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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的经典教育，开始向标准化、教条化推进，此后的官员在严密的经典培训中，接受的就是完整的脸面教育，这套脸面教育事关官僚的神圣性。
秦汉如何垄断知识购买权
秦王朝网罗各种流派学说，设置博士，“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博士，秦官。学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设置很大程度乃是出于备以受谘。秦王朝总的方针，乃是贯彻法家的强力控制意志，实行强制控制的“思想压制”，“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用“以吏为师”的方针，指导整个帝国。这种趋向无疑否定了春秋以来的教育成就，否定了受教育阶层的地位，这本身也同秦之大量吸收游士的方针相冲突。如果不辅以“思想灌输”的手段，左右之，它压制的力量的爆发必然具有摧毁性，秦的覆亡，不能不说此乃一大诱因。
强力“思想压制”的方式本身也不能为强有力的帝国权力管控系统提供必要的谨慎准则和价值系统。没有统一的精神原则武装起来的官僚，在贯彻帝国强有力的管控意志时，总是陷于漫无头绪的地方事务中，使其面临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务时极为被动。
秦王朝实行的强有力专制，是一种毫无弹性的制度。它的严密性和繁琐性，使各个阶级都暴露在赤裸裸的强权之下，所有的官僚皆疲于奔命，这也可以从秦始皇神秘的行踪事件中寻得端倪。
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喜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讨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秦始皇以强压之措施，施于对帝国全方位的监控。它不仅要控制军事上的危险，“收天下之兵，聚之成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而且以强有力的户籍控制人力和物力，辅之以什伍连坐之制。正是秦帝国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大规模的军事行为，缺少适当弹性的制度设置，耗竭了帝国的资源，从而走向了崩溃。
1906年，北京贡院。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推广学堂。清廷诏准自
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贡院也被废弃。
秦王朝对其权利资源——士的摒弃，又使秦王朝的权力基础变得薄弱。它的强制措施，虽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却无力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只有以“思想控制”和“思想灌输”相结合，方为有效。只有借助“思想灌输”的辅助，才能将其导入一个可控制之途。秦帝国试图以强制控制的方式，完成对人力物力的控制，维持帝国秩序，而抛弃“士”的支持，同时又将地方社会群体的组织力量视为多余，在缺少技术和专业分化的时代，将地方事务完全纳入帝国行政之内从而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从制度的角度说，代秦而起的汉王朝无多大创新，但却充分展示了秦制度的魅力，在制度的内涵上承继法家的强有力控制准则。同时，逐渐以儒家的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作为强有力的法家原则的内在核心，以缓冲秦王朝实施的僵硬强制控制，并在唐王朝之后，彻底完成其建构。汉王朝成功地利用“思想灌输”与“思想控制”的结合为帝国制度确定了道德原则和价值系统。
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本身是看不起士阶层那一套东西的，特别是对儒家那一套尤不感兴趣，但士阶层作为权力资源，提供的有效统治规范却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确立了故秦的行政制度的同时，却不得不对制度的价值规范加以重视。不过，历西汉前半叶，总的原则仍是强调社会的恢复和巩固帝国的财政基础，强调社会的稳定，而放弃兴师动众的华丽修饰。其帝国规范仍强调兼容并包，陆贾、叔孙通辈与萧何、曹参这类秦王朝基层行政的亲历者，并立于朝廷当中，甚至是以萧、曹这类秦王朝时代的小吏为主。这种局面在经过文景时代而得到改观，整个帝国总体上得到加强，新兴的政治资源已经壮大，开国之初的人事局面已有改变，调整帝国的指导原则已势所必然。可以说这一阶段既弱化了思想控制，也弱化了思想灌输，强调的是行政的有效运行。
