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内容，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机理，并基于江苏省村庄抽样调查截面数据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就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及机理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①回归分析表明，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②SEM建模分析发现，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各构成要素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硬环境方面，基础设施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40，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之间呈现较强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68（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0.65（农户居住情况基础设施条件）和0.54（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情况）;软环境方面，乡村文化活动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其路径系数为0.16;硬环境方面的环境卫生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与软环境方面的乡村文化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互促进作用，其路径系数分别为0.15（环境卫生状况乡村文体活动）和0.31（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体活动）。研究认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助于乡村空间重构、组织重建、产业重塑，有效推动乡村形态、结构和功能转变。为更好地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应当“软硬兼施”，以完善基础设施和丰富文体活动为重点，并同步推进环境卫生治理和居住条件改善。
关键词 人居环境质量;乡村发展;结构方程模型;乡村振兴;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F329.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08-0158-10DOI：10.12062/cpre.20200116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城市虹吸效应引发乡村系统衰退，“乡村病”日趋严峻[1-2]，尤其是受经济、制度、观念等因素约束，农村人居环境短板问题日益突出[3]，垃圾污水乱排、基础设施薄弱、住房条件偏差、乡土文化消失，严重制约乡村转型发展[4-7]。21世纪以来，一些省份陆续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部分乡村依托环境整治显著推动了产业转型和农民增收[3]。为从根本上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难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相继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重要内容。
但是，为什么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德国“城乡等值化”、韩国“新村运动”、日本“六次产业化”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模式表明，乡村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振兴农村经济、促进乡村发展、推动城乡融合[8-10]。人居环境是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1]，人居环境改善是否真的会影响乡村发展，其对乡村发展的作用路径有哪些、影响程度如何呢？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定量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广泛推进，深入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理论层面解析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江苏省域乡村调查资料建立分析数据库，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定量阐释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探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關键点，为新时代构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机制、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提供参考。
1 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理论解析
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地域空间内生产经营和居住生活所需的自然生态、地域空间、人文环境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结合体[8，12]，根据其形态可划分为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13]。随着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要素流动加剧，农村人居环境相关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4-15]。国外学者基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盖迪斯的“区域观念”、道格拉斯的“人类聚居学”等理论[12，16]，深入研究乡村聚落的区位、景观格局、土地利用等的变化规律[17-19]，剖析逆城市化下移居引发的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及其演化机理[20]，解析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参与整治的作用机制及其可持续发展[21-22]。国内研究从最初的侧重乡村聚落结构、生态环境等单一方面，逐渐延伸至文化转型、设施服务等综合方面[12]，通过多尺度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估揭示其演变规律[23-24]及影响因素[25]，从资金投入、城乡统筹、组织管理等视角探讨其整治策略与优化路径[26]，但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乡村系统效应的综合研究仍较薄弱。
1.1 农村人居硬环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农村人居硬环境是农户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要素和地域空间的总和[13]，包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①基础设施既包括交通、水利、通信等经济性设施，也包括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性设施，可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帮助农村释放出更多剩余劳动力，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和福祉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和溢出效应[27-28]。②生态环境包括水土环境、空气质量、垃圾处理等，全面推进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村容村貌，有助于生态资源培育和乡村价值拓展[29]，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化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③居住条件是指农户居住面积、住房安全、改厕情况等，一方面，乡村发展水平提升为农户居住条件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合理规划农村建设用地有助于村内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改厕、通水等有利于减少生活废水、垃圾乱排，进而改善村庄面貌、提升乡村的吸引力。
1.2 农村人居软环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农村人居软环境是农户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非物质要素的统称，涉及文化氛围、组织管理、社会稳定等方面：①文化氛围主要包括乡土文化传承、文体活动建设和公共价值培育等。良好文化氛围营造推动农民转变传统思想观念，促进农户之间的互惠和互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和农户内生动力[30]。②组织管理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自治、规划决策等。乡村人才流失和松散化加剧了当前村民自治滞后性问题，亟须提高乡村组织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良好的组织管理，可以将农户切身利益与集体权益有机结合，激发农户发展意识和参与的主体性、积极性;通过民主决策明确未来发展方向、集体统筹保障决策执行落实，可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内生制度保障[31]。③社会协调主要包括乡村治安状况、邻里关系以及社会矛盾等，社会协调有助于权衡内部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增强农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障乡村公共利益和整体福利，为生产生活有序开展夯实基础[10]。 1.3 硬环境和软环境对乡村发展的交互作用机制
农村人居硬环境与软环境存在一定交互作用，人居硬环境是软环境形成的空间载体，人居软环境为硬环境建设提供机制保障，二者相互耦合促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为乡村发展转型提供重要支撑[32]。农村人居硬环境建设可能有助于“三生”（生产、生活、生态）优化，推动乡村空间重构，软环境改善可能有利于吸引企业与资本下乡、青壮农民工返乡、农家子弟学生返乡，加快新型经营、管理主体培育，促进乡村组织重建，二者融合将促进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和优化重组，激活乡村要素活力和内生动力，助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和产业重塑，推动乡村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区转化、乡村功能由单一生产型向“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型转变，构建起乡村“人—地—业”耦合格局与创新体系[33]（见图1）。
图1 农村人居环境构成及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典型发达省份之一，自21世纪以来就广泛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该项工作的省份之一，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探析人居环境质量是否影响乡村发展问题具有借鉴意义[34]。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的“2012江苏乡村调查”课题汇编成果[35]。该课题组基于类型多样、布点均衡的抽样原则，充分考虑乡村“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和“风貌特征”等情况，从全省13地市中抽取280个自然村，结合村庄和农户调查问卷开展实地调研工作。村庄问卷侧重于乡村基本情况、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等，农户问卷则关注于家庭基本信息和人居环境满意度等，上述问题可反映出乡村的综合发展水平、人居环境质量以及农户生活状态。本研究即基于该项大规模调研的数据成果，定量分析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考虑到部分乡村调查指标数据缺失、异常，在数据分析前进行了细致的样本筛查，确定有效的样本村229个，有效样本率81.79%，其中苏北、苏中和苏南地区分别为92个、44个和93个，209个村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占样本村数量的91.26%。尽管上述数据略显陈旧，但对于增进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乡村系统效应的综合认知仍具有积极意义。
