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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是在公共事务治理中一个需要亟待改善的领域。近几年来，随着我国很多城市现代商业小区运作模式的成熟，城市社区治理开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城市社区发展正在从社区治理向公民治理演进。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在公民居务、政务、商务、服务等方面创新了居民参与的渠道和平台，突出了居民的主体地位，是拓展社区治理的一个有效途径。
一、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
城市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石，基于治理理论的城市社区建设展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是政府引导增权与居民参与增权的共治形态。政府发生作用的方式改变，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1]。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是居民增权的外在形式，居民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并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走向善治的必然逻辑。
城市的商品房社区是住宅商品化后，从单位所有的居民区向私人所有的住宅小区的转型。这种社区即是Chris Webster所认为的私人拥有、私人管理的房产，家庭或公司通过支付地租、服务费或其他方式，享有该房产中的公共设施[2]。商品房社区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形式，把拥有产权的私人业主推向了社区治理的前沿，具有私人治理的特征。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是商品房社区的典型代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商共治机制和平台建设是社区治理的一个典型范例。
二、中央花园社区概况与居民参与动因分析
（一）中央花园社区概况
中央花园社区是2000年新开发的全封闭型物业管理小区，由五个住宅组团——邻芳居、红杜里、锦鹃谷、晴翠湾、碧云天组成。全社区共有44栋楼房、2800户共计7860名居民。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具有“三高一无”（高龄、高薪、高知，无低保）的人口特征，其中50%为退休人员。从社区居民群体的收入来看，中央花园社区已经迈向富裕型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加追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整体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
从市民社会理论来看，居民自治组织发育良好，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较高。可以说，中央花园社区是市民社会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
第一，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中央花园社区的许多硬件设施处于湖北省领先地位。社区是2000年新建的社区，起点高，没有历史规划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省、市、区政府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社区学校、社区居委会服务中心、邻里文化广场、国家级篮球场、社区科普馆、社区自动气象站等硬件设施。其中，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拥有2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设有信访接待室、警务室、会议室、老年人文化活动室、青少年学校、市民学校、人口学校、党员电教室等多个多功能活动室，并建有一个藏书2000多册的图书室。第三，软件平台成为社区服务的一大特色。这里建立了心连心结亲、户连户睦邻、手拉手同行等组织平台，其中的周艺杂坛、丁志英语角、老红军寇世荣红歌比赛影响很大。
中央花园社区建设成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一个典型，先后被授予“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全国科普活动站建设示范试点”、“湖北省文明社区”、“湖北省百佳社区”、“江城十大特色社区”等65项全国、省、市级荣誉称号。
（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因
商品房小区最大的特点就是社区居民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共同的目的，甚至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共同的利益往往是社区居民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共同行动的基础，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3]。中央花园社区的居民有着基本类似的经济收入结构和生活背景，对社区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也因此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非常高。
从社区居民需求的角度分析，社区是依地缘、群体关系建立起来的生活共同体。在新型的商品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普遍存在着精神贫乏、人际关系淡薄的情感现实，产生“一户一重天、猫眼看世界、相见不相识”的人情冷漠现象。从表象分析，这是由于资源不能共享、邻里不来往、精神食粮不充足所造成；而究其根源，则在于社区居民的参与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从制度层面分析，则是制度缺失所造成，从小的方面来看又是由于缺乏社区共治的参与机制和平台所造成。因此，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一是要解决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二是要重视精神层面的满足，搭建精神寄托平台。
三、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与平台
社区建设的核心是广大居民的自觉和积极参与，而引导居民参与需要良好的机制保障和平台来支撑。中央花园社区建设取得优异的成绩是居民高度参与社区治理的结果，与居民利益需求和建立参与机制、互动合作平台分不开。通过依托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为基础，中央花园社区建成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和组织平台。
（一）居民参与核心机制——“三方联动”
在商品房社区的管理中，国家希望减少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引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多元治理模式，将部分职能赋予社区中的市场化主体；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作为“掌舵者”的第三方出现，在社区管理中扮演公正的裁判角色[4]。