西汉中叶，开始改变汉初经典教育不分流派的做法，认定以儒家经典培育官僚资源。汉武帝时，一改传统的诸博士之制，专立“经博士”，“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而百家罢，确立了儒家的至上地位，汉初以黄老为主旨兼容百家的局面得以改变。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熟，从而得以收到灌输与控制的效果。这也是社会变迁使然，春秋战国时代游士的活跃，到此时开始逐渐与帝国的制度融合，被纳入到同土地和血缘联系的格局当中，董仲舒所谓“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正是说明此时变局的重要。帝国社会中的士再也不是游离于土地和血缘之外的群体，从而彻底融入到帝国社会当中。从此，帝国总是着意于制度化的仕进制度和静态设置相结合，完全确立了帝国才是唯一的知识购买者，知识者的买家只有帝王这一格局，正是韩非子所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
此条途径的成功之处，既适当地控制了权力资源，又为帝国制度和行政贯注了一种精神和普遍的原则。《汉书·儒林传》称：
自武帝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姑，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等级伦序下的帝国目标化控制
经过长期的探寻，帝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支柱，但是这毕竟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断非短期所能成功，虽然汉帝国经武帝以儒术武装行政组织后，尚有诸多变故，但其欲使官僚机构、行政组织导于一道德原则中，确实成功塑造了帝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科举制的成功，无疑在等级伦序的道德原则下，完成了帝国权威下的官僚组织的统一建构）。如此，士阶层为利禄而疲于注经、说经、诵经，其控制思想意识形态之效比秦之堵防，收效显著。汉虽承秦制，实已重塑了秦之道德伦理和价值系统。可以说，汉代以后，经典教育成了培育官员脸面的重要内容，而经典教育的基本内容又以儒家经典为主。从此，将士阶层同政权与社会联结一体，形成强烈的政治投机原则和品性。 帝国时代，一切既以等级伦序和道德训诫为指南，其至上的准则也就不离上下之等级关系，潜在的语汇即是等级优势者拥有支配和剥夺等级弱势者的精神和物质空间的权利。直白说，即等级弱势者之能自立于世，之能拥有某种物，全在于等级优势者未行使剥夺之权而已。对于时刻受到攻击的伦序网中的个人来说，只有爬上等级的高位，也许更能对自己提供保护，同时又享有支配更广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法家所强调的法术势就融为其中的人际网络和等级控制技巧。
累世治经之家，成了两汉时代一大特色，官僚同经典教育、土地、家族血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春秋战国时代思想争鸣，各派关注的是：理想政治。在此时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政治组织的控制技巧。从此，士阶层以官员后备队伍的角色彻底融合到帝国社会之中，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伦序原则的承受主体，他们既是官僚，又是社会中的上层，在自治的社会群体中以家族的力量得以体现。
西汉时代的学术特色之鲜明，集中体现在其“利禄”二字上，同时又体现在刻意探寻神圣的宇宙秩序和帝国秩序之上。私立门户讲学接徒，或者家传世学，孔氏、伏氏、欧阳氏、桓氏、杨氏、崔氏等便是其中“世传家业”的名家大姓，除经文而外，刑律百家星算等无不有家学传统。
到东汉，帝国官僚体系进一步儒家化，因此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之说。此等力量，经西汉的培植，形成东汉时代强有力的世家大族，儒家学说彻底成为帝国的主宰学说，使帝国获得了统一意识形态支持以及以此武装起来的官僚队伍。他们贯彻的同一信念使整个官僚体系统一在一起，接受皇权支配下的等级秩序，进而解决帝国的统一难题。帝国在至上的等级伦序原则支持下，完成财政与治安两大基本目标，实现帝国等级伦序原则下的目标化控制。
官僚与知识系统的最终驯化
