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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徐志摩短暂的翻译生涯里，托马斯·哈代对其诗歌翻译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本文基于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偏见”理论，将徐志摩的翻译活动置于当时特殊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之中，主要剖析徐志摩与哈代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徐志摩模仿和翻译哈代作品的缘由。从二者的性格、人生境遇及相似的求真精神等方面来论证徐志摩汉译哈代作品的这一特殊“偏见”。
【关键词】徐志摩；托马斯·哈代；偏见
一 、理论背景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阐释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传统解释学和现代哲学解释学。传统解释学渗透着浓厚的客观主义精神，追求文本“唯一正确”性，认为只有原作者对其作品有着至高无上的解释权。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人是阐释的主体。海德格尔指出阐释的基础是：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因此，所有的语言在现实中都打上了人体自身的烙印。伽达默尔的“偏见”观是在海德格尔“先在”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的“偏见”。伽达默尔指出所谓的“偏见”是指在理解的过程中人们无法根據某种特定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去对所要理解的对象进行比较客观的理解。但他认为“合法的偏见”是历史所赋予的，具有积极意义；而对于后天习得的“盲目的偏见”，他认为必须通过意识去克服它，因为这往往会妨碍正确理解的实现。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然而，由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性，对文本的理解与选择产生“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创造力的表现。
二 、“偏见”观下的徐志摩的哈代情结
徐志摩是我国现代超凡卓著的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作为翻译家，徐志摩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进行过大量翻译实践活动，题材涉及广泛，但不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看，徐志摩翻译中最有建树者还是其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徐志摩一生共翻译过51首英文诗歌，其中哈代的作品就占到了二十多篇，而且他还曾四次撰文或赋诗对这位老人进行深深的追忆。在中国文坛，徐志摩是唯一见过哈代的人，也是哈代诗歌最早的译者。那么徐志摩究竟为何如此崇拜这位伟大的诗人，同时又极力的模仿哈代的诗歌创作风格呢？笔者归纳主要有以下三点：
1.性格相仿
徐志摩生于富商家庭，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生活，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追求“美、爱、自由”的浪漫主义者。早期的徐志摩深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作品中传达着积极的内容和乐观的格调。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实击破了他的美好理想，让他沉溺于苦闷之中，作品表现人们的冷漠、苦闷、绝望，充满了灰色、颓废、迷离、彷徨的调子。诗篇也由积极浪漫主义转向了消极浪漫主义。哈代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美丽的多塞特郡，尽管家庭不富裕，但父母都重视对哈代的文化教育。早期的哈代崇尚自然之美，追求着心灵的自由，表达着热烈的情感。这一点与天生浪漫，追求自由、有着忧郁气质的徐志摩不谋而合。而到了中后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哈代的故乡英国南部残存的宗法制农村受到了猛烈冲击，农村社会走向毁灭，农民阶级逐渐解体。从农民遭受的不幸与灾难的社会现实中，哈代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与自私的本质，并陷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基督教的悲观与绝望中。可以看出，相似的性情转变足以让徐志摩和哈代产生共鸣。1924年初，徐志摩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上写了《汤麦士·哈代的诗》一文，并指出哈代的诗歌体现了他对人生现世的不满足及他努力地探寻着人生这猜不透的谜和他冷酷的笑声与悲惨的呼声，还有迷失了“跳舞的同伴”的伤感。可见，哈代诗歌中的愤世嫉俗情绪在徐志摩的内心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痕迹。在徐志摩的眼里，他的这位“同伴”是为反抗悲观而生。在徐志摩的一系列文章里，如《自剖》、《再剖》等都明显烙上了哈代的思想。
2. 境遇类似
