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寻找中国舞蹈的根”
　　
　　在中国舞蹈界，有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人们称她“戴先生”。她在抗日战争之际从英国风尘仆仆地归来、以舞蹈家的身份活跃在抗日救亡的舞台上；她亲手创建了解放后第一所芭蕾舞学校——北京舞蹈学校，开创了中国舞蹈教育的先河：她曾担任第一任国家舞蹈团团长、第一任中央苞蕾舞团团长、第一任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
　　戴爱莲，这个被称为“中国邓肯”的著名舞蹈家，今年原本适逢九十大寿，然而，她却在元宵节前夕悄然离去。围绕她的艺术与人生的传奇般的故事，也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最后的日子
　　戴爱莲的寓所，坐落在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的华侨公寓。在她家简朴而宽敞的客厅里，黄永玉的彩墨荷花、李铎“德艺双臻”的题词、叶浅予专为她创作的舞蹈国画，似都在诉说着这位女艺术家多姿多彩、充满传奇的一生。
　　戴爱莲的好友兼助手吴静姝告诉记者，戴爱莲是去年9月住院治疗的，当时她主要的症状是腰疼、关节疼，浑身无力，严重的时候不仅不能走路，连翻身都很困难。后来经过检查才发现，她的骨结核已经很严重了，对症下药之后，病情有些好转，但反反复复。
　　后期她的全身器官衰竭，有时输液时她着急地叫：“不要，不要，我要当一只自由的小鸟。”吴静姝鼓励她，要与病魔战斗。她在思维清楚的时候还表示：“好吧，我战斗。”弥留之际，她嘱咐说，要把全部个人财产—包括房产和存款捐给国家。
　　戴爱莲的寓所非常简朴，没什么时兴的家具和电器。她的生活方式也非常简单，几片面包，一份沙拉就是一顿饭，长期生活不规律也是她患病的原因之一。
　　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介绍说，晚年的她几乎不出家门，每天的生活就是白天看英文报纸和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晚上看网球，因为欧洲网球比赛的转播时间都在夜间，戴爱莲也跟着熬夜看。叶明明说：“她的晚年很孤独。”
　　
　　受命危难之间
　　
　　1940年，24岁的戴爱莲经援华运动委员会介绍，从英国回到香港。当时，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舞蹈家从英国学习归来，到了香港”。消息传开没多久，宋庆龄就派她的秘书廖梦醒给戴爱莲捎来口信，约她见面。
　　戴爱莲非常兴奋，见面后宋庆龄热情地邀请戴爱莲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并为她和另一位艺术家专门安排了一场演出，为抗日战争募捐，顿时名声大振。后来她又深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汲取民族舞蹈的营养，并于1946年在重庆推出一台“边疆舞蹈大会”，轰动一时。戴爱莲因此被称为“中国邓肯”，应邀到美国演出、讲学，成为中国芭蕾舞奠基人之一。
　　在香港，戴爱莲与新结识不久的画家叶浅予相爱，并准备结婚。当时戴爱莲原本准备在她的亲戚家里举行婚礼，但由于亲友太多，作为主婚人的宋庆龄决定让他们把婚礼改到她的办公室举行。婚礼结束后，宋庆龄还特意为戴爱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让她和叶浅予到重庆时去找周恩来。
　　1949年初春的一天，听说解放军要从西直门入城，她骑着自行车赶到了那里。“围观的市民和学生很多，我跟着队伍一直走到北海后门。解放军停下来休息，大家席地而坐。这时，北大、清华的学生发现了我，有人喊起来：‘爱莲，跳个舞吧!’我就在围出的场地上跳了起来，大家都非常兴奋。”
　　在戴爱莲小客厅的书架上，摆放着一些老照片。一张黑白的宋庆龄的照片，摆放在显眼的位置。戴爱莲说：“宋庆龄是我的老朋友，我很怀念她。”那份深情溢于言表。
　　
　　从劫难到复出
　　
　　新中国成立后，戴爱莲担任了几个舞蹈团体的负责人和新创建的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她以高超的编舞技法对流传于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进行再创造，创作了《荷花舞》；她取材敦煌壁画、借鉴京剧中的长绸舞，创作了双人舞《飞天》。1953年，《荷花舞》在柏林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1955年，《飞天》在华沙世界青年联欢节参赛并获奖。这两个舞蹈都被公认为“20世纪经典”，成为传世之作。
　　刚刚步入中年的她，事业如日中天。但是“文革”的爆发，打碎了她的梦想。50多岁的她，被迫在“五七干校”种地、喂猪，和壮小伙子干一样的活，身体一度几乎垮掉。“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两次想到自杀。”戴爱莲停顿了一下，紧闭嘴唇，表情严肃。
　　在由戴爱莲口述、罗斌、吴静姝记录整理的回忆录《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中，戴爱莲称，获知“四人帮”被抓起来了的那一天，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一天”。
　　那天黄苗子特意在黄永玉即兴为戴爱莲创作的一幅两米长的画作上题诗一首：“健羽冲寒玄，池塘色更鲜；昨宵风雨后，万朵灿红莲。”
　　凭着对生活的信念和乐观，戴爱莲终于熬过了“文革”劫难。复出工作后，她先后出任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团长、中国舞协第一届主席、中国文联委员、国际拉班舞学会副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舞蹈理事会副主席、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
　　晚年的戴爱莲，一直致力于中国舞的研究，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寻中国舞蹈的根”。一直到1995年，她79岁时，还坚持每年到少数民族地区采风。她说：“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云南，云南是我的大学。”
　　
　　率性的情感历程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里，陈列着世界上四位杰出女性舞蹈艺术家的塑像，其中之一便是著名雕塑家威利·苏考普为戴爱莲而作的塑像。这是世界舞蹈界对她艺术成就的肯定。而这位雕塑家威利·苏考普，正是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之一，另一位就是画家叶浅予。
　　1939年春，戴爱莲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英国达厅敦艺术学校舞蹈系。不久之后，她遇到了雕塑家威利·苏考普，并给其当模特儿。两人日久生情，两个星期后，威利的未婚妻西蒙回来了。自尊心极强的戴爱莲选择了退出。
　　1940年春，戴爱莲抵达香港。正在香港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宋庆龄，介绍她与文艺界人士相识，其中一位就是叶浅予。戴爱莲与刚刚失恋的叶浅予一见如故。半个月之后，他们举行了婚礼。遗憾的是，这对才子佳人最后还是分手了。晚年他们依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叶浅予的女儿叶明明后来还一直照顾着戴爱莲的生活。
　　在戴爱莲的家里，至今依然摆放着威利为她创作的头像。1979年，在阔别了40年之后，戴爱莲重返英伦。这一次，她见到了威利，二人都欣喜若狂。
　　20世纪80年代，戴爱莲邀请威利夫妇来中国讲学。1993年，威利的夫人去世。次年，威利轻度中风，恳请戴爱莲留在英国陪伴他。在征得威利子女的意见后，78岁的戴爱莲陪伴威利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半年后，威利在英国去世。
　　戴爱莲留给记者的最后一个印象极其深刻：1999秋天那次采访将结束时已是黄昏时分，房间里光线昏暗。窗外，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影婆娑，一缕斜阳照在她瘦削的脸上，逆光望去，宛如一尊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