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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1世纪以来，反腐小说创作在大热背后逐渐显示出创新力的不足和审美性的匮乏，本文将以湖南籍作家王跃文的创作为例，探讨其在反腐小说中的人物塑造和叙事策略上做出的积极探索，希冀当代反腐小说创作走出窠臼，提升到新的審美高度。
关键词：反腐小说 创新 王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反映当代官场现实的小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关注。21世纪以来，此类小说由于着力描绘权力的运作、腐败的细节等，作为“反腐文学”不断地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热播。影视剧的热播又进一步带来了原著小说的巨大销量与关注度。这使得一度被边缘化的文学出现了相对热闹的景象。
官场猎奇、权术解密、权色交易等词语是我们通常加在反腐小说上面的标签，但以此为创作指向的作品，却往往流于模式，变得千篇一律。21世纪反腐小说的创作在大热背后也逐渐显示出后劲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形象塑造、叙事方式、情节设置的概念化、模式化倾向，暴露出缺乏艺术创新力等诸多问题。一些作家企图冲破窠臼，并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形成了反腐小说的另一审美向度。如湖南籍作家王跃文，他将几千年来的官场文化化繁为简地融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将反腐小说提升到新的审美高度。
在王跃文看来，人物始终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人物形象刻画得成功与否，是衡量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志。而塑造人物应该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努力做到将深刻广泛的社会阅历和鲜明独特的个别性的有机统一，使人物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官场小说虽题材特殊，也要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将自己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气质，浸润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他的小说主人公取名朱怀镜，而小说最成功之处，就是塑造了朱怀镜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长篇小说《国画》中，朱本是一个地级市毫无背景的小处长，仕途不是很顺畅，机缘巧合之下因一幅画巴结上了上司，自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仕途一片向好的时候，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纠结和矛盾：他一方面对官场心生厌烦，对权谋、权术深深不齿，却又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和荣耀。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读来感觉既可爱又可恨，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从而令小说的文学性得以提高。
小说也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围绕在这种权力体系下的人物。如警察黄达洪，作为人民警察败类的他本已被开除，却通过贿赂重新回到警察队伍，还使用手段逼着昔日的上司唯唯诺诺地跟他称兄道弟；如袁小奇这样的江湖骗子，骗得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经营自己“慈善家”的形象，随后居然企图混迹于官场；又如裴大年，他本来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劳动致富的新农民，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日子，却官迷心窍，低三下四地讨好皮市长，企图攀附上这棵权力大树……这些人被错误的权力观和金钱观扭曲了正常的人性，陷入权钱交易的漩涡不能自拔，损人又害己。小说在反映现实黑暗面的时候不露痕迹，用力得当，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真实可信。可以说，王跃文小说的人物塑造使他的官场题材小说走出了窠臼，在艺术感染力和批判力上大大增强。
赵汀阳在《反政治的政治》中曾这样评价官僚制度：“当政治博弈退化为行政博弈，这种行政斗争的游戏虽然在智力上是高水平的（阴谋水平惊人），但在精神上是极低水平的，它没有任何精神性的意义，毫无精神追求，毫无理想，道德和美学的意义都退化到趋近于零，只剩下单纯的无耻斗争。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所记载的各种‘政治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而只是一些在荒谬、残酷、变态、阴毒、无聊等方面都超出了人们想象力的宫廷斗争、朝廷斗争以及地方与中央的斗争，都是为权力而权力、为利益而利益的单纯比赛。”对腐败分子来说，这样的政治博弈其实早已退化为低级的政治斗争。官僚主义、权力腐败不仅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抑制了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方式，破坏了人们对公利公德的责任意识。由官僚主义主导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更有利于发展懦弱、自私、虚伪、阴暗、阴毒的病态人性，而不利于发展正大光明、勇敢无私、坦诚真挚的健康人性。因此，在反腐小说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许多这样的情节：反腐英雄往往一开始处于劣势，精通权术、诡计多端的腐败分子占上风，并贯穿着大量的政治博弈的情节，结局往往局势反转，造一个光明的尾巴，以显示主旋律的正确方向。作为官场小说，我们也能在王跃文那里读到关于权力、权谋的分析，但又不止于此，我们总是会被其作品中的氛围感染，甚至会生出淡淡的感伤。王跃文似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小说最后通常是没有结局的结局。人物总会陷入理想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之中，知识分子的理想被击碎，仕途亦不得志，主人公朱怀镜身心疲惫，郁郁而行，迷茫中发出对人生的层层追问。小说围绕官场题材，却最终跳脱了这一题材的套路，引发读者对人生的一次次探询与思考。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书写与乡土人文传统的价值重建研究 ”（项目编号：18YJC751032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世纪中国反腐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4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铮，女，博士研究生，江苏警官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责任编辑 刘月娇）