2.2 研究方法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选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否影响乡村发展，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农村人居环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1）多元回归模型。乡村发展水平与其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由于数据指标有限，本研究使用年人均收入（y1）、集体经营性收入（y2）和户均建房面积（y3）表征乡村发展水平。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相关研究和调查数据情况，选取环境卫生状况（x1）、基础设施条件（x2）、乡村文体活动（x3）和农户居住条件（x4）衡量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见表 1）。鑒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规划情况也可能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水平，选取到县区距离（x5）、地形特征（x6）、耕地面积比重（x7）和是否编制村庄建设规划（x8）、是否开展村庄环境整治（x9）5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定量测度探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否影响乡村发展。
（2）结构方程模型。农村人居环境涉及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文化氛围和居住条件等要素，要素间相互作用会影响乡村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多元回归模型可分析人居环境质量是否会影响乡村发展，但无法探究其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乡村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间的协方差所构建的多变量统计模型，综合了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两种方法，实现测量与分析有机融合，既可依据变量间的协方差矩阵探析自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也可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进行多因分析[36]。因此，本文拟引入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析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可测度的观察变量和无法直接测度的潜在变量两类变量，由测量模型（Measured Model）和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构成，式（1）～（2）主要分析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式（3）主要分析潜在变量间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通常包括7个步骤[36]：理论探究→模型构建→模型辨识→参数估计→适配判断→模型修改→结果解释。
X=Λxξ+δ（1）
Y=Λyη+ε（2）
η=Βη+Γξ+ζ（3）
其中：ξ示外生潜在变量，η表示内生潜在变量，X、Y分别表示ξ、η观察变量，Λx表示X与ξ之间的关系，Λy表示Y与η之间的关系，Β表示η之间的影响系数，Γ表示ξ对η的影响系数，δ、ε分别表示ξ和η的观察误差，ζ表示残差项，反映η未能被模型解释的部分。
本文基于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理论解析，综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国家政策文件和实地调查研究经验，选取环境卫生状况（ξ1）、基础设施条件（ξ2）、乡村文体活动（ξ3）、农户居住情况（ξ4）和乡村发展水平（η）5个潜在变量分别测度人居环境质量和乡村发展水平。进一步，梳理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构建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理论模型（见图2），并提出如下假设：
H1：环境卫生状况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2：基础设施条件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3：乡村文体活动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4：农户居住情况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5：环境卫生状况与基础设施条件相互影响;
H6：环境卫生状况与乡村文体活动相互影响;
H7：环境卫生状况与农户居住情况相互影响;
H8：基础设施条件与乡村文体活动相互影响;
H9：基础设施条件与农户居住情况相互影响。
考虑到观测变量计量单位的不同可能影响模型的稳定性，本研究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Xi=zi-minzimaxzi-minzi;Yi=yi-minyimaxyi-minyi）对观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探索因子分析法和可靠性检验评价对模型信度、效度进行分析，以评估模型构建的合理性;最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对结构方程理论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合适配度指标和修正指数进行模型评价与修正，确定最终模型并对结果进行解释与讨论。
2.3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本研究涉及的村庄地形较为平坦，平原、平原水网和水网地形的村庄分别有130、33和32个，占比约为85.15%，山地水网和山地地形的村庄共34个，集中分布在苏南镇江地区，海拔均在500 m以下。样本村年人均收入、集体经营性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均值分别为12 558.55元、2 117.40万元和164.87 m2，标准差分别为4 428.62、11 080.73和63.21，反映出样本村在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和居住条件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样本村到县区的平均距离为20.88 km，其中到县区距离少于10 km的村庄有201个，占比约为87.73%，表明样本村多为近郊型。样本村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均值分别为1 018.17人/km2和793.3 m2，最小值为145.73人/km2和29.3 m2，反映出人多地少的特征。同时，耕地面积占村庄面积的比重平均为60.58%，低于50%的村庄仅有16个，占比约为6.99%，表明样本村仍有相当数量的耕地。
3 结果与分析
3.1 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多元回归结果见表3。三个模型的F检验值分别为6.53（Sig.=0.00）、5.09（Sig.=0.00）和2.04（Sig.=0.00），表明回归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情况。具体地：①环境卫生状况对年人均收入、集体经营性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的影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卫生状况对乡村发展无直接显著影响。②基础设施条件对年人均收入和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4和0.18。这表明基础设施改善可为村域农业现代化与产业转型提供良好基础，实现农户和集体增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③乡村文体活动对年人均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2和0.17。这表明开展乡村文体活动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增加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和居住条件改善，直接促进乡村发展。④农户居住条件对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13，对于年人均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的影响未通过检验，表明农户居住条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尚不明确。⑤控制变量中，耕地面积比重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5、-0.25和-0.13，到县区距离、地形特征、村庄建设规划和单一的环境整治对乡村发展影响不显著，表明对于样本乡村而言，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可能已不再是当前影响案例区乡村发展差异的主控因素。综上，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要素的作用强度呈现一定差异，且有必要进一步探明农村人居环境各维度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3.2 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
（1）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该分析是基于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确定潜在变量内部结构的方法，是开发量表和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SPSS 24.0统计软件采用主成分提取法，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KMO统计量为0.85，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0.00，检验结果显著，因而标准化后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正交旋转后观察变量被聚合成5个主成分，与设定的理论模型保持一致，累计总方差解释为65.78%，且除基础设施条件变量外，其余潜在变量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均超过60.00%，表明其余潜在变量设置合理。考虑到基础设施条件是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并且基础设施条件各观察变量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0，因此将该潜在变量保留。
（2）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用于反映测量结果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目前主要是根据科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 α系数）值进行检验，通常总量表和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超过0.60时即通过检验;效度用于反映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分为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目前主要是根据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关系进行判断，通常AVE值超过0.50且大于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时即通过检验[39]。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Cronbach’s α总系数值0.74，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大于0.60，表明测量结果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较高。同时，各潜在变量的AVE值均超过0.50且大于相互間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值，表明本文的潜在变量设置合理，测量结果较为有效和准确。