徐志摩虽因家境原因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其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学之路。1916年，生性好动的徐志摩进入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后转入北大就读。在北京大学求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开始涉猎中外文学。然而，这一时期的徐志摩也亲身感受到了北方军阀混战的场景，亲睹屠杀无辜的惨像。他开始厌恶社会，并决定到国外留学以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可以说1920年9月之前，徐志摩并没有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更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诗人。到了英国之后，徐志摩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徐志摩积极地对待和吸收外来文化，这就培养并奠定了他的文化品格。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上，徐志摩广泛地涉足了各种诗歌流派，对许多诗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但他受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滋、哈代等的影响相对更深一些。在康桥的生活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他，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和社会观，
路上的重大转折点，成为中国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上硕果累累，尽管如此而却屡遭诟病，没有被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就这一点，远在英国的哈代与徐志摩似乎同命相连。哈代出生于瓦匠之家，家境虽一般，然而父母对其教育颇为重视。同徐志摩一样，哈代一开始也不是走的文学之路，而是学的建筑。他当过建筑师助理，修复过教堂。1862年才前往伦敦大学进修语言，开始文学创作。哈代最初写诗歌，后因无缘发表，才从事小说创作的。像《苔丝》、《无名的裘德》、《远离尘嚣》等都是被众人熟知的小说，而他作为一位诗人的真实身份往往为世人所忽略掉。实际上，这样对待哈代是不公平的，因为哈代的创作生涯由诗歌而始，自诗歌而终。哈代一生共创作有8卷诗歌和2部诗剧。哈代的诗歌创作生涯前后延续近六十年，换句话说，他作为一个全职诗人的时间远比其他任何英国诗人都要长。哈代的妻子福罗伦斯·哈代曾说，“要知道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由此可见，哈代诗歌的价值之巨大。
3.谒见哈代
徐志摩是把哈代诗歌引介到中国的第一人， 正因为这些诗作，使徐志摩终身都将哈代当作“属于任何时代”的“英雄”崇拜着。1926年7月，徐志摩带上狄更生教授的介绍函见到了其倾慕许久的哈代。这位老人高傲的气质和与生俱来的忧郁使徐志摩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自此他对哈代的崇拜有增无减。为记录这次会面，第二年徐志摩便撰写了《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随后，他又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汤麦士·哈代》一文，在里面他对哈代和法朗士描述道：“他们的伟大不是偶然的，思想是最高的职业，因为它负责的对象不是人间或人为的什么，而是一切理想的永恒”。可见，徐志摩对他心目中这位永恒的“英雄”是极为推崇的。徐志摩对哈代的文学成就也给出来极高的评价，他说：“哈代在这六七十年间最关心的还不只是一茎花草的开落，月的盈昃，星的明灭，村姑们的叹息，乡间的古迹与床说，街道上或远村里泛落的灯光，邻居们的生老病死，夜蛾的飞舞与枯树上的鸟声。再没有这老儿这样的鄙塞，没有他这样的倔强，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他再不要什么伴侣，除了他本乡的大地他再不问什么世界”。在徐志摩短短十余年的译介生涯里，翻译的51首英文诗中，哈代的就达21首之多，如《在火车上的一次心软》、《公园里的座椅》、《对月说》、《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一个星期》、《她的名字》、《窥镜》、《公园里的座椅》、《两位太太》等，这足以证明他对哈代的喜爱。
三 、结语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和解释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的，任何人都不能逃离他所处的时代并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人们在不同的时期里提供不同的方法来评判事物。如把“偏见”理论运用到徐志摩的英诗汉译中，他的“偏见”是由他当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亲身经历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原文文本的选择上。综合文中所述，正是因为徐志摩与哈代二人相仿的性格和类似的遭遇，让他找到了心灵上的“同伴”，因而徐志摩对哈代作品的“情有独钟”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M].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trans. Beijing：China Social Publishing House，1999.
[2] Gadamer Hans-Georg.Truth and method.Barden Garpette&Cumming John，trans. [M].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9.
[3]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4] 刘全福. 徐志摩与诗歌翻译[J].中国翻译，1999，（6）.
[5] 什克洛夫斯基.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选[M] .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第七卷翻译作品[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 郑海凌. “陌生化”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2003，（5）.
