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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7日，在國民党重兵的层层包围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拥有独立的国都、国旗、国徽、宪法、政府和军队建制等，虽然地域不广、力量弱小，被围追堵截，在马背上流浪，九死一生，存在了不到6年的时间，但她的诞生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次伟大预演。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始，就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当时，中国处在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民主政治未能成功，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为此，党的二大指出，“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历史起点。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提出要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明确提出：“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的中国。”这是“新中国”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全国规模、统一名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农民主共和国，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毛泽东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
埃德加·斯诺曾写道，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第一次独立尝试，但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来不及对中国国情作深入分析的背景下，不顾中国国情地移植、模仿苏联模式，它的最终流产也在所难免。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演变为联邦制。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
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相继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参加对日作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是一个国家的雏形，中央政府也是临时的，然而，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奠定了基础。★
上·诞生之谜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自然联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时的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举行的第一次开国大典。在新中国成立前18年，即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赣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举行过一次场面热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时主持那次开国大典的毛泽东、朱德等人，也正是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如何诞生的？此次开国大典是如何举办的？
井冈山斗争打开新局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中旬，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会师后，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此后，在这一军事原则指导下，红4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四次“进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6月，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这些判断与方向，许多都已在井冈山实施。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毛泽东虽然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而没有参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据周恩来回忆，“得票是很多的”。
井冈山革命的成功，以及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失败，也使共产国际开始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希望寄托于农村，并要求将已经存在的小块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为此，他们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为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作出了具体的、详尽的规定。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的任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李立三等，立即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着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本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决议。为实现这一计划，大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具体负责一苏大会的筹备。
建国大会五次延期 由于交通阻隔及白色恐怖，各地代表们不能按期到会，致使苏准会被迫推迟。直到9月12日，由各苏维埃区域及重要城市选举出来的30多位代表才克服重重困难，会聚上海，召开一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成立苏准会。
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一苏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和《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等;会议宣布将原定11月7日召开的一苏大会延期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
按照此前李立三的设想，一苏大会要在中共控制的一个中心城市召开，并在那里成立中央政府。但共产国际1930年7月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要求中共将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在较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了《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建议把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立三打算在红军攻下长沙后，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但因为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未克，使这一计划流产。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提高对召开一苏大会意义的认识，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奋斗。此后，《红旗日报》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等文件。10月18日，苏准会在上海开会，作出重要决议：一苏大会再度延期，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
就在中共中央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之际，蒋介石不仅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而且拟定在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这种客观形势，使中共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把召开一苏大会与国民会议相对抗，作为更现实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31年初，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广大民众“以全力拥护苏维埃运动并反对反革命的国民会议”，抵制国民会议的选举，选派代表出席一苏大会。
1931年1月15日，中央苏区遵照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3月21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向全党提出具体任务：“要使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全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都能在红五月中开成。”为此，4月17日，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具体指导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
但是，从4月下旬至5月底，中央苏区处于紧张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战争状态，计划显然无法实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于6月1日发表宣言，确定召开一苏大会的日期——中央苏区必须在8月1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但仅仅数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全力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这一计划再次落空。6月20日，毛泽东等人发出通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举行。
1931年9月初，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成为拥有21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广大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内部由于矛盾分化，暂时无力组织新的“围剿”，苏区获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这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红都瑞金的诞生
苏区中央局负有具体筹备一苏大会的责任。9月28日，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从永丰来到瑞金，加快筹备进度。中共中央虽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会，但并没有指定具体的开会地点及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按照原来的计划，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东进闽西，休整补充，并筹备在福建长汀举行一苏大会。但当毛泽东、朱德到瑞金叶坪后，通过对瑞金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瑞金更适合建都，果断地对原定部署作出调整，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東移福建，而是留驻赣南诸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
10月3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雩都（1957年改称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同意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决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
大会地点定在叶坪村。叶坪村，位于瑞金县城东北5公里处，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参天古樟树林中。村中一棵巨大的空心古樟旁有一幢两层的小楼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项英等人，就暂时住在这里。
一天，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正准备在住处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研究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突然卫兵前来报告，说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来了。邓小平应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他的汇报。
邓小平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瑞金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这次大会在瑞金顺利召开。”毛泽东赞扬邓小平主政短短两个月时间就稳定了全县局势。
红军总部在兴国时，大家对瑞金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清楚多了。
根据毛泽东“要选择一个便于隐蔽、便于疏散的会场，以防敌机空袭骚扰”的指示，邓小平带着县里几个领导人在叶坪一带转了半天，最后被西面一片茂密林地所吸引。这里中间有一块开阔地，靠南面有一座谢氏祠堂。
项英说，就将大会会场设在这幢祠堂里吧。毛泽东说，在那里开会可以，不过那是老百姓的宗祠，供奉着他们的祖先牌位，要很好地与群众商量，妥善安置好。项英找到村中的长辈商议。长辈们说：“在我们的祖祠开基立国，工农自己坐天下，我们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大会筹备处请来了泥木工人师傅，将整个大厅改建得宽敞明亮，装扮得庄严辉煌：由神龛改建而成的主席台，正面墙上贴着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画像中间挂着鲜红的镰刀斧头红旗;主席台两侧贴上了对联： 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
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
横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主席台前沿，放着一块横匾，上书“工农堡垒，民主专政”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大厅里整整齐齐排列着200多张长条木凳，用作代表们的座席;大厅的圆木柱之间拉起了绳子，挂满了红红绿绿写满各式标语的三角彩旗。
在具体筹备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开国大典的过程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带领瑞金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在叶坪村东北林地中，开辟了一块能容纳万余人的红军广场，并用竹木石块筑起了一座红军检阅台。整个广场和检阅台被周围高大的树木覆盖，便于及时疏散隐蔽。11月7日，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终于在瑞金召开。
在山坳里办开国大典
在通常情况下，开国大典应该在新政府成立后举行，并多安排在白天。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别开生面。
在当时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红军装备简陋，更谈不上制空权。如果白天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庆贺活动，目标容易暴露，招致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因此，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突然袭击，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大会决定：红军阅兵典礼特意安排在11月7日凌晨举行;群众庆祝集会则安排在晚上举行。
人们担心大会召开时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打惯了游击的毛泽东说，我们与蒋介石捉惯了迷藏，开大会也可与他玩玩捉迷藏，在别的地方搞个假会场，骗他一骗。负责大会安全保卫的王稼祥和邓发认为这个主意好，决定将假会场设在长汀城郊。为防空袭，谢氏祠堂和检阅台都披上了伪装，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
1931年11月7日，东方熹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红军将领，依次登上检阅台。参加一苏大会的代表和瑞金县的观礼群众，站满检阅台两侧。项英宣布：“阅兵典礼开始！”百名号手吹响嘹亮的集合号，雄壮的号声冲破云霄。
阅兵总指挥彭德怀跑步来到检阅台前：“报告总司令、总政委：阅兵总指挥彭德怀率部队接受检阅，请指示！”
朱德和毛泽东回礼。朱德命令：“开始！”
彭德怀回答：“是！”转身跑步至队前，下令：“开始！”
在嘹亮的致敬号中，一队队红军将士，列成方队，由红旗引导，行注目礼，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们站立在检阅台前，挥手向红军致意。
“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以洪亮的湘音问候。
“为苏维埃战斗！”红军战士们整齐、响亮地回答。
观礼席中喊起了口号：“红军万岁！”“苏维埃共和國万岁！”整个阅兵场沸腾起来。
早上8时，阅兵典礼刚刚结束，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就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县城低空飞来。飞行员努力搜索目标，城内城外、田野树林空旷无人，只好把一颗颗炸弹盲目向下扔去。随后把设在长汀的假会场炸成一片火海。
当日下午2时，一苏大会开幕式在叶坪村谢氏祠堂隆重举行，来自中央、闽西、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琼崖、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部队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的代表共计610人，还有附近的数万名群众，聚集于叶坪村。项英致开幕词：“同志们！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今天，正式开幕了！”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写下了两句著名的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当天晚上，为庆祝一苏大会的召开，瑞金当地红军、附近群众数万人，提着各式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红军广场，与代表们一起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晚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广大群众一起唱歌、喊口号。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的盛况。当庆祝活动达到高潮时，红军代表黄克诚登上主席台，朗诵诗歌：
十四年前的今日，
苏维埃联邦在西方诞生，
今年的今日，
苏维埃中国又在东方降临;
这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信号，
这是中俄工农头颅热血的结晶！
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邓发）组成大会常务主席团。
由于交通阻隔，直到11月11日，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及红16军的80多位代表，才克服种种困难抵达叶坪会场。
从12日到18日，与会代表先后听取、讨论了项英的《关于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的《关于土地问题报告》、朱德的《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周以栗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王稼祥的《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的《关于工农检察处报告和关于宪法问题报告》。并相应地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被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问题等决议案。
1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个由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堪称最为精干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当时这63人中已经在瑞金的中央领导有21人，在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中央委员有11人，除此之外的31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下各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红军代表。
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在毛泽东、项英分别致闭幕词后，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向全体代表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全场欢声雷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当天晚上，数万群众提灯演戏，施放烟火，发表演说，欢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的建立，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以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并存对立，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
“毛主席”这一称谓的由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权机构，是根据全国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有关规定组建起来的。根据规定：全苏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的行政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选举毛泽东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兼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由中央人民委员会提名，设立九部一局的国家机构，部长称人民委员。