（3）模型适配度分析。模型适配度分析是根据适配度指标评价模型拟合结果与实际数据的一致性，适配度指标包括绝对拟合指数、增值拟合指数和简约拟合指数。本文在信度、效度检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MOS23.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并结合相关理论和修正指数，通过增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或限制一些路径对模型进行多次修正与调整，最终形成模型适配度表（见表6）和模型拟合图（见图3）。通过模型适配度和标准对比可以看出，相关判别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同时，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均小于1，且测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均呈现显著（P<0.00），表明模型能够较为合理地反映实际情况。 （4）结构模型结果分析。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7），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对乡村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同：①环境卫生状况对乡村发展无直接显著影响，与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一致，H1不成立。环境卫生状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化活动和农户居住条件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8、0.15和0.54，H5、H6和H7成立，表明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会促进人居环境质量其他维度的提升。②基础设施条件对乡村发展水平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40，明显大于其他变量，H2成立且与表3回归分析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提升人居环境的关键环节，加强政策规划引导和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多元化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将直接促进乡村发展。③乡村文体活动对乡村发展水平也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路径系数为0.16，H3成立。反映出扎实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有助于满足农户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加乡村社会资本，进而促进乡村发展。④农户居住条件对乡村发展无直接显著影响，H4不成立，但农户居住条件与基础设施条件路径系数为0.65，H9成立。表明农户居住条件的改善会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提升，间接地促进乡村发展。综上，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化活动对乡村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条件对乡村发展呈现间接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区域乡村发展阶段和模式存在一定差异，环境卫生污染程度与保护力度、农户对居住条件重视程度不同，环境卫生状况和农户居住情况暂未直接促进乡村发展。
3.3 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因素的重要性呈现差异
从测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8）可以看出，各观察变量对其潜在变量的贡献程度存在显著差异：①就环境卫生状况潜在变量而言，垃圾处理（0.90）和河塘水质（0.71）贡献程度大于绿化水平（0.65）。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应以垃圾处理和污水整治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确定乡村垃圾处理模式和开展河湖水系综合整治，并构建环境卫生长效保护机制。②就基础设施条件潜在变量而言，活动场所便捷度（0.70）、上学就医便捷度（0.62）和水电便捷度（0.60）贡献程度大于交通便捷度（0.48）。未来发达地区乡村基础设施改善应在持续推进通水、通电和通路的基础上，着力推动与农户教育医疗需求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③从乡村文体活动的5个观察变量来看，各观察变量的贡献程度均超过了0.70，因此应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文体活动。④就农户居住情况潜在变量而言，除居住面积（0.64）外，其他观察
变量贡献程度均大于0.70。由此，确有必要加快实施农村改厕和庭院绿化行动，提高农户安全住房保障，逐步改善农户居住条件。
4 结论与启示
（1）主要结论。本研究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并结合江苏省村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定量验证。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样本村庄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较为明显。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人居硬环境建设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为乡村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载体：基础设施改善为农户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和福祉提升创造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环境卫生条件和农户居住状况改善能够整合生态资源和提升村容村貌，夯实乡村生态产业化基础，间接促进乡村发展。人居软环境改善促进乡村组织重塑，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开展文化活动有助于转变农民传统思想观念、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培育多种类型的新型经营主体，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交互耦合有效推动乡村产业重塑，有助于构建起人、地、业有机融合的居业协同体，促进乡村转型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2）简要启示。新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既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还可有效推动乡村要素整治、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促进乡村地域系统转型。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系统工程，应紧紧围绕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总体要求，充分考虑乡村发展实际需求，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多措并举、重点突破。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要注重硬环境的建设，也要注重软环境的改善，通过“软硬兼施”，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结合人居环境各维度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助于明确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点，具体地：①继续推进乡村“三通”（水、电、路），加快与农民日常活动、教育医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②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处理作为环境卫生整治的首要任务;③着力推进农民住房的外墙改造、房屋加固、庭院绿化和厕所改造等相关工作;④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扎实开展以文艺下乡、地方戏表演等为主的特色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积累发展的社会资本。
（3）研究展望。本研究基于2012年江苏省典型乡村调查数据深入研究了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着力阐明新时代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并初步明确了未来整治工程的关注重点。但数据时效性有所欠缺，有待收集更多典型区域的更具时效性的数据而加以验证和分析。此外，受数据限制，尚未将乡村发展的劳动力、资本、产业等要素纳入分析模型，此類因素的纳入可能更有助于增强分析的稳健性。后续，可进一步结合地域分异特征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方法，利用典型村域高分影像和调查数据，探明农村人居环境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剖析农村人居环境对乡村空心化、资源集约、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揭示不同整治路径下农户感知和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为新时代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更为全面的科学依据。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
[1]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 2017， 7667（548）：275-277. [2]劉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
[3]ZHAO S， SUN H B， CHEN B， et al. China’s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ative evalu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8， 105：398-405.
[4]LI F， CHEN S， YU H L， et al. Waste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nd its potential assessment of biogas energy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 126（7）：451-460.
[5]ZHANG X B， KANBUR R. Spatial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 16（2）：189-204.
[6]夏锋.千户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现状的看法——基于29个省份230个村的入户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8（5）：68-73，112.
[7]刘彦随，周扬.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挑战与对策[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15，32（2）：97-105.
[8]ZHOU G H， HE Y H， TANG C L， et al.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3， 23（3）：513-524.
