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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当国家统计局表示将推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一系列软指标，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时，人们发现，幸福走进了官方政治话语。
事实上，细心的人早就注意到，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就已提到“要关注人的幸福指数”。
2002年，英国首相布莱尔邀请学者进行“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数据统计体系。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内曼提出要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并希望这个指数与GDP－样重要。幸福和政治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密切，新加坡《联合早报》将之总结为“幸福政治观”。
幸福，这个个人的主观上的感觉，如何同枯燥乏味的政治挂上钩?它会变成那种由政策制定者规定的无聊公式吗?
“测量幸福”并不容易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早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研究所就开始进行“幸福指数”课题研究，成果出来后，各省统计部门将会采用这套标准进行统计。
至今，这项被列入国家统计局2006年重点项目的“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研究”还没有公布研究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幸福指数的具体确定现在还在研究阶段，采用哪些数据，不采用哪些数据，权重是多少，都在探讨之中。同时，统计局人士并没有给出任何出台的时间表。
2006年4月5日，新成立的四川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外公布了“开局之年听民意”的大型公益性社会调查报告，据省统计局信息中心主任唐学清介绍，这次调查首次增加了“幸福感”调查内容，是国内官方统计机构率先进行幸福指数统计的尝试。
据调查显示，被访者认为当前自己生活幸福的占44．6％，基本幸福的占48．8％，不幸福的仅占6．6％，总体幸福感达到93．4％。其中：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
根据了解，由于“幸福指数统计”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省还未正式着手开展，年后才能正式组织专家领导商议讨论具体测量和诠释办法。
2006年初，在“和谐深圳评价体系”中，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设计了两个主观问卷，其中“个人幸福量表”主要测量市民个人幸福感，20个问题包括“好的生活、好的心情、好的人际关系”三部分。
当年“将以发放问卷的方式每年向市民做一次调查”的幸福量表并没有如期进行。乐正告诉记者，“由于我们对幸福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原来是每年做一次，现在调整为两年做一次，密度已经足够了。”
参考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后，乐正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更强调其社会性，“幸福指数是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现象，不会在一年之内上升或下降，除非遇到SARS或战乱，常态下年度变化很微小。三十年来日本的幸福感就没有什么变化。”
据江阴市委市政府要求，在2007年全市机关考核中，“幸福江阴”将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首度列入全市机关工作综合考核体系。2006年10月，十易其稿的“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出炉，这套指标体系共设有50余个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六四分成。它的最大亮点是突破了传统的考核框架，减少“硬性指标”考核，突出“民生指标”考核，实现幸福指数与GDP的同步提高。
不过，这个幸福指标体系最终还未正式“亮相”，因为“涉及的需要讨论的细节还太多”。
记者注意到，这些调查结果大多都没有公开，有学者透露说，“有些对社会影响非正向的结果不便于公开，对社会舆论影响会很大。比方特定阶段指数走低，不仅难以帮助各级政府树立信心，而且大家可能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归因。”
“幸福指数”不是GDP第二
中国各地政府已逐渐放弃唯GDP论，开始关注更重民生的“软指标”，“幸福指数”的广受重视即被看作是执政理念的可喜变化之一。
但是，当地方“幸福指数”与政绩联系在一起时，会不会出现新的“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的异化?是执政为民的决策参考还是“虚假繁荣”的表面文章?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表示，幸福指数的改善，要受到宏观的长期的因素的影响，非一届政府、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如果把它作为一项政绩，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进而丧失生命力。
不可忽视的是，与GDP不同的是，幸福指数并不会出现年增长率的问题。在幸福指数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幸福陷阱(当一个社会主要的发展指标在不断上升的时候，幸福指数有可能下降)。
