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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物,历史上已经出现过。
很多难题,我们的祖辈曾经智慧地尝试解决。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并且学习、继承,以及发展。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些医政史料。其中大部分做法,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机制创新”或是“国外先进经验”。
(一)日间手术
1965年12月13日的《北京晚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是《协和医院扩大门诊手术范围》。这条新闻中说道,协和医院把疝修补、甲状腺肿瘤切除等手术安排在门诊进行,并开设了观察室,可以留观一夜,同时还建立了随访制度。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就是如今时髦的“日间手术”模式。
(二)分级诊疗与医联体
分级诊疗和医联体,是近些年很高大上的名词。但是,在五十年代,分级诊疗已经实现。很多区中心医院、甚至工厂医务室都可以开展很大的手术。当时的医政管理部门,给每家大医院都安排了双向转诊的“小弟”。这种做法,如今美其名日“医联体”。
(三)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
你仔细看这些医生的处方,上面标明了多个执业地点。这就是“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我研究中山医院院史的时候,发现中山医院成立时,几乎所有的医生同时也在华山医院执业。
我们还是再来看处方吧。这些处方的共同特点,都盖着当年各个大药房的图章。这就是“医药分家”,老百姓在医院里看病,到院外的药房去取药。这也不是民国时期的“创新”,在古代就这么干。
(五)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工作,是医院的本分。我们老是说台湾、新加坡的社会服务工作做得如何好,可你知道他们的社会服务工作是从哪里学习继承来的吗?民国时期,国内很多医院都有社会服务部。民国学者写道:“国内各大医院中有社会服务一部者颇多,例如前上海之中山医院,上海之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南京之鼓楼医院,重庆之宽仁医院及北平之协和医院等”。
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于1921年5月正式成立,到1952年被撤消为止,共存在了32年之久。如果你有机会看看当年《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年度报告》,那个仁慈的社会服务部所做的事情,会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1946年至1948年的上海公立医院业务数据报表。当时公立医院超过一半的业务量为“免费”,政府补贴。你要是看看那时候的私立医院报表,会更吃惊:私立医院免费诊疗的人也不少。肯定会有人说,那时候病人接受的免费医疗肯定都是最简陋的医疗服务。对此,我根本不想多说什么。那个时期,医疗服务水平那么差劲,也没出现“伤医潮”。
很多人以为,以前的医界,没有医德医风教育。其实,我要告诉你,前人们对医学伦理的认识,远比当下国内的医界要深刻的多。上世纪上半叶,上海医师公会主席宋国宾主持编写的《医师信条十讲》,算是行规:“不为夸大广告,不营不义之财;不无故拒绝应诊、不歧视贫苦阶级;不非法坠胎、不滥施手术、不使用秘方;不徇私情发给不正确之医事证书;不作非道义之竞争、不毁谤同道;应保守并加秘密;应加入所在地医师公会,遇有纠纷应报告公会处理;应辅助贫苦病人;应协助为省机关报告传染病之流行及指导民众以消毒隔离诸法;应参加非常时期之救护工作。”这十条之内,有两条反复讲要“帮助穷人”。那时的职业教育,极大地帮助医生们规避了社会矛盾冲突的风险。我们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因为,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根本不承认有穷人存在。
这些年,大会小会,听了很多报告,很多人言必称“创新”、言必称“欧美”。其实他们不晓得,或者假装不晓得,很多所谓的“机制创新”和“国外先进经验”,其实是我们的前人玩剩下的。这些年,我们的国人紧盯发达国家,很热衷于“横向检索”,热衷于拍脑袋的“机制创新”,却不愿回顾历史、不愿做“纵向检索”。而我们前人摸索出的经验,却往往更接地气,更符合我们的国情。
我们谈论历史,并不是说前人都是正确的、成功的、幸福的,更不是说要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只是想说,不能数典忘祖,要尊重历史、学习历史。