中央花园社区实行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模式，推出了“治安联防网格联动、邻里联动、矛盾联助、纠纷联调”的“四联”新举措。党组织统领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在社区管理创新中发挥战斗堡垒的核心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治理中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利益的代表者，发挥利益表达和治理监督的作用；物业公司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负责物业维修、绿化养护、卫生保洁、社区秩序维护，以及提供家政劳务、社区信息咨询等有偿服务。通过“三方联动”，中央花园社区一举解决了“资源零散不规整、邻里之间很冷漠、精神食粮不充足”的三大现实问题。 （二）居民居务参与机制——邻里文化与精细化网格管理
邻里文化是中央花园社区的社区文化。在居务参与机制中，邻里文化活动阵地是主要平台。1070平方米的社区用房是中央花园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的主阵地，社区兴建的近万平方米的邻里文化广场则是文体活动的大平台。依托一个主阵地和一个大平台，居民们创办了“周艺杂坛”，开展舞动星期一、唱响星期二、奏鸣星期三、戏说星期四、走向星期五、快乐双休日等主题活动；组建了歌舞、棋类等15支邻里文化队伍，形成了“以人为本、以邻为亲、以和为贵、以文为根、以助为乐、以德为魂”的社区邻里文化精神。
在居务管理方面，中央花园社区采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形式，将社区的楼栋住户与辖区商网门店连体打包分割，按房屋组团的44栋楼房、435家商网划为8格，每格300户左右。每格由“三长三员”包格负责，即党小组长、楼栋长、中心户长；宣传员、信息员、网格管理员。在党小组的领导下，每个网格团队由社区工作者负总责，“三长三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这种“一格多元”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中，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居委会是领导者，社区居民是主体，居民的自我治理、自我服务是精髓。通过这种机制设计，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三）居民政务参与机制——“四民”民主参与
中央花园社区努力探索居民自治新途径。在凝聚共识、扩大居民参与方面，建立了具有特色的“四民”民主参与机制。“四民”机制是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依托“四民”参与机制，中央花园社区大力推行社区工作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通过建立议事会、协调会，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居民自主维权相结合的权益保障机制。
（四）居民商务参与机制——“居商一体化”
中央花园社区由商业地产公司开发兴建，竣工后，政府与地产公司签订了合同，将1070平方米售楼中心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了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将社区用房改造成宣传、学习、教育、服务、活动、休闲的场所。社区积极拓展商务，物业前台与社区服务站、综治工作站融为一体，并将20家贴近居民生活的商户纳入社区党员群众事务综合服务平台，既引导商家拓展市场，又满足了居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通过这种形式，形成了“居商一体”的格局，建立了有效的商务与服务供给系统，使居民在社区里安居乐业，提高幸福感。
（五）居民志愿服务参与平台——党组织社区志愿者平台
志愿者参与是中央花园社区居民自治的形式之一。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家庭创建行动、和谐家园行动、结亲帮扶行动、老少共建行动、创先争优行动，充分展示了志愿参与的精神，体现了社区自我服务的理念。在志愿者活动中，党组织是社区志愿者平台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特征分析
从社区管制到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也是居民自治的外在表现形式。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有不同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央花园社区的居民参与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征。
（一）人口结构和社区邻里文化是居民参与程度高的重要因素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是社区的人口主体。中央花园社区60%以上为老年人，这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资本参与社区活动。据调查，5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参加结亲帮扶、文艺比赛等适合他们的文体活动，青少年则以故事会、幸福家庭小课堂等为主。倡导邻里文化提高了居民们的参与度，爱家园、兴家园、建家园的邻里文化既满足了居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浓缩了居民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二）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行为
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自始至终是省、市、区、街领导下的政府行为，党组织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资源的获得度相当高。政府部门对于中央花园社区的支持力度最大，政策资源、硬件资源的倾斜使中央花园社区拥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社区建设，由此营造了社会管理创新多、居民参与热情高的氛围。
（三）群团等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载体
彼得·德鲁克认为，社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社区里面，非营利组织是社区参与的主体之一。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要在社区治理中改变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让更多的私企和公共部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社会组织主要致力于社区服务和管理，基本宗旨是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其力量就在于它扮演着把家庭和社区与广阔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催化剂角色[5]。居民参与社区活动需要一个平台，工、青、妇、科协、计生协、社区文联等群团组织是社区活动的组织基础，社区老年学校、青少年学校、市民学校等是参与平台。
五、结语
公众参与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全新的治理模式。政府部门可以集中精力“掌好舵”而非“划好桨”，基层管理部门不必事必躬亲，而要妥善授权，最终实现公民参与社区自主治理的愿景。
参考文献
[1] Stoker， Gerry.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 17-28.
[2] Chris， Webster. Gate Cities of Tomorrow [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1， 72（2）：149.
[3] 夏建中.城市新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实证研究[J].学海， 2005（3）.
[4] 唐娟.城市社区结构变迁中的冲突与治理.唐娟主编.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发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60.