“关注幸福指数是人们发展价值观的重大转变，由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转为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乐正强调说，具体数值没有意义，一直做下去才可以看出曲线变化，他希望政府关注发展中的幸福感，但不要太关注分数，要利用这些主观指标分析、寻找原因。
乐正还提到，“用幸福指数衡量政府工作有一定的风险和不可靠性。没有财政收入那么明快的反应，政府就会很失望。”
世界各地的幸福政治实验
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了一次针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幸福指数”大排名。结果，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比如八国集团成员无一进入排行榜前50名，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108位和第150位。
2006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名为《幸福药方》的专题片，共有6集，主要内容是关于幸福的科学、幸福的政策和幸福的力量。片子里，让英国老百姓最为动容的是，在过去5年中，发达国家，比如英美两国的人均财富增长了3倍，但人们的幸福感却下降了50％。
事实上，2002年，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作了一场有关“幸福政治”的讲座，探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提升民众的幸福。当时，莱亚德劝说布莱尔政府接受了他的一条建议，即在全英增加一万名心理医生，来帮助人们如何看待和感知幸福。
从那时起，英国政府便开始了研究和制定有关幸福的政策，并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GDP数据的统计体系——“幸福指数”，也称作“快乐指数”。
2005年6月，一个研讨“国民幸福指数”的国际会议在加拿大召开，有4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总结说——财富仅仅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很小因素之一。会议还明晰了有关“国民幸福指数”的四个基本内容：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均衡发展；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文化的保护和推广；为人民谋福利的良好的政府。
早在1970年的不丹王国，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政策已然出现。地处喜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总面积为4．7万平方公里，人口170万，当时还是王储的旺楚克国王提出了—个“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其中包括四个要素：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这和35年后的加拿大幸福指数大会上倡导的四项基本内容几乎一致。
两年后，旺楚克登上不丹王位，开始了自己关于“国民幸福总值”理论的实践，他不发展GDP而是发展GNH，并以此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优先考虑。
其实，除了不丹、英国外，美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其他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尝试制定各类发展标准，一些国民幸福总值、国内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国内发展指数的制定和出台，都是政府调整自己发展目标的手段，也就是政府在寻找一种比GDP更为高级的“替代品”。
但幸福不是产品，不可能被政府生产出来，也不是由政府出台一些仁慈的政策来获得。原因很简单，真正的幸福是个人的情感体验。
事实上，细心的人早就注意到，2006年4月胡锦涛访美期间，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中就已提到“要关注人的幸福指数”。
2002年，英国首相布莱尔邀请学者进行“幸福政治”讲座，并尝试建立一种数据统计体系。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内曼提出要建立“国民幸福指数”，并希望这个指数与GDP－样重要。幸福和政治的关系似乎越来越密切，新加坡《联合早报》将之总结为“幸福政治观”。
幸福，这个个人的主观上的感觉，如何同枯燥乏味的政治挂上钩?它会变成那种由政策制定者规定的无聊公式吗?
“测量幸福”并不容易
四川省统计局副局长、总统计师胡品生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早在2005年，国家统计局下属的研究所就开始进行“幸福指数”课题研究，成果出来后，各省统计部门将会采用这套标准进行统计。
至今，这项被列入国家统计局2006年重点项目的“中国国民幸福指数研究”还没有公布研究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幸福指数的具体确定现在还在研究阶段，采用哪些数据，不采用哪些数据，权重是多少，都在探讨之中。同时，统计局人士并没有给出任何出台的时间表。
2006年4月5日，新成立的四川省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对外公布了“开局之年听民意”的大型公益性社会调查报告，据省统计局信息中心主任唐学清介绍，这次调查首次增加了“幸福感”调查内容，是国内官方统计机构率先进行幸福指数统计的尝试。
据调查显示，被访者认为当前自己生活幸福的占44．6％，基本幸福的占48．8％，不幸福的仅占6．6％，总体幸福感达到93．4％。其中：城市居民总体幸福感93．1％，农村居民为94．2％。
根据了解，由于“幸福指数统计”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个省还未正式着手开展，年后才能正式组织专家领导商议讨论具体测量和诠释办法。
2006年初，在“和谐深圳评价体系”中，深圳社会科学院院长乐正设计了两个主观问卷，其中“个人幸福量表”主要测量市民个人幸福感，20个问题包括“好的生活、好的心情、好的人际关系”三部分。