其实，这次会议主席、副主席的人选，是临时中央早就内定的。1931年10月，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对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选作出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逸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担任）。”
“毛主席”这一称谓最早叫起，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当会议宣布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时，委员们站起来热烈鼓掌。这时，任弼时走上主席台，提议：“请毛主席讲话！”
一时间，大家还不知道叫谁，略停片刻，人们将目光投向毛泽东，热烈地鼓起掌来，异口同声地喊着“毛主席”。
在此之前，人们对毛泽东的称呼通常为“毛党代表”“毛委员”“毛总政委”，这次大家突然称他为“毛主席”，他自然很不习惯。但从此以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而已。
一苏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板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只有10平方米，门口挂着“某某人民委员部”的牌子。一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部电话、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两把椅子。这些小房间，就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职能机构，涉及组织、宣传、财政、土地分配、交通运输、教育、卫生、银行、邮政等等。现代国家的一切职能部门，几乎都能够在这些小房间里履行。机构设置的全面，工作人员的干练，组织制度的高效，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部委的简陋设施，远不如今天一些大机关的传达室。但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个部委，都是从那一个个小房间发展而来的，大多数部长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只要稍微留意，便会发现：
外交人民委員王稼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代理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二苏大会的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内务人民委员曾山，后来成为政务院内务部长;
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此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胡耀邦等人，都在苏维埃政府机关、军委机关或工青妇机关任过职。据初步统计，曾在红都瑞金工作过的新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达44人之多。
中央首脑机关及周恩来等领导人秘密转入瑞金
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首脑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从1931年起，陆续秘密迁至瑞金。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和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个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离去。
到码头后，他们上了一艘英国小火轮。此时，中央特科的神枪手，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平确信无异后上前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离开了码头。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周恩来到中央苏区。
经过几天的颠簸，轮船抵达广东汕头。当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住进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来二人踏入旅社后，他们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集体合影照。飒爽英姿的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居于照片中央。
事不宜迟，周恩来果断起身，带着肖桂昌立刻离开。当地交通站大吃一惊，权衡再三，决定让周恩来二人立即搬迁到该市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
如果说头天的住店是有惊无险，那么次日赶火车的旅途就着实让人捏了把汗。次日大早，周恩来与肖桂昌匆匆起身，周恩来第二次改易了装束。这次，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带上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改扮成一个画匠。增加了交通员黄平相送。三人按照计划，准备坐火车到潮安，然后转往大埔。
三人原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3个人，太显眼了，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不料，就在三人汗流浃背地挤进三等车厢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曾短暂地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眼前的这位检票员是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多次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一惊，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一面连忙把帽子拉低，转过脸望着窗外。肖桂昌大惊，他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短枪，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了周恩来。已经明白事态有些不对的黄平在与肖桂昌交换了一下眼神后，主动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车票，就用手指着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黄平连连点头应承，等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这一次总算蒙了过去。 到潮安下车，吃过午饭便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们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后经由此地转往闽西苏区福建永定县。这一带是赤白交界的封锁线，土匪成群，经常拦路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冈寨一带修筑了碉堡，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
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第三次改换装束，这次他改扮成了当地土豪，头戴礼帽，身着对襟府绸长衫，活脱脱像个土财主，那形象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当天深夜，在當地交通站6名武装队员的护送下，他们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过封锁线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村。永定交通站的负责人张发清和4个交通员接过护送任务两天后到达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应邀在团代会上作了3小时的形势报告。这时，中共闽粤赣省委已派了两个精干的马夫带了两匹好马到永定接周恩来去长汀。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周恩来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
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周恩来在长汀停留了3天，便骑马向瑞金出发，于1931年12月底到达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
第二天，他电告临时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从此，以红都瑞金为依托，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
县委书记邓小平
1931年7月，27岁的邓小平离开上海，辗转广东、福建，于8月抵达瑞金，并被推为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
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邓小平迅速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问题一得到解决，瑞金全县人心大快，干部群众交口称颂邓小平是“包公再世”，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
邓小平在瑞金任县委书记的10个多月里，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吃饭时，他总是蹲在板凳上和群众围在一起，常吃的是稀粥加青菜，每月领的零用钱也和普通干部一样，从不搞特殊化。为减轻当地群众负担，他还大搞确保农业丰收、发展经济的运动，平渠修道，建厂重商。瑞金在他的带领下走向发展。
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他以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
1931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呵！”
邓小平在瑞金工作仅有10个多月，却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1932年5月，怀着对瑞金深厚的感情，他先后被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其间，由于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经历了他政治生命中的第一次低潮，几经辗转后又回到了瑞金，主编《红星》报。虽遭“最后严重警告”等不公正处分，但邓小平仍然襟怀坦荡，任劳任怨，创下了《红星》报发行量高达17300多份的纪录。邓小平于1934年10月踏上长征之路，并最终被重新起用。
邓小平一直对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第二次政治低潮中住在南昌新建，在回京工作已成定局前，他于1972年12月报请中央批准后，又回到曾经的中央苏区，江西老区的干群给了他最热情的接待，瑞金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让邓小平感动不已。★
（来源/《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日日夜夜》，张敏/文，人民网2019年10月24日）
中·安邦之谜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指出：“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回溯中央苏区史，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制度建立的源头。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何运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概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除直接辖有中央苏区外，还辖有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右江、闽东、陕甘边、陕北等苏区。此外，还有一些小块的红色区域。由于战争环境不断变化，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和人口，除基本区域比较固定外，各苏区的边境都是变动不定的。因此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和人口，也都是变动不定的。
中央苏区初步形成时期人口有约400万，1933年发展到最盛时期，当时设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辖60个行政县，疆域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40万; 湘赣苏区比较稳固的10个县面积约为2.8万平方公里，整个湘赣苏区人口逾百万（包括游击区达到250余万）;
湘鄂赣苏区辖18个县，其区域范围包括湘鄂赣边境20余县，有时还延伸到湖南醴陵县、长沙县等部分地区，面积有数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其中比较稳定的苏区约有人口100万。
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疆域面积约为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
在这片土地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前身——工农民主专政，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了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政治方面。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权机构，同时完善了苏区党的组织系统和领导机构。
苏维埃还在苏区实行最宽泛的民主——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农劳苦群众取得这样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指出：苏维埃实施选民登记制度。许多地方达到了80%以上的选民。妇女也当选苏维埃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充分享受民主权利，这是苏维埃政权最为成功的创举。对此，毛泽东盛赞：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
军事方面。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原来苏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进行了改组，成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革軍委。第一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中革军委的作用。他说，中革军委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地行动起来。这也是由散漫的游击队行进到正规的大规模红军部队行动的关键。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往瑞金，此后，临时中央的各种电文通告、命令等公文中不再使用中央军委的名称，在提到军委之时，则专指中革军委。
经济方面。党和红军带领苏区军民进行土地革命，领导广大农民开展烧田契、打土豪的斗争，打破了统治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让穷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积极性。他们切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
1933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经济部，统筹苏区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
教育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文化教育高度重视，建立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苏区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边区各乡利用祠堂、闲置的屋子开办了“列宁小学”（也有的称“劳动小学”“红军小学”“开明新学”），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免交学费。
截至1932年11月，赣南各地共办有“列宁小学”2277所，有小学教员2535人，小学生82342人，入学率达到60%。而在过去的国民党统治时代，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苏区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党和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成立了识字委员会总会、分会和识字小组，负责组织工农群众扫盲识字、学习文化。1933年冬，又将识字委员会取消，从乡到中央各级成立了“消灭文盲协会”。苏区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当时的一首苏区山歌最能表达人民喜悦的心情，歌词是：“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社会风俗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攻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次明确宣布：“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条例实施后，苏区广大妇女在婚姻上获得自由。越来越多的童养媳解放了，参加了革命。据邓子恢回忆，龙岩白土之盂头乡只有百多户人家，在婚姻条例公布后一个月之内便有36对夫妇离婚，同时又有36对新夫妇结婚。毛泽东指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针对封建迷信、歧视妇女、不讲卫生、嫖娼赌博和吸食鸦片等陈腐落后的社会现象，坚持不懈开展移风易俗运动，推动社会风貌改变，初步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苏维埃共和国的卫生、体育、交通、邮电、劳动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
法制建设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先后制定了宪法大纲、民事、行政、土地、经济、劳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总计约120余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检察、审计和司法机构。其中，党和苏维埃政府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为严明法纪，1933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对少数贪污浪费行为，坚决查处，严惩不贷。据统计，仅在中央机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共42人，有力地打击、惩治了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了广大干部的廉政意识。
至1934年5月，苏区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和肃清。正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讲的：“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外交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建国，就成立了外交部，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外交政策的基本起点，是坚决反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一切侵略和压迫，强调国与国之间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这一外交思想，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言这一事件中，有集中体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宣战”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有增无减，党内王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的铁蹄，更使他忧心如焚。终于，毛泽东病倒了，不得不来到瑞金东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这时，毛泽东的心里依然牵挂着被日本侵略者投入血海火坑的东北。他尽可能地收集资料，了解“九一八”以来东北地区的情况。不久，他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地解放和独立。”对日宣战宣言脱稿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命令：“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由于《宣言》和《训令》中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不合乎“左”倾领导者的要求，因此直到4月15日才正式发表。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电全国全世界对日宣战，通电内容与《宣言》相同。（详见本刊2021年第1期《黑夜——亲历者口述“九一八”记忆》）
1932年11月14日，《红色中华》同时发表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和宣言。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名《李顿報告书》）一方面说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和不承认伪满洲国，另一方面又为日本侵略中国辩解，提出东北三省由国际共管，成立自治国，设立国际警察等蛮横无理的言论。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通电中说：
李顿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苏维埃政府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区，压迫中国革命，进攻苏联的新的企图！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始终把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日本侵略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1933年1月17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联合发表宣言，表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项条件下，准备与中国境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1933年3月3日，日军侵占热河，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发表宣言，再次重申愿在“三项条件”下与一切中国军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6月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宣言，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的卖国行径。6月10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再次发表通电，坚决否认国民党签订的卖国协定。同年11月1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谈判出卖满蒙与华北的阴谋和罪行。
