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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在生活中，我们尽量可以漠视任何不愉快，写小说的时候你逃避不了“问题化”。越是理想化，越是问题化。这个世界没有不让人为难的事。理想本身使难事更难。
理性
我生活的态度，写作的态度，其实充满理性。《饥饿的女儿》只是我重要的作品，但不是最好的作品，它是一把可变幻的钥匙，掌握得好，可打开我其他的作品。这部小说完全属于照实记录，和其他虚构的短篇长篇相比，它非常理性，每一句话写清清楚楚。如果是一个女人的心来写这些东西，绝对不会这样，而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那《K-英国情人》结构内容更专业化，里面有些地方完全可以放开写，但是它咔嚓一声就截住了，该断则断。相比之，综合评分更高。
安放我的恐惧
我的惧怕，放在了诗里面，放在了我的小说主人公心里，有时我觉得我好轻，轻得可以飘起来。有时看到写主人公，他们那么重，我有些不忍，但是没有办法，不想改他们的命运。
知识准备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找到的一个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媒介。我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不愿意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系，写作让我与世界有了联系，让我得以生存。
写作本身，是一种创造，没有什么书可以影响我。当然在思考阶段——好多年的思考——我读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书，读《心经》和《金刚经》，临睡前，默默地念，连南怀谨的书也看：仿佛见庙就烧香，心境空阔。也读了福斯特《印度之行》;当然，要表现现代人在文化困惑中的痛苦和失落，这些书只不过是知识准备。
时间
以前很多时间处于消极和压抑之中，我写作《饥饿的女儿》时得过忧郁症，严重时，吃药结束生命。
时间是药，可以治人。
时间是一把刀，可以把软弱的人杀死。
时间是一朵花，青春就是一瞬间，谁可抓住那些凋谢的花瓣？可是作家，一个对自己不依不饶的作家可以将花瓣钉牢在她的文字和故事里永垂不朽。
时间是最好的医生，会让你忘掉一些事，看清一些事，家人对我来讲最重要，没有我父母兄姐便没有我，他们成就了我走出的每一步。
一个作家的抒写，不隐不瞒，忠实记录，就是一种最好的审视。通过写作，我试图和家人和解，让自己重回过去，重温与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曾经一起成长，一起痛苦，一起流泪，虽然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我们更应彼此珍惜。
小说与诗歌的区别
写小说，可以靠稿费生存，让我专心其中，不在自身的痛苦中沉沦，因为写长篇太辛苦，绷紧一根线，坚持到最后一个字。写诗歌，诗歌调节我的神经和身心，把那些可怕的直接的经验，和对这个世界的失望转为隐喻。
小说里有诗意，诗歌里有不同的人生，怎么陌生，怎么不可思议，出现在我的思想里，主宰了我。通过抒写，我认识了他们，也认识了自己，与火车背道而驰，直接相撞，或是像一股狂风、不停止的雷电暴雨，我想说的，都在我的文字里。
我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没有比做一个诗人更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
爱美者
谁不爱美人？爱美者不一定爱美食，爱美食者通常是爱美者，爱得稀里哗啦、无可救药！
生日
回视过往，无怨无悔，看清好多以前重视的东西，它们皆浮云。
去没去过的奇境，诉你，世界再冷酷，我只伫立在我的山峰。
爬梯子
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從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写作的原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我也知道离开了这片土地，我什么都不是。
女性意识
女性的自我觉醒，既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又是现代意识的象征。不仅上海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到了现代，才有把独立人格尊严放在第一的简·爱，才有敢于不守家法的包法利夫人，才有知道女性身体力量的娜娜，才有主动离婚的娜拉，才有敢于用自杀打破压力的安娜·卡列尼娜，才有敢爱敢恨的郝思嘉。
成长背景
重庆南岸野苗溪的一草一木都在我的血液里，从那里出发，我便不会畏惧未来。
我的成长经历跟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我做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不会有父母的怜爱，也不会有姐姐哥哥的呵护，也不会有邻居的帮忙，整个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么活下去，要么死。就是一种这样的生存状态，是一个独立的，而且是必须要活下去的状态。你要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肯定就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
为何我觉得我走了很长、很绕的一条路？为何现在不是那么乐意说这个说法是完全准确表达我的人生？在早年我是无意识的套在这个词里面，在30岁以后，我认为自己几乎还是在这个词里面，在40岁时，就是2000年时我从英国搬回北京，我就不再是这么一个人。我比较冷静，不是跟男人的世界妥协，而是我试图理解男人的世界。在这个时期，我写了很多理解男性的作品，比如像《鹤止步》，可以跟《康乃馨俱乐部》来比较，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男人世界——男同的故事，写的是汪伪时期，就是李安《色戒》那个时代，我尝试用纯粹的男人故事来写旧上海那段乱世情感，写人性的残忍。写那部作品，我钻到男人的心里去，想想男人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情郎，对待他们的权利。
对上海情有独钟
上海以及重庆这两座城市在长江沿岸上，跟长江有关的，跟我的初心有关，跟成长背景有关，三岁看老，他从语言方面，比如一个人的口音三岁的时候已经定了。我是重庆的口音。一个人从哪里出发，就会从哪里开始，都是反馈童年世界所有的声音、气味、节奏、呼吸，所有的反应都是回到了最先。
写上海的思路缘由是在复旦读书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可我是一个很用功自学的学生。除了睡觉和上两三个老师的课，几乎都在图书馆里面，看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做大量笔记。写这几部小说时，其实是重新来回忆，那时读到的书，回忆我小时候认识的世界、有十年走在路上的经历。走了这么大一圈路之后，我在国外也见识到非常女权主义的作家，包括写《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女同性恋作家，当然也见识过很多国外知名的作家，包括写《第22条军规》的作者，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跟他们有过深刻的讨论，对我自己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从一种很压抑的状态到一种很理解的状态，再到最后是一种很宽容的状态。 为谁而活
时代已经变了，可能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不用结婚了，剩女这个词也会过去，人怎么活是她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且有她的理想在里面。其实以后慢慢的人会更加独立地选择他要的一种方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我生在60年代，那时是平房群体生存。现在我们是楼房单元独户，那时人住一起，方式不一样，人的思想信息量也非常大，在这样的状态，其实你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已被他们就得体无完肤，也不所谓尊严。
有一种人是为别人活的，有一种人是为自己活的。如果为自己活，别人怎么样，不会特别地影响我，其实人在某一个时刻，一旦苏醒要怎么活，得有独立思考精神，判断这个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独立思考者的人，他就和别人不一样了。那就是为自己活。
作家与评论家
这二者相亲相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会出来，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会到来，而且会比我们原来的时代更复杂，更多的问题，更麻烦，评论家怎么评论一个作家的作品，都不重要。我们作家是以作品存在的，我们给读者提供的版本，不是为评论家。没有我们作家，评论家怎么活，他们要拿所有作家开刀，中文系是这样存在的。
名字
我的名字，有人认为有东方思想在里面，自认为有女性主义。我是把它颠倒了，认为女人是为幸福，是为男人而活的。男人的性霸权里面改了，在古时中国不是这样的，读读素女经和房中术，便明白。《诗经·蝃蝀》谈及虹，“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但更多的是最朴实的就是人的老百姓，就是我从小看见的，你可以想象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刚有记忆是看到人跳长江而死、自杀，我的成长经历是这样的，让我成为了这样的作家，是来源于生死，命运跟大环境的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的写作经历和对世界的看法是建立这个童年的基础上的。
越是危险越会受诱惑
谁能抵挡孤独的力量，我需要它，有时又怕它，常常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一个思想者可以游走到多远？