当年“将以发放问卷的方式每年向市民做一次调查”的幸福量表并没有如期进行。乐正告诉记者，“由于我们对幸福的认识不断调整和修正，原来是每年做一次，现在调整为两年做一次，密度已经足够了。”
参考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后，乐正对幸福指数的理解更强调其社会性，“幸福指数是比较稳定的社会心理现象，不会在一年之内上升或下降，除非遇到SARS或战乱，常态下年度变化很微小。三十年来日本的幸福感就没有什么变化。”
据江阴市委市政府要求，在2007年全市机关考核中，“幸福江阴”将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首度列入全市机关工作综合考核体系。2006年10月，十易其稿的“幸福江阴”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正式出炉，这套指标体系共设有50余个指标，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六四分成。它的最大亮点是突破了传统的考核框架，减少“硬性指标”考核，突出“民生指标”考核，实现幸福指数与GDP的同步提高。
不过，这个幸福指标体系最终还未正式“亮相”，因为“涉及的需要讨论的细节还太多”。
记者注意到，这些调查结果大多都没有公开，有学者透露说，“有些对社会影响非正向的结果不便于公开，对社会舆论影响会很大。比方特定阶段指数走低，不仅难以帮助各级政府树立信心，而且大家可能出现一些非理性的归因。”
“幸福指数”不是GDP第二
中国各地政府已逐渐放弃唯GDP论，开始关注更重民生的“软指标”，“幸福指数”的广受重视即被看作是执政理念的可喜变化之一。
但是，当地方“幸福指数”与政绩联系在一起时，会不会出现新的“数字出官”与“官出数字”的异化?是执政为民的决策参考还是“虚假繁荣”的表面文章?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人才测评与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主任邢占军表示，幸福指数的改善，要受到宏观的长期的因素的影响，非一届政府、某个领导人或某项政策的功劳，如果把它作为一项政绩，往往就会丧失科学性，进而丧失生命力。
不可忽视的是，与GDP不同的是，幸福指数并不会出现年增长率的问题。在幸福指数存在的同时，也存在着幸福陷阱(当一个社会主要的发展指标在不断上升的时候，幸福指数有可能下降)。
“关注幸福指数是人们发展价值观的重大转变，由关注人们的物质生活转为关注人们的精神生活。”乐正强调说，具体数值没有意义，一直做下去才可以看出曲线变化，他希望政府关注发展中的幸福感，但不要太关注分数，要利用这些主观指标分析、寻找原因。
乐正还提到，“用幸福指数衡量政府工作有一定的风险和不可靠性。没有财政收入那么明快的反应，政府就会很失望。”
世界各地的幸福政治实验
2006年，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了一次针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幸福指数”大排名。结果，太平洋岛国瓦努阿图荣登冠军，一批发达国家反而名落孙山。比如八国集团成员无一进入排行榜前50名，英国和美国分别位列第108位和第150位。
2006年5月，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名为《幸福药方》的专题片，共有6集，主要内容是关于幸福的科学、幸福的政策和幸福的力量。片子里，让英国老百姓最为动容的是，在过去5年中，发达国家，比如英美两国的人均财富增长了3倍，但人们的幸福感却下降了50％。
事实上，2002年，首相布莱尔就邀请了伦敦经济学院教授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作了一场有关“幸福政治”的讲座，探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提升民众的幸福。当时，莱亚德劝说布莱尔政府接受了他的一条建议，即在全英增加一万名心理医生，来帮助人们如何看待和感知幸福。
从那时起，英国政府便开始了研究和制定有关幸福的政策，并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GDP数据的统计体系——“幸福指数”，也称作“快乐指数”。
2005年6月，一个研讨“国民幸福指数”的国际会议在加拿大召开，有4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这次会议总结说——财富仅仅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很小因素之一。会议还明晰了有关“国民幸福指数”的四个基本内容：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均衡发展；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文化的保护和推广；为人民谋福利的良好的政府。
早在1970年的不丹王国，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政策已然出现。地处喜马拉雅山的不丹，土地总面积为4．7万平方公里，人口170万，当时还是王储的旺楚克国王提出了—个“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的概念，其中包括四个要素：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这和35年后的加拿大幸福指数大会上倡导的四项基本内容几乎一致。
两年后，旺楚克登上不丹王位，开始了自己关于“国民幸福总值”理论的实践，他不发展GDP而是发展GNH，并以此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优先考虑。
其实，除了不丹、英国外，美国、德国、瑞典、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其他国家，都在以不同的方法尝试制定各类发展标准，一些国民幸福总值、国内幸福指数、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国内发展指数的制定和出台，都是政府调整自己发展目标的手段，也就是政府在寻找一种比GDP更为高级的“替代品”。
但幸福不是产品，不可能被政府生产出来，也不是由政府出台一些仁慈的政策来获得。原因很简单，真正的幸福是个人的情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