[9]LIU Y S， CHEN C， LI Y R.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at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9）：1075-1088.
[10]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6）：61-73.
[11]AFSHAR F. Balancing global city with global village[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9， 22（4）：375-387.
[12]李伯华，曾菊新，胡娟.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5）：70-74.
[13]宁越敏，查志强.大都市人居环境评价和优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城市规划，1999（6）： 14-19.
[14]杨兴柱，王群.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J].地理学报，2013，68（6）： 851-867.
[15]杨锦秀，赵小鸽.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8）：22-26.
[16]DOXIADIS C A. Ekistics，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J]. Science， 1970， 170（3956）：393-404.
[17]DAHMS D.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arena society in the urban fiel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2）：299-320.
[18]SCHNAIBERG J， RIERA J， TURNER M， et al. Explaining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 recreational lake district： Vilas County， Wisconsin， USA[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2， 30（1）： 24-34.
[19]NEPAL S. Tourism and remote mountain settlemen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Mt Everest Region， Nep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5， 7（2）：205-227.
[20]DAHMS D， MCCOMB J. Counter urbanization， interaction and functional change in a rural amenity area： a Canadian exampl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9， 15（2）：129-146.
[21]MURRAY M， GREER J， HOUSTON D， et al. Bridging top down and bottom up： modelling community preference for a dispersed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9， 17（3）：441-462. [22]SILBERMAN A， REES W. Reinventing mountain settlements： a GIS model for identifying possible ski towns in the U.S. Rocky Mountains[J]. Applied geography， 2010，30（1）：36-49.
[23]慧波，赵霞.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路径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3）：70-77.
[24]唐宁，王成，杜相佐.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差异化优化调控[J].经济地理，2018，38（1）：160-165.
[25]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2）：23-28.
[26]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理研究[J].经济地理，2014，34（9）： 130-136.
[27]骆永民，樊丽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基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5）：71-87.
[28]AGARWAL S， RAHMAN S， ERRINGTON A. Measu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ela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9，25（3）：309-321.
[29]HAGGBLADE S， HAZELL P， REARDON T.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0）：1429-1441.
[30]BRENMAN M， FLINT C， LULOFF A. Bringing together local 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findings from Ireland， Pennsylvania and Alaska[J]. Sociologia ruralis， 2009， 49（1）：97-112.
[31]贺雪峰.乡村治理40年[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7（6）：14-16.
[32]周岚，于春，何培根.小村庄大战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江苏实践[J].城市规划，2013（11）：20-27.
[33]LONG H L， LIU Y 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47：387-391.
[34]周华，王炳君.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9）：48-55.
[35]周岚， 刘大威. 2012江苏乡村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
[36]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 第2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8-30.
The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rural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sampled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LI Yu-rui1 ZHANG Xuan-chang1，2 CHEN Yang-fen3 LIU Yan-sui1，2，4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Rural human settlement re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so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built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o carry out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sampled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geographic situation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were no longer the control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motion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rise of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while human settlemen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The SE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pact of hard human settlement 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soft human settlement. In hard human settlement， the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could directly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th coefficient was 0.40. There were strong interactions among environment sanitation， living situ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the path coefficients were 0.68 （environment sanitation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0.65 （living situation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0.54 （environment sanitation living situation） respectively. In soft human settlement，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ould also directly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th coefficient was 0.16. Environment 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lso presented certain mutual promotion effects; the path coefficients