1934年6月19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发出《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再次揭露和声讨日本侵占华北及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表示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与国民党的卖国行径斗争到底。
毛泽东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的落与起始终与党的命运密切相关。瑞金时期，毛泽东的遭遇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
第一落是1931年11月在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当时他任红4军总前委书记，遭到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党内错误批判，失去了在红4军里“党的领导权”，被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核心。
第二落是1932年上半年，后方的中央局一味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再次对毛泽东的策略横加指责，解除了其军事指挥权。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作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给予了肯定，于是毛泽东又被请回红4军。
第三落是1934年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期又过于听从军事顾问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对毛泽东的路线横加指责、无情批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顽固对抗中央”，致使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被架空，他被撤掉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失去在政府中的领导权。
这样，毛泽东先后丧失党权、军权和行政领导权，变成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自然很痛苦，所以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曾对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削职为民”的四年间，正值毛泽东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筚路蓝缕、温饱难保，他居住在东华山、苏家坡、云石山的莽林古剎中，日日与僧人菩萨、暮鼓晨钟作伴，加上又患了严重的疟疾，幸亏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医生及时相救，才幸免于难。尽管如此，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人在深山中，心却在战场，他坚信总有一天全党全军会觉悟起来。
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硝烟弥漫的激战前线，不露声色地从事苏区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手不释卷地研读马恩列斯著作;实事求是地总结对敌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一边央求傅连璋千方百计弄来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广州《工商日报》《超然报》等报刊，以关注国事、研究时局;一边积极从事调查研究，访贫问苦，解决民生疾苦。一次他去洋溪村调研农业生产，途径绵江河，发现架在河上的几块木板几近腐烂，走在桥上摇摇晃晃，非常危险。他对随行的乡干部说：“这座桥都成这个样子喽，再不修不定哪天就会塌下来啦！”得知是因为农忙没时间顾及时，他说：“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干！”在他的督促下，乡村干部找来木头石料，毛泽东与大家一起抬木头、扛石块。很快，一座坚固的新木桥横跨在绵江河上，被老百姓称为“红军桥”。 毛泽东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天才的军事家，由于他的“被边缘化”，使党中央和红军蒙受重大损失、陷入重重危机。
蒋介石惊呼“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劲敌，不是时时掣肘的军阀，也不是步步进逼的日本军队，而是江西南部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他忍受住政界的讥笑，公开在共产党举行过八一起义的南昌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把“剿共”视为第一己任。
1933年夏天的庐山，酷暑难当，游人望而却步。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天下。五老峰下，本是读书的好地方，眼下阵阵喊“杀”之声撼天动地。7月18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便在此举行。那里新修了一批房子，作为军官们的住所。
那天，军官们齐刷刷地笔挺站立，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对第一期学员进行训话：
陈团长！各位教官！各位学员！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格外要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肃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因为这次召集大家来训练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亲自来参加……
“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在庐山上飘扬，蒋介石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在第五次“围剿”时“剿灭赤匪”不可，“如不剿灭，将死无葬身之地”。连蒋介石也惊呼共产党“星火燎原”了！他曾这样形容形势：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面对这“燎原之势”，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回不同既往，他从训练军官入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
由“中正手制”的《剿匪手本》，成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课本。此书的附录——“赤匪”的战术，倒是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用兵的特点：
一、遇敌不轻变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蒋介石坐镇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1933年夏，他在庐山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军官为7598人。这些军官成了第五次“围剿”的骨干。8月起，他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军队的党政人员，以求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攻势”。
当蒋介石在庐山上训话时，他的身后总是站着一矮一高两个人物。这两人是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所倚重的左右手。那个子矮小的，便是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训话时提到的“陈团长”陈诚。
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虽然陈诚出了大力，仍成为败军之将，大哭一场，在南昌躲起来，羞见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怪罪陈诚，仍起用他，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又一次使陈诚感激涕零。陈诚跟红军交过手，领教过此滋味，他宣称：“彼等虽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了打胜第五次“围剿”之战，陈诚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
站在蒋介石背后的高个子，一头银发，碧眼高鼻，举止傲慢。此人是蒋介石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赛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赛克特随蒋介石从南京来到庐山，目的是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赛克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蒋介石深以为然。他引用曾国藩的话作为佐证：“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他说：“前几次失败，败在‘长驱直入’！”
在赛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他在庐山上摩拳擦掌，大声疾呼灭“寇”。
下·北上之謎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已基本完成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部署。当时，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权已掌握在博古、项英手上。他们错误的路线和方针、策略，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苏维埃共和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中央书记处开会决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筹备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红军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被称作“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走向何处？
博古、李德对在苏区内线打破“围剿”仍抱有幻想
“三人团”成立后，开始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从1934年5月中旬到同年9月间，整个中央苏区共有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9月21日，中革军委在兴国县古龙冈新组建红八军团，同时在瑞金县武阳新组建中央教导师，专门担负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10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迅速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5000人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1934年，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顺利完成了两次筹粮计划，共84万担谷。为补充红军武器弹药，红军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或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卖给国家。
从1934年6月到8月的3个月内，全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 14.09万发、白硝1.53万斤。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0680床、棉花8.6万余斤、军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江口外贸分局还突击购回8万余元的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隐蔽保存在石城县烂泥珑金库的金银财宝也取出来，以供军用。
在雩都县城，赣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成立，加强苏区西南边区的武装力量。博古、李德对在苏区内线打破“围剿”仍抱有幻想。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六路进攻，他们也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1934年7月，李德开始退出苏区的某些准备工作，然而在计划中仍然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继续同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保存有生力量。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在苏区内的防御作战。1934年7月6日，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东出闽东，再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
鉴于湘赣苏区中心区域已被国民党军占领，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六军团处境已非常危险，为保全这支红军部队，同时也为给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探路，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给湘赣苏区红六军团下达训令，让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到达印江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第3师（原红二军团）会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行程5000余里。
准备突围转移，毛泽东差点儿参加不了长征
1934年9月上旬，红军总部获得国民党军即将向瑞金发动总攻的情报。“三人团”认识到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希望已完全破灭，原先预定11月突围的时间必须提前，匆忙制定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具体行动计划。其要旨是：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编成红军野战军，准备在10月下旬从南线突破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经湘桂边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的根据地。“三人团”根据这个计划，在仍然保密的情况下，开展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一、命令各条战线的红军部队，既要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阻止敌人向苏区腹地推进，又要求各级红军指挥员尽量减少部队伤亡，爱惜和节约使用兵力;同时要求各军团必须在10月1日前组织好野战军后方勤务机关，加强运输队建设。
二、确定干部走留名单。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这些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使得大家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博古等人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时，带有很强烈的宗派观念。博古利用这个机会，将那些他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尽量留下来，比如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瞿秋白、贺昌、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等等。起初，甚至连毛泽东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三、对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游击斗争作了一定部署。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要求凡是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县、区军事部长为县、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在乡则以乡苏主席兼游击队长，乡支部书记兼政治委员。此项改组限在1934年9月25日前完成。
9月19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向中央苏区各省、县苏维埃发出《战区工作指示信》，对敌占区及即将为敌所占区域的游击战争问题发出指示，提出要求。9月30日，中革军委还发布《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为地方红军部队适应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作准备。毛泽东还亲自组织编写《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对红军游击队的组织和编制、游击队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游击战方式、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以中革军委名义铅印成册，下发给苏区各县、区游击司令部。
四、與南线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开展秘密谈判。1934年9月间，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通过红军将领罗炳辉在广州做生意的一个亲戚的关系，派出一名姓李的密使来到瑞金，向红军递交陈济棠提出的建议双方进行停战谈判的密信（详见本刊2020年第12期《长征书简》）。双方随后达成的协议为红军野战军突围西进减轻了阻力。
五、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赣南省的雩都县、登贤县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秘密侦察路线。同时，军委还派出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带领一个分队，秘密潜往赣粤湘边界地区，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情况，为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选择行军路线。 六、开始舆论宣传动员。1934年9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暗示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10月3日《红色中华》第240期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联合署名的《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區民众书》，号召苏区群众拿起武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面对生离死别，苏区人民依然将自己最后一个儿子送上了远征的路
1934年9月下旬，“三人团”得到国民党军将提前向瑞金发起总攻的情报，遂决定将突围转移的时间再提前到10月上旬。依据中革军委下达的行动命令，各军团和中央机关陆续撤离战场，转移集结。
在西线兴国县高兴圩一线阻击国民党军的红一军团（缺第15师），10月6日19时30分接中革军委电令，将防务交给红五军团，10月7日秘密移驻兴国县东南的竹坝、洪门地域，两天后经雩都县仙下贯，10月11日到达雩都县东北部的段屋、宽田地域，军团部设段屋铜锣湾。10月12至16日，全军团在此修整，进行思想动员。
红一军团第15师（少共国际师）、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几乎同时接到了相同的转移命令，向雩都进发。
中央各机关人员编成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934年10月10日晚，第一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县梅坑、九堡等地向雩都县集结;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云石山等地出发，也开往雩都县集结。10月13日，两个纵队抵达雩都。
最后撤离的是红五军团。10月7日，红五军团接替兴国县高兴地区防务，保卫兴国县城。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10月16日，红军独立第3团从雩都县赶至兴国县，17日接替红五军团防务。当日，红五军团撤离战场，边行军边补充新兵和物资，经兴国县杜社富于10月19日抵达雩都县城北部。
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共86859人。其中，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4546人。在这片中华苏维埃的热土上，呈现出了一幅幅军民血肉相连的革命历史画面。十万百姓泪汪汪，扶老携幼，伫立道旁，与亲人红军依依惜别。离开的红军，将经历围追堵截，在重重困难中冲出一条生路。而留下来的勇士，则要面对敌人的梳篦式“清剿”和疯狂的报复。
这一年10月中旬，奉中共中央的命令，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在梅坑组成中共中央分局。与此同时，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也宣告成立，任务是领导苏区军民牵制敌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在白色恐怖下，在疯狂的“清剿”中，瞿秋白、阮啸仙、贺昌、刘伯坚、何叔衡、毛泽覃、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或牺牲在战场上，或被俘后英勇就义，为共产主义信仰洒尽最后一滴鲜血。牺牲成为常态，忠贞与坚守是中国共产党人留在那一时代的魂魄与烙印。而苏区一个个普通的家庭，又何尝不是这样？
面对生离死别，他们依然将自己最后一个儿子送上了远征的路。在兴国县一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着望不到尽头的密密麻麻的人名。兴国是当年中央苏区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全县23万人中，就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38名。如果说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那么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人为革命捐躯。