我在2016年创造了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米米朵拉。在未来的某一天，她和她的母亲失散了，她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母亲的时候，听从了一个她放生的鱼——娃娃鱼的引导说，到冥界去，到河神的宫殿去找一件宝物，那件宝物能够救死扶生，但只能用一次，所以她听从了，她到了冥界，一进那个冥界，又碰见了木偶戏，这个木偶戏操偶的两个人就是救护车没有救活的两个人，他们死了，到了冥界，继续在演这个木偶戏，演的是狼外婆和这个小女孩，在小女孩妈妈走了的时候，小女孩就发现不能够相信她，这个时候就中断了;第三次是在孟婆的庄园，她被隔在场地外面，听见了这个故事又在演，继续往下，然后最后一次是米米朵拉从冥界拿到了宝物，这是一枚定河神针，如果重庆有大水，武汉也会有大水，她没有拿这个救她的母亲，她救了洪水，靠自己的力量把母亲救出。那么，在最后她去看她的好朋友的时候，又碰到了这两个操偶的人，两个死了的人又同样在操演这个木偶戏，这就是这个狼外婆的结局。因为他们是从冥界来的，穿着紫色的衣服，脸上有颗痣，这两个人穿越时间而来，他们演这个戏演得太好了！米米朵拉发现戏最后的结局是他们一定要找一个菩萨来秉公论断，小女孩就说这个狼外婆要吃她，这个狼外婆就说，我要吃你太容易了，早就把你吃了，那就是說，因为我觉得你们人间的孩子太孤独了，我就是来陪你们玩的。
这颠覆了所有过往的狼外婆的形象。狼外婆也有好的！因为她演的这个戏是一个好的狼外婆，两个操偶的人可以在阳间和冥界之间来往自由。我想这就是一个新的颠覆，告诉孩子，狼外婆可能99%是坏的，是要吃孩子，可能有一个是好的，所以不能把这一个也当成是坏的。跟孩子要说一种善待之心。还有一个绘本，故事是讲一个孩子邀请一只老虎来喝下午茶，老虎很可怕，老虎都是吃孩子的，可是这个母亲和孩子当老虎来敲门的时候，她真的请老虎来吃下午茶，什么事也没发生。所以老虎也有不吃孩子的。所以老虎也有好的。我们要有善待之心，我们要跟孩子说，我们可以跟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是100%的陌生人是坏人，有那么一个好人。所以米米朵拉对人是相信，是同情，可以无偿的帮助他人，哪怕是性命。这样的一种形象，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
少年读物
中国有些作家也给孩子写书，这是一个好的兆头。我小时候看到的儿童文学，大多是《闪闪红星》《半夜鸡叫》《一个驳壳枪》这一类的，还有《三毛流浪记》。《三毛流浪记》算是这类书中一个精品，但这书真的不是特别好，一到关键时刻孩子就出问题了，要么就是收养他的人家里被火烧了，要么就是死了，最后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三毛，只能到解放区去，干革命去，他的出路是这个。整本书我绝对不能接受，就是政治控制了我们的想象世界，遮挡了孩子选择自由命运的一种权利。这是1949年前，中国的儿童文学是这样。
目前好的作品，像曹文轩的《草房子》是很不错。其他的中国儿童作家，我认为大多数也是主题先行，强制性把一种观念，或者是一种政府的思想，政治思想告诉给孩子。有很多学校灌输给孩子的还是我们几十年前受的教育思想，记得我从1969年上小学，到1979年高中毕业，我们的作文一定要抄报纸，一定要跟着语文书里面的思想，你不能写太个人的感受，现在中国很多的学校也是这样的，你如果别开生面地写一篇文章，得分肯定特别地少，而且不及格。所以，这个影响了我们的孩子，也影响了我们的父母。比如我们写作文的时候，绝对不敢开动我们的想象力，写一个特别出轨的一个作品，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的家长为什么喜欢选择西方的儿童书，因为它让孩子释放本性和想象力。中国的教育对我们的儿童最大的损害是一代代的人把他们的想象力限制，把他们自由的心灵捆绑。为什么我们有些孩子会乱叫？他们尖叫，他们烦躁，他们哭，因为他们没有好的故事充满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有这种强制性的、千篇一律的桎梏，没有把头顶的天空、远处的海洋呈现出来，给他们一种特别舒展的、可以翱翔的环境，你要像《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骑鹅旅行，你要带上《西游记》就可飞越，进入这样一种自由状态。 每个父母对孩子的期望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都希望成为家长想象的那种人。但是孩子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想法，她有她的幻想。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对我是放养的状态，从不对我内心过多的讲什么，只是有一次她发现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她说我成为一个厨师更好。当时当作家是很危险的，母亲闻之，是惊弓之鸟，她身边的人要么被批斗，要么自杀，要么被揭发，要么被抓进监牢去，那是一个文字狱，对文人的洗劫。对于我这种经历，我便对孩子说，你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够在手机和电脑上玩游戏，这是我最起码的要求;而且我希望你快乐，你不要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哭，因为哭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希望你是一个不仅仅只关注你自己的人。
生活目的
如同博尔赫斯《失明》里谈到的一样：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命运首先就是文学。他还说，将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和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所有这一切都将变成文字，特别是那些坏事，因为幸福是不需要转变的，幸福就是其最终目的。一个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作家，恐怕皆是如此。有了女儿，一切都改变了。尘埃落地，菩萨低眉含笑。我是一个母亲，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一个母亲，她可以承受的东西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一个失败者，就像我的母亲生前一样。作为作家，我得写对得起自己的孩子那一代的作品。
磨难
其实人都不情意承受磨难，谁都愿意走一条特别容易走的路。每个人的成长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那样不同的磨难;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我们是生来不平等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更不平等。有一些父母，她愿意把孩子照顾得特别温暖、特别舒服，而且留有大量的钱，房子也有，未来也安排了。然后，这个孩子看起来一生是容易特别幸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内心的困惑或挣扎，她总会遇到一些偶然或必然的问题，要么是学业不顺，要么是恋爱也不顺，要么是婚姻不幸，总有一个会出现，考验她。
比如说偶然会在一次旅行时，遇到了不测，这种防不胜防是我们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得比较正常的。我经常说，上帝给你这个东西，也会给你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给了你幸福也会给你不幸，给了你不幸也会给你幸运，上帝总是来平衡。所以我们要在对付磨难的时候，也要对付幸福，因为特别快乐的时候也会让你乐极生悲，所以我们要有平常的心来对待我们的命运或生活。
一般而言90%的人都会被打倒，甚至在灾难面前或者是面对离别的时候也会被打倒，有10%的人会从前辈的经验教训里得到启示。这个经验教训有一部分是来自书籍的，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人们的心口相传。国外有些家庭，在孩子还没成年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一个集训营里，去教他生存的这种能力;而且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给他一个必读书单，如果这两者都做好了，比如说一个孩子遇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失恋，也不会像什么《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那样子。
大人和孩子的关系
对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孩子生长在一个温暖有爱的环境里面;在家庭，在朋友当中，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情感呢，就超过了书籍，胜过了经验或教训，这样的一个孩子，心很正。我们说邪压不了正，正能压邪，我就是把“米米朵拉”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她有她母亲特别多的爱，这才能让孩子对这个世界不提防，能善待，这才可能让米米朵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相信任何一个人，去帮助任何一个需要她帮助人。她无知者无畏，面对一个被魔咒控制的王国，在那里化险为夷;每一次都是这样。因为她是一个具有正能量的，爱笑的，不爱哭的孩子。
感谢上天让我有了孩子，让我体会到当母亲，这让我想起来我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在我母亲生前的时候，我跟母亲之间隔着一道墙，在我有了孩子时，我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母亲，一定要和她沟通，我要让我们的心灵相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写孩子的书;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更靠近孩子的心。
我经常跟孩子在地上一起打滚，我们一起做游戏，我们同读一本书，只要是我在家，我每天尽可能陪伴她，然后给她读床前书，开拓她的想象力。
而我在陪伴她的过程中，发现我自己的想象力也被开拓了;而且最明显的是，我发现跟她在一起我特别爱笑，而且也特别爱幽默，特意喜欢给她编歌、给她唱。比如说《米米朵拉》这本书里面，我就给她编了很多很多的歌，都是我跟她一起唱的。给她写了五本神奇少年桑桑和一本《米米朵拉》，她便長大了。
