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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艺术的发展与当时的玄学、士人、战争等因素是密切相关的，“魏晋风骨”成了艺术史上最为推崇的精神，在绘画中“秀骨清像”成为人物形象的完美写照。“传神阿堵”“以形写神”“迁想妙得”将“秀骨清像”推到了艺术的顶峰，也将这一时代的艺术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关键词】秀骨清像；魏晋风度；顾恺之
“秀骨清像”一词最早出现在《历代名画记·卷六》中“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这是对崇尚玄学的六朝士人形象的描述。画家陆探微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方面就有很深的造诣，马克思曾经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同样陆探微的“秀骨清像”也不例外。一个时代的艺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政治、生活、审美观等方面，那么探求这一时代人物画像的特点，就得从这一时期的政治、历史等方面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风度”，感受“秀骨清像”这一典型艺术形象的意境。
一、“秀骨清像”人物形象产生的历史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也是精神上最自由、最解放的时代。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以《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并开创了玄学，使思想界有了前所未有的觉醒。玄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提供了躲避现实社会的港湾，他们从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关注个人，精神上得到了大的解放，思想得到了大的自由。玄学清谈在士阶层中广泛传播开来，土人们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讨论，其中对人的性情、风貌及才能的讨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清谈之风迅速影响到各个领域……绘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录方式，以其自身的语言和形式，同样向人们展示了魏晋玄学之风对整个社会和土人的影响。
二、“秀骨清像”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
“秀骨清像”表现在绘画作品中主要表达的是魏晋名士的洒脱和放荡不羁的精神状态，犹如陶渊明诗中写到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怡然自得之态。顾恺之的作品代表了魏晋人物画的最高水平，是对“秀骨清像”的最完美的诠释，在传神的刻画上，他又特别强调眼睛的刻画，以及体态动势、人物关系、环境的衬托等等。研究“秀骨清像”的人物特点，就应以顾恺之的画论为依据，从而来了解“魏晋风度”在绘画中的具体表现。
（一）传神阿堵
据《世说新语·巧艺》中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日：‘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显然顾恺之对于眼睛的重要性的认识已超越前人，达到一定的高度。
在顾恺之的众多作品中，《女史箴图》中的人物形象最为鲜明，它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卷轴中国画，其对眼睛的描绘更加“传神”——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出入物的性格特点，更能体现出作者的心境，这也是这幅画能成为后世典范的原因所在。魏晋时期士人的目标就是要寻求一种理想的人格，推崇才情、品貌、言谈、个性，但这些内在的东西只有通过“传神”的眼睛才能表达，所以说，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传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想要表现出事物的形体，那么就必须通过传神来体现，而传神的关键就是要表现人物的内心想法，眼睛就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画面所传达的气氛与作者的心境相一致，这样也就达到了人物画的最高境界。
（二）以形写神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讲究精神至上和超脱世俗，由于受这一精神状态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表现在绘画上为面相上的削瘦和形体的放达，这两个方面对“神”的刻画也起到重要作用。
（一）面相消瘦
面相消瘦的表现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所谓的“骨相”，相人相其骨，“骨相”反映了一个人的贵贱尊卑，到魏晋则简直以“瘦”作为相人的主要准则之一，顾恺之身为六朝士人，深受时代的影响，其画作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在顾恺之的另一幅作品《维摩诘像》中，瘦和飘逸得到了最好的展现。此画中对维摩诘形象的刻画给人以难以言说的、仙风道骨般的印象，反映出人物内在的智慧和超然脱俗、飘逸的精神本质，这种描绘更加迎合了土族们的脱俗风采。维摩诘眼中透露出的佛家的睿智和藐视一切的空灵不正是对“魏晋风度”的完美印证吗？
（二）形体放达