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硬生生地将襁褓中的共和国，抬过了湘江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至18日傍晚，野战军各路部队先后渡过雩都河，向第二集结地域安远、雩都、赣县边界移动。自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开始了漫长的征途。
10月21日晚至22日早上，野战军击溃国民党粤军在安远、信丰、赣州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野战军全军渡过桃江，向赣粤边界推进，于10月底全部离开赣南，西进湘南。在湘江边，一场血战拉开了序幕。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最为壮烈的一仗。红军将士血战五昼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出发时的近9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硬生生地将襁褓中的共和国，抬过了湘江。连对手也不得不惊叹，并承认失败。战后，“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判定红军将由湘桂边界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等地构筑封锁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然而，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如果不改变原定路线，那么这支刚从血泊中爬出来的队伍，将可能再次落入蒋介石挖好的陷阱。
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全军西进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一条新的生命通道。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当晚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同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今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
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掉头进入贵州，取道遵义。遵义，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攻占的最大城市。正如毛泽东所料，红军没有遇到强敌阻截，便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了条件。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改之前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艰难处境，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
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翻过了夹金山，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2师第4团沿林中小路行进，到达沟尾磨盘石一带时，前面突然响起枪声。带队的红2师师长陈光和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令全体人员做好战斗准备，两人赶到队伍前列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前方村庄中以及村庄周围的树林中，有一些人在走动，背着枪，戴着大檐帽，搞不清是什么队伍。两人研究了一下，决定派出侦察员去探清虚实，同时让司号员用号音联络。
司号员按照号谱吹响联络号后，对方也马上吹号回答，但号谱不对。让人大声喊话，对方也大声回答，但双方都听不清对方的话语。红4团官兵警惕地慢慢前行，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等到距离只有几十米时，对面的话音逐渐清晰起来，那声音是：“我们是红军。你们是谁？”
黄开湘、杨成武愣了。红4团是全军前卫，前面怎么还有红军？
此前，他们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已经到达岷江流域，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派出接应部队到达夹金山北麓。因而，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红四方面军相逢。就在他们半信半疑之际，侦察员飞跑而来，边跑边喊：“他们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几乎在同一瞬间，下面传来了许多人一齐发出的喊声：“我们是四方面军的部队！”
红4团官兵激动地齐声回答：“我们是中央红军部队！”
两大红军主力的前锋部队，终于会合了！这一刻，是1935年6月12日12时。
在夹金山对面迎接中央红军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组建于1931年的鄂豫皖苏区，是一块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红色区域。1932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的“左”倾冒险错误，红四方面军伤亡惨重，退出鄂豫皖，向西转战。1933年2月，到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川陕边，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川陕苏区，随后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
达维会师后，为了寻找长征的落脚点，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制定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但都因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未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另立中央。中央和毛泽东为脱离险境，连夜率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1935年9月11日晚，红一、三军团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今高吉村）。次日，在此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北上方针，可以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尽管如此，俄界会议对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仍无定论。
俄界会议后，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攻克甘南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省岷县哈达铺镇（今属宕昌县）。在毛泽东思考“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的问题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先行进入哈达铺镇，搜集了大量近期的《大公报》，红一军团第1师参谋长耿飚也搜集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大公报》。这些报纸，让毛泽东有了答案。
7月23日《大公报》报道：
山西军阀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有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
8月1日《大公报》报道：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省为红军二十六軍，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人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毛泽东由此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几乎与江西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毛泽东眼睛一亮，明确了红军长征的目的地——陕北苏区！
9月21日，在哈达铺镇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宣布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整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分别由一军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陕甘支队全军约七千余人，作战部队约六千人，大部分是政治坚定、作战勇敢的红军干部。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次日，在此举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一到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恢复活动
10月10日，陕甘支队翻过六盘山，抵达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在这里与陕甘支队相遇。毛泽东看到刘志丹的亲笔信，心情无比振奋，他当即登上山坡，挥舞着手中的信，向大家宣布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消息。
10月19日，毛泽东率部队进驻陕西省延安市吴起镇。三天后，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2000多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至此，行程25000里，纵横11省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此前，原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已于一个月前长征到达陕北，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同时将红25军与陕甘根据地的红26军、红27军合编，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余人。
1935年11月初，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在甘泉地区的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中央红军已改编为陕甘支队。会师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了解到陕北苏区正在进行大规模肃反，并犯有扩大化错误，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等关押，准备处决。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加以干预，迅速制止了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将刘志丹等被捕被押的同志救了出来。
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中央红军长征一到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恢复活动。1935年11月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为着统一和加强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使中国西北各省的苏维埃运动在更巩固的基础上更猛烈地发展起来，兹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同一天，还成立了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先驻瓦窑堡，后迁保安，1937年1月迁延安。
11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辖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军团长分别为林彪、徐海东）。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同年11月19日，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
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共同努力，终于说服张国焘和陈昌浩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10日，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精英们全部聚集陕北。
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的。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选派共产党员赴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开展革命武装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2年2月，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同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其整编为红26军。
1933年春，以陕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仍然是在这个春天，红26军政委杜衡命令部队南下渭华地区，不料遭遇敌人的“围剿”，部队最终被打散。刘志丹在这紧要关头，带领部分官兵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坚持斗争，后返回照金和时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会合。同年11月，陕甘边特委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并创建以陕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创建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而红42师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对国民党军主动出击，扩大了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时，陕甘边周边地区的游击力量也得到了壮大。次年1月，陕北游击队被正式改编为红27军，并成立了陕北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时，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谢子长此时病危，于2月21日逝世）。西北工委、军委的成立，实现了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围剿”行动中，习仲勋支持刘志丹制定的正确军事策略，同时组织根据地实行“坚壁清野”，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缴械甚多，并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25军的到来壮大了根据地的军事实力。9月18日，红25、26、27军正式整编成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两支红军迅速联合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总指挥部设立在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在直罗镇战役前，毛泽东在1935年11月5日曾發表讲话，对中央红军长征作了总结：“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陕甘根据地不仅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它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建国以后的政权建设也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陕甘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也就自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终点的最佳选择。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强调，“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结局之谜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所有以政府名义对外发布的文告中，一律采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谓。在西北苏区地方政权建设中，也开始按照人民共和国的政纲施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对中国侵略的步伐，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动员和团结一切政党、团体、组织和军队，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教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经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早建立，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在国民党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前提下，中共愿作如下四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中共中央着手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特区政府或边区政府的准备。经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努力，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形势已十分危急。为救民族于危亡，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边区政府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组成，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政府成立后，原西北办事处下属工作部门相继改为边区政府的厅、处;原西北办事处的外交部、劳动部和工农检查局等单位撤销，增设边区政府审计处。
边区政府成立后，撤销了陕北省和陕甘宁省、陕甘宁边区政府直辖各县，并对行政区划作了相应的调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结束。至此，这一段“马背上的共和国”也成为历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于鼓舞全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推动土地革命战争蓬勃发展，以及在与国民党的政治谈判中取得一定对等地位，对于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 《共和国的伟大预演 回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徐金萍/文，《赣南日报》2011年11月7日;《山坳里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左玉河/文，《百年潮》2001年第4期;《紅色中央秘迁瑞金始末：周恩来三次易装过险关》，蒲永能、王犁田/文，《解放军报》2011年1月10日;《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赵大国/文，《广安日报》2016年10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舒龙、凌步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叶永烈著，华夏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毛泽东起草中华苏维埃<对日战争宣言>》，尚金洲/文，人民网2014年3月14日;《回溯中央苏区史，可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制度建立的源头——瑞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演》，钟燕林/文，《北京日报》2020年11月16日;《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佚名/文，《华文摘报》2011年9月9日;《马背上的共和国》，李升泉、李茂林著，中华书局有限公司2016年10月第1版等）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始，就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当时，中国处在军阀割据混战的乱世，“民主政治未能成功，执政的军阀每每与国际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为此，党的二大指出，“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历史起点。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提出要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权同盟”，“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反对军阀战争宣言》明确提出：“统一中国，造成新中国——工农兵劳动贫民代表会议（即苏维埃）的中国。”这是“新中国”一词首次出现在党的正式文件中。
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全国规模、统一名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于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农民主共和国，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
毛泽东曾说，这是一个国家的雏形，麻雀虽小，肝胆齐全。
埃德加·斯诺曾写道，在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山林里建立起一个共和国，这是建国中的奇迹！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国思想的第一次独立尝试，但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来不及对中国国情作深入分析的背景下，不顾中国国情地移植、模仿苏联模式，它的最终流产也在所难免。
1935年5月，中共西北特委组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演变为联邦制。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抵达陕甘苏区。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变更对外名义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12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改国名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宣布迁都延安。