童年的内核
一个人的童年，就是一个人的历史内核;通过童年我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我是通过童年看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经验和情感都成为我写作的营养。
在小时候，就听说还会有其他的世界，是不是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呢？比如说我们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想神可以帮助我们，那神真的存在吗？比如说鬼城真的存在吗？冥界真的存在吗？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迷惑。
那些金竹寺传说，在两江的汇合处，那条江下面有一个金色的寺庙，那里面住着神仙一样的主持和尚，他们真的存在吗？我一直想走到那个下面去，现在，我通过我的小说走到下面去，通过写这个故事来找一种入口，通向另外一个世界。
我把我所有童年的梦想、我的希望、疑问，对这个世界最先的看法，都写到了故事里了。
期待女儿快乐
只期待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因为在遇到她之前我曾经是如此不快乐。我有那样的艰苦童年，女儿和我不一样，她有父母的关爱，我希望她健康快乐，如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我之所以为她写书，是要她明白世界的黑暗和可怕，这点不同于天底下所有的母亲。我要告诉她，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生活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会总是胜利者，我们要习惯做一个失败者。每个人都会面临被世界打得粉碎的时候，她要学会做好准备。
童年邻居
文学的力量就是一种魔法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命运。童年邻居们之中。还有一个曾在解放前是妓女的邻居阿姨也对我非常好，还借她儿子的手抄本《少女之心》给我看，那本书是当时的黄书。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对我非常不好，还是有人对我好的，这点如同黑暗中的光芒，我相信这光芒的力量，心里也对存在于这个世上有了希望和梦想，就是这希望和梦想支撑着我一路走下来。 写作风格
希望写作风格像我的名字，像“虹”一样有七种色彩，从不相同，不重复自己，挑战自己，就像万有引力之虹一样，将想象与现实之舞跳好。
并行世界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很多世界和我们并行，在这个世界里，当我们小孩子没有父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存活下来。以前所有的问题都回到了我的心里，所以我想我应该为孩子留下一个特别神奇、具有幻想，能够拓展他们的心的故事。书中米米朵拉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孩子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奇遇当中，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的，然后她才会真正的长大。
散步的时候看到花开了，可以跟孩子说，这朵花里有一个仙子住在里面，由孩子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作为一个母亲，不需要是特别有想象力的，你可以只是有一个想法，告诉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的幻想家、故事家，可以用想象完成这个故事。
女儿
作为一个母亲，不需要特别有想象力的，你可以只是有一个想法，告诉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的幻想家、故事家，孩子可以用想象完成这个故事。
我就像一艘船一样带着她行驶。
我们看沿途的景色、一起读书。这一路上她见到的、不明白的，我们都会进行交流。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艘船上了或是我离开了，她可以继续朝前行驶。
写作计划
我从小学开始写作，同学们嘲笑我。在初中时，同学举报我，写变天账，被老师和全班同学留下来交代。写字的力量对一个多余的人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加入中国文学解冻复兴时期。当时我说要写三本书，第一本认识一座房子，第二本认识一座城市，第三本认识一个世界。在场听到的一些作家，说我太狂妄了。
我最后实现了这个写作计划。认识一座房子是《饥饿的女儿》，认识一座城市是上海三部曲，认识一个世界可以说是《英国情人》这样的书，《好儿女花》里有一部分也是。
忠诚
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时政治控制了一切。
你经历了比一般人多一些的黑暗，为何你的心没有变得那样？
青春
发现青春很难摸着，可以想着，梦想。当要回忆时，便涌起很多人的脸庞，好多遗憾和错误组成了青春时光。这一周在不同的人流里穿梭，很像从前，在那个胡同巷子里，在那些黑灯聚会里，抱着一个人的身体，便不知明早在哪里，又要踏上不归路，或是被命运抛到哪一条船或南北飞驰的火车上，那样荒唐而放纵，死也不后悔，现在如此说时，仍是从前所思。
音乐
音乐使我重返写作幽境，进入幻想之中，听见另一个世界人的故事，记录他们的生命历程。你所有失去的东西都没有失去，你想象当中的世界都真正存在，对你来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幻想的力量，它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幸福
像我这样的人，从小就跟幸福隔得远，幸福与我背道而驰，时间一久，也就习惯了。一旦彻底绝了幸福的念头，幸福倒犯贱似的，总会找上头来，在灾难降临之际或之后，总会给我一点点补偿。
树叶
一片树叶，在黑暗之处闪着光亮。它一直在那儿，等着我发现。
我想起美国画家萨金特《康乃馨、百合与玫瑰花》来，两个孩子在花丛中点灯笼，那暖暖的桔光，驱赶着逼近的黑暗。还有澳大利亚画家陈志勇的绘本《抵达》和《失物招领》中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我曾一度迷失在他的世界里，连晚上做梦都有飞舞在屋顶的黑龙和站在港湾里的巨鸟，他的主人翁喜欢说一句话：“这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啰！”
我讲给女儿听，好几个星期对人说什么，都要加这一句话。
这的确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我们每天得面对浓浓的黑烟和污染，将和树叶一起会消失在巨大机器之中，生命何其弱小无能。
威海与庄士敦
威海很安静，残留殖民地异文化的气息。
清朝皇帝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Johnston，Sir Reginald Fleming）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来中国，曾在威海度过了十六年。1919年被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被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
我1991年在英国，经常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前身东方学院）图书馆读书，那儿有国内少见的绝本、孤本，比如《素女經》《房中术》《金瓶梅》等。亚非学院图书馆有一个传统，每隔一段时间，再买新书，会淘汰一些旧书，放在进门打卡的地方，其他人可以随便拿走。
有一年我与当时的家人捡到了一本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题签给庄士敦的，庄士敦也签名的，我们如获至宝。
我2000年离开伦敦时，没有找这本书。不知它是不是从空气中逃回作者身边去了。
我在伦敦，看了不少关于庄士敦的书，其中最有名的《紫禁城的黄昏》，这部宫廷生活亲历记，以特殊视角，讲出那段历史和相关的人物。因为常去他曾经教书的亚非学院，自然听到好多他的传说，他性格怪，容易得罪人，几乎不是一个好老师，学院经常找不到他，得登报寻找，占着好教职，领着丰厚薪金，敌人不少。有人认为他是个同志。他认为中国可以跟英国相提并论，他交友、写书，都跟中国联系在一起。
到英国后，当布鲁斯布瑞出版社（Bloomsbury）出版我两本书后，我想写一本关于中西文化冲突的小说《K-英国情人》，写一个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传奇故事，他对二战前欧洲的沉闷感到失望，带着氰化钾和遗书，来中国参加革命。写朱利安·贝尔时，我想到了庄士敦。一个英国人到神州古国，是怎样的心境和面目，年轻的诗人朱利安相遇了爱情，遗忘了革命，庄士敦相遇了皇帝，运气十足，前者是命运的抗争者，最后死在西班牙战场，后者返回英国，著书立说，却不能永远是幸运儿。
想想，在甲午战争之前，这威海的海上，是怎样一个壮观？在英国人统治时又是怎样的壮观。一个地方与权力的掌控者连在一起，与人的命运紧密相关。当一切成为定局时，人该怎样面对命运的凶戾多变，以小小脑子之空间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这是作为一个书写者，仅存的尊严。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弃，唯有这点得永存。 庄士敦在那座小岛如何思想，我不得知。我读到的正史野史，大都是这样：他预感自己在世日子不多，便委托最后一任女友伊莉莎白·斯巴晓特（Elizabeth Sparshott）在他死后将小岛以及自己的财物捐赠给英国城市环境和古迹保护委员会。
他去世后，伊莉莎白却将小岛出售，私吞了所有的收入。她焚烧了庄士敦遗留下来的所有信件、未完成的书稿，将庄士敦的16000册藏书捐给了他不喜欢的伦敦亚非学院，包括溥仪送的书画礼物、徐志摩和胡适签名的作品集。幸亏她没有将它们扔入火中。
这也是那本胡适庄士敦双签孤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如何与我相遇，当然来自这个女人的捐赠。
冯内格特
