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16年3月22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发生系列爆炸袭击。至本刊截稿时，已造成34人死亡，超过170人受伤。
　　这被认为是一场“报复性袭击”——就在案发四天前，比利时警方逮捕了2015年11月巴黎暴恐案的主犯阿卜杜勒.萨拉姆。据英国《每日快报》，逮捕过程引发当地大量穆斯林居民骚乱，抗议警方逮捕他们的“英雄”，甚至向警局投掷石块和玻璃瓶。
　　但“报复”似乎不过是让原本就在计划中的恐怖袭击提前了一些来到。比利时外交大臣20日透露，萨拉姆被捕后供称，自己此前正在策划对布鲁塞尔的袭击。而警方发现，在他潜逃到比利时的4个月内，一个新的恐怖人员网络已然形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巴黎恐袭案的某些套路被重演了——警方明知一场袭击可能发生，但却没能阻止悲剧的到来。
　　欧债危机下的财力困窘
　　对于沉浸在抓获巴黎案主犯喜悦中的比利时警方来说，22日的惨案无异于当头棒喝。几个月以来，官方进行了多次搜捕，《纽约时报》称当局“像篦子梳头一样梳理了所有社区，搜捕臭名远扬的激进分子，甚至连续多天封锁首都”。
　　但正如上文所指出的，即便抓捕过程中收获了线索，警方还是没能避免灾难的发生。法国BFMTV电视台援引警方消息源称，官方在3月21日就已掌握了准备实施恐怖袭击的情报，但不清楚袭击的地点和时间。
　　这与2015年的巴黎暴恐案如出一辙。在巴黎惨案发生前一个月，比利时官方曾收到一份包括主犯萨拉姆在内的80名极端分子名单，却疏于对名单人员进行监控。其中一个显见的原因是，在恐怖主义本土化和海量信息“轰炸”下，受制于捉襟见肘的预算，欧洲的安全部门并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掀起一场反恐“游击战”。
　　同样的困窘，也出现在公共交通部门的安检工作上。
　　从2004年马德里连环爆炸案、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到2015年法国“大力士”号高铁暴恐未遂案，再到刚刚发生的布鲁塞尔爆炸案，欧洲公共交通部门松懈的安检制度让恐怖分子屡屡得手。
　　正在马德里留学的刁佳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尽管当地市民每年都会自发悼念“3.11”地铁惨案的丧生者，但马德里公共交通部门的安检力度，“也就比其他欧盟国家严了那么一点儿，和国内车站的日常安检措施无法相提并论，很少看到公共场所的外围安检。”
　　欧洲的公共枢纽大都呈开放式设计，旅客此前一直无需接受强制性安全检查，因此要增加安保人员和安检设备，就意味着额外的高昂财力投入。
　　2015年8月底，法国和与其有铁路相连的其他8个欧洲国家代表在巴黎举行会议，商讨对高铁运输安全监控的加强方案。但当时，无论是德国内政部长迈奇埃还是法国国营铁路集团主席佩皮都表示，“无法、也不愿意欧洲的铁路运输实行全面的乘客及行李安检”。
　　这一言论的背景，是欧洲近年来居高不下、危及市场稳定的政府赤字率。根据《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成员国的赤字率不得超过3%，这被认为是能维持经济良好运行的标杆值。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疲于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纷纷选择对经济影响不大，但和反恐密切相关的国防和公共安全预算开刀。
　　例如，反恐专家李伟2015年曾撰文称，英国下议院情报与安全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显示，近年来，用以支付军情五处、军情六处以及政府通讯总部三大反恐机构开支的“单一情报账户”呈整体下跌趋势。
　　这与亟待增加投入的现实需求相背而驰。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2月份发布预测说，如果欧盟内部边境管控进一步升级，从现在起到2025年，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将可能为此花费770亿欧元。

　　国际联合反恐必然加强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李文良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布鲁塞尔系列爆炸案将催促欧美各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进一步加强反恐情报体系的建设和强化国际反恐情报合作。”
　　国际联合反恐议题尽管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其落实却总不尽如人意。安保合作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安全部门的特殊性让合作往往只流于表层信息的交换，情报的取得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一国对他国主权的侵犯。
