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国，文青们总会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可民国到底如何，所谓的民国情结又是怎么回事？
　　文人好吃
　　1929年5月，张恨水举办了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宴会，席间结识了大编辑严独鹤。严独鹤久仰张恨水，知道他是知名的畅销书快手，一人能同时写六部长篇小说，便果断向他约稿。而这次饭局的产物，便是后来闻名一时的《啼笑因缘》。
　　梁实秋也是文艺圈中的“资深吃货”，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就创下一顿吃12个馒头、三大碗炸酱面的纪录。加之其父又是京城一个大饭庄的股东，作为“吃二代”，梁实秋吃遍四海，小到豆汁儿与汤包，大到佛跳墙与全鳝席，都被他吃出了情趣、吃出了水准。他在战乱中还不忘撰写《雅合谈吃》，说“这其中有艺术，又有科学，要天才，还要经验”。从食材到口感，梁实秋都很讲究：北京烤鸭必须每片都“有皮有油有肉”，西湖醋鱼“汁不要多，也不要浓，更不要油，要清清淡淡，微微透明”才算正宗，难怪人称其为“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房屋难住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房价高昂的京沪，文人们即使有钱也不买房，宁愿省下钱来享受生活。等到战时四处流徙，租房更成第一选择。
　　很多出身内地的文学青年都曾屈居于上海的亭子间，或北京的公寓会馆。从酉西会馆到“窄而霉小斋”再到汉园公寓，沈从文一搬再搬，甚至沦落到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租一室导致流言四起的窘境。
　　逼仄的蜗居不仅给了文青们亲密接触的机会，也成就了“文艺圈”本身。虽没有上流沙龙的高大上，却自有小型文艺论坛的自由与畅快。这些同病相怜的年轻人，由此发展为志趣相投的文学伙伴。沈从文和丁玲夫妇，就是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204号创办了《红黑》杂志与“二百零四号丛书”。小说家施蛰存回忆说：“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
　　一路漂泊
　　文艺青年的城市冒险，大作家与文艺阵地的转移，以及战火中的颠沛流离，让整个民国文艺圈始终“在路上”。
　　从绍兴到北京，辗转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鲁迅一路迁徙，途中囧事不断。1927年9月，鲁迅途经香港，在船上便碰到了“查关”的烦心事。香港的检查员显然没有广州的客气，鲁迅在《再谈香港》中写道：“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話。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一把连柄长仅五寸三分的小刀被说是“凶器”，一盒蚊香也被指斥是“古怪”的。船上的茶房还将此归咎于鲁迅，说：“你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