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医药文化似乎起源很早，但真正的医药学体系至秦汉时期方才日渐成熟。其医学理论以《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以及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武威旱滩坡东汉墓出土的《治百病方》等医药文献为基奠。其特征鲜明的治疗手法，更是融汇春秋战国秦（针灸）齐（汤药）2 派之长，最终形成了以“ 箴、石、汤、火”并举的治疗体系。
　　山东微山县两城山曾出土东汉时期“扁鹊针灸行医”汉画像4种。画像中，扁鹊以人鸟结合的图腾形象出现，病人则跪坐一排呈候诊之状。扁鹊右手把脉，左手执针，把脉问诊与针刺治疗同时展现于一幅画像之中。
　　中医刺疗所用之针，应由石制演化而来，但画像中扁鹊所执之针，当为金属所制。在传统医学领域，金属医疗器具以铜制为最多，更高级者侈用金银，然而唯铁必不用。满城汉墓曾出土：毫针、匙针、锋针、圆针等多种类型，而依《灵枢经》所载更有9种之多。

　　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们认为中医刺疗法源自“砭”，但其实它真正的来源是“灸”。虽然在《说文解字》中有“砭，以石刺病”的诠释，但是依满城汉墓出土的斧形实物来分析，砭多用于外科手术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其锋利的刀刃根本无法实现刺的动作。而相对灸法则不同，把艾叶等中草药处理后卷成柱状再对穴位进行烧灼的方法，在马王堆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等古医书中，从经脉循环到主病医治，再到详细的灸法解读，其中所包含的医学原理与针法无异，因此“灸法”与“针法”才是真正的一脉相承。
　　古人学习经脉知识除了依靠“明堂图”等平面图像资料外，还会制作立体经脉模型来帮助医学者更加直观地辨识经脉循环的走向。已见存世最早的经脉模型，出土于四川绵阳双包山西汉墓葬。经脉模型为木胎髹（xiū）漆工艺，通体黑色，经脉用红线标识，遗憾的是没有文字和穴位说明。

　　針灸木人可算是中国传统医学史上立体经脉模型制作的鼻祖。模型共绘主脉19条，“督脉”居其正中，其余18条均匀分布在左右两侧，若以种类划分，除了10条主脉之外，另出支脉5条，此支脉的存在是针灸木人较后世针灸铜人鲜有的特征，并早于铜人1100余年。
　　针灸木人高仅28.1厘米，而针灸铜人却是真人般的大小了。不仅如此，身为宋代翰林院医官的王唯一，由于其经脉理论医学知识的丰厚积累，致使铜人的设计和制作考究非凡。针灸铜人的四肢及胸腔躯壳均呈可拆卸的状态，经脉刻画走势清晰，并准确标识有具体的穴位名称（354个），胸腔内部装有五脏六腑模型，体内注水后，封蜡于外，考试之时，用针刺穴，水出，方算合格。

　　较之针灸木人的10脉系统，铜人补添了足3阴脉（足太阴脉、足少阴脉、足厥阴脉）;以及奇经8脉中除督脉以外其他7脉（任脉、冲脉、带脉、阳维脉、阴维脉、阴跷脉、阳跷脉）共组成20脉系统，沿用至今。

　　针灸铜人自宋至清，各朝皆有研制，但宋代铜人今已不存，传世最古者当属明正统年间仿北宋所制。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华夏之光”展厅中医药二层展区，便为观众常年展示仿明仿清的针灸铜人模型，经脉配有LED电子显示装置，选择相应的按钮便可清晰识别主经脉的走向，相关的视频解读更可以让观众进一步了解经脉识别在中医药领域的核心作用。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西医结合所做出的著名批示，当年还是学生的屠呦呦教授就是在这句话的感召下踏上中医药研究之路。但自西学东渐以来，彼此的理论观点也在始终进行着调整，庚子新冠疫情肆虐，在抗疫的紧要关头，更是加大了中西医之间的紧密合作。钟南山院士评价中医药的最大优势是“安全”，其实中医药的文化价值远不止于此，即便“药”不出自扁鹊之方，用“不药之药”的坚定信念来对抗恶疾的蔓延，不也是中医药哲学思想留给后人的良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