他思考了二十五年写《第五号屠场》。他亲历了一九四五年这场战争。在德累斯顿老城，上百个被俘的美军在屠宰厂干苦力活，大作家也在内。美军飞机轰炸如同开了巨大的宴会，到处是光灿耀眼。整个易北河似乎点着最美的灯笼。灯笼映着人惨死的各种形状。
火焰风暴，风暴的火焰，得出的死亡人数是在八千二百与二十五万人之间，冯内格特相信的是中间数字，十三万五千人。
这本书使他名利双收，以至于他说：“整个地球上，德累斯顿轰炸只有一个人得到好处。这场轰炸并没有使战争缩短半秒钟，没有削弱德军的防御，没有协助任何方面的攻势，没有从集中营里解救任何人。只有一个人得了好处。那就是我伏涅格特：死一个人我得三美元。想不到吧！”
叛逆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都是叛逆的，不叛逆，不会长大，只有在一次次的叛逆中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加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个叛逆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是根据不同的事件的价值观来判断的。比如说在中国是一种价值观，在西方是一种价值观，可能西方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叛逆，反对权威，比如父母，他们不是绝对正确。不叛逆的孩子难成才。
每次叛逆，需要探索，在这个探索中总是会受到伤害，受伤害最多的当然是最弱小的人，就是孩子。我们总是会对长辈，对强者有恨的感觉，这感觉可能维持到一生，到最后闭上眼睛，都不會消亡。这个世界的构成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和希望的，总会让你失望而终，所谓一人成功万人枯。
重庆
1997年，荷兰电视台来拍我的专题片，几乎把重庆与我生活相关的地方拍了个遍。那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南滨路仍是沙滩和吊脚楼房子，朝天门广场还没有。可是，荷兰导演在人民广场上走着，看着四周冒起来的高楼，他原以为重庆是一个村庄，不由得叫道：“老天，我怎么觉得到了香港？”
有一年吉林电视台又来，觉得重庆已经比香港还香港。重庆大都会中心，看起来如巴黎和伦敦的购物中心。楼上不仅有重庆火锅，也有地道的西餐，英国领事馆也在这儿。
他们扛着摄像机，不停地要我讲述重庆典故，不放过一条小巷子，可是每晚，都回到漂亮的南滨路，坐在餐馆大玻璃窗前看重庆夜景。
我见过的城市，只有旧金山有如此的山水境界。我喜欢乘过江轮渡到朝天门，乘缆车而上。走到解放碑步行街。转到较场口，下可过大桥到南坪和南滨路，上可到人民大会堂看杂技听川剧，那塔身是绿顶红柱，仿佛来自上天之手。
铜元局
铜元局那儿生财气，靠近它，人就不穷。从小听得最多的是那儿地下埋有铜元，夏天乘凉，大人讲，那儿有一船船的铜元沉在江底。孩子听，信以为真，希望能去那儿捡到一二个铜元，可以拯救家贫如洗。不止一个孩子做过这样的事，我也在其中，从家所在的野猫溪，经过玄坛庙，经过慈云寺，在江边边耍边走，从太阳正中，走到偏西，一路查看江边、水中石缝，连个铜元的影子也没见着。到铜元局，是小时走得最远的，再走远，就害怕找不到回路了，回不了家。到铜元局，算是我们那一带孩子的一次冒险，乐此不彼，当然长大一些就不走到那儿去，知道铜元早被江里的鱼儿吞吃。
我母亲曾在老厂工作，有好一阵子，耳边总是听她说老厂怎么样，记得最清的是老厂食堂的花菜是用米汤焖的，好吃极了。母亲后来不在老厂工作，转到江下游的唐家沱船厂。但是二姐在二师读完书后，在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第一子弟学校实习。母亲想她，我与她经常到院子大门前，往铜元局方向看，什么也看不到，但能看到那儿一片光，心里也踏实了。这跟我们那儿的人看那儿不同，他们只有停电时才往那儿看，那儿的电工厂，实为军工厂，那儿若黑了，就真停，那儿有光，电就不会真停。
半个世纪过去，铜元局跟小时不同，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生活与之前不太一样。曾有一个小女孩从那暗黑的江边往铜元局看，这儿有光，这儿还有母亲最爱的米汤焖花菜。
读书
我家里每个角落都有书，加上意大利家的，有几万册。
搬家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其他东西可以扔，但书不能扔，通常都是我到哪里书到哪里，早年在鲁迅文学院我读的书，在复旦上学我读的书，跟着我到了英国，到了意大利。有的书打包托运，但像《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老残游记》还有海明威的书，我都随身带着走。
我读书比较杂，什么都看，别人推荐的我会看，与写作有关的书我会看，关于种植艺术的我看，看病的书、与吃有关的书我都看。外国文学书籍可能多于中国文学。《黑镜头》一套我全有，《简·爱》《红与黑》《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些书都给了女儿。我们家还有《纳尼亚传奇》的第一个版本，已经被磨损了，我重新修复后给女儿看。
读书必须读完才对得起它。早年读书读完就能背下来。《简·爱》看完我就记住了。我可以同时读几本书都不会记错。不过到了梦里就会混起来，把这本书的故事嫁接在另一个故事里，这反而开拓了想象力。
我记住的，不仅是书里的故事，也会想起与作家关联的故事。在《老人与海》的内页里，有翻译家的签字。这个签字其实是送给我以前男朋友，男朋友又送给我的。翻开这本书时，当时的情境就又出现了。一本书，一个作家，有许多记忆，我读格林的小说，就会看傅惟慈的译本，有一天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心中难过。他曾经常穿过一个大公园，从他儿子家走到我家来聊书，他的博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会反复阅读，英文版《情人》我读得最多了。《红楼梦》我也读了N遍，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我读了很多次，博尔赫斯的书每隔一年就会读一遍。
这些书也比之前读，给我更多的精神营养。福克纳的书读过几年就不喜欢了。村上春树的书越读越喜欢。重新读《山海经》，深受启发。
写作其实是孤独的事情，当我写不下去时，就会去翻保罗·奥斯特的书，他的书里主角往往是作家。
我看书先看最开始，然后看最后，接下来才是看中间部分。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快速发现这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是一条捷径。
后朦胧诗
朦胧诗潮诞生于“文革”前后，朦胧诗人大都经历过文革派仗及插队、待业种种辛酸，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而且在风格上一反之前传统诗歌的歌功颂德，相比1949年到1980年的官样诗歌，晦涩难懂，实则倾向于意象，表达个人的情感和痛苦。
后朦胧诗人中绝大多数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作为“文革”这场历史剧不可或缺的目击者，相对于那段给北岛、舒婷制造了无数心灵灾难的岁月而言，这批诗人身居边缘。生长在十年文革动乱，使他们更漠视权威和传统，他们吸收朦胧诗的营养，在风格上更讲究，更具有个性和多变，在艺术上更有追求。
我生在六十年代，一开始就以诗人身份进行创作。如果要归类，恐怕得属于后朦胧诗派。
做一个有勇气的诗人
诗人难生存，没有听者，不能出版，不能畅销，更难养活自己和家人。
好在伤害，我喜欢这个词，伤害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没有比做一个诗人更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真正的诗人，诗言志，言出人性的心音，会人在冰冻的心里破冰，而产生回响。
姐妹
“我们姐妹死前都把美丽的嘴张开吐出一个个男人。”
这句诗喜欢它的人非常多，问的人也非常多。
我的每一首诗都是自传，这首诗当然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写我的姐姐们的前生后世，我们女人与男人一起组成这个世界，可为什么男人总是主体，我们是附属和弱势。
边缘写作
我执着地写边缘人物。
我不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因为到了那儿，就无回头路可走了。我能呼吸到那儿的气息，听懂那儿的人的声音。他们很微小，很无辜，凭着直觉，不遵循世俗和传统地生活。边緣人性，都有点扭曲，不太常人化，多易受伤，敏感，性格都有些过分直拗。
毛尖说到我的诗，是一个女人与一个国家的关系，“这个以洛可可风格浮现在人间的虹影，其实只是她的面纱，犹如山鲁佐德的故事，活命只是其最小的功能。一千零一个故事，救下的不仅是山鲁佐德自己，以及这个国家的无数少女，更重要的是，它们改变了操纵这个国家命运的山努亚。这个，才是山鲁佐德的最大功能。以爱的格式，《天方夜谭》本质上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我，把虹影的诗《我也叫萨朗波》看成，“我也叫山鲁佐德”。
她是对的。对这个世界和大得不能太大的国家，我惧怕。我把所有的感受写成诗，也写成了小说，有时我觉得我好轻，轻得可以飘起来。真喜欢那种时刻。
摄影
我一开始就是形象思想，就是图片思维，我看长江，仿佛我是台摄影机，船进入我的视线，我定格它。
无师自通。江上有雾，我就一直爬在半山腰的岩石上，看雾散去，船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大都拍别人，有时自己拍自己，或许有几张好照片。我喜欢自己，是因为少有人喜欢我，尤其是早年，若不是深恋自己，这生命也就枯萎了。但我不能，我必须爱自己，这也是对给我生命的人的尊敬和爱。我母亲去世了，我没有一天不想她，可惜没有给她好好拍几张照片。
诗歌对我而言，就是我在黑暗的世界里一束光，那过程，也是我写作的源泉。童年记忆对我而言，是解开我所有作品的钥匙。我从小就看到人自杀，我们住的院子里就有不少人自杀。我看过各种各样的死，甚至亲眼目睹了五官流血的死。记得有一回，院子里有个姨太太自杀了。她死后还常常穿了一身白，轻飘飘地爬上我家的楼梯，到了阁楼屋顶就不见了。每回看见她，我都不害怕。我到如今还时常回忆这些往事。至于这些年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是怎么走出死城的，我到现在还感到奇怪。
每次开始一个新的小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回到童年，那些阴影那些可怕的记忆，并未因时间的消失过去，也许一年比一年淡了，可是一旦有相关的事发生，那些记忆便扑面而来。
一个诗人，一个逃亡者，一个中国人