1936年8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中共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22日，正式结束苏维埃国家政权形式，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民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中国工农红军部队相继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参加对日作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仅是一个国家的雏形，中央政府也是临时的，然而，这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最早尝试，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奠定了基础。★
上·诞生之谜
提起开国大典，人们自然联想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时的景象。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人举行的第一次开国大典。在新中国成立前18年，即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人曾在赣南偏僻的山坳小城瑞金，举行过一次场面热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当时主持那次开国大典的毛泽东、朱德等人，也正是18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角。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如何诞生的？此次开国大典是如何举办的？
井冈山斗争打开新局面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大革命失败后，在全党为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而进行的艰苦探索中，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进行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代表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县城。2月中旬，打破了江西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的第一次“进剿”。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立。
4月下旬，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井冈山会师后，两部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简称红4军）。毛泽东、朱德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此后，在这一军事原则指导下，红4军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连续打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四次“进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6月，党的六大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等。这些判断与方向，许多都已在井冈山实施。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出中央委员23人。毛泽东虽然在井冈山领导革命斗争而没有参会，但仍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据周恩来回忆，“得票是很多的”。
井冈山革命的成功，以及进攻中心城市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失败，也使共产国际开始将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希望寄托于农村，并要求将已经存在的小块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为此，他们以在中国建立苏维埃为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体制作出了具体的、详尽的规定。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函中共中央，提出“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政权”的任务。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周恩来、李立三等，立即依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着手苏维埃中央政府的筹备工作。
1930年5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作出了在本年11月7日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国大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决议。为实现这一计划，大会决定由中共中央、全国总工会、少共中央等9个单位的代表组成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简称苏准会）临时常委会，具体负责一苏大会的筹备。
建国大会五次延期 由于交通阻隔及白色恐怖，各地代表们不能按期到会，致使苏准会被迫推迟。直到9月12日，由各苏维埃区域及重要城市选举出来的30多位代表才克服重重困难，会聚上海，召开一苏大会准备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式成立苏准会。
会议讨论通过了苏准会临时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通过了一苏大会《代表选举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草案》和《各级准备委员会组织大纲》等;会议宣布将原定11月7日召开的一苏大会延期到12月11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
按照此前李立三的设想，一苏大会要在中共控制的一个中心城市召开，并在那里成立中央政府。但共产国际1930年7月在《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要求中共将苏维埃中央政府建立在较为巩固的苏维埃区域。8月，共产国际东方部作出了《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决议案》，建议把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定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李立三打算在红军攻下长沙后，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但因为红一方面军二打长沙未克，使这一计划流产。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进一步提高对召开一苏大会意义的认识，为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而奋斗。此后，《红旗日报》陆续发表了中共中央拟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等文件。10月18日，苏准会在上海开会，作出重要决议：一苏大会再度延期，到1931年2月7日（“二七惨案”纪念日）。
就在中共中央筹备召开一苏大会之际，蒋介石不仅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而且拟定在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这种客观形势，使中共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把召开一苏大会与国民会议相对抗，作为更现实的任务提上了日程。1931年初，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号召广大民众“以全力拥护苏维埃运动并反对反革命的国民会议”，抵制国民会议的选举，选派代表出席一苏大会。
1931年1月15日，中央苏区遵照上海临时中央的指示，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3月21日，临时中央常委会向全党提出具体任务：“要使各苏区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乃至全国的苏维埃代表大会都能在红五月中开成。”为此，4月17日，临时中央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具体指导一苏大会的筹备工作。
但是，从4月下旬至5月底，中央苏区处于紧张的第二次反“围剿”的战争状态，计划显然无法实现。第二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苏区中央局于6月1日发表宣言，确定召开一苏大会的日期——中央苏区必须在8月1日前开成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但仅仅数天后，由于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军民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全力投入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这一计划再次落空。6月20日，毛泽东等人发出通令：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改在十月革命纪念日（11月7日）举行。
1931年9月初，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成为拥有21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广大根据地。同时，国民党内部由于矛盾分化，暂时无力组织新的“围剿”，苏区获得了一段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这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红都瑞金的诞生
苏区中央局负有具体筹备一苏大会的责任。9月28日，毛泽东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从永丰来到瑞金，加快筹备进度。中共中央虽决定在中央苏区召开一苏大会，但并没有指定具体的开会地点及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按照原来的计划，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主力东进闽西，休整补充，并筹备在福建长汀举行一苏大会。但当毛泽东、朱德到瑞金叶坪后，通过对瑞金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瑞金更适合建都，果断地对原定部署作出调整，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東移福建，而是留驻赣南诸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
10月3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训练，须补充，须筹款，须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雩都（1957年改称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同意了苏区中央局的意见，决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
大会地点定在叶坪村。叶坪村，位于瑞金县城东北5公里处，整个村子掩映在一片参天古樟树林中。村中一棵巨大的空心古樟旁有一幢两层的小楼房。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项英等人，就暂时住在这里。
一天，时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毛泽东，正准备在住处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研究一苏大会的准备工作，突然卫兵前来报告，说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来了。邓小平应毛泽东的要求，开始了他的汇报。
邓小平说：“经过各方面的努力，目前瑞金的工作有了很大起色，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我们决心尽一切力量确保这次大会在瑞金顺利召开。”毛泽东赞扬邓小平主政短短两个月时间就稳定了全县局势。
红军总部在兴国时，大家对瑞金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听了邓小平的汇报后，清楚多了。
根据毛泽东“要选择一个便于隐蔽、便于疏散的会场，以防敌机空袭骚扰”的指示，邓小平带着县里几个领导人在叶坪一带转了半天，最后被西面一片茂密林地所吸引。这里中间有一块开阔地，靠南面有一座谢氏祠堂。
项英说，就将大会会场设在这幢祠堂里吧。毛泽东说，在那里开会可以，不过那是老百姓的宗祠，供奉着他们的祖先牌位，要很好地与群众商量，妥善安置好。项英找到村中的长辈商议。长辈们说：“在我们的祖祠开基立国，工农自己坐天下，我们哪有不支持的道理？”
大会筹备处请来了泥木工人师傅，将整个大厅改建得宽敞明亮，装扮得庄严辉煌：由神龛改建而成的主席台，正面墙上贴着革命导师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画像中间挂着鲜红的镰刀斧头红旗;主席台两侧贴上了对联： 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
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
横幅：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主席台前沿，放着一块横匾，上书“工农堡垒，民主专政”8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大厅里整整齐齐排列着200多张长条木凳，用作代表们的座席;大厅的圆木柱之间拉起了绳子，挂满了红红绿绿写满各式标语的三角彩旗。
在具体筹备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开国大典的过程中，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和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带领瑞金人民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在叶坪村东北林地中，开辟了一块能容纳万余人的红军广场，并用竹木石块筑起了一座红军检阅台。整个广场和检阅台被周围高大的树木覆盖，便于及时疏散隐蔽。11月7日，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国大典终于在瑞金召开。
在山坳里办开国大典
在通常情况下，开国大典应该在新政府成立后举行，并多安排在白天。但由于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一苏大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别开生面。
在当时险恶的战争环境中，红军装备简陋，更谈不上制空权。如果白天举行盛大的阅兵典礼和庆贺活动，目标容易暴露，招致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因此，为了防止国民党飞机的突然袭击，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大会决定：红军阅兵典礼特意安排在11月7日凌晨举行;群众庆祝集会则安排在晚上举行。
人们担心大会召开时国民党飞机前来轰炸。打惯了游击的毛泽东说，我们与蒋介石捉惯了迷藏，开大会也可与他玩玩捉迷藏，在别的地方搞个假会场，骗他一骗。负责大会安全保卫的王稼祥和邓发认为这个主意好，决定将假会场设在长汀城郊。为防空袭，谢氏祠堂和检阅台都披上了伪装，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
1931年11月7日，东方熹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项英、任弼时、王稼祥等红军将领，依次登上检阅台。参加一苏大会的代表和瑞金县的观礼群众，站满检阅台两侧。项英宣布：“阅兵典礼开始！”百名号手吹响嘹亮的集合号，雄壮的号声冲破云霄。
阅兵总指挥彭德怀跑步来到检阅台前：“报告总司令、总政委：阅兵总指挥彭德怀率部队接受检阅，请指示！”
朱德和毛泽东回礼。朱德命令：“开始！”
彭德怀回答：“是！”转身跑步至队前，下令：“开始！”
在嘹亮的致敬号中，一队队红军将士，列成方队，由红旗引导，行注目礼，威武雄壮地通过检阅台。毛泽东、朱德等红军将领们站立在检阅台前，挥手向红军致意。
“同志们辛苦了！”毛泽东以洪亮的湘音问候。
“为苏维埃战斗！”红军战士们整齐、响亮地回答。
观礼席中喊起了口号：“红军万岁！”“苏维埃共和國万岁！”整个阅兵场沸腾起来。
早上8时，阅兵典礼刚刚结束，一阵闷雷似的隆隆声就从北方天空滚过来，几架国民党轰炸机，朝瑞金县城低空飞来。飞行员努力搜索目标，城内城外、田野树林空旷无人，只好把一颗颗炸弹盲目向下扔去。随后把设在长汀的假会场炸成一片火海。
当日下午2时，一苏大会开幕式在叶坪村谢氏祠堂隆重举行，来自中央、闽西、湘赣、湘鄂赣、湘鄂西、琼崖、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部队的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的代表共计610人，还有附近的数万名群众，聚集于叶坪村。项英致开幕词：“同志们！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已于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今天，正式开幕了！”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写下了两句著名的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
当天晚上，为庆祝一苏大会的召开，瑞金当地红军、附近群众数万人，提着各式灯笼，打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叶坪红军广场，与代表们一起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晚会。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与广大群众一起唱歌、喊口号。一时间，出现了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的盛况。当庆祝活动达到高潮时，红军代表黄克诚登上主席台，朗诵诗歌：
十四年前的今日，
苏维埃联邦在西方诞生，
今年的今日，
苏维埃中国又在东方降临;
这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信号，
这是中俄工农头颅热血的结晶！
9日上午，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大会议事日程，推举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邓发）组成大会常务主席团。
由于交通阻隔，直到11月11日，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及红16军的80多位代表，才克服种种困难抵达叶坪会场。
从12日到18日，与会代表先后听取、讨论了项英的《关于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的《关于土地问题报告》、朱德的《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周以栗的《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王稼祥的《关于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的《关于工农检察处报告和关于宪法问题报告》。并相应地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工农检察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救济被难群众问题、为死难烈士立碑纪念问题等决议案。
19日，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这个由63人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堪称最为精干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当时这63人中已经在瑞金的中央领导有21人，在上海和其他地区的中央委员有11人，除此之外的31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管辖下各苏区的主要领导人和红军代表。
20日，大会举行闭幕式。在毛泽东、项英分别致闭幕词后，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向全体代表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全场欢声雷动，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闭幕。当天晚上，数万群众提灯演戏，施放烟火，发表演说，欢庆全国性的红色政权的建立，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副主席项英、张国焘联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号布告》，正式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以国家的姿态出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华民国并存对立，出现了两个政权并存的现象。
“毛主席”这一称谓的由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权机构，是根据全国一苏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有关规定组建起来的。根据规定：全苏大会闭幕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最高行政机关。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的行政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负责。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选举毛泽东兼任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兼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由中央人民委员会提名，设立九部一局的国家机构，部长称人民委员。
其实，这次会议主席、副主席的人选，是临时中央早就内定的。1931年10月，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对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选作出指示：“政府执行委员名单在弼时处有。但须除去向忠发、周逸群、邝继勋，加徐锡根、陈绍禹、关向应、瞿秋白及各地苏维埃政府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由）毛泽东（担任），副主席二人张国焘与江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担任）。”
“毛主席”这一称谓最早叫起，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当会议宣布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时，委员们站起来热烈鼓掌。这时，任弼时走上主席台，提议：“请毛主席讲话！”
一时间，大家还不知道叫谁，略停片刻，人们将目光投向毛泽东，热烈地鼓起掌来，异口同声地喊着“毛主席”。
在此之前，人们对毛泽东的称呼通常为“毛党代表”“毛委员”“毛总政委”，这次大家突然称他为“毛主席”，他自然很不习惯。但从此以后，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而已。
一苏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板隔成了一个个小房间，每个小房间只有10平方米，门口挂着“某某人民委员部”的牌子。一个小房间，便是一个部的办公室，里面只有一部电话、一张桌子、一张木床和两把椅子。这些小房间，就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各职能机构，涉及组织、宣传、财政、土地分配、交通运输、教育、卫生、银行、邮政等等。现代国家的一切职能部门，几乎都能够在这些小房间里履行。机构设置的全面，工作人员的干练，组织制度的高效，令人叹为观止。
