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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团体工作包含组织培育和建设、工作和活动开展、领导和管理等一系列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党在抗战时期建设和发展民众团体的认识和实践情况，具有重要的历史作用和思想理论价值。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共；民众团体；思想；实践；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56-03
陕甘宁边区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模范根据地，这里不仅是各类民众团体集中分布的地方，①同时也是党和边区政权进行民众团体工作实践的地方，集中反映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团体思想和实践情况。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团体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抗战爆发前后至1942年边区整风运动前后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党和边区政府主要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积极鼓励和保护边区各类民众团体的建设和发展；边区整风运动至抗战胜利前后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党和边区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政策和法令对边区众多的民众团体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针对边区民众团体中存在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大力整顿。本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具体考察党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团体工作。
一、民众团体培育
党和边区政府的民众团体思想和实践包含着组织培育、组织建设、活动开展、领导和管理等一系列的内容。
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提供切实的帮助，努力推动民众团体的顺利成长和发展。
1937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1938年5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明确提出，对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各类民众团体，将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1]。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八条明确规定保障人民结社自由[2]。
党和边区政府还通过提供经费等促进民众团体的建立和发展。“凡民众团体之经费，以自筹为原则，其不足者，政府认为必要时，得酌量予以补助”[3]。1942年7月1日《解放日报》载文指出，关于建立政府与民众团体的正确关系是，“政府只该给群众团体以必要的补助津贴”[4]。
二、组织建设
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主要从组织机构、民主和制度、干部队伍等方面加强组织建设。
1.充实、调整和完善组织机构。1936年9月11日，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发表《关于群众组织工作的指示》，分别对根据地的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的组织设置作了明确的指示，为根据地民众团体的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1940年12月29日，边区中央局在关于边区各种群众工作的总结中，则进一步对边区工会、青年救国会、妇联等群众团体从各级组织（边区—分区—县—区—乡—村）构成和人员配置作了明确的规定[5]。针对根据地群众团体组织中出现的有名无实的空架子问题、脱产工作干部过多等问题，西北局及时对边区群众团体的组织进行整顿，要求边区工、青、妇各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应自上而下地合并，把领导和组织统一起来[6]。在西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边区文协也在1943年制定精简方案，通过加强领导、合并组织、裁减人员等进行组织整顿[7]。
加强民主与制度建设。针对民众团体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包办、委派以及民众团体干部工作作风上的命令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1942年西北局要求各民众团体领导机关实行“三三制”，大力倡导和践行民主。（1）自下而上民主选举领导机构。“一切较巩固根据地区的民众团体，应当迅速脱离抗战初期由民运工作团或民运工作队自上而下去迅速发动组织群众的形式，重新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各级领导机关。”[8]（2）领导机关构成实行“三三制”。“确定共产党员当选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使非党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不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9]（3）工作决策民主化。“一切工作一定要经过民主讨论，民主决定，然后去做。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10]
2.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了建设一支合格的民众团体工作队伍，党主张通过选派、提拔、培训、帮助等方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举办流动的或短期的工会干部训练班，培养工会工作干部。”[11]“为着保证青年工作的彻底转变，必须重新教育青年工作干部。在此次选举与改造运动中，要输送一批不适宜做青年工作的干部给党；抽调一百个青年干部到泽东青年干校锻炼；大批提拔新的在青年工作中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充任，纠正保守留恋观念。”[12]1940年边区党委关于深入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把提拔、培养、提高妇女工作干部作为工作任务之一。“提高现在的妇女干部，提拔和培养大批的新妇女干部，帮助妇女干部解决他们的生活、疾病、经期、生产、家庭等困难问题，经常注意吸收她们参加各种会议及办训练班、学校等。”[13]
三、工作和活动开展
工作和活动开展是民众团体实现组织目标、发挥功能的根本途径。党认为，边区各类民众团体要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活动，一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基本任务与特殊任务、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抗日的人民，有他们共同的利益和特殊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就是为抗战的胜利而服务，巩固政府，爱护军队，进行抗战动员工作等等。各种人民的利益在这里是一致的。同时，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民，又有他们特殊的利益。如工人需要协同政府执行劳动法令，提高生产的技术和热忱。妇女提高生产能力，改变他们在家庭中、社会中的地位。青年需要学习文化。这些利益，又是根据不同的职业、年龄、性别而各不相同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是这样不可分离的统一起来。人民团体，应在保护人民这些利益的基础上，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与业务，这样才能达到组织人民、提高人民的目的。”[14] 二是必须坚持正确的工作和活动原则。抗战期间，由于反抗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主要的革命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打击日寇的根本方针和战略，因此支援抗战和维护发展统一战线就成为根据地民众团体工作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当着民众组织起来以后，群众就会很自然地起来要求改善生活。这时候民众团体应该有很清楚的方针。一方面要认定民众生活有改善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民众改善生活的要求和运动服从抗日战争，服从统一战线的利益。”[15]“民众团体应在动员民众参展的运动中，在抗日的口号之下，在不破坏统一战线的范围里面，来努力改善民众的生活。”[16]