每首诗，是面镜子，有的镜子你可看到天空，有的镜子你可看到河流，有时镜子可看到是一个吊在空中，处于虚无吞没之前的现代女子，她白衣黑衣，穿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内心，她的秘密和疼信任地交给你们。谁能否认，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心不被伪装和不痛，通过这些镜子，我们反观人性的罪恶与耻辱。
我们个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历史中，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代人的成长背景，难道不是局外人？我只是真实地呈现那些苦难的意识和记忆，并不把情绪和观点强加给读者，也没有某些人说的文字复仇情绪，相反，是坚持一种独立清醒的立场，对亲人和朋友，我主张宽容和理解。
我是一个夹在生与死之间的人，太多的空白跨过时间与悲伤袭击我，小说不能填充心里的空白，只有诗，大多诗几乎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你也可以称是经验，来自于我的生活及对身处的世界的反映。
有一年在挪威举办的中国文学周上，我最后给自己定个说法：那么多加诸于我头上的称号，不管是好是坏，皆不准确。我若要为自己再加一个，准确一点的话，应该是：一个诗人，一个逃亡者，一个中国人。
成功与失败
荣辱不惊。周树人近四十岁突然爆发，变成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变成的人：我在四十岁时渐渐沉静随遇而安，做一个努力模仿当年周树人的人。
现在，我终于敢做一个失败者。我永远站在失败者一边。
恐惧
最恐惧的是不能写作。不能自由地写作。
现代女性心理困扰
现代女性心理困扰来自两方面，第一是孤独，第二是年龄。首先，追求完美几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其次，现实中她们无时无刻不遭受工作、生活与情感的打击，这些打击无所不在。说到底女人的内心又是脆弱的，这些挫折容易让她们绝望，对生活环境绝望，对男人绝望。越是绝望，她们越要逃避现实，逃避男人，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就会越来越孤独了。
年龄是任何女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女人一旦过了30岁，情绪会陷入无从把握的状态，内心的抗压力也会减弱，这时也是她们最容易遭受婚姻危机的时候。
英国著名女性心理学家简·奥沙娜在她的私人网站里提出了她对女性摆脱心理压抑的希望：“女人不能过分依靠男人的肩膀，依靠社会可以给她提供的倾诉平台。”她鼓励女性在失去依靠时，走出自我封闭的那道心墙，“比如可以试着做一次长途旅行，暂时放弃身边所有一切熟悉的人和事物，去感受另一种新奇。”
“女性自救”。
责编：李京春
在生活中，我们尽量可以漠视任何不愉快，写小说的时候你逃避不了“问题化”。越是理想化，越是问题化。这个世界没有不让人为难的事。理想本身使难事更难。
理性
我生活的态度，写作的态度，其实充满理性。《饥饿的女儿》只是我重要的作品，但不是最好的作品，它是一把可变幻的钥匙，掌握得好，可打开我其他的作品。这部小说完全属于照实记录，和其他虚构的短篇长篇相比，它非常理性，每一句话写清清楚楚。如果是一个女人的心来写这些东西，绝对不会这样，而我是一个无心的人。那《K-英国情人》结构内容更专业化，里面有些地方完全可以放开写，但是它咔嚓一声就截住了，该断则断。相比之，综合评分更高。
安放我的恐惧
我的惧怕，放在了诗里面，放在了我的小说主人公心里，有时我觉得我好轻，轻得可以飘起来。有时看到写主人公，他们那么重，我有些不忍，但是没有办法，不想改他们的命运。
知识准备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找到的一个跟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媒介。我是一个特别孤独的人，不愿意和这个世界产生联系，写作让我与世界有了联系，让我得以生存。
写作本身，是一种创造，没有什么书可以影响我。当然在思考阶段——好多年的思考——我读了一些宗教方面的书，读《心经》和《金刚经》，临睡前，默默地念，连南怀谨的书也看：仿佛见庙就烧香，心境空阔。也读了福斯特《印度之行》;当然，要表现现代人在文化困惑中的痛苦和失落，这些书只不过是知识准备。
时间
以前很多时间处于消极和压抑之中，我写作《饥饿的女儿》时得过忧郁症，严重时，吃药结束生命。
时间是药，可以治人。
时间是一把刀，可以把软弱的人杀死。
时间是一朵花，青春就是一瞬间，谁可抓住那些凋谢的花瓣？可是作家，一个对自己不依不饶的作家可以将花瓣钉牢在她的文字和故事里永垂不朽。
时间是最好的医生，会让你忘掉一些事，看清一些事，家人对我来讲最重要，没有我父母兄姐便没有我，他们成就了我走出的每一步。
一个作家的抒写，不隐不瞒，忠实记录，就是一种最好的审视。通过写作，我试图和家人和解，让自己重回过去，重温与他们一起度过的时光，曾经一起成长，一起痛苦，一起流泪，虽然我们的父母都不在了，我们更应彼此珍惜。
小说与诗歌的区别
写小说，可以靠稿费生存，让我专心其中，不在自身的痛苦中沉沦，因为写长篇太辛苦，绷紧一根线，坚持到最后一个字。写诗歌，诗歌调节我的神经和身心，把那些可怕的直接的经验，和对这个世界的失望转为隐喻。
小说里有诗意，诗歌里有不同的人生，怎么陌生，怎么不可思议，出现在我的思想里，主宰了我。通过抒写，我认识了他们，也认识了自己，与火车背道而驰，直接相撞，或是像一股狂风、不停止的雷电暴雨，我想说的，都在我的文字里。
我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没有比做一个诗人更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
爱美者
谁不爱美人？爱美者不一定爱美食，爱美食者通常是爱美者，爱得稀里哗啦、无可救药！
生日
回视过往，无怨无悔，看清好多以前重视的东西，它们皆浮云。
去没去过的奇境，诉你，世界再冷酷，我只伫立在我的山峰。
爬梯子
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從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
我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写作的原动力是从哪里来的，我也知道离开了这片土地，我什么都不是。
女性意识
女性的自我觉醒，既是现代意识的表现，又是现代意识的象征。不仅上海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到了现代，才有把独立人格尊严放在第一的简·爱，才有敢于不守家法的包法利夫人，才有知道女性身体力量的娜娜，才有主动离婚的娜拉，才有敢于用自杀打破压力的安娜·卡列尼娜，才有敢爱敢恨的郝思嘉。
成长背景
重庆南岸野苗溪的一草一木都在我的血液里，从那里出发，我便不会畏惧未来。
我的成长经历跟其他女孩子不太一样。我做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做，不会有父母的怜爱，也不会有姐姐哥哥的呵护，也不会有邻居的帮忙，整个成长的过程都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你要么活下去，要么死。就是一种这样的生存状态，是一个独立的，而且是必须要活下去的状态。你要从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肯定就是天生的女权主义者。
为何我觉得我走了很长、很绕的一条路？为何现在不是那么乐意说这个说法是完全准确表达我的人生？在早年我是无意识的套在这个词里面，在30岁以后，我认为自己几乎还是在这个词里面，在40岁时，就是2000年时我从英国搬回北京，我就不再是这么一个人。我比较冷静，不是跟男人的世界妥协，而是我试图理解男人的世界。在这个时期，我写了很多理解男性的作品，比如像《鹤止步》，可以跟《康乃馨俱乐部》来比较，因为它是一个纯粹的男人世界——男同的故事，写的是汪伪时期，就是李安《色戒》那个时代，我尝试用纯粹的男人故事来写旧上海那段乱世情感，写人性的残忍。写那部作品，我钻到男人的心里去，想想男人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和情郎，对待他们的权利。
对上海情有独钟
上海以及重庆这两座城市在长江沿岸上，跟长江有关的，跟我的初心有关，跟成长背景有关，三岁看老，他从语言方面，比如一个人的口音三岁的时候已经定了。我是重庆的口音。一个人从哪里出发，就会从哪里开始，都是反馈童年世界所有的声音、气味、节奏、呼吸，所有的反应都是回到了最先。
写上海的思路缘由是在复旦读书的时候。
我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学生，可我是一个很用功自学的学生。除了睡觉和上两三个老师的课，几乎都在图书馆里面，看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做大量笔记。写这几部小说时，其实是重新来回忆，那时读到的书，回忆我小时候认识的世界、有十年走在路上的经历。走了这么大一圈路之后，我在国外也见识到非常女权主义的作家，包括写《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的女同性恋作家，当然也见识过很多国外知名的作家，包括写《第22条军规》的作者，包括得诺贝尔奖的作家，跟他们有过深刻的讨论，对我自己的文学观和世界观，从一种很压抑的状态到一种很理解的状态，再到最后是一种很宽容的状态。 为谁而活
时代已经变了，可能要不了多久人们就不用结婚了，剩女这个词也会过去，人怎么活是她选择的生活方式，而且有她的理想在里面。其实以后慢慢的人会更加独立地选择他要的一种方式。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完全不一样，我生在60年代，那时是平房群体生存。现在我们是楼房单元独户，那时人住一起，方式不一样，人的思想信息量也非常大，在这样的状态，其实你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已被他们就得体无完肤，也不所谓尊严。
有一种人是为别人活的，有一种人是为自己活的。如果为自己活，别人怎么样，不会特别地影响我，其实人在某一个时刻，一旦苏醒要怎么活，得有独立思考精神，判断这个世界。成为这样一个独立思考者的人，他就和别人不一样了。那就是为自己活。
作家与评论家
这二者相亲相杀。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会出来，一个时代过去了，新的时代会到来，而且会比我们原来的时代更复杂，更多的问题，更麻烦，评论家怎么评论一个作家的作品，都不重要。我们作家是以作品存在的，我们给读者提供的版本，不是为评论家。没有我们作家，评论家怎么活，他们要拿所有作家开刀，中文系是这样存在的。