were 0.15 （environment sanitation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0.31 （environment 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rural human settlement renovation is conductiv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y，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atter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Meanwhil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renovation should take the strategy of combining both ‘hard’ and ‘soft’ mean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ing 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ing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simultaneously advancing environment sanitation renovation and improving liv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ural vitalization; Jiangsu Province
收稿日期：2019-10-09 修回日期：2020-02-05
作者簡介：李裕瑞，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整治与村镇发展研究。E-mail：liyr@igsnrr.ac.cn。
通信作者：刘彦随，博士，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liuys@igsnrr.ac.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行机制与综合效应研究”（批准号：41971220），“土地整治对村镇社区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互促模式研究”（批准号：41571166）;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乡村振兴地域模式与规划技术研究及示范”（批准号：XDA23070300）;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委托课题“村庄分类标准及规划技术研究”。
关键词 人居环境质量;乡村发展;结构方程模型;乡村振兴;江苏省
中图分类号 F329.9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20）08-0158-10DOI：10.12062/cpre.20200116
长期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突出，城市虹吸效应引发乡村系统衰退，“乡村病”日趋严峻[1-2]，尤其是受经济、制度、观念等因素约束，农村人居环境短板问题日益突出[3]，垃圾污水乱排、基础设施薄弱、住房条件偏差、乡土文化消失，严重制约乡村转型发展[4-7]。21世纪以来，一些省份陆续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部分乡村依托环境整治显著推动了产业转型和农民增收[3]。为从根本上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难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相继出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庄清洁行动方案》等重要文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还成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重要内容。
但是，为什么要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德国“城乡等值化”、韩国“新村运动”、日本“六次产业化”等发达国家的乡村发展模式表明，乡村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的逐步改善，有助于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振兴农村经济、促进乡村发展、推动城乡融合[8-10]。人居环境是乡村地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11]，人居环境改善是否真的会影响乡村发展，其对乡村发展的作用路径有哪些、影响程度如何呢？目前仍缺乏足够的定量研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广泛推进，深入探讨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拟从理论层面解析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并基于江苏省域乡村调查资料建立分析数据库，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定量阐释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探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關键点，为新时代构建农村人居环境长效机制、促进乡村发展转型与振兴提供参考。
1 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理论解析
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地域空间内生产经营和居住生活所需的自然生态、地域空间、人文环境等要素组成的有机结合体[8，12]，根据其形态可划分为人居硬环境和人居软环境[13]。随着城乡发展转型过程中要素流动加剧，农村人居环境相关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4-15]。国外学者基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盖迪斯的“区域观念”、道格拉斯的“人类聚居学”等理论[12，16]，深入研究乡村聚落的区位、景观格局、土地利用等的变化规律[17-19]，剖析逆城市化下移居引发的乡村人居环境空间差异及其演化机理[20]，解析乡村人居环境规划、参与整治的作用机制及其可持续发展[21-22]。国内研究从最初的侧重乡村聚落结构、生态环境等单一方面，逐渐延伸至文化转型、设施服务等综合方面[12]，通过多尺度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估揭示其演变规律[23-24]及影响因素[25]，从资金投入、城乡统筹、组织管理等视角探讨其整治策略与优化路径[26]，但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乡村系统效应的综合研究仍较薄弱。
1.1 农村人居硬环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农村人居硬环境是农户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物质要素和地域空间的总和[13]，包括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居住条件等方面：①基础设施既包括交通、水利、通信等经济性设施，也包括教育、医疗、体育等社会性设施，可显著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帮助农村释放出更多剩余劳动力，对农民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和福祉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和溢出效应[27-28]。②生态环境包括水土环境、空气质量、垃圾处理等，全面推进乡村环境整治、提升村容村貌，有助于生态资源培育和乡村价值拓展[29]，推动乡村生态产业化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念。③居住条件是指农户居住面积、住房安全、改厕情况等，一方面，乡村发展水平提升为农户居住条件改善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合理规划农村建设用地有助于村内土地集约高效利用，改厕、通水等有利于减少生活废水、垃圾乱排，进而改善村庄面貌、提升乡村的吸引力。
1.2 农村人居软环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
农村人居软环境是农户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非物质要素的统称，涉及文化氛围、组织管理、社会稳定等方面：①文化氛围主要包括乡土文化传承、文体活动建设和公共价值培育等。良好文化氛围营造推动农民转变传统思想观念，促进农户之间的互惠和互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和农户内生动力[30]。②组织管理是指乡村基层组织建设、民主自治、规划决策等。乡村人才流失和松散化加剧了当前村民自治滞后性问题，亟须提高乡村组织管理的现代化水平。良好的组织管理，可以将农户切身利益与集体权益有机结合，激发农户发展意识和参与的主体性、积极性;通过民主决策明确未来发展方向、集体统筹保障决策执行落实，可为乡村转型发展提供内生制度保障[31]。③社会协调主要包括乡村治安状况、邻里关系以及社会矛盾等，社会协调有助于权衡内部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增强农户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保障乡村公共利益和整体福利，为生产生活有序开展夯实基础[10]。 1.3 硬环境和软环境对乡村发展的交互作用机制
农村人居硬环境与软环境存在一定交互作用，人居硬环境是软环境形成的空间载体，人居软环境为硬环境建设提供机制保障，二者相互耦合促进农村人居环境优化，为乡村发展转型提供重要支撑[32]。农村人居硬环境建设可能有助于“三生”（生产、生活、生态）优化，推动乡村空间重构，软环境改善可能有利于吸引企业与资本下乡、青壮农民工返乡、农家子弟学生返乡，加快新型经营、管理主体培育，促进乡村组织重建，二者融合将促进社会经济要素在城乡间的流动和优化重组，激活乡村要素活力和内生动力，助推乡村一、二、三产融合和产业重塑，推动乡村形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区转化、乡村功能由单一生产型向“生产、生活、生态”融合型转变，构建起乡村“人—地—业”耦合格局与创新体系[33]（见图1）。