[5] 陈华.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责任编辑：李静敏）
一、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
城市社区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石，基于治理理论的城市社区建设展现了多元主体参与的价值导向，是政府引导增权与居民参与增权的共治形态。政府发生作用的方式改变，办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在于政府的权力，不在于政府下命令或运用其权威，政府可以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1]。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是居民增权的外在形式，居民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并能够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走向善治的必然逻辑。
城市的商品房社区是住宅商品化后，从单位所有的居民区向私人所有的住宅小区的转型。这种社区即是Chris Webster所认为的私人拥有、私人管理的房产，家庭或公司通过支付地租、服务费或其他方式，享有该房产中的公共设施[2]。商品房社区改变了传统的空间形式，把拥有产权的私人业主推向了社区治理的前沿，具有私人治理的特征。武汉市中央花园社区是商品房社区的典型代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共商共治机制和平台建设是社区治理的一个典型范例。
二、中央花园社区概况与居民参与动因分析
（一）中央花园社区概况
中央花园社区是2000年新开发的全封闭型物业管理小区，由五个住宅组团——邻芳居、红杜里、锦鹃谷、晴翠湾、碧云天组成。全社区共有44栋楼房、2800户共计7860名居民。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具有“三高一无”（高龄、高薪、高知，无低保）的人口特征，其中50%为退休人员。从社区居民群体的收入来看，中央花园社区已经迈向富裕型社区，居民的基本需求已经得到满足，更加追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整体具有较高的文明素质。
从市民社会理论来看，居民自治组织发育良好，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较高。可以说，中央花园社区是市民社会发展在我国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
第一，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中央花园社区的许多硬件设施处于湖北省领先地位。社区是2000年新建的社区，起点高，没有历史规划遗留下来的问题。第二，省、市、区政府高度重视，先后建立了社区学校、社区居委会服务中心、邻里文化广场、国家级篮球场、社区科普馆、社区自动气象站等硬件设施。其中，社区居委会办公室拥有200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设有信访接待室、警务室、会议室、老年人文化活动室、青少年学校、市民学校、人口学校、党员电教室等多个多功能活动室，并建有一个藏书2000多册的图书室。第三，软件平台成为社区服务的一大特色。这里建立了心连心结亲、户连户睦邻、手拉手同行等组织平台，其中的周艺杂坛、丁志英语角、老红军寇世荣红歌比赛影响很大。
中央花园社区建设成为湖北省乃至全国的一个典型，先后被授予“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全国文化先进社区”、“全国创建学习型家庭示范社区”、“全国科普活动站建设示范试点”、“湖北省文明社区”、“湖北省百佳社区”、“江城十大特色社区”等65项全国、省、市级荣誉称号。
（二）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动因
商品房小区最大的特点就是社区居民是利益共同体，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需求、共同的目的，甚至基本相同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共同的利益往往是社区居民产生归属感、认同感和共同行动的基础，是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直接动力[3]。中央花园社区的居民有着基本类似的经济收入结构和生活背景，对社区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和荣誉感，也因此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非常高。
从社区居民需求的角度分析，社区是依地缘、群体关系建立起来的生活共同体。在新型的商品房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普遍存在着精神贫乏、人际关系淡薄的情感现实，产生“一户一重天、猫眼看世界、相见不相识”的人情冷漠现象。从表象分析，这是由于资源不能共享、邻里不来往、精神食粮不充足所造成；而究其根源，则在于社区居民的参与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从制度层面分析，则是制度缺失所造成，从小的方面来看又是由于缺乏社区共治的参与机制和平台所造成。因此，引导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参与社区的公共事务，一是要解决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二是要重视精神层面的满足，搭建精神寄托平台。
三、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参与机制与平台
社区建设的核心是广大居民的自觉和积极参与，而引导居民参与需要良好的机制保障和平台来支撑。中央花园社区建设取得优异的成绩是居民高度参与社区治理的结果，与居民利益需求和建立参与机制、互动合作平台分不开。通过依托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为基础，中央花园社区建成了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和组织平台。
（一）居民参与核心机制——“三方联动”
在商品房社区的管理中，国家希望减少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引导一种自下而上的多元治理模式，将部分职能赋予社区中的市场化主体；房地产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作为“掌舵者”的第三方出现，在社区管理中扮演公正的裁判角色[4]。
中央花园社区实行在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三方联动”模式，推出了“治安联防网格联动、邻里联动、矛盾联助、纠纷联调”的“四联”新举措。党组织统领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在社区管理创新中发挥战斗堡垒的核心作用；社区居民委员会是社区治理中心，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利益的代表者，发挥利益表达和治理监督的作用；物业公司是市场化运作的企业，负责物业维修、绿化养护、卫生保洁、社区秩序维护，以及提供家政劳务、社区信息咨询等有偿服务。通过“三方联动”，中央花园社区一举解决了“资源零散不规整、邻里之间很冷漠、精神食粮不充足”的三大现实问题。 （二）居民居务参与机制——邻里文化与精细化网格管理