名字
我的名字，有人认为有东方思想在里面，自认为有女性主义。我是把它颠倒了，认为女人是为幸福，是为男人而活的。男人的性霸权里面改了，在古时中国不是这样的，读读素女经和房中术，便明白。《诗经·蝃蝀》谈及虹，“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女子有行，远父母兄弟。但更多的是最朴实的就是人的老百姓，就是我从小看见的，你可以想象我长大的过程中，我刚有记忆是看到人跳长江而死、自杀，我的成长经历是这样的，让我成为了这样的作家，是来源于生死，命运跟大环境的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我的写作经历和对世界的看法是建立这个童年的基础上的。
越是危险越会受诱惑
谁能抵挡孤独的力量，我需要它，有时又怕它，常常深陷其中，不可自拔。一个思想者可以游走到多远？
我在2016年创造了一个小女孩的形象米米朵拉。在未来的某一天，她和她的母亲失散了，她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母亲的时候，听从了一个她放生的鱼——娃娃鱼的引导说，到冥界去，到河神的宫殿去找一件宝物，那件宝物能够救死扶生，但只能用一次，所以她听从了，她到了冥界，一进那个冥界，又碰见了木偶戏，这个木偶戏操偶的两个人就是救护车没有救活的两个人，他们死了，到了冥界，继续在演这个木偶戏，演的是狼外婆和这个小女孩，在小女孩妈妈走了的时候，小女孩就发现不能够相信她，这个时候就中断了;第三次是在孟婆的庄园，她被隔在场地外面，听见了这个故事又在演，继续往下，然后最后一次是米米朵拉从冥界拿到了宝物，这是一枚定河神针，如果重庆有大水，武汉也会有大水，她没有拿这个救她的母亲，她救了洪水，靠自己的力量把母亲救出。那么，在最后她去看她的好朋友的时候，又碰到了这两个操偶的人，两个死了的人又同样在操演这个木偶戏，这就是这个狼外婆的结局。因为他们是从冥界来的，穿着紫色的衣服，脸上有颗痣，这两个人穿越时间而来，他们演这个戏演得太好了！米米朵拉发现戏最后的结局是他们一定要找一个菩萨来秉公论断，小女孩就说这个狼外婆要吃她，这个狼外婆就说，我要吃你太容易了，早就把你吃了，那就是說，因为我觉得你们人间的孩子太孤独了，我就是来陪你们玩的。
这颠覆了所有过往的狼外婆的形象。狼外婆也有好的！因为她演的这个戏是一个好的狼外婆，两个操偶的人可以在阳间和冥界之间来往自由。我想这就是一个新的颠覆，告诉孩子，狼外婆可能99%是坏的，是要吃孩子，可能有一个是好的，所以不能把这一个也当成是坏的。跟孩子要说一种善待之心。还有一个绘本，故事是讲一个孩子邀请一只老虎来喝下午茶，老虎很可怕，老虎都是吃孩子的，可是这个母亲和孩子当老虎来敲门的时候，她真的请老虎来吃下午茶，什么事也没发生。所以老虎也有不吃孩子的。所以老虎也有好的。我们要有善待之心，我们要跟孩子说，我们可以跟陌生人打交道，也不是100%的陌生人是坏人，有那么一个好人。所以米米朵拉对人是相信，是同情，可以无偿的帮助他人，哪怕是性命。这样的一种形象，对现在的孩子来说是非常不一样的。
少年读物
中国有些作家也给孩子写书，这是一个好的兆头。我小时候看到的儿童文学，大多是《闪闪红星》《半夜鸡叫》《一个驳壳枪》这一类的，还有《三毛流浪记》。《三毛流浪记》算是这类书中一个精品，但这书真的不是特别好，一到关键时刻孩子就出问题了，要么就是收养他的人家里被火烧了，要么就是死了，最后这个人到哪儿去了？三毛，只能到解放区去，干革命去，他的出路是这个。整本书我绝对不能接受，就是政治控制了我们的想象世界，遮挡了孩子选择自由命运的一种权利。这是1949年前，中国的儿童文学是这样。
目前好的作品，像曹文轩的《草房子》是很不错。其他的中国儿童作家，我认为大多数也是主题先行，强制性把一种观念，或者是一种政府的思想，政治思想告诉给孩子。有很多学校灌输给孩子的还是我们几十年前受的教育思想，记得我从1969年上小学，到1979年高中毕业，我们的作文一定要抄报纸，一定要跟着语文书里面的思想，你不能写太个人的感受，现在中国很多的学校也是这样的，你如果别开生面地写一篇文章，得分肯定特别地少，而且不及格。所以，这个影响了我们的孩子，也影响了我们的父母。比如我们写作文的时候，绝对不敢开动我们的想象力，写一个特别出轨的一个作品，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我们的家长为什么喜欢选择西方的儿童书，因为它让孩子释放本性和想象力。中国的教育对我们的儿童最大的损害是一代代的人把他们的想象力限制，把他们自由的心灵捆绑。为什么我们有些孩子会乱叫？他们尖叫，他们烦躁，他们哭，因为他们没有好的故事充满他们的内心。他们只有这种强制性的、千篇一律的桎梏，没有把头顶的天空、远处的海洋呈现出来，给他们一种特别舒展的、可以翱翔的环境，你要像《尼尔斯骑鹅旅行记》骑鹅旅行，你要带上《西游记》就可飞越，进入这样一种自由状态。 每个父母对孩子的期望都是有很多很多的，都希望成为家长想象的那种人。但是孩子在每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想法，她有她的幻想。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母亲对我是放养的状态，从不对我内心过多的讲什么，只是有一次她发现我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时候，她说我成为一个厨师更好。当时当作家是很危险的，母亲闻之，是惊弓之鸟，她身边的人要么被批斗，要么自杀，要么被揭发，要么被抓进监牢去，那是一个文字狱，对文人的洗劫。对于我这种经历，我便对孩子说，你想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但是有一点，你不能够在手机和电脑上玩游戏，这是我最起码的要求;而且我希望你快乐，你不要遇到什么事情你就哭，因为哭解决不了问题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希望你是一个不仅仅只关注你自己的人。
生活目的
如同博尔赫斯《失明》里谈到的一样：我总是感觉到自己的命运首先就是文学。他还说，将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和一些好的事情发生在身上。所有这一切都将变成文字，特别是那些坏事，因为幸福是不需要转变的，幸福就是其最终目的。一个把文学当作生命的作家，恐怕皆是如此。有了女儿，一切都改变了。尘埃落地，菩萨低眉含笑。我是一个母亲，同时也是一个作家。一个母亲，她可以承受的东西是无限的，远远超过一个失败者，就像我的母亲生前一样。作为作家，我得写对得起自己的孩子那一代的作品。
磨难
其实人都不情意承受磨难，谁都愿意走一条特别容易走的路。每个人的成长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样那样不同的磨难;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来说，尤其是对孩子来说，我们是生来不平等的，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更不平等。有一些父母，她愿意把孩子照顾得特别温暖、特别舒服，而且留有大量的钱，房子也有，未来也安排了。然后，这个孩子看起来一生是容易特别幸福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表面，孩子长大的过程当中内心的困惑或挣扎，她总会遇到一些偶然或必然的问题，要么是学业不顺，要么是恋爱也不顺，要么是婚姻不幸，总有一个会出现，考验她。
比如说偶然会在一次旅行时，遇到了不测，这种防不胜防是我们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得比较正常的。我经常说，上帝给你这个东西，也会给你另外一个东西，比如说给了你幸福也会给你不幸，给了你不幸也会给你幸运，上帝总是来平衡。所以我们要在对付磨难的时候，也要对付幸福，因为特别快乐的时候也会让你乐极生悲，所以我们要有平常的心来对待我们的命运或生活。
一般而言90%的人都会被打倒，甚至在灾难面前或者是面对离别的时候也会被打倒，有10%的人会从前辈的经验教训里得到启示。这个经验教训有一部分是来自书籍的，有一部分是来自于人们的心口相传。国外有些家庭，在孩子还没成年的时候，就把他送到一个集训营里，去教他生存的这种能力;而且在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也会给他一个必读书单，如果这两者都做好了，比如说一个孩子遇到了什么问题，比如说失恋，也不会像什么《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那样子。
大人和孩子的关系
对孩子而言，最重要的是孩子生长在一个温暖有爱的环境里面;在家庭，在朋友当中，都处于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情感呢，就超过了书籍，胜过了经验或教训，这样的一个孩子，心很正。我们说邪压不了正，正能压邪，我就是把“米米朵拉”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她有她母亲特别多的爱，这才能让孩子对这个世界不提防，能善待，这才可能让米米朵拉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相信任何一个人，去帮助任何一个需要她帮助人。她无知者无畏，面对一个被魔咒控制的王国，在那里化险为夷;每一次都是这样。因为她是一个具有正能量的，爱笑的，不爱哭的孩子。
感谢上天让我有了孩子，让我体会到当母亲，这让我想起来我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在我母亲生前的时候，我跟母亲之间隔着一道墙，在我有了孩子时，我一定不会那样对待母亲，一定要和她沟通，我要让我们的心灵相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写孩子的书;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更靠近孩子的心。
我经常跟孩子在地上一起打滚，我们一起做游戏，我们同读一本书，只要是我在家，我每天尽可能陪伴她，然后给她读床前书，开拓她的想象力。
而我在陪伴她的过程中，发现我自己的想象力也被开拓了;而且最明显的是，我发现跟她在一起我特别爱笑，而且也特别爱幽默，特意喜欢给她编歌、给她唱。比如说《米米朵拉》这本书里面，我就给她编了很多很多的歌，都是我跟她一起唱的。给她写了五本神奇少年桑桑和一本《米米朵拉》，她便長大了。
童年的内核
一个人的童年，就是一个人的历史内核;通过童年我们开始认识这个世界。我是通过童年看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经验和情感都成为我写作的营养。
