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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统战工作的重要对象，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能否正确认识并对之实行正确的政策,对党的事业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通过比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认识，来阐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以及这种认识在土地革命时期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土地革命初期 中共中央 毛泽东 民族资产阶级 比较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37－0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并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犯了“左”倾错误，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本文通过比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认识，来阐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以及这种认识在土地革命时期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一、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敌是友的问题
（一）中共中央否认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认为他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党的“八七”会议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历史总结，分析了其由革命动力转变为革命对象的原因与过程。《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革命，甚至有一个时期曾经做过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地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中国统治之支柱。”[1]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宣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底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2]同时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3]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4]从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被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被打入“敌人”中的一员。
（二）毛泽东仍然坚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相反，毛泽东不同意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中共六大召开后四个月的1928年10月，毛泽东即在中共湘赣边第二次大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与中共六大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5]《毛泽东选集》的编者特别强调以上黑体字所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得到解放，而且仍然受压迫、受剥削，难以发展，他们有反抗的可能，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因此否认了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观点。
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问题
（一）中共中央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虽然在党的文件中，偶尔还出现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名称，但都认为二者已结成反动联盟，合二而一，共成一体，因此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地完全屈服。”[6]在国内，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地主联合”。[7]因此中共中央完全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暂时附和了大资产阶级，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溶合起来，二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中共中央没有从根本上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也没有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从而为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错误的政策埋下了种子。
（二）毛泽东仍然坚持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的分析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正如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预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投靠到了反动阵营中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但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继而冷静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依然存在，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8]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一文中毛泽东仔细分析了反动阵营中的各种矛盾，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仍是可利用的一股政治力量。毛泽东坚决反对在土地改革中侵犯资本主义工商业或实行过高的劳动条件，以免把过多的人推到反动阵营中去。他认为在“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打击过重是主因”[9]。另一方面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还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是可利用的力量。1928年11月红军第六次代表大会提案内就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1929年1月红四军布告内也明确规定，“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从以上毛泽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依然坚持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的分析，既看到了其妥协的一面又看到了革命的一面，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问题
（一）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过“左”的政策
上述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体现在政策上就是从1927年到1935年，党内先后发生的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他们都主张在政治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1927年11月由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地投降了外国资本，绝对地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指出：“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们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 [10]1930年6月在李立三第二次“左”倾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指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根据地推选了“左”倾的工商业政策。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通过的“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盲目规定工作时数，提出过高的工资标准和难以接受的福利待遇。同时执行了过“左”的商业政策，规定过高的商业税率，对商人过重的捐款、罚款。总之，中共中央力图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
（二）毛泽东在政策上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认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来是很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无论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还是在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始终都非常注意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注意保护民族工商业。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11]“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12]“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13]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已经初步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这和王明等人在这个时期推行的实际上是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倾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土地革命初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对革命的影响
通过比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认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并采取了比较恰当的政策和策略。但在中共中央错误的领导下，正确的认识无法得到普及，恰当的政策和策略没有得到贯彻，毛泽东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共中央所推行的打击、甚至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势力的过左政策的。
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非常不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这种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白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丧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左”倾错误的方针政策不仅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目前树立崇高的民锋队形象，而且也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虽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勇于坚持真理，对减少“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开始成形，它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
[2][3][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0页.
[5][8]毛洋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6][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第367页.
[9]毛洋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10]中央档案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
[11][12][13]毛洋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20页.