图1 农村人居环境构成及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理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江苏省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典型发达省份之一，自21世纪以来就广泛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国内最早系统开展该项工作的省份之一，基于江苏省的调查数据探析人居环境质量是否影响乡村发展问题具有借鉴意义[34]。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开展的“2012江苏乡村调查”课题汇编成果[35]。该课题组基于类型多样、布点均衡的抽样原则，充分考虑乡村“区位条件”“发展基础”和“风貌特征”等情况，从全省13地市中抽取280个自然村，结合村庄和农户调查问卷开展实地调研工作。村庄问卷侧重于乡村基本情况、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等，农户问卷则关注于家庭基本信息和人居环境满意度等，上述问题可反映出乡村的综合发展水平、人居环境质量以及农户生活状态。本研究即基于该项大规模调研的数据成果，定量分析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考虑到部分乡村调查指标数据缺失、异常，在数据分析前进行了细致的样本筛查，确定有效的样本村229个，有效样本率81.79%，其中苏北、苏中和苏南地区分别为92个、44个和93个，209个村开展了不同程度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占样本村数量的91.26%。尽管上述数据略显陈旧，但对于增进人居环境质量及其乡村系统效应的综合认知仍具有积极意义。
2.2 研究方法
为增强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选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否影响乡村发展，利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农村人居环境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1）多元回归模型。乡村发展水平与其经济状况、生活状况密切相关，由于数据指标有限，本研究使用年人均收入（y1）、集体经营性收入（y2）和户均建房面积（y3）表征乡村发展水平。结合农村人居环境相关研究和调查数据情况，选取环境卫生状况（x1）、基础设施条件（x2）、乡村文体活动（x3）和农户居住条件（x4）衡量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见表 1）。鑒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规划情况也可能影响农村人居环境和发展水平，选取到县区距离（x5）、地形特征（x6）、耕地面积比重（x7）和是否编制村庄建设规划（x8）、是否开展村庄环境整治（x9）5个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具体变量说明见表1。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定量测度探讨农村人居环境质量是否影响乡村发展。
（2）结构方程模型。农村人居环境涉及环境卫生、基础设施、文化氛围和居住条件等要素，要素间相互作用会影响乡村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多元回归模型可分析人居环境质量是否会影响乡村发展，但无法探究其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对乡村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构方程模型是基于变量间的协方差所构建的多变量统计模型，综合了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两种方法，实现测量与分析有机融合，既可依据变量间的协方差矩阵探析自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也可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进行多因分析[36]。因此，本文拟引入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探析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结构方程模型包括可测度的观察变量和无法直接测度的潜在变量两类变量，由测量模型（Measured Model）和结构模型（Structural Model）构成，式（1）～（2）主要分析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式（3）主要分析潜在变量间因果关系。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通常包括7个步骤[36]：理论探究→模型构建→模型辨识→参数估计→适配判断→模型修改→结果解释。
X=Λxξ+δ（1）
Y=Λyη+ε（2）
η=Βη+Γξ+ζ（3）
其中：ξ示外生潜在变量，η表示内生潜在变量，X、Y分别表示ξ、η观察变量，Λx表示X与ξ之间的关系，Λy表示Y与η之间的关系，Β表示η之间的影响系数，Γ表示ξ对η的影响系数，δ、ε分别表示ξ和η的观察误差，ζ表示残差项，反映η未能被模型解释的部分。
本文基于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理论解析，综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国家政策文件和实地调查研究经验，选取环境卫生状况（ξ1）、基础设施条件（ξ2）、乡村文体活动（ξ3）、农户居住情况（ξ4）和乡村发展水平（η）5个潜在变量分别测度人居环境质量和乡村发展水平。进一步，梳理潜在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构建人居环境质量影响乡村发展的理论模型（见图2），并提出如下假设：
H1：环境卫生状况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2：基础设施条件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3：乡村文体活动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4：农户居住情况对乡村发展水平有正向影响; H5：环境卫生状况与基础设施条件相互影响;
H6：环境卫生状况与乡村文体活动相互影响;
H7：环境卫生状况与农户居住情况相互影响;
H8：基础设施条件与乡村文体活动相互影响;
H9：基础设施条件与农户居住情况相互影响。
考虑到观测变量计量单位的不同可能影响模型的稳定性，本研究首先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Xi=zi-minzimaxzi-minzi;Yi=yi-minyimaxyi-minyi）对观测变量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然后，通过探索因子分析法和可靠性检验评价对模型信度、效度进行分析，以评估模型构建的合理性;最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Maximum Likelihood，ML）对结构方程理论模型进行参数估计，结合适配度指标和修正指数进行模型评价与修正，确定最终模型并对结果进行解释与讨论。
2.3 描述性统计
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本研究涉及的村庄地形较为平坦，平原、平原水网和水网地形的村庄分别有130、33和32个，占比约为85.15%，山地水网和山地地形的村庄共34个，集中分布在苏南镇江地区，海拔均在500 m以下。样本村年人均收入、集体经营性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均值分别为12 558.55元、2 117.40万元和164.87 m2，标准差分别为4 428.62、11 080.73和63.21，反映出样本村在经济发展、收入水平和居住条件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样本村到县区的平均距离为20.88 km，其中到县区距离少于10 km的村庄有201个，占比约为87.73%，表明样本村多为近郊型。样本村人口密度和人均耕地面积的均值分别为1 018.17人/km2和793.3 m2，最小值为145.73人/km2和29.3 m2，反映出人多地少的特征。同时，耕地面积占村庄面积的比重平均为60.58%，低于50%的村庄仅有16个，占比约为6.99%，表明样本村仍有相当数量的耕地。
3 结果与分析
3.1 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多元回归结果见表3。三个模型的F检验值分别为6.53（Sig.=0.00）、5.09（Sig.=0.00）和2.04（Sig.=0.00），表明回归结果能够较好地反映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情况。具体地：①环境卫生状况对年人均收入、集体经营性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的影响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环境卫生状况对乡村发展无直接显著影响。②基础设施条件对年人均收入和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14和0.18。这表明基础设施改善可为村域农业现代化与产业转型提供良好基础，实现农户和集体增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③乡村文体活动对年人均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2和0.17。这表明开展乡村文体活动有助于传承传统文化、增加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农户增收和居住条件改善，直接促进乡村发展。④农户居住条件对集体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系数为-0.13，对于年人均收入和户均建房面积的影响未通过检验，表明农户居住条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尚不明确。⑤控制变量中，耕地面积比重对乡村发展的影响系数分别为-0.25、-0.25和-0.13，到县区距离、地形特征、村庄建设规划和单一的环境整治对乡村发展影响不显著，表明对于样本乡村而言，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可能已不再是当前影响案例区乡村发展差异的主控因素。综上，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同要素的作用强度呈现一定差异，且有必要进一步探明农村人居环境各维度的交互作用及其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
3.2 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有所不同