我们学医的,很讲究文献检索。只要是前人做过的,你就不能说自己是第一;只要前人做过的,你就要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就在那里,我们正视他们、借鉴他们,才有可能超越他们。
至少,我们不要被九泉之下的前人们所耻笑。
很多难题,我们的祖辈曾经智慧地尝试解决。
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承认,并且学习、继承,以及发展。
今天,我给大家展示一些医政史料。其中大部分做法,很多人会误以为是这几年才出现的“机制创新”或是“国外先进经验”。
(一)日间手术
1965年12月13日的《北京晚报》。这张报纸的头版头条是《协和医院扩大门诊手术范围》。这条新闻中说道,协和医院把疝修补、甲状腺肿瘤切除等手术安排在门诊进行,并开设了观察室,可以留观一夜,同时还建立了随访制度。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就是如今时髦的“日间手术”模式。
(二)分级诊疗与医联体
分级诊疗和医联体,是近些年很高大上的名词。但是,在五十年代,分级诊疗已经实现。很多区中心医院、甚至工厂医务室都可以开展很大的手术。当时的医政管理部门,给每家大医院都安排了双向转诊的“小弟”。这种做法,如今美其名日“医联体”。
(三)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
你仔细看这些医生的处方,上面标明了多个执业地点。这就是“多点执业和自由执业”。我研究中山医院院史的时候,发现中山医院成立时,几乎所有的医生同时也在华山医院执业。
我们还是再来看处方吧。这些处方的共同特点,都盖着当年各个大药房的图章。这就是“医药分家”,老百姓在医院里看病,到院外的药房去取药。这也不是民国时期的“创新”,在古代就这么干。
(五)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工作,是医院的本分。我们老是说台湾、新加坡的社会服务工作做得如何好,可你知道他们的社会服务工作是从哪里学习继承来的吗?民国时期,国内很多医院都有社会服务部。民国学者写道:“国内各大医院中有社会服务一部者颇多,例如前上海之中山医院,上海之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南京之鼓楼医院,重庆之宽仁医院及北平之协和医院等”。
北京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于1921年5月正式成立,到1952年被撤消为止,共存在了32年之久。如果你有机会看看当年《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年度报告》,那个仁慈的社会服务部所做的事情,会让你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是1946年至1948年的上海公立医院业务数据报表。当时公立医院超过一半的业务量为“免费”,政府补贴。你要是看看那时候的私立医院报表,会更吃惊:私立医院免费诊疗的人也不少。肯定会有人说,那时候病人接受的免费医疗肯定都是最简陋的医疗服务。对此,我根本不想多说什么。那个时期,医疗服务水平那么差劲,也没出现“伤医潮”。
很多人以为,以前的医界,没有医德医风教育。其实,我要告诉你,前人们对医学伦理的认识,远比当下国内的医界要深刻的多。上世纪上半叶,上海医师公会主席宋国宾主持编写的《医师信条十讲》,算是行规:“不为夸大广告,不营不义之财;不无故拒绝应诊、不歧视贫苦阶级;不非法坠胎、不滥施手术、不使用秘方;不徇私情发给不正确之医事证书;不作非道义之竞争、不毁谤同道;应保守并加秘密;应加入所在地医师公会,遇有纠纷应报告公会处理;应辅助贫苦病人;应协助为省机关报告传染病之流行及指导民众以消毒隔离诸法;应参加非常时期之救护工作。”这十条之内,有两条反复讲要“帮助穷人”。那时的职业教育,极大地帮助医生们规避了社会矛盾冲突的风险。我们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因为,很长的时间里,我们根本不承认有穷人存在。
这些年,大会小会,听了很多报告,很多人言必称“创新”、言必称“欧美”。其实他们不晓得,或者假装不晓得,很多所谓的“机制创新”和“国外先进经验”,其实是我们的前人玩剩下的。这些年,我们的国人紧盯发达国家,很热衷于“横向检索”,热衷于拍脑袋的“机制创新”,却不愿回顾历史、不愿做“纵向检索”。而我们前人摸索出的经验,却往往更接地气,更符合我们的国情。
我们谈论历史,并不是说前人都是正确的、成功的、幸福的,更不是说要回到从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只是想说,不能数典忘祖,要尊重历史、学习历史。
我们学医的,很讲究文献检索。只要是前人做过的,你就不能说自己是第一;只要前人做过的,你就要虚心学习。前人的经验就在那里,我们正视他们、借鉴他们,才有可能超越他们。
至少,我们不要被九泉之下的前人们所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