魏晋时期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面相消瘦外，形体动态对“神”的表现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表现放达、飘然、高逸之美，进一步冲破儒学的束缚，褒衣博带成为了流行服饰。男子穿衣袒胸露臂，力求自然随意的感觉。女子服饰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叠，表现出优雅飘逸风格，犹如“吴带当风”。196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出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的人物形象就最能代表这一特点。画中描绘了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竹林七贤”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士荣启期，“竹林七贤”以荣启期为榜样，以竹林作为他们的“世外桃源”。画面中人物形态各异，宽衣解带，席地而坐，蓬头垢面，全然不顾宗教礼数的束缚，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超然脱俗之气跃然纸上。
（三）迁想妙得
顾恺之从对人物表现的需要，联想到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描绘，用这种描绘来烘托人物的“神”“气”“韵”。他的这种思想在《洛神赋图》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虽然魏晋时期山水画还未成熟，还是“水不容泛，人大干山”的情况，但对人物的衬托起到重要作用。为了突出洛神的气质，在洛神身边画了惊鸿、游龙、荷花、绿水，才出现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绿波”。为表现洛神的“神”的超然、飘逸，还将其置于云海之中，有一种灵动的感觉，这种环境的描写对于突出人物“神”“形”“性”“情”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秀骨清像”艺术形象的概括及对后世的影响
综观魏晋时期的绘画作品，不论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还是南朝墓室出土的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都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从现有造型艺术品来看，清瘦秀雅的面貌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是“褒衣博带”，很好地表现了“肤脆骨柔，不堪行步”的六朝士大夫的外形特征和精神之质，是一种有时代特色的典型形象，表明了人物画提炼形象反映生活能力的巨大进步。“秀骨清像”不仅为我们呈现出当时的时代风尚和脱俗品格、孤傲高雅的土人情趣，而且这一形象的出现促进了绘画技艺的发展，使得“传神”成为了品评的重要准则，为历代画家所推崇，成为绘画的最高境界。
顾恺之作为六朝绘画的杰出代表，他所提出的画论不仅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更为重要的是“传神论”的提出对中国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基石的作用，影响了历代画家直至今天的我们。顾恺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秀骨清像”，更成为了文人画家内心深处共同追求和向往的形象。魏晋名士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风骨和气韵，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处事方式和泰然的生活态度。“竹林七贤”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代表，在注重人文精神的今天，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经过年代的洗礼，日久弥新。
【关键词】秀骨清像；魏晋风度；顾恺之
“秀骨清像”一词最早出现在《历代名画记·卷六》中“陆公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这是对崇尚玄学的六朝士人形象的描述。画家陆探微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方面就有很深的造诣，马克思曾经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同样陆探微的“秀骨清像”也不例外。一个时代的艺术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历史、政治、生活、审美观等方面，那么探求这一时代人物画像的特点，就得从这一时期的政治、历史等方面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魏晋风度”，感受“秀骨清像”这一典型艺术形象的意境。
一、“秀骨清像”人物形象产生的历史背景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也是精神上最自由、最解放的时代。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以《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并开创了玄学，使思想界有了前所未有的觉醒。玄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为世人提供了躲避现实社会的港湾，他们从儒家正统思想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开始关注个人，精神上得到了大的解放，思想得到了大的自由。玄学清谈在士阶层中广泛传播开来，土人们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这场讨论，其中对人的性情、风貌及才能的讨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清谈之风迅速影响到各个领域……绘画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录方式，以其自身的语言和形式，同样向人们展示了魏晋玄学之风对整个社会和土人的影响。
二、“秀骨清像”在绘画作品中的表现
“秀骨清像”表现在绘画作品中主要表达的是魏晋名士的洒脱和放荡不羁的精神状态，犹如陶渊明诗中写到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般的怡然自得之态。顾恺之的作品代表了魏晋人物画的最高水平，是对“秀骨清像”的最完美的诠释，在传神的刻画上，他又特别强调眼睛的刻画，以及体态动势、人物关系、环境的衬托等等。研究“秀骨清像”的人物特点，就应以顾恺之的画论为依据，从而来了解“魏晋风度”在绘画中的具体表现。