（1）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该分析是基于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确定潜在变量内部结构的方法，是开发量表和进行结构方程分析的重要环节。本文基于SPSS 24.0统计软件采用主成分提取法，通过最大方差旋转法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见表4），KMO统计量为0.85，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0.00，检验结果显著，因而标准化后的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在正交旋转后观察变量被聚合成5个主成分，与设定的理论模型保持一致，累计总方差解释为65.78%，且除基础设施条件变量外，其余潜在变量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均超过60.00%，表明其余潜在变量设置合理。考虑到基础设施条件是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方面，并且基础设施条件各观察变量因子载荷量均大于0.60，因此将该潜在变量保留。
（2）信度和效度检验。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用于反映测量结果的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目前主要是根据科隆巴赫α系数（Cronbach’s α系数）值进行检验，通常总量表和分量表Cronbach’s α系数超过0.60时即通过检验;效度用于反映测量结果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分为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目前主要是根据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与皮尔逊相关系数的关系进行判断，通常AVE值超过0.50且大于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时即通过检验[39]。检验结果显示（见表5），Cronbach’s α总系数值0.74，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均大于0.60，表明测量结果可靠性、稳定性和一致性较高。同时，各潜在变量的AVE值均超过0.50且大于相互間的皮尔逊相关系数值，表明本文的潜在变量设置合理，测量结果较为有效和准确。
（3）模型适配度分析。模型适配度分析是根据适配度指标评价模型拟合结果与实际数据的一致性，适配度指标包括绝对拟合指数、增值拟合指数和简约拟合指数。本文在信度、效度检验分析的基础上利用AMOS23.0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并结合相关理论和修正指数，通过增加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或限制一些路径对模型进行多次修正与调整，最终形成模型适配度表（见表6）和模型拟合图（见图3）。通过模型适配度和标准对比可以看出，相关判别指标均在合理范围内。同时，模型标准化参数估计结果均小于1，且测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均呈现显著（P<0.00），表明模型能够较为合理地反映实际情况。 （4）结构模型结果分析。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明（见表7），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对乡村发展水平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同：①环境卫生状况对乡村发展无直接显著影响，与表3的回归分析结果一致，H1不成立。环境卫生状况与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化活动和农户居住条件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68、0.15和0.54，H5、H6和H7成立，表明环境卫生状况的改善会促进人居环境质量其他维度的提升。②基础设施条件对乡村发展水平具有直接显著的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40，明显大于其他变量，H2成立且与表3回归分析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提升人居环境的关键环节，加强政策规划引导和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多元化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将直接促进乡村发展。③乡村文体活动对乡村发展水平也呈现出显著的促进作用，路径系数为0.16，H3成立。反映出扎实开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有助于满足农户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需求、增加乡村社会资本，进而促进乡村发展。④农户居住条件对乡村发展无直接显著影响，H4不成立，但农户居住条件与基础设施条件路径系数为0.65，H9成立。表明农户居住条件的改善会带动乡村基础设施条件的提升，间接地促进乡村发展。综上，基础设施条件、乡村文化活动对乡村发展具有直接促进作用，环境卫生状况、农户居住条件对乡村发展呈现间接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区域乡村发展阶段和模式存在一定差异，环境卫生污染程度与保护力度、农户对居住条件重视程度不同，环境卫生状况和农户居住情况暂未直接促进乡村发展。
3.3 人居环境质量各维度因素的重要性呈现差异
从测量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8）可以看出，各观察变量对其潜在变量的贡献程度存在显著差异：①就环境卫生状况潜在变量而言，垃圾处理（0.90）和河塘水质（0.71）贡献程度大于绿化水平（0.65）。乡村环境卫生整治应以垃圾处理和污水整治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确定乡村垃圾处理模式和开展河湖水系综合整治，并构建环境卫生长效保护机制。②就基础设施条件潜在变量而言，活动场所便捷度（0.70）、上学就医便捷度（0.62）和水电便捷度（0.60）贡献程度大于交通便捷度（0.48）。未来发达地区乡村基础设施改善应在持续推进通水、通电和通路的基础上，着力推动与农户教育医疗需求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③从乡村文体活动的5个观察变量来看，各观察变量的贡献程度均超过了0.70，因此应着力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融合发展，不断丰富乡村文体活动。④就农户居住情况潜在变量而言，除居住面积（0.64）外，其他观察
变量贡献程度均大于0.70。由此，确有必要加快实施农村改厕和庭院绿化行动，提高农户安全住房保障，逐步改善农户居住条件。
4 结论与启示
（1）主要结论。本研究从理论层面解析了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并结合江苏省村庄调查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了定量验证。多元回归分析表明，样本村庄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较为明显。结构
方程模型分析发现，人居硬环境建设推动乡村空间重构，为乡村发展提供良好的空间载体：基础设施改善为农户非农就业、收入增加和福祉提升创造条件，直接促进乡村发展;环境卫生条件和农户居住状况改善能够整合生态资源和提升村容村貌，夯实乡村生态产业化基础，间接促进乡村发展。人居软环境改善促进乡村组织重塑，为乡村发展提供坚实的机制保障：开展文化活动有助于转变农民传统思想观念、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培育多种类型的新型经营主体，直接促进乡村发展。农村人居硬环境和软环境交互耦合有效推动乡村产业重塑，有助于构建起人、地、业有机融合的居业协同体，促进乡村转型振兴与可持续发展。
（2）简要启示。新时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既可以有效解决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的问题、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生态需求，还可有效推动乡村要素整治、结构优化和功能提升，促进乡村地域系统转型。但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系统工程，应紧紧围绕中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总体要求，充分考虑乡村发展实际需求，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多措并举、重点突破。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既要注重硬环境的建设，也要注重软环境的改善，通过“软硬兼施”，全面提升村容村貌。结合人居环境各维度因素的重要程度，有助于明确新时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重点，具体地：①继续推进乡村“三通”（水、电、路），加快与农民日常活动、教育医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②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处理作为环境卫生整治的首要任务;③着力推进农民住房的外墙改造、房屋加固、庭院绿化和厕所改造等相关工作;④建立健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扎实开展以文艺下乡、地方戏表演等为主的特色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积累发展的社会资本。
（3）研究展望。本研究基于2012年江苏省典型乡村调查数据深入研究了人居环境质量对乡村发展的影响机制，着力阐明新时代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意义，并初步明确了未来整治工程的关注重点。但数据时效性有所欠缺，有待收集更多典型区域的更具时效性的数据而加以验证和分析。此外，受数据限制，尚未将乡村发展的劳动力、资本、产业等要素纳入分析模型，此類因素的纳入可能更有助于增强分析的稳健性。后续，可进一步结合地域分异特征构建农村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方法，利用典型村域高分影像和调查数据，探明农村人居环境时空格局、演化规律及其影响因素，剖析农村人居环境对乡村空心化、资源集约、产业转型的作用机制，揭示不同整治路径下农户感知和乡村发展的动态过程，为新时代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决策提供更为全面的科学依据。
（编辑：王爱萍）
参考文献
[1]LIU Y S， LI Y H.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J]. Nature， 2017， 7667（548）：275-277. [2]劉彦随.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J]. 地理学报，2018，73（4）：637-650.
