，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
1992：异国档案馆的收获
1992年8月，距邓小平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过去了66 年，时任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王刚等一行人，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历史档案中发现了署名“邓希贤”的邓小平《自传》。
2014年，在邓小平同志110周年诞辰之际，王刚同志曾专门撰文，详细披露当年发现这份珍贵历史文献的过程：
经中央办公厅批准，1992年8月10日至24日，我带档案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的档案资料……8月19日10点左右，在翻阅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档案全宗第五卷时，突然发现一张22开白纸上写着“邓希贤”3个字。这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过的名字吗？
经过核对，这是邓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我们那次带回来的档案复制件和后来制作成缩微胶片的档案文献共有364卷、5.8万页，填补了我党历史档案方面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很珍贵。特别是能找到66年前邓小平同志写的自传，为世人了解他的革命足迹和崇高风范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邓小平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
16岁的邓小平出国留学期间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22岁的邓小平“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自此以后，无论是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环境，还是经历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多次挫折，甚至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低潮，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充满自信，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邓小平坚信，中国要发展，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不行，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也不行，没有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一切。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之一就是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 （摘自《中国档案报》）
1926：邓小平旅俄的志愿
1926年1月，22岁的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等一行近20人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从法国抵达苏联莫斯科留学，先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不久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这是一所以“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为办学目的的大学，中共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的总部就设在这里。当时，国共两党都派出大批青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在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约有100名。在邓小平的同学中，有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的学号是233，俄文名字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在这里，除俄语外，邓小平还学习了历史唯物主义、中国革命运动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经济地理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党建、军事、新闻等课程。其间，邓小平目睹了苏联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还阅读了大量革命理论著作。
1月下旬，邓小平按照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的要求撰写了《自传》。《自传》分四个部分：家庭经济地位；个人的经历及思想的变迁；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来俄的志愿。
在《自传》的前两部分，邓小平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的立场和观点，严格剖析了他参加革命前，从一个乡村少年到爱国青年，直至走向革命的生活道路，记述了他16岁离别故乡到法国勤工俭学的主要经历。
《自传》第三部分是“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邓小平记述了他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乃至到苏联之前在政治上成长的经历。邓小平在法国做工期间，结识了一批先进青年，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生活的磨难与思想的不断觉悟，使他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毕生奋斗的理想，毅然踏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征程，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自传》的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是全文的核心。作为一名职业革命家，斗争的实践使邓小平深感“革命的理论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所必须的”。《自传》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不过因为经济的困难使我不能如愿以偿。”
他坚定地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1926年11月5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在鉴定书中这样评价邓小平：“多佐罗夫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他是该大学共青团委员会的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在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进步很快。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同其他人保持同志关系。学习优秀、党性强。该同志最适合做组织工作。他具有在法国无产阶级组织的工作经验。”同年底，邓小平启程回国，结束了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
1992：异国档案馆的收获
1992年8月，距邓小平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已经过去了66 年，时任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王刚等一行人，在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历史档案中发现了署名“邓希贤”的邓小平《自传》。
2014年，在邓小平同志110周年诞辰之际，王刚同志曾专门撰文，详细披露当年发现这份珍贵历史文献的过程：
经中央办公厅批准，1992年8月10日至24日，我带档案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的档案资料……8月19日10点左右，在翻阅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档案全宗第五卷时，突然发现一张22开白纸上写着“邓希贤”3个字。这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过的名字吗？
经过核对，这是邓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我们那次带回来的档案复制件和后来制作成缩微胶片的档案文献共有364卷、5.8万页，填补了我党历史档案方面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很珍贵。特别是能找到66年前邓小平同志写的自传，为世人了解他的革命足迹和崇高风范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邓小平晚年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
16岁的邓小平出国留学期间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22岁的邓小平“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自此以后，无论是面对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环境，还是经历个人政治生涯中的多次挫折，甚至面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的低潮，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始终充满自信，从来都没有动摇过。
邓小平坚信，中国要发展，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不行，没有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也不行，没有信念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一切。邓小平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其中之一就是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 （摘自《中国档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