三是必须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1）深入群众和实际，反对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应当说群众的话，穿群众的衣，生活在群众之中，和群众呼吸相关。站在群众外面去指挥群众，包办命令等不好习惯，都必须彻底纠正。”[17]“工作要力求切实，要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在群众今天认识程度的基础上，去教育他们。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办法，和只凭主观愿望不顾群众实际情形的作风，都是要反对的。”[18]“工会、妇联、青救的名义还可存在，但要克服那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组织，一切组织重内容，不重形式，有什么就组织什么，哪一种名义妥善，哪一方法好（如合作社，纺织组织变工、扎工之类）就用哪一名义、哪一方法组织之。”[19]（2）抓住中心，不贪多求全。“我们的力量，都要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去，用到交通大道，城镇周围，学校工厂等经济发展、人烟稠密的地区里去。过去只求普遍发展是不对的。须知今日抓中心，深入工作，正是将来普遍发展的准备。”[20]（3）尊重差异，具体指导。“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但应该估计到这些团体同其他民众团体的不同性质，而定出他们的特殊任务……纠正有些地方把文化团体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看待及要他们担任一般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现象。”[21]
四、领导与管理
党一贯重视对民众团体的领导和管理。“党要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完全克服群众工作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对群众工作包办代替或不管的倾向……各级民众团体的领导责任，主要由各级党委担负，地委、县委须组织民运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民运工作政策及领导民运工作”[22]。
边区指导和管理民众团体的机构分为党和政权两个系统。在党的组织系统中，边区党委至县委设有民运部（工作任务较多时，部外还设有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区委设民运科，支部设民运干事。在政府系统中，边区政府民政厅及下属各级政府则是管理本地民众组织的负责机构。这些机构的重要职责就是研究、领导、管理和监督民众团体的工作。
“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23]“建立党对工会的正确的领导关系，就是要加强工会中的党团工作，经过它来领导工会工作……纠正包办工会工作与工会和党混淆起来的现象。”[24]同时，党和边区政府还出台《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等法令文件以及定期登记等办法进行规范管理。
五、作用与意义
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的民众团体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并在促进边区社团建设、支援抗战、建设边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促进了边区民众团体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边区民众团体数量较少。抗战爆发后，边区民众团体发展迅速，分为救亡、文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医、学10大类，以1937年和1938年为最多，此后随形势的发展逐年增加。据1943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有民众团体55个[25]。同时，边区民众团体在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民众团体在成立时都有精心设计的组织章程。例如，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在1938年11月6日成立时，其公布的组织章程主要包括：组织名称、宗旨、会员、入会、会员义务、组织、会议、经费、退会、附则等方面[26]。在组织层级结构方面，许多民众团体都有自己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其所公布的组织章程中规定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系统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县各界妇女联合会—区或市妇女联合会—乡妇女代表会或乡妇女救国会”，并且还规定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后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妇女联合会，为工作便利起见，在执行委员会中可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包括正副主任、组织科、宣传教育科、战时工作科等，另外根据工作需要，在科下可设各种委员会或股[27]。
第二，边区各类民众团体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围绕着抗战救国、建设边区等积极开展活动，从而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与作用。边区的许多民众民众团体都以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抗战为重要任务。成立于1938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曾拥有团体会员达24个，会众80多万人，其通过进行战时宣传教育、武装民众、募集救国公粮、募捐慰劳前方战士、优待抗属及慰劳抗日军人、锄奸等方面支援了抗战[28]。妇救会在组织边区广大妇女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38～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共做袜子、手套8万双，鞋子近两万双[29]。
同时，边区各类民众团体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利用自身组织优势，通过宣传和动员，积极动员民众参与边区政权、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1941年5～10月边区的乡、县、边区三级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边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群众团体的比例大致占40%[30]。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利用其人才优势，一方面从事边区的各项科学技术事业研究，另一方面又通过出版和编辑刊物（如《会刊》、《科学园地》），举办科学展览、科学讲座，召集学术讨论会，设立科学教育训练班，改进农业技术等从事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 第三，丰富了党的思想理论宝库。党在其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尽管已经开始从事民众团体的工作实践，并积累了宝贵的认识和经验，然而由于当时受思想认识的局限、实践经验的不足以及外在环境的干扰，党的早期民众团体思想尚不成熟。抗战时期，随着党在思想政治上的成熟、工作实践的丰富和理论探索的深入，党的民众团体工作思想丰富和完善起来。其中包括对民众团体的培育、组织建设、活动与工作开展、方法策略、领导与管理等一系列的见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民众团体思想理论，促进了党的社团思想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理论宝库。
注 释：
①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全边区有民众团体55个，分为救亡、文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医、学10大类，见胡民新、阎树声编著《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3〕〔14〕〔17〕〔18〕〔20〕雷志华，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5〕〔12〕〔1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甲2[M].内部资料，1994.