但是帝国政权虽有效地掌握了统一的权力资源，却无法消除其小集团化倾向而导致帝国分裂的倾向，还没有足够的条件驯伏他们，消除他们小集团的分裂因素。此种前途只有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冲击下，经由唐中叶以后的深刻变更，消除世家大族而又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后，得以完成，帝国最终彻底驯化了官僚系统与知识系统。
隋唐时代确立的新型的仕进制度——科举制，强调的是士子的受教育程度，经过选拔进入帝国的上层组成帝国的官僚队伍。这虽然是秦汉以来帝国的用人传统，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要说将其制度化，还是隋唐之功。
作为拥有胡人血统的隋唐皇族，已具有打破世家大族地位的本钱，长期的战乱则又早已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势力。此时，他们已不仅是皇权的雇员，进而言之，则逐渐沦为皇帝手中称手的工具，而不再是特殊社会集团的代表，如果说这个阶层还显得特殊的话，那是因为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其特殊地位才显示出来。获得了此特殊地位就是获得特权，而不是因为拥有特权才获得此特殊地位。这样，更为有效地积蓄了帝国的政治资源，从理论上说，除了特别低贱者外，各阶层的精英，皆可以成为帝国官僚的后备队伍。
随着官僚政府的这一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精英中的头号人物，道德和理智的完美化身，进而使秦汉时代确立的皇权体系、帝国政治更加深化。由于有了依赖皇权才能获得官职、权力和势力的官僚集团，皇权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
科举制度，通过对汉魏选拔官僚方式的制度化，而成为帝国重新掌握权力资源，巩固集权体系的有力措施，强化帝国等级伦序的有效方式，打击世家大族的强有力武器，直到帝国末年（1905年），才废止了这一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作为帝国官僚制度的有力支持，与帝国命运相始终。
科举制度，有效地将帝国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目标，而为帝国提供了更深厚的政治资源，同时又更为有效地支配此种资源，帝国的官僚体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基础。两汉时代的天命皇权，虽然有理论上的完美，却不能有效地驯化官僚组织，此时则大有改观。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正显示了此制度的力量。
中央政府、帝国行政同地方的关系开始从地方政权的全权治理转向绝对权威的帝国垂直控制。科举制的教育内核，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来武装官僚系统，如果说汉魏时代的经学家法，还允许对经典进行多样性阐释的话，那么科举时代的经典教育，就开始向标准化、教条化推进，此后的官员在严密的经典培训中，接受的就是完整的脸面教育，这套脸面教育事关官僚的神圣性。
如果说唐宋时代官僚体系还没有完全奴化的话，那么其后明清王朝君王专制集权的极端化，将官僚集团彻底打入工具性甚至奴才的地位;在帝国王朝操控的官僚队伍形塑过程中，知识的品质被彻底阉割。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删节）
秦汉如何垄断知识购买权
秦王朝网罗各种流派学说，设置博士，“博士一官，盖置于六国之末，而秦因之”，“博士，秦官。学通古今，员多至数十人”，这种设置很大程度乃是出于备以受谘。秦王朝总的方针，乃是贯彻法家的强力控制意志，实行强制控制的“思想压制”，“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用“以吏为师”的方针，指导整个帝国。这种趋向无疑否定了春秋以来的教育成就，否定了受教育阶层的地位，这本身也同秦之大量吸收游士的方针相冲突。如果不辅以“思想灌输”的手段，左右之，它压制的力量的爆发必然具有摧毁性，秦的覆亡，不能不说此乃一大诱因。
强力“思想压制”的方式本身也不能为强有力的帝国权力管控系统提供必要的谨慎准则和价值系统。没有统一的精神原则武装起来的官僚，在贯彻帝国强有力的管控意志时，总是陷于漫无头绪的地方事务中，使其面临地方事务、处理地方事务时极为被动。
秦王朝实行的强有力专制，是一种毫无弹性的制度。它的严密性和繁琐性，使各个阶级都暴露在赤裸裸的强权之下，所有的官僚皆疲于奔命，这也可以从秦始皇神秘的行踪事件中寻得端倪。