　　以巴黎暴恐案为例，尽管被描述为“发生在巴黎，策划在布鲁塞尔”，在主谋萨拉姆于比利时落网后，法国部门的引渡诉求也遭遇法律流程的阻碍。
　　在恐怖主义“幽灵”日益迫近的当下，加强国际情报和反恐的实质性合作将是必然趋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周鑫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巴黎恐袭和布鲁塞尔恐袭发生后，围绕反恐问题的隐私权和司法主权一定程度上将让步于安全。”
　　3月23日下午，欧盟28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向比利时表示了慰问和团结。德国新闻电视台在当天的报道中直言，“漂亮的话语，不及一个实际行动”，建议欧洲当局应该立刻成立欧盟情报联合机构，加强对互联网和旅行数据的监控。
　　而除了情报部门合作的加强，周鑫宇认为，国际反恐合作的加强，还表现在欧洲很可能加大在中东地区对ISIS的打击，并对叙利亚难民问题进行更广泛深刻的合作。
　　接连的恐怖袭击和难民涌入，中东战乱的外溢效应已经让欧洲疲惫不堪。3月22日，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表示，“布鲁塞尔袭击事件所传达出的信息是：需要扑灭叙利亚战火。” 　　3月18日，欧盟刚与土耳其艰难达成难民协议。协议规定，所有从土耳其入境希腊的避难者，须在希腊进行登记、提交避难申请，未履行上述步骤或不满足避难条件的非法移民将被遣返土耳其。
　　同时，土方还要采取措施防止非法移民开辟新的海路或陆路通道进入欧盟国家，并且通过海岸警卫队和警察机构加强安保措施，加强与欧盟的信息共享。
　　李文良指出，土耳其在这场难民危机处置过程中扮演了“缓冲区”的角色，这在源头上既为欧洲减少或遏制难民数量提供了平台，又为预防和甄别恐怖分子假借难民身份潜入欧洲从事恐怖活动提供了屏障。
　　而更多的合作被预测将发生在中东的主战场上。周鑫宇认为，欧洲已经不能再坐视俄美两国在解决叙利亚和ISIS问题上的停滞不前，肃清恐怖势力，平息叙国内势力对立乱局，才能使难民问题从源头上得到解决，为国际社会剿除ISIS赢得空间。
　　而在这场远离本土的反恐国际战争中，中国也时刻准备作出自己的贡献。
　　3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比利时国王菲利普致慰问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比利时首相米歇尔致慰问电。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公敌，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威胁。中方愿同比利时加强安全和反恐合作，共同推动国际社会齐心协力、标本兼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维护中比两国和世界和平稳定。
　　恐怖袭击不足以动摇欧洲根基
　　李文良认为，此次布鲁塞尔恐袭案是恐怖主义在“欧洲心脏”狠狠插上的又一刀，短期内必然会加剧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抬头，欧洲社会必须警惕这一趋势。
　　尽管如此，多数学者仍然认为恐怖袭击尚不足以动摇欧洲的根基。
　　“申根协定是欧盟的基础，尽管这一协定的人口自由流动精神给各国安保工作带来挑战，但欧盟不会轻易开倒车，因噎废食。此外，人道主义精神，自由开放，是欧洲的传统共同价值，排外是支流，右翼的抬头是暂时的，欧洲的政治伦理和人权立场不会因为袭击而发生戏剧性变化。”周鑫宇说。
　　支撑此观点的一个现实论据是，哪怕巴黎恐袭案激起了巨大民愤，但在2015年12月，勒庞领导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也只是在地方大选的首轮中表现相对亮眼，在随后的选举中未能赢下任何一个选区。
　　法国主流政党的合作以及民众表现出的克制显示，欧洲人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文明传统和骄傲。另一个例证是，在欧盟与土耳其签署协议，收缩难民政策后，3月19日～20日，欧洲各大城市发生了“撑难民”的游行活动，呼吁给难民平等的权利。
　　但无论如何，反恐力度的加强对欧洲人引以为豪的自由开放精神都会构成冲击。在布鲁塞尔恐袭发生后，欧洲各国纷纷提升了安全戒备等级，“欧洲之星”停运，不少申根国关闭边界。
　　“巴黎暴恐案后欧洲人的生活并没有太大不同，人们很少谈论宗教和政治冲突，但假如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实际威胁，我想这种和谐会大打折扣。”刁佳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