〔6〕〔19〕〔22〕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7〕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甲3[M].内部资料，1994.
〔8〕〔9〕〔10〕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甲2[M].内部资料，1994.
〔11〕〔24〕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甲1[M].内部资料，1994.
〔15〕〔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25〕〔28〕胡民新，阎树声.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26〕〔27〕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9〕中国社团研究会.中国社团发展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3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张海鹏）
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共；民众团体；思想；实践；陕甘宁边区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56-03
陕甘宁边区是党领导下的抗日模范根据地，这里不仅是各类民众团体集中分布的地方，①同时也是党和边区政权进行民众团体工作实践的地方，集中反映了党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团体思想和实践情况。抗战时期，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众团体工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抗战爆发前后至1942年边区整风运动前后为第一个阶段，在此阶段，党和边区政府主要采取各种政策和措施积极鼓励和保护边区各类民众团体的建设和发展；边区整风运动至抗战胜利前后为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党和边区政府一方面通过制定政策和法令对边区众多的民众团体进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针对边区民众团体中存在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大力整顿。本文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具体考察党在抗战时期的民众团体工作。
一、民众团体培育
党和边区政府的民众团体思想和实践包含着组织培育、组织建设、活动开展、领导和管理等一系列的内容。
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通过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提供切实的帮助，努力推动民众团体的顺利成长和发展。
1937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1938年5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告》中明确提出，对国内和平开始时已经建立及在其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原则实行改进和发展的各类民众团体，将保护其活动，促进其发展，制止一切阴谋破坏之行为[1]。1939年4月4日《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第八条明确规定保障人民结社自由[2]。
党和边区政府还通过提供经费等促进民众团体的建立和发展。“凡民众团体之经费，以自筹为原则，其不足者，政府认为必要时，得酌量予以补助”[3]。1942年7月1日《解放日报》载文指出，关于建立政府与民众团体的正确关系是，“政府只该给群众团体以必要的补助津贴”[4]。
二、组织建设
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主要从组织机构、民主和制度、干部队伍等方面加强组织建设。
1.充实、调整和完善组织机构。1936年9月11日，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发表《关于群众组织工作的指示》，分别对根据地的工会、农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民众团体的组织设置作了明确的指示，为根据地民众团体的组织建设指明了方向。1940年12月29日，边区中央局在关于边区各种群众工作的总结中，则进一步对边区工会、青年救国会、妇联等群众团体从各级组织（边区—分区—县—区—乡—村）构成和人员配置作了明确的规定[5]。针对根据地群众团体组织中出现的有名无实的空架子问题、脱产工作干部过多等问题，西北局及时对边区群众团体的组织进行整顿，要求边区工、青、妇各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应自上而下地合并，把领导和组织统一起来[6]。在西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指导下，边区文协也在1943年制定精简方案，通过加强领导、合并组织、裁减人员等进行组织整顿[7]。
加强民主与制度建设。针对民众团体领导机关中存在的包办、委派以及民众团体干部工作作风上的命令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1942年西北局要求各民众团体领导机关实行“三三制”，大力倡导和践行民主。（1）自下而上民主选举领导机构。“一切较巩固根据地区的民众团体，应当迅速脱离抗战初期由民运工作团或民运工作队自上而下去迅速发动组织群众的形式，重新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各级领导机关。”[8]（2）领导机关构成实行“三三制”。“确定共产党员当选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使非党人员占三分之二。如当选的共产党员不足三分之一，更不得排挤当选的党外人员。”[9]（3）工作决策民主化。“一切工作一定要经过民主讨论，民主决定，然后去做。发扬民主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强迫命令。”[10]