作者简介：蒋海霞（1981-），女，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学院院级课题，编号：110391036
【关键词】徐志摩；托马斯·哈代；偏见
一 、理论背景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阐释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传统解释学和现代哲学解释学。传统解释学渗透着浓厚的客观主义精神，追求文本“唯一正确”性，认为只有原作者对其作品有着至高无上的解释权。现代哲学解释学认为人是阐释的主体。海德格尔指出阐释的基础是：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因此，所有的语言在现实中都打上了人体自身的烙印。伽达默尔的“偏见”观是在海德格尔“先在”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伽达默尔哲学阐释学的基本概念之一。他认为理解的历史性构成了人们的“偏见”。伽达默尔指出所谓的“偏见”是指在理解的过程中人们无法根據某种特定的客观立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实去对所要理解的对象进行比较客观的理解。但他认为“合法的偏见”是历史所赋予的，具有积极意义；而对于后天习得的“盲目的偏见”，他认为必须通过意识去克服它，因为这往往会妨碍正确理解的实现。伽达默尔进一步指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然而，由于历史本身的局限性，对文本的理解与选择产生“偏见”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偏见”本身也可以被看作是人们创造力的表现。
二 、“偏见”观下的徐志摩的哈代情结
徐志摩是我国现代超凡卓著的诗人、散文家，文学翻译家。作为翻译家，徐志摩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进行过大量翻译实践活动，题材涉及广泛，但不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看，徐志摩翻译中最有建树者还是其对外国诗歌的翻译。徐志摩一生共翻译过51首英文诗歌，其中哈代的作品就占到了二十多篇，而且他还曾四次撰文或赋诗对这位老人进行深深的追忆。在中国文坛，徐志摩是唯一见过哈代的人，也是哈代诗歌最早的译者。那么徐志摩究竟为何如此崇拜这位伟大的诗人，同时又极力的模仿哈代的诗歌创作风格呢？笔者归纳主要有以下三点：
1.性格相仿
徐志摩生于富商家庭，是徐家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生活，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位追求“美、爱、自由”的浪漫主义者。早期的徐志摩深受五四精神的熏陶，作品中传达着积极的内容和乐观的格调。但随着时间推移，现实击破了他的美好理想，让他沉溺于苦闷之中，作品表现人们的冷漠、苦闷、绝望，充满了灰色、颓废、迷离、彷徨的调子。诗篇也由积极浪漫主义转向了消极浪漫主义。哈代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美丽的多塞特郡，尽管家庭不富裕，但父母都重视对哈代的文化教育。早期的哈代崇尚自然之美，追求着心灵的自由，表达着热烈的情感。这一点与天生浪漫，追求自由、有着忧郁气质的徐志摩不谋而合。而到了中后期，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工业高度发展，哈代的故乡英国南部残存的宗法制农村受到了猛烈冲击，农村社会走向毁灭，农民阶级逐渐解体。从农民遭受的不幸与灾难的社会现实中，哈代看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与自私的本质，并陷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与基督教的悲观与绝望中。可以看出，相似的性情转变足以让徐志摩和哈代产生共鸣。1924年初，徐志摩在《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上写了《汤麦士·哈代的诗》一文，并指出哈代的诗歌体现了他对人生现世的不满足及他努力地探寻着人生这猜不透的谜和他冷酷的笑声与悲惨的呼声，还有迷失了“跳舞的同伴”的伤感。可见，哈代诗歌中的愤世嫉俗情绪在徐志摩的内心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痕迹。在徐志摩的眼里，他的这位“同伴”是为反抗悲观而生。在徐志摩的一系列文章里，如《自剖》、《再剖》等都明显烙上了哈代的思想。
2. 境遇类似
徐志摩虽因家境原因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其并不是一开始就走上了文学之路。1916年，生性好动的徐志摩进入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后转入北大就读。在北京大学求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并开始涉猎中外文学。然而，这一时期的徐志摩也亲身感受到了北方军阀混战的场景，亲睹屠杀无辜的惨像。他开始厌恶社会，并决定到国外留学以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可以说1920年9月之前，徐志摩并没有对文学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更没有想过要成为一名诗人。到了英国之后，徐志摩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徐志摩积极地对待和吸收外来文化，这就培养并奠定了他的文化品格。特别是在文学理论上，徐志摩广泛地涉足了各种诗歌流派，对许多诗人都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但他受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济滋、哈代等的影响相对更深一些。在康桥的生活更是深深地影响了他，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人生观和社会观，