上见丞相车骑众，弗喜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后损车骑。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语。”案问莫服，捕讨在旁者尽杀之，自是后，莫知行之所在。（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秦纪》二）
秦始皇以强压之措施，施于对帝国全方位的监控。它不仅要控制军事上的危险，“收天下之兵，聚之成阳，铸以为金人十二”，而且以强有力的户籍控制人力和物力，辅之以什伍连坐之制。正是秦帝国强有力的政治控制、大规模的军事行为，缺少适当弹性的制度设置，耗竭了帝国的资源，从而走向了崩溃。
1906年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贡院也被废弃。
秦王朝对其权利资源——士的摒弃，又使秦王朝的权力基础变得薄弱。它的强制措施，虽能控制人们的思想，却无力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专制帝国的意识形态，只有以“思想控制”和“思想灌输”相结合，方为有效。只有借助“思想灌输”的辅助，才能将其导入一个可控制之途。秦帝国试图以强制控制的方式，完成对人力物力的控制，维持帝国秩序，而抛弃“士”的支持，同时又将地方社会群体的组织力量视为多余，在缺少技术和专业分化的时代，将地方事务完全纳入帝国行政之内从而决定了它的脆弱性。
从制度的角度说，代秦而起的汉王朝无多大创新，但却充分展示了秦制度的魅力，在制度的内涵上承继法家的强有力控制准则。同时，逐渐以儒家的等级伦序及其道德训诫作为强有力的法家原则的内在核心，以缓冲秦王朝实施的僵硬强制控制，并在唐王朝之后，彻底完成其建构。汉王朝成功地利用“思想灌输”与“思想控制”的结合为帝国制度确定了道德原则和价值系统。
汉王朝的创立者刘邦本身是看不起士阶层那一套东西的，特别是对儒家那一套尤不感兴趣，但士阶层作为权力资源，提供的有效统治规范却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确立了故秦的行政制度的同时，却不得不对制度的价值规范加以重视。不过，历西汉前半叶，总的原则仍是强调社会的恢复和巩固帝国的财政基础，强调社会的稳定，而放弃兴师动众的华丽修饰。其帝国规范仍强调兼容并包，陆贾、叔孙通辈与萧何、曹参这类秦王朝基层行政的亲历者，并立于朝廷当中，甚至是以萧、曹这类秦王朝时代的小吏为主。这种局面在经过文景时代而得到改观，整个帝国总体上得到加强，新兴的政治资源已经壮大，开国之初的人事局面已有改变，调整帝国的指导原则已势所必然。可以说这一阶段既弱化了思想控制，也弱化了思想灌输，强调的是行政的有效运行。
西汉中叶，开始改变汉初经典教育不分流派的做法，认定以儒家经典培育官僚资源。汉武帝时，一改传统的诸博士之制，专立“经博士”，“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而百家罢，确立了儒家的至上地位，汉初以黄老为主旨兼容百家的局面得以改变。帝国的意识形态开始成熟，从而得以收到灌输与控制的效果。这也是社会变迁使然，春秋战国时代游士的活跃，到此时开始逐渐与帝国的制度融合，被纳入到同土地和血缘联系的格局当中，董仲舒所谓“贫者无立锥之地”也正是说明此时变局的重要。帝国社会中的士再也不是游离于土地和血缘之外的群体，从而彻底融入到帝国社会当中。从此，帝国总是着意于制度化的仕进制度和静态设置相结合，完全确立了帝国才是唯一的知识购买者，知识者的买家只有帝王这一格局，正是韩非子所说的“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局面。
此条途径的成功之处，既适当地控制了权力资源，又为帝国制度和行政贯注了一种精神和普遍的原则。《汉书·儒林传》称：
自武帝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姑，百有余年，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路然也。
等级伦序下的帝国目标化控制
经过长期的探寻，帝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支柱，但是这毕竟需要一个长久的过程，断非短期所能成功，虽然汉帝国经武帝以儒术武装行政组织后，尚有诸多变故，但其欲使官僚机构、行政组织导于一道德原则中，确实成功塑造了帝国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唐中叶以后，科举制的成功，无疑在等级伦序的道德原则下，完成了帝国权威下的官僚组织的统一建构）。如此，士阶层为利禄而疲于注经、说经、诵经，其控制思想意识形态之效比秦之堵防，收效显著。汉虽承秦制，实已重塑了秦之道德伦理和价值系统。可以说，汉代以后，经典教育成了培育官员脸面的重要内容，而经典教育的基本内容又以儒家经典为主。从此，将士阶层同政权与社会联结一体，形成强烈的政治投机原则和品性。 帝国时代，一切既以等级伦序和道德训诫为指南，其至上的准则也就不离上下之等级关系，潜在的语汇即是等级优势者拥有支配和剥夺等级弱势者的精神和物质空间的权利。直白说，即等级弱势者之能自立于世，之能拥有某种物，全在于等级优势者未行使剥夺之权而已。对于时刻受到攻击的伦序网中的个人来说，只有爬上等级的高位，也许更能对自己提供保护，同时又享有支配更广泛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法家所强调的法术势就融为其中的人际网络和等级控制技巧。