在小时候，就听说还会有其他的世界，是不是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呢？比如说我们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想神可以帮助我们，那神真的存在吗？比如说鬼城真的存在吗？冥界真的存在吗？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迷惑。
那些金竹寺传说，在两江的汇合处，那条江下面有一个金色的寺庙，那里面住着神仙一样的主持和尚，他们真的存在吗？我一直想走到那个下面去，现在，我通过我的小说走到下面去，通过写这个故事来找一种入口，通向另外一个世界。
我把我所有童年的梦想、我的希望、疑问，对这个世界最先的看法，都写到了故事里了。
期待女儿快乐
只期待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因为在遇到她之前我曾经是如此不快乐。我有那样的艰苦童年，女儿和我不一样，她有父母的关爱，我希望她健康快乐，如同天底下所有的母亲;我之所以为她写书，是要她明白世界的黑暗和可怕，这点不同于天底下所有的母亲。我要告诉她，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生活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你不会总是胜利者，我们要习惯做一个失败者。每个人都会面临被世界打得粉碎的时候，她要学会做好准备。
童年邻居
文学的力量就是一种魔法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命运。童年邻居们之中。还有一个曾在解放前是妓女的邻居阿姨也对我非常好，还借她儿子的手抄本《少女之心》给我看，那本书是当时的黄书。我想说的是很多人对我非常不好，还是有人对我好的，这点如同黑暗中的光芒，我相信这光芒的力量，心里也对存在于这个世上有了希望和梦想，就是这希望和梦想支撑着我一路走下来。 写作风格
希望写作风格像我的名字，像“虹”一样有七种色彩，从不相同，不重复自己，挑战自己，就像万有引力之虹一样，将想象与现实之舞跳好。
并行世界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有很多世界和我们并行，在这个世界里，当我们小孩子没有父母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存活下来。以前所有的问题都回到了我的心里，所以我想我应该为孩子留下一个特别神奇、具有幻想，能够拓展他们的心的故事。书中米米朵拉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孩子是在一次次的选择和奇遇当中，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的，然后她才会真正的长大。
散步的时候看到花开了，可以跟孩子说，这朵花里有一个仙子住在里面，由孩子把故事继续讲下去。作为一个母亲，不需要是特别有想象力的，你可以只是有一个想法，告诉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的幻想家、故事家，可以用想象完成这个故事。
女儿
作为一个母亲，不需要特别有想象力的，你可以只是有一个想法，告诉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天才的幻想家、故事家，孩子可以用想象完成这个故事。
我就像一艘船一样带着她行驶。
我们看沿途的景色、一起读书。这一路上她见到的、不明白的，我们都会进行交流。如果有一天，我不在这艘船上了或是我离开了，她可以继续朝前行驶。
写作计划
我从小学开始写作，同学们嘲笑我。在初中时，同学举报我，写变天账，被老师和全班同学留下来交代。写字的力量对一个多余的人来说，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加入中国文学解冻复兴时期。当时我说要写三本书，第一本认识一座房子，第二本认识一座城市，第三本认识一个世界。在场听到的一些作家，说我太狂妄了。
我最后实现了这个写作计划。认识一座房子是《饥饿的女儿》，认识一座城市是上海三部曲，认识一个世界可以说是《英国情人》这样的书，《好儿女花》里有一部分也是。
忠诚
谁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有时政治控制了一切。
你经历了比一般人多一些的黑暗，为何你的心没有变得那样？
青春
发现青春很难摸着，可以想着，梦想。当要回忆时，便涌起很多人的脸庞，好多遗憾和错误组成了青春时光。这一周在不同的人流里穿梭，很像从前，在那个胡同巷子里，在那些黑灯聚会里，抱着一个人的身体，便不知明早在哪里，又要踏上不归路，或是被命运抛到哪一条船或南北飞驰的火车上，那样荒唐而放纵，死也不后悔，现在如此说时，仍是从前所思。
音乐
音乐使我重返写作幽境，进入幻想之中，听见另一个世界人的故事，记录他们的生命历程。你所有失去的东西都没有失去，你想象当中的世界都真正存在，对你来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幻想的力量，它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幸福
像我这样的人，从小就跟幸福隔得远，幸福与我背道而驰，时间一久，也就习惯了。一旦彻底绝了幸福的念头，幸福倒犯贱似的，总会找上头来，在灾难降临之际或之后，总会给我一点点补偿。
树叶
一片树叶，在黑暗之处闪着光亮。它一直在那儿，等着我发现。
我想起美国画家萨金特《康乃馨、百合与玫瑰花》来，两个孩子在花丛中点灯笼，那暖暖的桔光，驱赶着逼近的黑暗。还有澳大利亚画家陈志勇的绘本《抵达》和《失物招领》中的超现实主义风格，我曾一度迷失在他的世界里，连晚上做梦都有飞舞在屋顶的黑龙和站在港湾里的巨鸟，他的主人翁喜欢说一句话：“这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啰！”
我讲给女儿听，好几个星期对人说什么，都要加这一句话。
这的确是别的国家都没有的，我们每天得面对浓浓的黑烟和污染，将和树叶一起会消失在巨大机器之中，生命何其弱小无能。
威海与庄士敦
威海很安静，残留殖民地异文化的气息。
清朝皇帝溥仪的老师英国人庄士敦（Johnston，Sir Reginald Fleming）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来中国，曾在威海度过了十六年。1919年被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推荐，被聘为溥仪的英文教师。
我1991年在英国，经常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前身东方学院）图书馆读书，那儿有国内少见的绝本、孤本，比如《素女經》《房中术》《金瓶梅》等。亚非学院图书馆有一个传统，每隔一段时间，再买新书，会淘汰一些旧书，放在进门打卡的地方，其他人可以随便拿走。
有一年我与当时的家人捡到了一本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题签给庄士敦的，庄士敦也签名的，我们如获至宝。
我2000年离开伦敦时，没有找这本书。不知它是不是从空气中逃回作者身边去了。
我在伦敦，看了不少关于庄士敦的书，其中最有名的《紫禁城的黄昏》，这部宫廷生活亲历记，以特殊视角，讲出那段历史和相关的人物。因为常去他曾经教书的亚非学院，自然听到好多他的传说，他性格怪，容易得罪人，几乎不是一个好老师，学院经常找不到他，得登报寻找，占着好教职，领着丰厚薪金，敌人不少。有人认为他是个同志。他认为中国可以跟英国相提并论，他交友、写书，都跟中国联系在一起。
到英国后，当布鲁斯布瑞出版社（Bloomsbury）出版我两本书后，我想写一本关于中西文化冲突的小说《K-英国情人》，写一个英国诗人朱利安·贝尔的传奇故事，他对二战前欧洲的沉闷感到失望，带着氰化钾和遗书，来中国参加革命。写朱利安·贝尔时，我想到了庄士敦。一个英国人到神州古国，是怎样的心境和面目，年轻的诗人朱利安相遇了爱情，遗忘了革命，庄士敦相遇了皇帝，运气十足，前者是命运的抗争者，最后死在西班牙战场，后者返回英国，著书立说，却不能永远是幸运儿。
想想，在甲午战争之前，这威海的海上，是怎样一个壮观？在英国人统治时又是怎样的壮观。一个地方与权力的掌控者连在一起，与人的命运紧密相关。当一切成为定局时，人该怎样面对命运的凶戾多变，以小小脑子之空间保持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这是作为一个书写者，仅存的尊严。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弃，唯有这点得永存。 庄士敦在那座小岛如何思想，我不得知。我读到的正史野史，大都是这样：他预感自己在世日子不多，便委托最后一任女友伊莉莎白·斯巴晓特（Elizabeth Sparshott）在他死后将小岛以及自己的财物捐赠给英国城市环境和古迹保护委员会。
他去世后，伊莉莎白却将小岛出售，私吞了所有的收入。她焚烧了庄士敦遗留下来的所有信件、未完成的书稿，将庄士敦的16000册藏书捐给了他不喜欢的伦敦亚非学院，包括溥仪送的书画礼物、徐志摩和胡适签名的作品集。幸亏她没有将它们扔入火中。
这也是那本胡适庄士敦双签孤本《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版，如何与我相遇，当然来自这个女人的捐赠。
冯内格特
他思考了二十五年写《第五号屠场》。他亲历了一九四五年这场战争。在德累斯顿老城，上百个被俘的美军在屠宰厂干苦力活，大作家也在内。美军飞机轰炸如同开了巨大的宴会，到处是光灿耀眼。整个易北河似乎点着最美的灯笼。灯笼映着人惨死的各种形状。
火焰风暴，风暴的火焰，得出的死亡人数是在八千二百与二十五万人之间，冯内格特相信的是中间数字，十三万五千人。
这本书使他名利双收，以至于他说：“整个地球上，德累斯顿轰炸只有一个人得到好处。这场轰炸并没有使战争缩短半秒钟，没有削弱德军的防御，没有协助任何方面的攻势，没有从集中营里解救任何人。只有一个人得了好处。那就是我伏涅格特：死一个人我得三美元。想不到吧！”
叛逆
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都是叛逆的，不叛逆，不会长大，只有在一次次的叛逆中才能认识这个世界，加深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个叛逆什么时候是对的，什么时候是错的，是根据不同的事件的价值观来判断的。比如说在中国是一种价值观，在西方是一种价值观，可能西方认为这件事情应该叛逆，反对权威，比如父母，他们不是绝对正确。不叛逆的孩子难成才。
每次叛逆，需要探索，在这个探索中总是会受到伤害，受伤害最多的当然是最弱小的人，就是孩子。我们总是会对长辈，对强者有恨的感觉，这感觉可能维持到一生，到最后闭上眼睛，都不會消亡。这个世界的构成不是为了满足你的要求和希望的，总会让你失望而终，所谓一人成功万人枯。
重庆
1997年，荷兰电视台来拍我的专题片，几乎把重庆与我生活相关的地方拍了个遍。那时，重庆还不是直辖市，南滨路仍是沙滩和吊脚楼房子，朝天门广场还没有。可是，荷兰导演在人民广场上走着，看着四周冒起来的高楼，他原以为重庆是一个村庄，不由得叫道：“老天，我怎么觉得到了香港？”