这些部委的简陋设施，远不如今天一些大机关的传达室。但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个部委，都是从那一个个小房间发展而来的，大多数部长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栋梁。只要稍微留意，便会发现：
外交人民委員王稼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
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
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代理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二苏大会的财政人民委员林伯渠，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内务人民委员曾山，后来成为政务院内务部长;
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后来成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苏维埃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主席。
此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杨尚昆、邓颖超、胡耀邦等人，都在苏维埃政府机关、军委机关或工青妇机关任过职。据初步统计，曾在红都瑞金工作过的新中国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达44人之多。
中央首脑机关及周恩来等领导人秘密转入瑞金
在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酷的情势下，中共首脑机关在上海已经难以立足，不得不从1931年起，陆续秘密迁至瑞金。
1931年12月上旬的一个夜晚，借助暗夜的掩护，周恩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安排，身穿藏青色哔叽对襟短衫和蓝哔叽中式裤子，脚蹬一双皮鞋，头戴鸭舌帽，看上去像个普通工人，在交通员黄平的护送下，乘一辆人力车直奔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为了保密与安全，邓颖超和母亲在狭小的阁楼间悄悄目送他离去。
到码头后，他们上了一艘英国小火轮。此时，中央特科的神枪手，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肖桂昌正在船上等候，黄平确信无异后上前与肖桂昌接上了头，把周恩来安顿好，离开了码头。肖桂昌负责全程护送周恩来到中央苏区。
经过几天的颠簸，轮船抵达广东汕头。当地的秘密交通站安排周恩来住进了金陵旅社。然而，就在周恩来二人踏入旅社后，他们发现在楼下拐角处的一个玻璃框里有一张照片，那是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集体合影照。飒爽英姿的周恩来引人注目地居于照片中央。
事不宜迟，周恩来果断起身，带着肖桂昌立刻离开。当地交通站大吃一惊，权衡再三，决定让周恩来二人立即搬迁到该市棉安街一间小旅店去住。
如果说头天的住店是有惊无险，那么次日赶火车的旅途就着实让人捏了把汗。次日大早，周恩来与肖桂昌匆匆起身，周恩来第二次改易了装束。这次，他身着长袍，头戴礼帽，带上宣纸、画笔、颜料之类的东西，改扮成一个画匠。增加了交通员黄平相送。三人按照计划，准备坐火车到潮安，然后转往大埔。
三人原本买的是二等火车票，谁知上车一看，二等车厢只有他们3个人，太显眼了，于是他们马上挤进人多嘈杂的三等车厢。不料，就在三人汗流浃背地挤进三等车厢时，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1925年，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周恩来曾短暂地担任“东江行政公署”专员。眼前的这位检票员是铁路工人积极分子，多次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周恩来一惊，一面轻声告知肖桂昌，一面连忙把帽子拉低，转过脸望着窗外。肖桂昌大惊，他下意识地摸着腰间的短枪，机警地站起来挡住了周恩来。已经明白事态有些不对的黄平在与肖桂昌交换了一下眼神后，主动把车票拿给那个检票员检查。检票员一看是二等车车票，就用手指着二等车厢，示意他们坐错了车厢。黄平连连点头应承，等检票员走后仍坐着不动，这一次总算蒙了过去。 到潮安下车，吃过午饭便换乘轮船溯江而上至大埔。船到大埔，他们又转乘开往虎头沙的小船，在中途青溪站上岸，然后经由此地转往闽西苏区福建永定县。这一带是赤白交界的封锁线，土匪成群，经常拦路抢劫。国民党的队伍在龙冈寨一带修筑了碉堡，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封锁了去苏区的道路。
为了确保安全，周恩来第三次改换装束，这次他改扮成了当地土豪，头戴礼帽，身着对襟府绸长衫，活脱脱像个土财主，那形象连他自己也忍俊不禁。当天深夜，在當地交通站6名武装队员的护送下，他们翻山越岭，攀藤附葛，沿陡峭的小路越过封锁线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村。永定交通站的负责人张发清和4个交通员接过护送任务两天后到达合溪（区苏维埃所在地）。恰巧永定县共青团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周恩来应邀在团代会上作了3小时的形势报告。这时，中共闽粤赣省委已派了两个精干的马夫带了两匹好马到永定接周恩来去长汀。
一进入苏区，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新鲜，周恩来十分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同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
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
周恩来在长汀停留了3天，便骑马向瑞金出发，于1931年12月底到达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周恩来会见了早在这里的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到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同志。
第二天，他电告临时中央：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到1934年长征前，由上海进入中央苏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和有关方面人员还有刘少奇、聂荣臻、博古、陈云、林伯渠、任弼时、邓发、瞿秋白、刘伯承、叶剑英、萧劲光、何叔衡、李富春、张爱萍、董必武、谢觉哉、王观澜、杨尚昆、陆定一、王首道等人。他们大都通过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安、大埔、永定、长汀至瑞金这条秘密交通线，历经艰难险阻最后抵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完成了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央首脑机关及其领导人的秘密大转移。
从此，以红都瑞金为依托，中国革命的红色航船继续行进在历史的惊涛骇浪中。
县委书记邓小平
1931年7月，27岁的邓小平离开上海，辗转广东、福建，于8月抵达瑞金，并被推为县委书记。尽管此前已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历，但他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是来自“左”倾错误思想的高压态势;二是“全县群众不满，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是死气沉沉”。
困难面前，邓小平将如何打开局面？
一到瑞金，邓小平便立即采取措施：一方面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查，了解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运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制定切实措施以稳定事态。正是这种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使邓小平迅速稳定了县域的社会局面。问题一得到解决，瑞金全县人心大快，干部群众交口称颂邓小平是“包公再世”，民众都说“邓小平同志的措施是救命的法宝”。
邓小平在瑞金任县委书记的10个多月里，住过祠堂、庙宇，大多数时间住在群众家里。吃饭时，他总是蹲在板凳上和群众围在一起，常吃的是稀粥加青菜，每月领的零用钱也和普通干部一样，从不搞特殊化。为减轻当地群众负担，他还大搞确保农业丰收、发展经济的运动，平渠修道，建厂重商。瑞金在他的带领下走向发展。
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尽管面临着繁重而复杂的任务，但他以决毅果敢、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迅速扶正压邪、稳定人心，随后又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并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也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人们所熟知和认可的“小平风格”。
1931年，当毛泽东来到瑞金见到邓小平时，高兴地抓着邓小平的手用力摇晃了几下说：“很好！很好！瑞金的父母官呵！”
邓小平在瑞金工作仅有10个多月，却踏遍了全县的山山水水。1932年5月，怀着对瑞金深厚的感情，他先后被调任会昌县委书记、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其间，由于始终坚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经历了他政治生命中的第一次低潮，几经辗转后又回到了瑞金，主编《红星》报。虽遭“最后严重警告”等不公正处分，但邓小平仍然襟怀坦荡，任劳任怨，创下了《红星》报发行量高达17300多份的纪录。邓小平于1934年10月踏上长征之路，并最终被重新起用。
邓小平一直对瑞金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在第二次政治低潮中住在南昌新建，在回京工作已成定局前，他于1972年12月报请中央批准后，又回到曾经的中央苏区，江西老区的干群给了他最热情的接待，瑞金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让邓小平感动不已。★
（来源/《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的日日夜夜》，张敏/文，人民网2019年10月24日）
中·安邦之谜
瑞金是闻名中外的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江西时指出：“要从瑞金开始追根溯源，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回溯中央苏区史，我们可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制度建立的源头。1931年11月7日一苏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在瑞金开始了治国理政的伟大预演。新生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如何运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概况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除直接辖有中央苏区外，还辖有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右江、闽东、陕甘边、陕北等苏区。此外，还有一些小块的红色区域。由于战争环境不断变化，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和人口，除基本区域比较固定外，各苏区的边境都是变动不定的。因此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版图和人口，也都是变动不定的。
中央苏区初步形成时期人口有约400万，1933年发展到最盛时期，当时设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共辖60个行政县，疆域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40万; 湘赣苏区比较稳固的10个县面积约为2.8万平方公里，整个湘赣苏区人口逾百万（包括游击区达到250余万）;
湘鄂赣苏区辖18个县，其区域范围包括湘鄂赣边境20余县，有时还延伸到湖南醴陵县、长沙县等部分地区，面积有数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万，其中比较稳定的苏区约有人口100万。
20世纪30年代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疆域面积约为4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0万。
在这片土地上，人民民主专政的前身——工农民主专政，在局部范围内改变了人民被剥削、被奴役的历史，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政治方面。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政权机构，同时完善了苏区党的组织系统和领导机构。
苏维埃还在苏区实行最宽泛的民主——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工农劳苦群众取得这样的权利，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的报告指出：苏维埃实施选民登记制度。许多地方达到了80%以上的选民。妇女也当选苏维埃代表。广大劳苦大众充分享受民主权利，这是苏维埃政权最为成功的创举。对此，毛泽东盛赞：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实在是历史上任何政治制度所不曾有的。
军事方面。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原来苏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进行了改组，成为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中革軍委。第一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中革军委的作用。他说，中革军委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地行动起来。这也是由散漫的游击队行进到正规的大规模红军部队行动的关键。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迁往瑞金，此后，临时中央的各种电文通告、命令等公文中不再使用中央军委的名称，在提到军委之时，则专指中革军委。
经济方面。党和红军带领苏区军民进行土地革命，领导广大农民开展烧田契、打土豪的斗争，打破了统治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让穷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翻身，极大地激发了革命积极性。他们切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而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参加红军或支援前线。
1933年2月，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经济部，统筹苏区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等工作。
教育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对文化教育高度重视，建立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制度。苏区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对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边区各乡利用祠堂、闲置的屋子开办了“列宁小学”（也有的称“劳动小学”“红军小学”“开明新学”），贫苦农民的子弟入学免交学费。
截至1932年11月，赣南各地共办有“列宁小学”2277所，有小学教员2535人，小学生82342人，入学率达到60%。而在过去的国民党统治时代，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10%。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下，苏区教育事业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党和苏维埃政府还组织成立了识字委员会总会、分会和识字小组，负责组织工农群众扫盲识字、学习文化。1933年冬，又将识字委员会取消，从乡到中央各级成立了“消灭文盲协会”。苏区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当时的一首苏区山歌最能表达人民喜悦的心情，歌词是：“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社会风俗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攻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次明确宣布：“男女婚姻，以自由为原则，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禁止‘童养媳’、实行‘一夫一妻’。”条例实施后，苏区广大妇女在婚姻上获得自由。越来越多的童养媳解放了，参加了革命。据邓子恢回忆，龙岩白土之盂头乡只有百多户人家，在婚姻条例公布后一个月之内便有36对夫妇离婚，同时又有36对新夫妇结婚。毛泽东指出：“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规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针对封建迷信、歧视妇女、不讲卫生、嫖娼赌博和吸食鸦片等陈腐落后的社会现象，坚持不懈开展移风易俗运动，推动社会风貌改变，初步形成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新风尚。苏维埃共和国的卫生、体育、交通、邮电、劳动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
法制建设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先后制定了宪法大纲、民事、行政、土地、经济、劳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总计约120余部。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检察、审计和司法机构。其中，党和苏维埃政府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为严明法纪，1933年12月，临时中央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颁布的第一部反腐败法令。
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党和苏维埃政府开展声势浩大的反贪污反浪费的斗争，对少数贪污浪费行为，坚决查处，严惩不贷。据统计，仅在中央机关就严厉查办了贪污分子共42人，有力地打击、惩治了腐败分子，有效地遏制和预防了腐败行为的发生，增强了广大干部的廉政意识。
至1934年5月，苏区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遏制和肃清。正如中央审计委员会发布的审计报告中所讲的：“我们可以夸耀着：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外交方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刚建国，就成立了外交部，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即外交部长。外交政策的基本起点，是坚决反对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一切侵略和压迫，强调国与国之间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这一外交思想，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对日宣言这一事件中，有集中体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宣战”
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有增无减，党内王明“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毛泽东的心情十分沉重，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中国领土的铁蹄，更使他忧心如焚。终于，毛泽东病倒了，不得不来到瑞金东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
这时，毛泽东的心里依然牵挂着被日本侵略者投入血海火坑的东北。他尽可能地收集资料，了解“九一八”以来东北地区的情况。不久，他抱病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宣言》愤怒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地解放和独立。”对日宣战宣言脱稿后，毛泽东又起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命令：“全苏区红色战士应准备着更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由于《宣言》和《训令》中没有提到“武装保卫苏联”，不合乎“左”倾领导者的要求，因此直到4月15日才正式发表。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通电全国全世界对日宣战，通电内容与《宣言》相同。（详见本刊2021年第1期《黑夜——亲历者口述“九一八”记忆》）
1932年11月14日，《红色中华》同时发表了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和宣言。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又名《李顿報告书》）一方面说满洲主权属于中国和不承认伪满洲国，另一方面又为日本侵略中国辩解，提出东北三省由国际共管，成立自治国，设立国际警察等蛮横无理的言论。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通电中说：
李顿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民族的卖身契！苏维埃政府号召全国的民众，武装起来，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以革命的民族战争来撕碎李顿的报告书，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进攻苏区，压迫中国革命，进攻苏联的新的企图！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去，以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始终把维护民族独立、反对日本侵略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1933年1月17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联合发表宣言，表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等三项条件下，准备与中国境内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1933年3月3日，日军侵占热河，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又发表宣言，再次重申愿在“三项条件”下与一切中国军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反对，于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6月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宣言，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的卖国行径。6月10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再次发表通电，坚决否认国民党签订的卖国协定。同年11月11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联名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直接谈判出卖满蒙与华北的阴谋和罪行。