［关键词］土地革命初期 中共中央 毛泽东 民族资产阶级 比较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3－0137－02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形成了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并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党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土地革命初期，中共中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主要犯了“左”倾错误，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对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本文通过比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认识，来阐述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以及这种认识在土地革命时期对革命产生的影响。
一、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敌是友的问题
（一）中共中央否认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认为他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党的“八七”会议对民族资产阶级作了历史总结，分析了其由革命动力转变为革命对象的原因与过程。《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革命，甚至有一个时期曾经做过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地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像，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中国统治之支柱。”[1]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在《政治决议案》中宣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走到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底反革命营垒，他以前是能削弱帝国主义并动摇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一九二七年春天以前)，现在却变成巩固并团结帝国主义与军阀制度的一种动力。”[2]同时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之中的动力，现在只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3]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4]从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被否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被打入“敌人”中的一员。
（二）毛泽东仍然坚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相反，毛泽东不同意把民族资产阶级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在中共六大召开后四个月的1928年10月，毛泽东即在中共湘赣边第二次大会的决议中明确提出与中共六大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从广东出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半路被买办豪绅阶级篡夺了领导权，立即转向反革命路上，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5]《毛泽东选集》的编者特别强调以上黑体字所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不仅没有得到解放，而且仍然受压迫、受剥削，难以发展，他们有反抗的可能，仍然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因此否认了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错误观点。
二、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问题
（一）中共中央否认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虽然在党的文件中，偶尔还出现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的名称，但都认为二者已结成反动联盟，合二而一，共成一体，因此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强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他已经抛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不敢再争收回租界的问题、关税自主的问题，他竟无耻地完全屈服。”[6]在国内，则是“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地主的联盟”，或者说是“资产阶级地主联合”。[7]因此中共中央完全看不到民族资产阶级虽然暂时附和了大资产阶级，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并没有溶合起来，二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因此，中共中央没有从根本上区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也没有正确分析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从而为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错误的政策埋下了种子。
（二）毛泽东仍然坚持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的分析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正如毛泽东早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的预言，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投靠到了反动阵营中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但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继而冷静地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两面性依然存在，因为民族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8]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一文中毛泽东仔细分析了反动阵营中的各种矛盾，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仍是可利用的一股政治力量。毛泽东坚决反对在土地改革中侵犯资本主义工商业或实行过高的劳动条件，以免把过多的人推到反动阵营中去。他认为在“全国革命低潮时，割据地区最困难的问题，就在拿不住中间阶级。中间阶级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打击过重是主因”[9]。另一方面在根据地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还看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是可利用的力量。1928年11月红军第六次代表大会提案内就有：“禁止盲目焚杀”，“保护中小商人利益”；1929年1月红四军布告内也明确规定，“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馀皆不论”。从以上毛泽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依然坚持了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二重性的分析，既看到了其妥协的一面又看到了革命的一面，因此采取正确的政策去争取民族资产阶级。
三、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问题
（一）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过“左”的政策
上述中共中央对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认识体现在政策上就是从1927年到1935年，党内先后发生的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他们都主张在政治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消灭资本主义。1927年11月由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完完全全地投降了外国资本，绝对地背叛了民族解放运动”。并且指出：“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大工厂大商店银行矿山铁路等，收归国有，工厂归工人管，厉行劳动法，如果小厂主怠工闭厂，便也没收他们的工厂，歼灭一切工贼反革命派，征发有产阶级的财产，改良贫民生活” [10]1930年6月在李立三第二次“左”倾路线指导下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中指出：“资产阶级已经是反动联盟的一部分”，因此，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与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不可分离。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下，根据地推选了“左”倾的工商业政策。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通过的“左”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盲目规定工作时数，提出过高的工资标准和难以接受的福利待遇。同时执行了过“左”的商业政策，规定过高的商业税率，对商人过重的捐款、罚款。总之，中共中央力图从政治上、经济上消灭民族资产阶级。
（二）毛泽东在政策上重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毛泽东认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中来是很可能的，所以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无论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还是在转战赣南、闽西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他始终都非常注意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注意保护民族工商业。1934年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论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11]“我们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12]“所以，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的。”[13]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毛泽东已经初步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思想，这和王明等人在这个时期推行的实际上是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左”倾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四、土地革命初期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对革命的影响
通过比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认识，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同志对民族资产阶级有着比较正确的认识，并采取了比较恰当的政策和策略。但在中共中央错误的领导下，正确的认识无法得到普及，恰当的政策和策略没有得到贯彻，毛泽东是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中共中央所推行的打击、甚至消灭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势力的过左政策的。
中共中央在这一时期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错误非常不利于党和革命事业的发展，这种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红军和根据地损失90%，白区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丧失。因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左”倾错误的方针政策不仅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目前树立崇高的民锋队形象，而且也不利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虽然处于“少数派”的地位，但勇于坚持真理，对减少“左”倾路线造成的损失做了大量积极有益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开始成形，它预示着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参考文献】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
[2][3][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70页.
[5][8]毛洋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7页.
[6][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66页,第367页.
[9]毛洋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页.
[10]中央档案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376页.
[11][12][13]毛洋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