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赵璘在《因话录》中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裴垍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于是有个朋友从大老远的地方赶到京城来拜访他。裴垍并不因地位的悬殊而流露出半点轻蔑之心，不仅盛情款待，还经常与他饮酒叙旧，相处得十分融洽。更难能可贵的是，裴垍给老友充分的自由——老友在裴府可以“无所不为”，纵情玩乐、猛吃猛喝，均不受限制，简直比在自己家里更自在。眼见裴垍如此重视感情如此珍惜友谊，老朋友心里美滋滋的，乘机请求裴垍将自己调来长安，弄一个“京府判司”的官儿当当。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却碰了个大钉子，被裴垍一口回绝：你确实有才能、有政绩，然而这个职位不适合你，我裴垍可不敢因为私交而破坏国家的法度啊！老朋友不死心，大概摆出了许许多多的具体困难：比如远在外地，父母年迈，家中照顾不到；妻子多病，水土不服，致使自己不能安心工作；地处荒僻，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等等。总之，确确实实很困难，太需要老朋友照顾了。裴垍的回答则更加干脆：他年如果碰上一个瞎眼宰相，或许会同情你，给你这个职位；只要我裴垍还留在宰相的位置上，却是“必不可”！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一下子就将后门彻底堵死了。
　　裴垍是山西闻喜人，他生于哪一年，已无从查考，只知道他入阁拜相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九月，两年后即因中风而去职，并于元和六年（811年）病逝。史书上还说他“年少柄用”，“虽年少，骤居相位”。可见他很年轻，估计只活了三十岁左右。然而，他的政绩却不容忽视：他整饬吏治，抑制宦官干扰政事；他改革两税法，废除苛捐杂税，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尤其使作为赋税主要来源的江淮之民得以休养生息；他鼓励谏官言事，所提拔的白居易、元稹等人，均以畅所欲言、敢于抨击时政而知名；他推荐的李绛、崔群、裴度等人，后来都成为一代名相。
　　裴垍能取得如此政绩，除了唐宪宗李纯的信任外，其自身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他才华横溢，慧眼识英才；二是他大公无私，绝不凭借权势以谋私利。不但长安城里那些勋臣贵戚们见了他，都不敢托以私事，就连宪宗皇帝李纯也忌他三分。李純还在东宫当太子时，宦官吐突承璀就开始服侍他；李纯做了皇帝，吐突承璀最受宠信。可是，当吐突承璀乘着与皇帝闲谈之际有所“关说”时，皇帝竟然因为“惮垍”而“诫使勿言”。说白了，就是连皇帝也因害怕裴垍，告诫吐突承璀：别再说了，那裴宰相一定不会卖这个情面的，他一身正气，连我这个当皇帝的也无可奈何呢！
　　后来，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将赵璘记载的这段故事收入了《资治通鉴》，显然是想给当时或以后的皇帝及执政大臣们一些借鉴；或许，那年轻的裴垍宰相，也可以为我们今天提供一点启发与思考。
　　（西风烈摘自《渤海早报》2014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