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中国崛起已无悬念。对此，日本国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希望与中国组成东亚共同体，借中国崛起繁荣日本；另一种则认为，应对中国崛起保持警惕，要与美国等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海洋国家结盟，应对“中国威胁”。前者的声音有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而后者则如拓殖大学校长渡边利夫。
　　 有意思的是，谷口诚与渡边利夫都是经济专家，但两人在对于日本未来前途的看法上完全不同，前者提倡入亚、回归亚洲，而后者则提倡“新脱亚”。就日本国家政策而言，观察最近日本政府的一些政策，可以看到后者的色彩更浓。
　　 2008年，渡边利夫推出一本名叫《新脱亚论》的书，该书主要从历史角度谈日本国家战略。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渡边就曾以“雁形理论”出名，他认为东亚经济应以日本为雁头，依次发展。这个理论曾经博得相当人气，不过随着日本长期萧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该理论随之沉寂。不过，上述《新脱亚论》并非是一本经济学图书，而是一部借史喻今的著作。在书中，渡边利夫通过对陆奥宗光、福泽谕吉等人的对外政策思想、外交手法的叙述，表达了其本人对明治时期日本对外政策的共鸣。他认为，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支配以及对中国的侵略，都是日本自卫的方法，如果不采用那些方法，日本可能在列强争夺的帝国主义时代无法维护自己的自立。
　　 可是为什么叫“新脱亚论”呢？我们知道，明治时代的“国民导师”福泽谕吉曾号召国民，要与中国、朝鲜这样的所谓“恶友”“绝缘”，“一切以西洋为目标”。渡边认为进入21世纪后，日本面临的周边环境充满危机，与明治时代非常相近。对于解决日本危机的方法，渡边提出建立“海洋国家同盟”，以应对周边的“压力”和“威胁”。该书第12章的主标题就是“捍卫日美海洋国家同盟”，副标题为“自卫权”。在标题页上，渡边的一段话耐人寻味：“我想对中国、韩国友人做一忠告。如果中韩认为，对于来自中韩的‘冷遇’和‘侮辱’，日本人将永远忍耐下去的话，那么这个前提将是极其危险的。”
　　 对于未来日本的道路选择，渡边明确反对“东亚共同体”。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渡边利夫不反对自由贸易区建设，他说，“应该积极建立双边或多边FTA、EPA，在该地区建立多重自由化的功能性制度网络”。但对于东亚共同体，“只能作为FTA、EPA这种功能性制度建设的最终目标，而绝不能逾越这一线”。他认为，如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政治体制不同、安全保障问题等，都是建立共同体的障碍。但他特别强调，“东亚共同体”背后实际的盟主，是中国，“推动东亚共同体的最大背景要素是中国的地域霸权主义”。
　　 那么，日本未来的战略立足点在哪里呢？渡边写道，日本“要想在权力政治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必须与利益共有的国家为友邦，与其结成同盟。同时，还要拥有集团自卫权。按照上述标准，同盟国应选择拥有强大军事力量、注重国际信用的海洋霸权国家”。
　　 其实，国际政治中乃至文化类型中日本的国家定位，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人不断思索的问题。明治时代的“脫亚论”，其实是日本力图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亚洲国家的一种政治考虑，如同福泽谕吉所说的，是为了不让欧洲人把日本与中国、朝鲜混同视之。同时，也是为了以“先进文明”的名义干涉亚洲制造借口。
　　 上述“新脱亚论”是在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在冷战后的全球化进程中，新兴工业国家崛起，而日本则进入20年的萧条期。随着国际地位的下降，日本国内的危机感增强。如何解决日本经济在全球地位下降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也在很大程度取决于国际政治。如今日本跨国企业在亚洲的表现，本来已为日本经济的未来提示了方向，但仍有很多人对中国崛起不放心。把日本定义为“海洋国家”，是日本智库力图重新制定国际秩序的一种战略设想。从战略角度来看，“新脱亚论”可能导致日本的政治孤立，同时，也可能给日本的未来发展带来巨大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