关键词：反腐小说 创新 王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一批反映当代官场现实的小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关注。21世纪以来，此类小说由于着力描绘权力的运作、腐败的细节等，作为“反腐文学”不断地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热播。影视剧的热播又进一步带来了原著小说的巨大销量与关注度。这使得一度被边缘化的文学出现了相对热闹的景象。
官场猎奇、权术解密、权色交易等词语是我们通常加在反腐小说上面的标签，但以此为创作指向的作品，却往往流于模式，变得千篇一律。21世纪反腐小说的创作在大热背后也逐渐显示出后劲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形象塑造、叙事方式、情节设置的概念化、模式化倾向，暴露出缺乏艺术创新力等诸多问题。一些作家企图冲破窠臼，并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形成了反腐小说的另一审美向度。如湖南籍作家王跃文，他将几千年来的官场文化化繁为简地融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将反腐小说提升到新的审美高度。
在王跃文看来，人物始终是小说的核心要素，人物形象刻画得成功与否，是衡量小说成就的重要标志。而塑造人物应该以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努力做到将深刻广泛的社会阅历和鲜明独特的个别性的有机统一，使人物既有强烈的时代感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官场小说虽题材特殊，也要从生活实际出发，塑造出这一特殊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将自己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气质，浸润到他笔下的人物身上。他的小说主人公取名朱怀镜，而小说最成功之处，就是塑造了朱怀镜这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长篇小说《国画》中，朱本是一个地级市毫无背景的小处长，仕途不是很顺畅，机缘巧合之下因一幅画巴结上了上司，自此官运亨通，飞黄腾达。仕途一片向好的时候，他的内心却充满了纠结和矛盾：他一方面对官场心生厌烦，对权谋、权术深深不齿，却又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和荣耀。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复杂人物，读来感觉既可爱又可恨，既哀其不幸又怒其不争，从而令小说的文学性得以提高。
小说也成功地塑造了一群围绕在这种权力体系下的人物。如警察黄达洪，作为人民警察败类的他本已被开除，却通过贿赂重新回到警察队伍，还使用手段逼着昔日的上司唯唯诺诺地跟他称兄道弟；如袁小奇这样的江湖骗子，骗得第一桶金之后就开始经营自己“慈善家”的形象，随后居然企图混迹于官场；又如裴大年，他本来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劳动致富的新农民，本可以衣食无忧地过日子，却官迷心窍，低三下四地讨好皮市长，企图攀附上这棵权力大树……这些人被错误的权力观和金钱观扭曲了正常的人性，陷入权钱交易的漩涡不能自拔，损人又害己。小说在反映现实黑暗面的时候不露痕迹，用力得当，人物形象血肉丰满，真实可信。可以说，王跃文小说的人物塑造使他的官场题材小说走出了窠臼，在艺术感染力和批判力上大大增强。
赵汀阳在《反政治的政治》中曾这样评价官僚制度：“当政治博弈退化为行政博弈，这种行政斗争的游戏虽然在智力上是高水平的（阴谋水平惊人），但在精神上是极低水平的，它没有任何精神性的意义，毫无精神追求，毫无理想，道德和美学的意义都退化到趋近于零，只剩下单纯的无耻斗争。秦汉以来中国历史所记载的各种‘政治斗争’其实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而只是一些在荒谬、残酷、变态、阴毒、无聊等方面都超出了人们想象力的宫廷斗争、朝廷斗争以及地方与中央的斗争，都是为权力而权力、为利益而利益的单纯比赛。”对腐败分子来说，这样的政治博弈其实早已退化为低级的政治斗争。官僚主义、权力腐败不仅侵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更抑制了具有创造性的思想方式，破坏了人们对公利公德的责任意识。由官僚主义主导的社会和文化环境更有利于发展懦弱、自私、虚伪、阴暗、阴毒的病态人性，而不利于发展正大光明、勇敢无私、坦诚真挚的健康人性。因此，在反腐小说中我们往往会看到许多这样的情节：反腐英雄往往一开始处于劣势，精通权术、诡计多端的腐败分子占上风，并贯穿着大量的政治博弈的情节，结局往往局势反转，造一个光明的尾巴，以显示主旋律的正确方向。作为官场小说，我们也能在王跃文那里读到关于权力、权谋的分析，但又不止于此，我们总是会被其作品中的氛围感染，甚至会生出淡淡的感伤。王跃文似乎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小说最后通常是没有结局的结局。人物总会陷入理想和现实的双重困境之中，知识分子的理想被击碎，仕途亦不得志，主人公朱怀镜身心疲惫，郁郁而行，迷茫中发出对人生的层层追问。小说围绕官场题材，却最终跳脱了这一题材的套路，引发读者对人生的一次次探询与思考。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世纪乡土小说的城乡书写与乡土人文传统的价值重建研究 ”（项目编号：18YJC751032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新世纪中国反腐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7SJB047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铮，女，博士研究生，江苏警官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责任编辑 刘月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