2.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了建设一支合格的民众团体工作队伍，党主张通过选派、提拔、培训、帮助等方式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举办流动的或短期的工会干部训练班，培养工会工作干部。”[11]“为着保证青年工作的彻底转变，必须重新教育青年工作干部。在此次选举与改造运动中，要输送一批不适宜做青年工作的干部给党；抽调一百个青年干部到泽东青年干校锻炼；大批提拔新的在青年工作中有威信的积极分子充任，纠正保守留恋观念。”[12]1940年边区党委关于深入开展妇女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中，把提拔、培养、提高妇女工作干部作为工作任务之一。“提高现在的妇女干部，提拔和培养大批的新妇女干部，帮助妇女干部解决他们的生活、疾病、经期、生产、家庭等困难问题，经常注意吸收她们参加各种会议及办训练班、学校等。”[13]
三、工作和活动开展
工作和活动开展是民众团体实现组织目标、发挥功能的根本途径。党认为，边区各类民众团体要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活动，一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基本任务与特殊任务、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关系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抗日的人民，有他们共同的利益和特殊的利益。共同的利益，就是为抗战的胜利而服务，巩固政府，爱护军队，进行抗战动员工作等等。各种人民的利益在这里是一致的。同时，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民，又有他们特殊的利益。如工人需要协同政府执行劳动法令，提高生产的技术和热忱。妇女提高生产能力，改变他们在家庭中、社会中的地位。青年需要学习文化。这些利益，又是根据不同的职业、年龄、性别而各不相同的……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是这样不可分离的统一起来。人民团体，应在保护人民这些利益的基础上，去进行自己的工作与业务，这样才能达到组织人民、提高人民的目的。”[14] 二是必须坚持正确的工作和活动原则。抗战期间，由于反抗日本侵略者是中华民族面临的最主要的革命任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打击日寇的根本方针和战略，因此支援抗战和维护发展统一战线就成为根据地民众团体工作和活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当着民众组织起来以后，群众就会很自然地起来要求改善生活。这时候民众团体应该有很清楚的方针。一方面要认定民众生活有改善的必要，另一方面又必须使民众改善生活的要求和运动服从抗日战争，服从统一战线的利益。”[15]“民众团体应在动员民众参展的运动中，在抗日的口号之下，在不破坏统一战线的范围里面，来努力改善民众的生活。”[16]
三是必须采取正确的工作方法。（1）深入群众和实际，反对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应当说群众的话，穿群众的衣，生活在群众之中，和群众呼吸相关。站在群众外面去指挥群众，包办命令等不好习惯，都必须彻底纠正。”[17]“工作要力求切实，要根据群众今天的经验，在群众今天认识程度的基础上，去教育他们。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办法，和只凭主观愿望不顾群众实际情形的作风，都是要反对的。”[18]“工会、妇联、青救的名义还可存在，但要克服那种有名无实的形式主义组织，一切组织重内容，不重形式，有什么就组织什么，哪一种名义妥善，哪一方法好（如合作社，纺织组织变工、扎工之类）就用哪一名义、哪一方法组织之。”[19]（2）抓住中心，不贪多求全。“我们的力量，都要用到最重要的地方去，用到交通大道，城镇周围，学校工厂等经济发展、人烟稠密的地区里去。过去只求普遍发展是不对的。须知今日抓中心，深入工作，正是将来普遍发展的准备。”[20]（3）尊重差异，具体指导。“各种不同类的文化人（如小说家、戏剧家、音乐家、哲学家等），可以组织各种不同类的文化团体……但应该估计到这些团体同其他民众团体的不同性质，而定出他们的特殊任务……纠正有些地方把文化团体同其他群众团体一样看待及要他们担任一般群众工作的不适当的现象。”[21]
四、领导与管理
党一贯重视对民众团体的领导和管理。“党要加强对群众工作的领导，完全克服群众工作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和对群众工作包办代替或不管的倾向……各级民众团体的领导责任，主要由各级党委担负，地委、县委须组织民运工作委员会，专门研究民运工作政策及领导民运工作”[22]。
边区指导和管理民众团体的机构分为党和政权两个系统。在党的组织系统中，边区党委至县委设有民运部（工作任务较多时，部外还设有职工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机构），区委设民运科，支部设民运干事。在政府系统中，边区政府民政厅及下属各级政府则是管理本地民众组织的负责机构。这些机构的重要职责就是研究、领导、管理和监督民众团体的工作。
“党对民众团体的领导，经过自己的党员和党团。但党民不分、包办、清一色的现象，必须纠正。”[23]“建立党对工会的正确的领导关系，就是要加强工会中的党团工作，经过它来领导工会工作……纠正包办工会工作与工会和党混淆起来的现象。”[24]同时，党和边区政府还出台《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组织纲要》、《陕甘宁边区民众团体登记办法》等法令文件以及定期登记等办法进行规范管理。
五、作用与意义