1934年6月19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又发出《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再次揭露和声讨日本侵占华北及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表示坚决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与国民党的卖国行径斗争到底。
毛泽东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毛泽东的落与起始终与党的命运密切相关。瑞金时期，毛泽东的遭遇可以概括为“三起三落”。
第一落是1931年11月在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当时他任红4军总前委书记，遭到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党内错误批判，失去了在红4军里“党的领导权”，被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核心。
第二落是1932年上半年，后方的中央局一味坚持“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再次对毛泽东的策略横加指责，解除了其军事指挥权。几个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作出裁决，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关于红军建设的基本原则给予了肯定，于是毛泽东又被请回红4军。
第三落是1934年1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博古（秦邦宪）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期又过于听从军事顾问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他们对毛泽东的路线横加指责、无情批判，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顽固对抗中央”，致使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被架空，他被撤掉了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一职，失去在政府中的领导权。
这样，毛泽东先后丧失党权、军权和行政领导权，变成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自然很痛苦，所以毛泽东后来在延安时曾对人讲，他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削职为民”的四年间，正值毛泽东由“而立”步入“不惑”之年，除精神上的打击外，生活上筚路蓝缕、温饱难保，他居住在东华山、苏家坡、云石山的莽林古剎中，日日与僧人菩萨、暮鼓晨钟作伴，加上又患了严重的疟疾，幸亏福音医院院长傅连璋医生及时相救，才幸免于难。尽管如此，毛泽东仍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决定，忍辱负重忘我工作，人在深山中，心却在战场，他坚信总有一天全党全军会觉悟起来。
他一如既往地关注着硝烟弥漫的激战前线，不露声色地从事苏区社情民意的调查研究;手不释卷地研读马恩列斯著作;实事求是地总结对敌斗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教训……
毛泽东一边央求傅连璋千方百计弄来上海《申报》《新闻报》和广州《工商日报》《超然报》等报刊，以关注国事、研究时局;一边积极从事调查研究，访贫问苦，解决民生疾苦。一次他去洋溪村调研农业生产，途径绵江河，发现架在河上的几块木板几近腐烂，走在桥上摇摇晃晃，非常危险。他对随行的乡干部说：“这座桥都成这个样子喽，再不修不定哪天就会塌下来啦！”得知是因为农忙没时间顾及时，他说：“那我们就自己动手干！”在他的督促下，乡村干部找来木头石料，毛泽东与大家一起抬木头、扛石块。很快，一座坚固的新木桥横跨在绵江河上，被老百姓称为“红军桥”。 毛泽东是卓越的政治家和天才的军事家，由于他的“被边缘化”，使党中央和红军蒙受重大损失、陷入重重危机。
蒋介石惊呼“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在蒋介石看来，他的劲敌，不是时时掣肘的军阀，也不是步步进逼的日本军队，而是江西南部由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他忍受住政界的讥笑，公开在共产党举行过八一起义的南昌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把“剿共”视为第一己任。
1933年夏天的庐山，酷暑难当，游人望而却步。那里戒备森严，成了军人们的天下。五老峰下，本是读书的好地方，眼下阵阵喊“杀”之声撼天动地。7月18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一期开学典礼，便在此举行。那里新修了一批房子，作为军官们的住所。
那天，军官们齐刷刷地笔挺站立，蒋介石在陈诚的陪同下，对第一期学员进行训话：
陈团长！各位教官！各位学员！今天在庐山召集我们剿匪各军各师的官长开始训练，我们要从此奠定一个新的伟大的基础，来完成剿匪的工作，并尽到大家革命的责任。我们以后能不能剿清赤匪，与整个革命的成败，党国的存亡，以至各个人的生死，统统都看这次训练能不能发生效力。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教官和学员认清这次训练的重大意义，晓得这一次训练，不是通常所办的什么训练班或军官团，而实在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的党和国家以及整个民族的生死关头，因此我们大家格外要奋发努力为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和我们总理（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由肃清赤匪而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起来！因为这次召集大家来训练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天开学的时候，我特亲自来参加……
“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在庐山上飘扬，蒋介石的声音在庐山上回荡，四次“围剿”的失败，使蒋介石痛下决心，非在第五次“围剿”时“剿灭赤匪”不可，“如不剿灭，将死无葬身之地”。连蒋介石也惊呼共产党“星火燎原”了！他曾这样形容形势：中共“在瑞金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且开辟了鄂豫皖区、鄂中区、鄂西区与鄂南区，包围武汉。其扰乱范围，遍及于湘、赣、浙、闽、鄂、豫、皖七省，总计面积二十万平方公里以上，社会骚动，人民惊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势”。
面对这“燎原之势”，蒋介石部署第五次“围剿”。这一回不同既往，他从训练军官入手。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他，深知训练的重要，于是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一期接一期地办下去。
由“中正手制”的《剿匪手本》，成了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课本。此书的附录——“赤匪”的战术，倒是十分形象地勾画出毛泽东用兵的特点：
一、遇敌不轻变战，多用疑兵，眩敌耳目，集结主力，坚守静待，察破敌人弱点，变更阵势，冒险冲进。
二、取大包围，兼程猛进，速而且匀。
三、不轻试锋，必待敌找我，而我不先找敌，以逸待劳，镇静坚守。
四、行走飘忽，瞬息百里，从山僻险要，人迹罕到之处，昼伏夜行，旋磨打圈……
蒋介石坐镇庐山。军官训练团以半个月为一期，学员为上校以下、少尉以上的中下级军官，也有少数高级军官参加受训。1933年夏，他在庐山办了三期军官训练团，受训军官为7598人。这些军官成了第五次“围剿”的骨干。8月起，他又开办“党政人员训练所”，训练军队的党政人员，以求加强对红军的“政治攻势”。
当蒋介石在庐山上训话时，他的身后总是站着一矮一高两个人物。这两人是蒋介石进行第五次“围剿”所倚重的左右手。那个子矮小的，便是蒋介石在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上训话时提到的“陈团长”陈诚。
第四次“围剿”时，蒋介石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虽然陈诚出了大力，仍成为败军之将，大哭一场，在南昌躲起来，羞见蒋介石。蒋介石没有怪罪陈诚，仍起用他，任命陈诚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又一次使陈诚感激涕零。陈诚跟红军交过手，领教过此滋味，他宣称：“彼等虽属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为了打胜第五次“围剿”之战，陈诚提出了十六字方针：“封锁围进，配合迫进，逐步稳进，乘虚突进。”
站在蒋介石背后的高个子，一头银发，碧眼高鼻，举止傲慢。此人是蒋介石请来的德国军事顾问赛克特。赛克特引用希特勒的“名言”，给蒋介石以启示：“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结局：不是敌人踏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赛克特随蒋介石从南京来到庐山，目的是为第五次“围剿”出谋划策。赛克特的最大“贡献”，在于为蒋介石制定了“堡垒政策——用密集的碉堡群，对中央苏区进行包围，然后缓缓推进。一边推进，一边筑碉堡。赛克特指着江西地图说：“共产党的统治区不过五万平方公里，只要保持每天前进二里的速度，不出一年，就可以全部吃掉！”
蒋介石深以为然。他引用曾国藩的话作为佐证：“扼要立营，加高加深，应战应守，皆能有备。”他说：“前几次失败，败在‘长驱直入’！”
在赛克特的“顾问”之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新策略：“战术上要取守势即以守为攻，战略上要取攻势即以攻为守。”“军行所至，立建碉堡，逐步推进，稳扎稳打，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进得一步，即守一步。逐渐前进，缩小匪区。”他在庐山上摩拳擦掌，大声疾呼灭“寇”。
下·北上之謎
1933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已基本完成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的部署。当时，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权已掌握在博古、项英手上。他们错误的路线和方针、策略，致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败，苏维埃共和国到了生死存亡之际。中央书记处开会决议，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筹备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红军开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也被称作“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将走向何处？
博古、李德对在苏区内线打破“围剿”仍抱有幻想
“三人团”成立后，开始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从1934年5月中旬到同年9月间，整个中央苏区共有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9月21日，中革军委在兴国县古龙冈新组建红八军团，同时在瑞金县武阳新组建中央教导师，专门担负保卫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的任务。此外，中革军委于1934年9月10日下达命令，要求红军各军团迅速建立后方勤务组织，征调5000人组成运输队，准备随军行动。
1934年，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顺利完成了两次筹粮计划，共84万担谷。为补充红军武器弹药，红军兵工厂加班加点生产。中央政府发出号召，动员苏区人民将拾到或存留的子弹、子弹壳，铜、锡、土硝、旧铁等物资卖给国家。
从1934年6月到8月的3个月内，全中央苏区共收集铜8.2万斤、子弹壳1.82万斤、子弹 14.09万发、白硝1.53万斤。此外，还发动苏区群众收集被毯20680床、棉花8.6万余斤、军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江口外贸分局还突击购回8万余元的药品。中央财政部突击筹款150余万元，隐蔽保存在石城县烂泥珑金库的金银财宝也取出来，以供军用。
在雩都县城，赣南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等机关成立，加强苏区西南边区的武装力量。博古、李德对在苏区内线打破“围剿”仍抱有幻想。针对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六路进攻，他们也命令红军六路分兵，全线抵御。1934年7月，李德开始退出苏区的某些准备工作，然而在计划中仍然要求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继续同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保存有生力量。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在苏区内的防御作战。1934年7月6日，中革军委派出红七军团6000余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东出闽东，再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发动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进攻中央苏区的敌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
鉴于湘赣苏区中心区域已被国民党军占领，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六军团处境已非常危险，为保全这支红军部队，同时也为给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探路，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给湘赣苏区红六军团下达训令，让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到达印江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第3师（原红二军团）会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任务，行程5000余里。
准备突围转移，毛泽东差点儿参加不了长征
1934年9月上旬，红军总部获得国民党军即将向瑞金发动总攻的情报。“三人团”认识到在苏区内打破“围剿”的希望已完全破灭，原先预定11月突围的时间必须提前，匆忙制定出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具体行动计划。其要旨是：红军主力和中央党政军群领导机关，编成红军野战军，准备在10月下旬从南线突破国民党粤军的封锁线，经湘桂边转移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鄂川黔边创造新的根据地。“三人团”根据这个计划，在仍然保密的情况下，开展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一、命令各条战线的红军部队，既要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阻止敌人向苏区腹地推进，又要求各级红军指挥员尽量减少部队伤亡，爱惜和节约使用兵力;同时要求各军团必须在10月1日前组织好野战军后方勤务机关，加强运输队建设。
二、确定干部走留名单。中央党政军高级干部谁走谁留，由博古亲自确定;中央各部门走留人员名单，由各部门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书记处审批;各省委的干部，由省委决定后报中央批准。凡是确定随军突围转移的人员名单，统一由中央组织局编队。这些名单确定后，一直等到突围转移前一两天，才临时通知有关人员，使得大家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
博古等人在确定中央高级干部走留名单时，带有很强烈的宗派观念。博古利用这个机会，将那些他认为犯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尽量留下来，比如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瞿秋白、贺昌、陈潭秋、何叔衡、毛泽覃等等。起初，甚至连毛泽东都没有在长征名单之中。红军转移出发前，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的首长警卫员都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就去领毛泽东的那一份，但负责发放物资的干部在供给名单上却没有找到毛泽东的名字。曾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我的历程》中写道：“当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雩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毛泽东才得以参加长征。
三、对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突围转移后中央苏区的游击斗争作了一定部署。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改组各级军事部的命令》，要求凡是被敌人占领地方的县、区军事部，立刻改为县、区游击队的司令部和政治部，以县、区军事部长为县、区游击队司令员，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委;在乡则以乡苏主席兼游击队长，乡支部书记兼政治委员。此项改组限在1934年9月25日前完成。
9月19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向中央苏区各省、县苏维埃发出《战区工作指示信》，对敌占区及即将为敌所占区域的游击战争问题发出指示，提出要求。9月30日，中革军委还发布《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为地方红军部队适应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作准备。毛泽东还亲自组织编写《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对红军游击队的组织和编制、游击队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游击战方式、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以中革军委名义铅印成册，下发给苏区各县、区游击司令部。
四、與南线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开展秘密谈判。1934年9月间，国民党粤军总司令陈济棠通过红军将领罗炳辉在广州做生意的一个亲戚的关系，派出一名姓李的密使来到瑞金，向红军递交陈济棠提出的建议双方进行停战谈判的密信（详见本刊2020年第12期《长征书简》）。双方随后达成的协议为红军野战军突围西进减轻了阻力。
五、秘密派出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大队到赣南省的雩都县、登贤县等红军预定集结地域，秘密侦察路线。同时，军委还派出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带领一个分队，秘密潜往赣粤湘边界地区，在当地游击队配合下侦察敌情和道路交通情况，为红军野战军突围转移选择行军路线。 六、开始舆论宣传动员。1934年9月2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暗示中央红军主力即将突围转移。10月3日《红色中华》第240期又发表了中共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联合署名的《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區民众书》，号召苏区群众拿起武器，组织起来，广泛开展群众游击战争，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
面对生离死别，苏区人民依然将自己最后一个儿子送上了远征的路
1934年9月下旬，“三人团”得到国民党军将提前向瑞金发起总攻的情报，遂决定将突围转移的时间再提前到10月上旬。依据中革军委下达的行动命令，各军团和中央机关陆续撤离战场，转移集结。
在西线兴国县高兴圩一线阻击国民党军的红一军团（缺第15师），10月6日19时30分接中革军委电令，将防务交给红五军团，10月7日秘密移驻兴国县东南的竹坝、洪门地域，两天后经雩都县仙下贯，10月11日到达雩都县东北部的段屋、宽田地域，军团部设段屋铜锣湾。10月12至16日，全军团在此修整，进行思想动员。
红一军团第15师（少共国际师）、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几乎同时接到了相同的转移命令，向雩都进发。
中央各机关人员编成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934年10月10日晚，第一野战纵队分别从瑞金县梅坑、九堡等地向雩都县集结;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云石山等地出发，也开往雩都县集结。10月13日，两个纵队抵达雩都。
最后撤离的是红五军团。10月7日，红五军团接替兴国县高兴地区防务，保卫兴国县城。10月14日，兴国县城失守。10月16日，红军独立第3团从雩都县赶至兴国县，17日接替红五军团防务。当日，红五军团撤离战场，边行军边补充新兵和物资，经兴国县杜社富于10月19日抵达雩都县城北部。
参加突围转移的红军野战军，共86859人。其中，红一军团19880人，红三军团17805人，红五军团12168人，红八军团10922人，红九军团11538人，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14546人。在这片中华苏维埃的热土上，呈现出了一幅幅军民血肉相连的革命历史画面。十万百姓泪汪汪，扶老携幼，伫立道旁，与亲人红军依依惜别。离开的红军，将经历围追堵截，在重重困难中冲出一条生路。而留下来的勇士，则要面对敌人的梳篦式“清剿”和疯狂的报复。
这一年10月中旬，奉中共中央的命令，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在梅坑组成中共中央分局。与此同时，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也宣告成立，任务是领导苏区军民牵制敌军，掩护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保卫中央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在白色恐怖下，在疯狂的“清剿”中，瞿秋白、阮啸仙、贺昌、刘伯坚、何叔衡、毛泽覃、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或牺牲在战场上，或被俘后英勇就义，为共产主义信仰洒尽最后一滴鲜血。牺牲成为常态，忠贞与坚守是中国共产党人留在那一时代的魂魄与烙印。而苏区一个个普通的家庭，又何尝不是这样？
面对生离死别，他们依然将自己最后一个儿子送上了远征的路。在兴国县一处烈士名录墙上，镌刻着望不到尽头的密密麻麻的人名。兴国是当年中央苏区参加红军人数最多的县，全县23万人中，就有8万人参加了红军。仅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兴国籍烈士，就有12038名。如果说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平均每三百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那么每一公里就有一名兴国人为革命捐躯。
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硬生生地将襁褓中的共和国，抬过了湘江
1934年10月16日傍晚至18日傍晚，野战军各路部队先后渡过雩都河，向第二集结地域安远、雩都、赣县边界移动。自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马背上的共和国”，开始了漫长的征途。