路上的重大转折点，成为中国新诗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徐志摩在诗歌创作上硕果累累，尽管如此而却屡遭诟病，没有被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就这一点，远在英国的哈代与徐志摩似乎同命相连。哈代出生于瓦匠之家，家境虽一般，然而父母对其教育颇为重视。同徐志摩一样，哈代一开始也不是走的文学之路，而是学的建筑。他当过建筑师助理，修复过教堂。1862年才前往伦敦大学进修语言，开始文学创作。哈代最初写诗歌，后因无缘发表，才从事小说创作的。像《苔丝》、《无名的裘德》、《远离尘嚣》等都是被众人熟知的小说，而他作为一位诗人的真实身份往往为世人所忽略掉。实际上，这样对待哈代是不公平的，因为哈代的创作生涯由诗歌而始，自诗歌而终。哈代一生共创作有8卷诗歌和2部诗剧。哈代的诗歌创作生涯前后延续近六十年，换句话说，他作为一个全职诗人的时间远比其他任何英国诗人都要长。哈代的妻子福罗伦斯·哈代曾说，“要知道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由此可见，哈代诗歌的价值之巨大。
3.谒见哈代
徐志摩是把哈代诗歌引介到中国的第一人， 正因为这些诗作，使徐志摩终身都将哈代当作“属于任何时代”的“英雄”崇拜着。1926年7月，徐志摩带上狄更生教授的介绍函见到了其倾慕许久的哈代。这位老人高傲的气质和与生俱来的忧郁使徐志摩油然而生一种敬畏之情，自此他对哈代的崇拜有增无减。为记录这次会面，第二年徐志摩便撰写了《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随后，他又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汤麦士·哈代》一文，在里面他对哈代和法朗士描述道：“他们的伟大不是偶然的，思想是最高的职业，因为它负责的对象不是人间或人为的什么，而是一切理想的永恒”。可见，徐志摩对他心目中这位永恒的“英雄”是极为推崇的。徐志摩对哈代的文学成就也给出来极高的评价，他说：“哈代在这六七十年间最关心的还不只是一茎花草的开落，月的盈昃，星的明灭，村姑们的叹息，乡间的古迹与床说，街道上或远村里泛落的灯光，邻居们的生老病死，夜蛾的飞舞与枯树上的鸟声。再没有这老儿这样的鄙塞，没有他这样的倔强，除了他自己的思想他再不要什么伴侣，除了他本乡的大地他再不问什么世界”。在徐志摩短短十余年的译介生涯里，翻译的51首英文诗中，哈代的就达21首之多，如《在火车上的一次心软》、《公园里的座椅》、《对月说》、《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哈代八十六岁诞日自述》、《一个星期》、《她的名字》、《窥镜》、《公园里的座椅》、《两位太太》等，这足以证明他对哈代的喜爱。
三 、结语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和解释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的，任何人都不能逃离他所处的时代并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制约，人们在不同的时期里提供不同的方法来评判事物。如把“偏见”理论运用到徐志摩的英诗汉译中，他的“偏见”是由他当时所处的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身的性格特征和亲身经历所决定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原文文本的选择上。综合文中所述，正是因为徐志摩与哈代二人相仿的性格和类似的遭遇，让他找到了心灵上的“同伴”，因而徐志摩对哈代作品的“情有独钟”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考文献：
[1]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M].John Macquarrie，Edward Robinson，trans. Beijing：China Social Publishing House，1999.
[2] Gadamer Hans-Georg.Truth and method.Barden Garpette&Cumming John，trans. [M]. 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1999.
[3] Gentzler， E.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4] 刘全福. 徐志摩与诗歌翻译[J].中国翻译，1999，（6）.
[5] 什克洛夫斯基.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选[M] .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6] 徐志摩. 徐志摩全集第七卷翻译作品[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7] 郑海凌. “陌生化”与文学翻译[J].中国翻译，2003，（5）.
作者简介：蒋海霞（1981-），女，湖南永州人，湖南科技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讲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基金项目：湖南科技学院院级课题，编号：110391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