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上的公车上书，指的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图强的事件，被人们视为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是中国近代草根政治的开端。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另有一小撮守旧派“公车”也在上书，其中打头阵的是一位湖南邵阳籍的举人。
　　晚清以来的邵阳，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这里虽然“旧不与中国通”，却出了“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一步步把袁世凯扶至皇帝至尊的，是从这里走出去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而一把将他从皇帝宝座上拉下来的，又是一位叫蔡锷的邵阳人。蔡锷的思想启蒙老师樊锥是南学会邵阳分会会长，思想激进，颇能“转移风化”，以致备受保守派的攻击。邵阳保守派头子曾廉在进京任职国子监前夕，于1898年5月，写了一份《邵阳士民驱逐乱民樊锥告白》，纠集一伙保守分子，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
　　这位与新思潮势不两立的曾廉，就是那位在京城倡首与康有为叫板的“公车”。论学问，曾廉的确名冠一时，他从教多年，弟子遍天下，民国总理熊希龄就是他的高足；他参与编修《大清会典》，著有《蠡安前集》《蠡安续集》《新元书》《新禹贡》《琅琊杂记》等著作。但是，他的思想极端保守，当地文史专家李柏荣的《记曾廉事》称，“吾邵治学能取进士者，以曾廉为最迂”，对其“竟不知时务”深表惋惜。
　　在康、梁等数千举子联名上书维新变法之时，曾廉却逆潮流而动，笼络了几个不识时务的举子上书，奏请清王朝拿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干将开刀。曾廉的上书洋洋洒洒八千字，其言论完全站在保守顽固的慈禧太后一边。他在上书中揭发梁启超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时，有反清言论，并将梁启超的批语作为附件，一并呈上。他的上书只要被慈禧看到，完全可以置康、梁等人于死地。
　　康、梁也真是命不该绝。曾廉的上书送到军机处时，被值班的谭嗣同第一个看到。谭嗣同冒险销毁了曾廉的附件，并请刘光第一起上书，力保康、梁。按照军机四卿的职责，他们应该在奏章上写好批语再进呈皇帝面前。在曾廉的上书后面，谭嗣同批语是：臣谭嗣同如果有一百张嘴，愿意用一百张嘴保证：康有为和梁启超是忠诚的。如果曾廉的奏折属实，臣谭嗣同懇请皇上先杀了我。刘光第的批语是：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情愿皇上杀了我。
　　谭嗣同看到刘光第的批语，非常吃惊，因为刘光第并不是康有为改良派的核心成员，他们相识也还没有几天。刘光第说：“我也应该救这些改革的志士，何况还有你的指示呢？”谭嗣同的胆子更大了，他又写了个奏折，指说“曾廉诽谤新政”，恳请皇帝诛杀曾廉以谢天下。
　　光绪皇帝当天看到了曾廉的上书和谭嗣同、刘光第的批语。因为谭嗣同销毁了附件，所以他也认为这是曾廉有意诬蔑康有为。但仁慈、谨慎的光绪皇帝，最终没有应允谭嗣同“诛杀曾廉”的请求。
　　按照当时朝廷的体制，尽管慈禧执掌着生杀大权，而曾廉又与老佛爷穿一条裤子，但作为臣子的上书，还是不能绕过皇帝直达垂帘听政的太后，所以，上书不仅未能达到曾廉的预期目的，还差点让他搭上了自己的一条小命。然而，曾廉的上书，也让康、梁改良派感到危机四伏，他们害怕顽固派再次将证据提交到慈禧手中，后来的言行也有所收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