10月21日晚至22日早上，野战军击溃国民党粤军在安远、信丰、赣州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接着，野战军全军渡过桃江，向赣粤边界推进，于10月底全部离开赣南，西进湘南。在湘江边，一场血战拉开了序幕。湘江之战，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最为壮烈的一仗。红军将士血战五昼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出发时的近9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红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硬生生地将襁褓中的共和国，抬过了湘江。连对手也不得不惊叹，并承认失败。战后，“追剿军”总司令何键用了“实深惭悚”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湘江之战后，蒋介石判定红军将由湘桂边界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又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等地构筑封锁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然而，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坚持按原定计划北上湘西。如果不改变原定路线，那么这支刚从血泊中爬出来的队伍，将可能再次落入蒋介石挖好的陷阱。
历史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全军西进敌人防守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一条新的生命通道。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当晚7时半，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同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突然改变行军路线，分两路转兵西进：一路进入靖县（今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新厂、平茶，然后分两路向贵州进军;一路进入贵州洪州，向黎平挺进。
中央红军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掉头进入贵州，取道遵义。遵义，是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攻占的最大城市。正如毛泽东所料，红军没有遇到强敌阻截，便占领黔北重镇遵义，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创造了条件。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一改之前被动挨打、疲于奔命的艰难处境，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与敌周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民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
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翻过了夹金山，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2师第4团沿林中小路行进，到达沟尾磨盘石一带时，前面突然响起枪声。带队的红2师师长陈光和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令全体人员做好战斗准备，两人赶到队伍前列用望远镜观察。只见前方村庄中以及村庄周围的树林中，有一些人在走动，背着枪，戴着大檐帽，搞不清是什么队伍。两人研究了一下，决定派出侦察员去探清虚实，同时让司号员用号音联络。
司号员按照号谱吹响联络号后，对方也马上吹号回答，但号谱不对。让人大声喊话，对方也大声回答，但双方都听不清对方的话语。红4团官兵警惕地慢慢前行，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等到距离只有几十米时，对面的话音逐渐清晰起来，那声音是：“我们是红军。你们是谁？”
黄开湘、杨成武愣了。红4团是全军前卫，前面怎么还有红军？
此前，他们只知道红四方面军已经到达岷江流域，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派出接应部队到达夹金山北麓。因而，根本没有想到会在这里与红四方面军相逢。就在他们半信半疑之际，侦察员飞跑而来，边跑边喊：“他们是红四方面军！是红四方面军！”
几乎在同一瞬间，下面传来了许多人一齐发出的喊声：“我们是四方面军的部队！”
红4团官兵激动地齐声回答：“我们是中央红军部队！”
两大红军主力的前锋部队，终于会合了！这一刻，是1935年6月12日12时。
在夹金山对面迎接中央红军的，是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组建于1931年的鄂豫皖苏区，是一块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红色区域。1932年6月，国民党发动了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张国焘的“左”倾冒险错误，红四方面军伤亡惨重，退出鄂豫皖，向西转战。1933年2月，到了敌人兵力空虚的川陕边，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川陕苏区，随后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和六路围攻。
达维会师后，为了寻找长征的落脚点，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多次制定开辟新根据地的计划，但都因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而未果。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中央决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作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张国焘反对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定，个人野心膨胀，企图另立中央。中央和毛泽东为脱离险境，连夜率中央红军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1935年9月11日晚，红一、三军团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村（今高吉村）。次日，在此地举行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坚持北上方针，可以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再向东发展。尽管如此，俄界会议对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仍无定论。
俄界会议后，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攻克甘南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到达甘肃省岷县哈达铺镇（今属宕昌县）。在毛泽东思考“下一步红军往哪里走”的问题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和指导员曹德连化装先行进入哈达铺镇，搜集了大量近期的《大公报》，红一军团第1师参谋长耿飚也搜集到一张贴在墙上的《大公报》。这些报纸，让毛泽东有了答案。
7月23日《大公报》报道：
山西军阀阎锡山于七月二十二日在绥靖公署省府纪念周报告上说：“陕北匪共甚为猖獗，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有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余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余万，赤军者二万。”
8月1日《大公报》报道：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省为红军二十六軍，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知其枪有万余。匪军军长刘志丹辖三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十四个游击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五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人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因扰乱绥远之杨小猴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曾被占有十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
毛泽东由此知道在陕北还有一块几乎与江西中央苏区面积一样大的根据地。毛泽东眼睛一亮，明确了红军长征的目的地——陕北苏区！
9月21日，在哈达铺镇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宣布红一、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整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分别由一军团、三军团和中央纵队改编。陕甘支队全军约七千余人，作战部队约六千人，大部分是政治坚定、作战勇敢的红军干部。9月27日，陕甘支队到达甘肃省通渭县榜罗镇。次日，在此举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决定放弃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率陕甘支队迅速北上，同西北红军和红25军会合。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
中央红军长征一到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恢复活动
10月10日，陕甘支队翻过六盘山，抵达甘肃省镇原县三岔镇，刘志丹派来寻找中央红军的代表在这里与陕甘支队相遇。毛泽东看到刘志丹的亲笔信，心情无比振奋，他当即登上山坡，挥舞着手中的信，向大家宣布就要到达陕北根据地的消息。
10月19日，毛泽东率部队进驻陕西省延安市吴起镇。三天后，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宣布：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了2000多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敌人对于我们的追击堵截不得不告一段落。我们的任务是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至此，行程25000里，纵横11省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此前，原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已于一个月前长征到达陕北，同西北红军胜利会师，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同时将红25军与陕甘根据地的红26军、红27军合编，成立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7000余人。
1935年11月初，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在甘泉地区的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中央红军已改编为陕甘支队。会师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了解到陕北苏区正在进行大规模肃反，并犯有扩大化错误，将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等关押，准备处决。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加以干预，迅速制止了陕甘晋省委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将刘志丹等被捕被押的同志救了出来。
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中央红军长征一到陕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即恢复活动。1935年11月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下寺湾召开常委会议，“为着统一和加强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使中国西北各省的苏维埃运动在更巩固的基础上更猛烈地发展起来，兹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同一天，还成立了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先驻瓦窑堡，后迁保安，1937年1月迁延安。
11月3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辖第一、第十五两个军团（军团长分别为林彪、徐海东）。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
同年11月19日，由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
1936年7月1日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六军团和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的共同努力，终于说服张国焘和陈昌浩同意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10日，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精英们全部聚集陕北。
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是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组成的。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根据“八七会议”的决定，选派共产党员赴陕甘边和陕北地区开展革命武装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32年2月，刘志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同年12月，根据中央指示，将其整编为红26军。
1933年春，以陕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仍然是在这个春天，红26军政委杜衡命令部队南下渭华地区，不料遭遇敌人的“围剿”，部队最终被打散。刘志丹在这紧要关头，带领部分官兵转移到甘肃庆阳一带，坚持斗争，后返回照金和时任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习仲勋会合。同年11月，陕甘边特委决定恢复红26军，成立42师，并创建以陕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为创建根据地进行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而红42师在刘志丹的带领下，对国民党军主动出击，扩大了根据地。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任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这时，陕甘边周边地区的游击力量也得到了壮大。次年1月，陕北游击队被正式改编为红27军，并成立了陕北苏维埃政府。
1935年2月，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时，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由惠子俊任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谢子长此时病危，于2月21日逝世）。西北工委、军委的成立，实现了两个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正式形成。在粉碎国民党军对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围剿”行动中，习仲勋支持刘志丹制定的正确军事策略，同时组织根据地实行“坚壁清野”，红军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大小十余战，连战皆捷，俘敌、缴械甚多，并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省延川县永坪镇，胜利完成长征。25军的到来壮大了根据地的军事实力。9月18日，红25、26、27军正式整编成红十五军团，为迎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奠定了基础。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两支红军迅速联合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将中国革命大本营和总指挥部设立在陕北献上了一份奠基礼。
在直罗镇战役前，毛泽东在1935年11月5日曾發表讲话，对中央红军长征作了总结：“我们从瑞金算起，总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经过了五岭山脉、湘江、乌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万水千山，攻下许多城镇，最多的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长征。敌人总想消灭我们，我们并没有被消灭。现在，长征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它将载入史册。我们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是八万人，现在只剩下一万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华，现在又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今后，我们红军将要与陕北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陕甘根据地不仅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它为土地革命、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建国以后的政权建设也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丧失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陕甘根据地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也就自然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终点的最佳选择。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强调，“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结局之谜
1935年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在所有以政府名义对外发布的文告中，一律采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称谓。在西北苏区地方政权建设中，也开始按照人民共和国的政纲施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对中国侵略的步伐，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中国共产党逐渐认识到，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动员和团结一切政党、团体、组织和军队，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表示：“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政府与中国红军，今特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教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我们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经中国共产党努力促成事变和平解决。为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早建立，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在国民党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的前提下，中共愿作如下四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诚意，中共中央着手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改组为陕甘宁特区政府或边区政府的准备。经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努力，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寇大举侵略中国，形势已十分危急。为救民族于危亡，1937年9月6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
边区政府由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组成，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张国焘为边区政府副主席。边区政府成立后，原西北办事处下属工作部门相继改为边区政府的厅、处;原西北办事处的外交部、劳动部和工农检查局等单位撤销，增设边区政府审计处。
边区政府成立后，撤销了陕北省和陕甘宁省、陕甘宁边区政府直辖各县，并对行政区划作了相应的调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的结束。至此，这一段“马背上的共和国”也成为历史。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建立全国性政权的一次重要尝试，对于鼓舞全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推动土地革命战争蓬勃发展，以及在与国民党的政治谈判中取得一定对等地位，对于成立边区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新四军自成系统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编/陈小婷 责校/黄梦怡 来源/ 《共和国的伟大预演 回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徐金萍/文，《赣南日报》2011年11月7日;《山坳里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左玉河/文，《百年潮》2001年第4期;《紅色中央秘迁瑞金始末：周恩来三次易装过险关》，蒲永能、王犁田/文，《解放军报》2011年1月10日;《红都瑞金的首任“京都”书记》，赵大国/文，《广安日报》2016年10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舒龙、凌步机/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叶永烈著，华夏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11月;《毛泽东起草中华苏维埃<对日战争宣言>》，尚金洲/文，人民网2014年3月14日;《回溯中央苏区史，可以探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国家制度建立的源头——瑞金：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演》，钟燕林/文，《北京日报》2020年11月16日;《毛泽东的三落三起》，佚名/文，《华文摘报》2011年9月9日;《马背上的共和国》，李升泉、李茂林著，中华书局有限公司2016年10月第1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