有一年吉林电视台又来，觉得重庆已经比香港还香港。重庆大都会中心，看起来如巴黎和伦敦的购物中心。楼上不仅有重庆火锅，也有地道的西餐，英国领事馆也在这儿。
他们扛着摄像机，不停地要我讲述重庆典故，不放过一条小巷子，可是每晚，都回到漂亮的南滨路，坐在餐馆大玻璃窗前看重庆夜景。
我见过的城市，只有旧金山有如此的山水境界。我喜欢乘过江轮渡到朝天门，乘缆车而上。走到解放碑步行街。转到较场口，下可过大桥到南坪和南滨路，上可到人民大会堂看杂技听川剧，那塔身是绿顶红柱，仿佛来自上天之手。
铜元局
铜元局那儿生财气，靠近它，人就不穷。从小听得最多的是那儿地下埋有铜元，夏天乘凉，大人讲，那儿有一船船的铜元沉在江底。孩子听，信以为真，希望能去那儿捡到一二个铜元，可以拯救家贫如洗。不止一个孩子做过这样的事，我也在其中，从家所在的野猫溪，经过玄坛庙，经过慈云寺，在江边边耍边走，从太阳正中，走到偏西，一路查看江边、水中石缝，连个铜元的影子也没见着。到铜元局，是小时走得最远的，再走远，就害怕找不到回路了，回不了家。到铜元局，算是我们那一带孩子的一次冒险，乐此不彼，当然长大一些就不走到那儿去，知道铜元早被江里的鱼儿吞吃。
我母亲曾在老厂工作，有好一阵子，耳边总是听她说老厂怎么样，记得最清的是老厂食堂的花菜是用米汤焖的，好吃极了。母亲后来不在老厂工作，转到江下游的唐家沱船厂。但是二姐在二师读完书后，在铜元局的长江电工厂第一子弟学校实习。母亲想她，我与她经常到院子大门前，往铜元局方向看，什么也看不到，但能看到那儿一片光，心里也踏实了。这跟我们那儿的人看那儿不同，他们只有停电时才往那儿看，那儿的电工厂，实为军工厂，那儿若黑了，就真停，那儿有光，电就不会真停。
半个世纪过去，铜元局跟小时不同，发生了巨变，人们的生活与之前不太一样。曾有一个小女孩从那暗黑的江边往铜元局看，这儿有光，这儿还有母亲最爱的米汤焖花菜。
读书
我家里每个角落都有书，加上意大利家的，有几万册。
搬家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其他东西可以扔，但书不能扔，通常都是我到哪里书到哪里，早年在鲁迅文学院我读的书，在复旦上学我读的书，跟着我到了英国，到了意大利。有的书打包托运，但像《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老残游记》还有海明威的书，我都随身带着走。
我读书比较杂，什么都看，别人推荐的我会看，与写作有关的书我会看，关于种植艺术的我看，看病的书、与吃有关的书我都看。外国文学书籍可能多于中国文学。《黑镜头》一套我全有，《简·爱》《红与黑》《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些书都给了女儿。我们家还有《纳尼亚传奇》的第一个版本，已经被磨损了，我重新修复后给女儿看。
读书必须读完才对得起它。早年读书读完就能背下来。《简·爱》看完我就记住了。我可以同时读几本书都不会记错。不过到了梦里就会混起来，把这本书的故事嫁接在另一个故事里，这反而开拓了想象力。
我记住的，不仅是书里的故事，也会想起与作家关联的故事。在《老人与海》的内页里，有翻译家的签字。这个签字其实是送给我以前男朋友，男朋友又送给我的。翻开这本书时，当时的情境就又出现了。一本书，一个作家，有许多记忆，我读格林的小说，就会看傅惟慈的译本，有一天看到他去世的消息，心中难过。他曾经常穿过一个大公园，从他儿子家走到我家来聊书，他的博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读书有一个习惯，会反复阅读，英文版《情人》我读得最多了。《红楼梦》我也读了N遍，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我读了很多次，博尔赫斯的书每隔一年就会读一遍。
这些书也比之前读，给我更多的精神营养。福克纳的书读过几年就不喜欢了。村上春树的书越读越喜欢。重新读《山海经》，深受启发。
写作其实是孤独的事情，当我写不下去时，就会去翻保罗·奥斯特的书，他的书里主角往往是作家。
我看书先看最开始，然后看最后，接下来才是看中间部分。这可能不是个好习惯，但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快速发现这是不是自己喜欢的，是一条捷径。
后朦胧诗
朦胧诗潮诞生于“文革”前后，朦胧诗人大都经历过文革派仗及插队、待业种种辛酸，对未来的苦闷与彷徨、对前途的期待和没有把握，而且在风格上一反之前传统诗歌的歌功颂德，相比1949年到1980年的官样诗歌，晦涩难懂，实则倾向于意象，表达个人的情感和痛苦。
后朦胧诗人中绝大多数出生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作为“文革”这场历史剧不可或缺的目击者，相对于那段给北岛、舒婷制造了无数心灵灾难的岁月而言，这批诗人身居边缘。生长在十年文革动乱，使他们更漠视权威和传统，他们吸收朦胧诗的营养，在风格上更讲究，更具有个性和多变，在艺术上更有追求。
我生在六十年代，一开始就以诗人身份进行创作。如果要归类，恐怕得属于后朦胧诗派。
做一个有勇气的诗人
诗人难生存，没有听者，不能出版，不能畅销，更难养活自己和家人。
好在伤害，我喜欢这个词，伤害会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没有比做一个诗人更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这个时代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一个真正的诗人，诗言志，言出人性的心音，会人在冰冻的心里破冰，而产生回响。
姐妹
“我们姐妹死前都把美丽的嘴张开吐出一个个男人。”
这句诗喜欢它的人非常多，问的人也非常多。
我的每一首诗都是自传，这首诗当然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写我的姐姐们的前生后世，我们女人与男人一起组成这个世界，可为什么男人总是主体，我们是附属和弱势。
边缘写作
我执着地写边缘人物。
我不会从边缘走向中心，因为到了那儿，就无回头路可走了。我能呼吸到那儿的气息，听懂那儿的人的声音。他们很微小，很无辜，凭着直觉，不遵循世俗和传统地生活。边緣人性，都有点扭曲，不太常人化，多易受伤，敏感，性格都有些过分直拗。
毛尖说到我的诗，是一个女人与一个国家的关系，“这个以洛可可风格浮现在人间的虹影，其实只是她的面纱，犹如山鲁佐德的故事，活命只是其最小的功能。一千零一个故事，救下的不仅是山鲁佐德自己，以及这个国家的无数少女，更重要的是，它们改变了操纵这个国家命运的山努亚。这个，才是山鲁佐德的最大功能。以爱的格式，《天方夜谭》本质上讲述的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国家的关系。而我，把虹影的诗《我也叫萨朗波》看成，“我也叫山鲁佐德”。
她是对的。对这个世界和大得不能太大的国家，我惧怕。我把所有的感受写成诗，也写成了小说，有时我觉得我好轻，轻得可以飘起来。真喜欢那种时刻。
摄影
我一开始就是形象思想，就是图片思维，我看长江，仿佛我是台摄影机，船进入我的视线，我定格它。
无师自通。江上有雾，我就一直爬在半山腰的岩石上，看雾散去，船重新出现在我的视野。大都拍别人，有时自己拍自己，或许有几张好照片。我喜欢自己，是因为少有人喜欢我，尤其是早年，若不是深恋自己，这生命也就枯萎了。但我不能，我必须爱自己，这也是对给我生命的人的尊敬和爱。我母亲去世了，我没有一天不想她，可惜没有给她好好拍几张照片。
诗歌对我而言，就是我在黑暗的世界里一束光，那过程，也是我写作的源泉。童年记忆对我而言，是解开我所有作品的钥匙。我从小就看到人自杀，我们住的院子里就有不少人自杀。我看过各种各样的死，甚至亲眼目睹了五官流血的死。记得有一回，院子里有个姨太太自杀了。她死后还常常穿了一身白，轻飘飘地爬上我家的楼梯，到了阁楼屋顶就不见了。每回看见她，我都不害怕。我到如今还时常回忆这些往事。至于这些年来，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是怎么走出死城的，我到现在还感到奇怪。
每次开始一个新的小说，我无法控制自己回到童年，那些阴影那些可怕的记忆，并未因时间的消失过去，也许一年比一年淡了，可是一旦有相关的事发生，那些记忆便扑面而来。
一个诗人，一个逃亡者，一个中国人
每首诗，是面镜子，有的镜子你可看到天空，有的镜子你可看到河流，有时镜子可看到是一个吊在空中，处于虚无吞没之前的现代女子，她白衣黑衣，穿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内心，她的秘密和疼信任地交给你们。谁能否认，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心不被伪装和不痛，通过这些镜子，我们反观人性的罪恶与耻辱。
我们个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历史中，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一代人的成长背景，难道不是局外人？我只是真实地呈现那些苦难的意识和记忆，并不把情绪和观点强加给读者，也没有某些人说的文字复仇情绪，相反，是坚持一种独立清醒的立场，对亲人和朋友，我主张宽容和理解。
我是一个夹在生与死之间的人，太多的空白跨过时间与悲伤袭击我，小说不能填充心里的空白，只有诗，大多诗几乎是这种生活的写照，你也可以称是经验，来自于我的生活及对身处的世界的反映。
有一年在挪威举办的中国文学周上，我最后给自己定个说法：那么多加诸于我头上的称号，不管是好是坏，皆不准确。我若要为自己再加一个，准确一点的话，应该是：一个诗人，一个逃亡者，一个中国人。
成功与失败
荣辱不惊。周树人近四十岁突然爆发，变成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变成的人：我在四十岁时渐渐沉静随遇而安，做一个努力模仿当年周树人的人。
现在，我终于敢做一个失败者。我永远站在失败者一边。
恐惧
最恐惧的是不能写作。不能自由地写作。
现代女性心理困扰
现代女性心理困扰来自两方面，第一是孤独，第二是年龄。首先，追求完美几乎是所有女人的天性;其次，现实中她们无时无刻不遭受工作、生活与情感的打击，这些打击无所不在。说到底女人的内心又是脆弱的，这些挫折容易让她们绝望，对生活环境绝望，对男人绝望。越是绝望，她们越要逃避现实，逃避男人，把自己紧紧地封闭起来，就会越来越孤独了。
年龄是任何女人必须面对的问题。女人一旦过了30岁，情绪会陷入无从把握的状态，内心的抗压力也会减弱，这时也是她们最容易遭受婚姻危机的时候。
英国著名女性心理学家简·奥沙娜在她的私人网站里提出了她对女性摆脱心理压抑的希望：“女人不能过分依靠男人的肩膀，依靠社会可以给她提供的倾诉平台。”她鼓励女性在失去依靠时，走出自我封闭的那道心墙，“比如可以试着做一次长途旅行，暂时放弃身边所有一切熟悉的人和事物，去感受另一种新奇。”
“女性自救”。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