[3]ZHAO S， SUN H B， CHEN B， et al. China’s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qualitative evaluatio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8， 105：398-405.
[4]LI F， CHEN S， YU H L， et al. Waste from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and its potential assessment of biogas energy in rural China[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 126（7）：451-460.
[5]ZHANG X B， KANBUR R. Spatial inequality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 16（2）：189-204.
[6]夏锋.千户农民对农村公共服务现状的看法——基于29个省份230个村的入户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08（5）：68-73，112.
[7]刘彦随，周扬.中国美丽乡村建设的挑战与对策[J].农业资源与环境学报，2015，32（2）：97-105.
[8]ZHOU G H， HE Y H， TANG C L， et al. Dynamic mechanism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3， 23（3）：513-524.
[9]LIU Y S， CHEN C， LI Y R.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at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9）：1075-1088.
[10]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6）：61-73.
[11]AFSHAR F. Balancing global city with global village[J]. Habitat international， 1999， 22（4）：375-387.
[12]李伯华，曾菊新，胡娟.乡村人居环境研究进展与展望[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8（5）：70-74.
[13]宁越敏，查志强.大都市人居环境评价和优化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城市规划，1999（6）： 14-19.
[14]杨兴柱，王群.皖南旅游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影响分析[J].地理学报，2013，68（6）： 851-867.
[15]杨锦秀，赵小鸽.农民工对流出地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影响[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8）：22-26.
[16]DOXIADIS C A. Ekistics， the science of human settlements[J]. Science， 1970， 170（3956）：393-404.
[17]DAHMS D. Settlement evolution in the arena society in the urban fiel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2）：299-320.
[18]SCHNAIBERG J， RIERA J， TURNER M， et al. Explaining human settlement patterns in a recreational lake district： Vilas County， Wisconsin， USA[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02， 30（1）： 24-34.
[19]NEPAL S. Tourism and remote mountain settlements： spatial and temporal development of tourist infrastructure in the Mt Everest Region， Nepal[J]. Tourism geographies， 2005， 7（2）：205-227.
[20]DAHMS D， MCCOMB J. Counter urbanization， interaction and functional change in a rural amenity area： a Canadian exampl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9， 15（2）：129-146.
[21]MURRAY M， GREER J， HOUSTON D， et al. Bridging top down and bottom up： modelling community preference for a dispersed rural settlement pattern[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9， 17（3）：441-462. [22]SILBERMAN A， REES W. Reinventing mountain settlements： a GIS model for identifying possible ski towns in the U.S. Rocky Mountains[J]. Applied geography， 2010，30（1）：36-49.
[23]慧波，赵霞.农村人居环境系统优化路径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3）：70-77.
[24]唐宁，王成，杜相佐.重庆市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及其差异化优化调控[J].经济地理，2018，38（1）：160-165.
[25]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乡村人居环境建设中的制度约束与优化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2）：23-28.
[26]李伯华，刘沛林，窦银娣.乡村人居环境系统的自组织演化机理研究[J].经济地理，2014，34（9）： 130-136.
[27]骆永民，樊丽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增收效应的空间特征——基于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2（5）：71-87.
[28]AGARWAL S， RAHMAN S， ERRINGTON A. Measu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relativ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rural area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9，25（3）：309-321.
[29]HAGGBLADE S， HAZELL P， REARDON T. The rural non-farm economy： prospects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10）：1429-1441.
[30]BRENMAN M， FLINT C， LULOFF A. Bringing together local 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findings from Ireland， Pennsylvania and Alaska[J]. Sociologia ruralis， 2009， 49（1）：97-112.
[31]贺雪峰.乡村治理40年[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57（6）：14-16.
[32]周岚，于春，何培根.小村庄大战略—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江苏实践[J].城市规划，2013（11）：20-27.
[33]LONG H L， LIU Y S. Rural restructur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47：387-391.
[34]周华，王炳君.江苏省乡村性及乡村转型发展耦合关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23（9）：48-55.
[35]周岚， 刘大威. 2012江苏乡村调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5.
[36]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与应用[M]. 第2版.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28-30.
The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rural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sampled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LI Yu-rui1 ZHANG Xuan-chang1，2 CHEN Yang-fen3 LIU Yan-sui1，2，4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4.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Rural human settlement re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aspect of rural vitalization strategy， so it is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theoretical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built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to carry out a quant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sampled villages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regression results showed that geographic situation and resources endowment were no longer the control factors affecting rural development with the promotion of new rural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raffic an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rise of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 while human settlement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rural development. The SEM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re wer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impact of hard human settlement 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at of soft human settlement. In hard human settlement， the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could directly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th coefficient was 0.40. There were strong interactions among environment sanitation， living situ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the path coefficients were 0.68 （environment sanitation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0.65 （living situation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0.54 （environment sanitation living situation） respectively. In soft human settlement，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could also directly promote rural development; the path coefficient was 0.16. Environment 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and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lso presented certain mutual promotion effects; the path coefficients were 0.15 （environment sanitation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0.31 （environment sanitation infrastructure conditions）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rural human settlement renovation is conductive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space， organization and industry，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attern， structure and function. Meanwhile， rural human settlement renovation should take the strategy of combining both ‘hard’ and ‘soft’ mean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focusing 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ing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and simultaneously advancing environment sanitation renovation and improving living conditions.
Key words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rural development;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ural vitalization; Jiangsu Province
收稿日期：2019-10-09 修回日期：2020-02-05
作者簡介：李裕瑞，博士，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整治与村镇发展研究。E-mail：liyr@igsnrr.ac.cn。
通信作者：刘彦随，博士，研究员，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地理学、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E-mail：liuys@igsnrr.ac.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运行机制与综合效应研究”（批准号：41971220），“土地整治对村镇社区发展的影响机制及其互促模式研究”（批准号：41571166）;
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乡村振兴地域模式与规划技术研究及示范”（批准号：XDA23070300）;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委托课题“村庄分类标准及规划技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