抗战时期，党和边区政府的民众团体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并在促进边区社团建设、支援抗战、建设边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促进了边区民众团体的发展。全面抗战爆发以前，边区民众团体数量较少。抗战爆发后，边区民众团体发展迅速，分为救亡、文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医、学10大类，以1937年和1938年为最多，此后随形势的发展逐年增加。据1943年不完全统计，全边区有民众团体55个[25]。同时，边区民众团体在规范化和组织化程度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许多民众团体在成立时都有精心设计的组织章程。例如，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在1938年11月6日成立时，其公布的组织章程主要包括：组织名称、宗旨、会员、入会、会员义务、组织、会议、经费、退会、附则等方面[26]。在组织层级结构方面，许多民众团体都有自己较为完善的组织机构。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在其所公布的组织章程中规定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系统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县各界妇女联合会—区或市妇女联合会—乡妇女代表会或乡妇女救国会”，并且还规定各级妇女联合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为代表大会后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妇女联合会，为工作便利起见，在执行委员会中可设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包括正副主任、组织科、宣传教育科、战时工作科等，另外根据工作需要，在科下可设各种委员会或股[27]。
第二，边区各类民众团体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围绕着抗战救国、建设边区等积极开展活动，从而发挥了重要的功能与作用。边区的许多民众民众团体都以动员和组织民众支援抗战为重要任务。成立于1938年1月的陕甘宁边区民众抗敌后援会，曾拥有团体会员达24个，会众80多万人，其通过进行战时宣传教育、武装民众、募集救国公粮、募捐慰劳前方战士、优待抗属及慰劳抗日军人、锄奸等方面支援了抗战[28]。妇救会在组织边区广大妇女支援前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38～1939年间，陕甘宁边区妇女共做袜子、手套8万双，鞋子近两万双[29]。
同时，边区各类民众团体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利用自身组织优势，通过宣传和动员，积极动员民众参与边区政权、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1941年5～10月边区的乡、县、边区三级按照“三三制”原则进行了边区的第二次民主选举，群众团体的比例大致占40%[30]。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后，利用其人才优势，一方面从事边区的各项科学技术事业研究，另一方面又通过出版和编辑刊物（如《会刊》、《科学园地》），举办科学展览、科学讲座，召集学术讨论会，设立科学教育训练班，改进农业技术等从事科学技术的交流和传播。 第三，丰富了党的思想理论宝库。党在其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尽管已经开始从事民众团体的工作实践，并积累了宝贵的认识和经验，然而由于当时受思想认识的局限、实践经验的不足以及外在环境的干扰，党的早期民众团体思想尚不成熟。抗战时期，随着党在思想政治上的成熟、工作实践的丰富和理论探索的深入，党的民众团体工作思想丰富和完善起来。其中包括对民众团体的培育、组织建设、活动与工作开展、方法策略、领导与管理等一系列的见解，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民众团体思想理论，促进了党的社团思想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理论宝库。
注 释：
①据不完全统计，1943年全边区有民众团体55个，分为救亡、文化、反战、宗教、学术、研究和工、商、医、学10大类，见胡民新、阎树声编著《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0页。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3〕〔14〕〔17〕〔18〕〔20〕雷志华，李忠全.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资料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
〔4〕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科院.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六辑）[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
〔5〕〔12〕〔1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40-1941）：甲2[M].内部资料，1994.
〔6〕〔19〕〔22〕陕甘宁边区工人运动史料选编（下）[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7〕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甲3[M].内部资料，1994.
〔8〕〔9〕〔10〕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2）：甲2[M].内部资料，1994.
〔11〕〔24〕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1937-1939）：甲1[M].内部资料，1994.
〔15〕〔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9-1941）（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2-1944）（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
〔25〕〔28〕胡民新，阎树声.陕甘宁边区民政工作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
〔26〕〔27〕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四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
〔29〕中国社团研究会.中国社团发展史[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
〔30〕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张海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