（一）传神阿堵
据《世说新语·巧艺》中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日：‘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显然顾恺之对于眼睛的重要性的认识已超越前人，达到一定的高度。
在顾恺之的众多作品中，《女史箴图》中的人物形象最为鲜明，它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卷轴中国画，其对眼睛的描绘更加“传神”——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出入物的性格特点，更能体现出作者的心境，这也是这幅画能成为后世典范的原因所在。魏晋时期士人的目标就是要寻求一种理想的人格，推崇才情、品貌、言谈、个性，但这些内在的东西只有通过“传神”的眼睛才能表达，所以说，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传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想要表现出事物的形体，那么就必须通过传神来体现，而传神的关键就是要表现人物的内心想法，眼睛就是重中之重，只有这样才能使得画面所传达的气氛与作者的心境相一致，这样也就达到了人物画的最高境界。
（二）以形写神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讲究精神至上和超脱世俗，由于受这一精神状态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表现在绘画上为面相上的削瘦和形体的放达，这两个方面对“神”的刻画也起到重要作用。
（一）面相消瘦
面相消瘦的表现早在汉代就出现了所谓的“骨相”，相人相其骨，“骨相”反映了一个人的贵贱尊卑，到魏晋则简直以“瘦”作为相人的主要准则之一，顾恺之身为六朝士人，深受时代的影响，其画作真实地反映出时代的要求。在顾恺之的另一幅作品《维摩诘像》中，瘦和飘逸得到了最好的展现。此画中对维摩诘形象的刻画给人以难以言说的、仙风道骨般的印象，反映出人物内在的智慧和超然脱俗、飘逸的精神本质，这种描绘更加迎合了土族们的脱俗风采。维摩诘眼中透露出的佛家的睿智和藐视一切的空灵不正是对“魏晋风度”的完美印证吗？
（二）形体放达
魏晋时期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面相消瘦外，形体动态对“神”的表现也起到一定的作用。为了表现放达、飘然、高逸之美，进一步冲破儒学的束缚，褒衣博带成为了流行服饰。男子穿衣袒胸露臂，力求自然随意的感觉。女子服饰长裙曳地、大袖翩翩、饰带层叠，表现出优雅飘逸风格，犹如“吴带当风”。1960年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室出土的画像砖《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中的人物形象就最能代表这一特点。画中描绘了魏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群体“竹林七贤”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士荣启期，“竹林七贤”以荣启期为榜样，以竹林作为他们的“世外桃源”。画面中人物形态各异，宽衣解带，席地而坐，蓬头垢面，全然不顾宗教礼数的束缚，是“魏晋风度”的真实写照，超然脱俗之气跃然纸上。
（三）迁想妙得
顾恺之从对人物表现的需要，联想到对人物所处环境的描绘，用这种描绘来烘托人物的“神”“气”“韵”。他的这种思想在《洛神赋图》中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虽然魏晋时期山水画还未成熟，还是“水不容泛，人大干山”的情况，但对人物的衬托起到重要作用。为了突出洛神的气质，在洛神身边画了惊鸿、游龙、荷花、绿水，才出现了“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渠出绿波”。为表现洛神的“神”的超然、飘逸，还将其置于云海之中，有一种灵动的感觉，这种环境的描写对于突出人物“神”“形”“性”“情”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秀骨清像”艺术形象的概括及对后世的影响
综观魏晋时期的绘画作品，不论是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还是南朝墓室出土的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都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从现有造型艺术品来看，清瘦秀雅的面貌的人物形象一般都是“褒衣博带”，很好地表现了“肤脆骨柔，不堪行步”的六朝士大夫的外形特征和精神之质，是一种有时代特色的典型形象，表明了人物画提炼形象反映生活能力的巨大进步。“秀骨清像”不仅为我们呈现出当时的时代风尚和脱俗品格、孤傲高雅的土人情趣，而且这一形象的出现促进了绘画技艺的发展，使得“传神”成为了品评的重要准则，为历代画家所推崇，成为绘画的最高境界。
顾恺之作为六朝绘画的杰出代表，他所提出的画论不仅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更为重要的是“传神论”的提出对中国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基石的作用，影响了历代画家直至今天的我们。顾恺之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秀骨清像”，更成为了文人画家内心深处共同追求和向往的形象。魏晋名士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风骨和气韵，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处事方式和泰然的生活态度。“竹林七贤”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代表，在注重人文精神的今天，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经过年代的洗礼，日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