邻里文化是中央花园社区的社区文化。在居务参与机制中，邻里文化活动阵地是主要平台。1070平方米的社区用房是中央花园社区居民文化活动的主阵地，社区兴建的近万平方米的邻里文化广场则是文体活动的大平台。依托一个主阵地和一个大平台，居民们创办了“周艺杂坛”，开展舞动星期一、唱响星期二、奏鸣星期三、戏说星期四、走向星期五、快乐双休日等主题活动；组建了歌舞、棋类等15支邻里文化队伍，形成了“以人为本、以邻为亲、以和为贵、以文为根、以助为乐、以德为魂”的社区邻里文化精神。
在居务管理方面，中央花园社区采取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形式，将社区的楼栋住户与辖区商网门店连体打包分割，按房屋组团的44栋楼房、435家商网划为8格，每格300户左右。每格由“三长三员”包格负责，即党小组长、楼栋长、中心户长；宣传员、信息员、网格管理员。在党小组的领导下，每个网格团队由社区工作者负总责，“三长三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在这种“一格多元”的网格化管理模式中，社区基层党组织和居委会是领导者，社区居民是主体，居民的自我治理、自我服务是精髓。通过这种机制设计，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了畅通的渠道。
（三）居民政务参与机制——“四民”民主参与
中央花园社区努力探索居民自治新途径。在凝聚共识、扩大居民参与方面，建立了具有特色的“四民”民主参与机制。“四民”机制是指“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依托“四民”参与机制，中央花园社区大力推行社区工作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通过建立议事会、协调会，逐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区参与、居民自主维权相结合的权益保障机制。
（四）居民商务参与机制——“居商一体化”
中央花园社区由商业地产公司开发兴建，竣工后，政府与地产公司签订了合同，将1070平方米售楼中心的使用权无偿转让给了社区居委会。社区居委会将社区用房改造成宣传、学习、教育、服务、活动、休闲的场所。社区积极拓展商务，物业前台与社区服务站、综治工作站融为一体，并将20家贴近居民生活的商户纳入社区党员群众事务综合服务平台，既引导商家拓展市场，又满足了居民群众的基本需求。通过这种形式，形成了“居商一体”的格局，建立了有效的商务与服务供给系统，使居民在社区里安居乐业，提高幸福感。
（五）居民志愿服务参与平台——党组织社区志愿者平台
志愿者参与是中央花园社区居民自治的形式之一。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文明家庭创建行动、和谐家园行动、结亲帮扶行动、老少共建行动、创先争优行动，充分展示了志愿参与的精神，体现了社区自我服务的理念。在志愿者活动中，党组织是社区志愿者平台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特征分析
从社区管制到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基础，也是居民自治的外在表现形式。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有不同的原因，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央花园社区的居民参与具有以下一些显著特征。
（一）人口结构和社区邻里文化是居民参与程度高的重要因素
老年人和未成年人是社区的人口主体。中央花园社区60%以上为老年人，这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资本参与社区活动。据调查，5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多参加结亲帮扶、文艺比赛等适合他们的文体活动，青少年则以故事会、幸福家庭小课堂等为主。倡导邻里文化提高了居民们的参与度，爱家园、兴家园、建家园的邻里文化既满足了居民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又浓缩了居民群众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二）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导行为
中央花园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自始至终是省、市、区、街领导下的政府行为，党组织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资源的获得度相当高。政府部门对于中央花园社区的支持力度最大，政策资源、硬件资源的倾斜使中央花园社区拥有足够的能力进行社区建设，由此营造了社会管理创新多、居民参与热情高的氛围。
（三）群团等社会组织是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主要载体
彼得·德鲁克认为，社区问题的解决之道就在社区里面，非营利组织是社区参与的主体之一。社区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要在社区治理中改变传统的政府主导模式，让更多的私企和公共部门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社会组织主要致力于社区服务和管理，基本宗旨是满足社区居民的需求，其力量就在于它扮演着把家庭和社区与广阔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催化剂角色[5]。居民参与社区活动需要一个平台，工、青、妇、科协、计生协、社区文联等群团组织是社区活动的组织基础，社区老年学校、青少年学校、市民学校等是参与平台。
五、结语
公众参与是社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为政府管理部门提供了全新的治理模式。政府部门可以集中精力“掌好舵”而非“划好桨”，基层管理部门不必事必躬亲，而要妥善授权，最终实现公民参与社区自主治理的愿景。
参考文献
[1] Stoker， Gerry.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50（1）： 17-28.
[2] Chris， Webster. Gate Cities of Tomorrow [J]， Town Planning Review， 2001， 72（2）：149.
[3] 夏建中.城市新型社区居民自治组织的实证研究[J].学海， 2005（3）.
[4] 唐娟.城市社区结构变迁中的冲突与治理.唐娟主编.城市社区业主委员会发展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5： 60.
[5] 陈华.非政府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解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责任编辑：李静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