累世治经之家，成了两汉时代一大特色，官僚同经典教育、土地、家族血缘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春秋战国时代思想争鸣，各派关注的是：理想政治。在此时化为实实在在的现实政治组织的控制技巧。从此，士阶层以官员后备队伍的角色彻底融合到帝国社会之中，形成以血缘为基础的等级伦序原则的承受主体，他们既是官僚，又是社会中的上层，在自治的社会群体中以家族的力量得以体现。
西汉时代的学术特色之鲜明，集中体现在其“利禄”二字上，同时又体现在刻意探寻神圣的宇宙秩序和帝国秩序之上。私立门户讲学接徒，或者家传世学，孔氏、伏氏、欧阳氏、桓氏、杨氏、崔氏等便是其中“世传家业”的名家大姓，除经文而外，刑律百家星算等无不有家学传统。
到东汉，帝国官僚体系进一步儒家化，因此有所谓“东汉功臣多近儒”之说。此等力量，经西汉的培植，形成东汉时代强有力的世家大族，儒家学说彻底成为帝国的主宰学说，使帝国获得了统一意识形态支持以及以此武装起来的官僚队伍。他们贯彻的同一信念使整个官僚体系统一在一起，接受皇权支配下的等级秩序，进而解决帝国的统一难题。帝国在至上的等级伦序原则支持下，完成财政与治安两大基本目标，实现帝国等级伦序原则下的目标化控制。
官僚与知识系统的最终驯化
但是帝国政权虽有效地掌握了统一的权力资源，却无法消除其小集团化倾向而导致帝国分裂的倾向，还没有足够的条件驯伏他们，消除他们小集团的分裂因素。此种前途只有在魏晋南北朝的战乱冲击下，经由唐中叶以后的深刻变更，消除世家大族而又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后，得以完成，帝国最终彻底驯化了官僚系统与知识系统。
隋唐时代确立的新型的仕进制度——科举制，强调的是士子的受教育程度，经过选拔进入帝国的上层组成帝国的官僚队伍。这虽然是秦汉以来帝国的用人传统，受教育的程度决定着进入官僚系统的机会，但要说将其制度化，还是隋唐之功。
作为拥有胡人血统的隋唐皇族，已具有打破世家大族地位的本钱，长期的战乱则又早已削弱了世家大族的势力。此时，他们已不仅是皇权的雇员，进而言之，则逐渐沦为皇帝手中称手的工具，而不再是特殊社会集团的代表，如果说这个阶层还显得特殊的话，那是因为一旦进入这个阶层其特殊地位才显示出来。获得了此特殊地位就是获得特权，而不是因为拥有特权才获得此特殊地位。这样，更为有效地积蓄了帝国的政治资源，从理论上说，除了特别低贱者外，各阶层的精英，皆可以成为帝国官僚的后备队伍。
随着官僚政府的这一变化，皇帝的地位也改变了，他再也不仅仅是贵族精英中的头号人物，道德和理智的完美化身，进而使秦汉时代确立的皇权体系、帝国政治更加深化。由于有了依赖皇权才能获得官职、权力和势力的官僚集团，皇权以一种崭新的面貌雄踞于普通社会之上。
科举制度，通过对汉魏选拔官僚方式的制度化，而成为帝国重新掌握权力资源，巩固集权体系的有力措施，强化帝国等级伦序的有效方式，打击世家大族的强有力武器，直到帝国末年（1905年），才废止了这一制度。可以说科举制度作为帝国官僚制度的有力支持，与帝国命运相始终。
科举制度，有效地将帝国的利益作为首要考虑目标，而为帝国提供了更深厚的政治资源，同时又更为有效地支配此种资源，帝国的官僚体系获得了更为广泛的基础。两汉时代的天命皇权，虽然有理论上的完美，却不能有效地驯化官僚组织，此时则大有改观。唐太宗所谓“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正显示了此制度的力量。
中央政府、帝国行政同地方的关系开始从地方政权的全权治理转向绝对权威的帝国垂直控制。科举制的教育内核，是以儒家经典为核心来武装官僚系统，如果说汉魏时代的经学家法，还允许对经典进行多样性阐释的话，那么科举时代的经典教育，就开始向标准化、教条化推进，此后的官员在严密的经典培训中，接受的就是完整的脸面教育，这套脸面教育事关官僚的神圣性。
如果说唐宋时代官僚体系还没有完全奴化的话，那么其后明清王朝君王专制集权的极端化，将官僚集团彻底打入工具性甚至奴才的地位;在帝国王朝操控的官僚队伍形塑过程中，知识的品质被彻底阉割。
（摘编自《皇帝治下的中国》，云南人民出版社，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