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媒体向袁隆平求证他是否为解决中国的饥饿问题而进行科学研究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肯定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思维，就是能搞个品种出来，让它增产就觉得心满意足了，晓得吧？哪有那么多雄心壮志？”但袁隆平与他的杂交水稻，是中国摆脱饥饿恐惧的象征，也是这个人口超级大国能够自给自足的定海神针。
　　1994年，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将他对我国粮食经济进行的调查写成了一本书——《谁来养活中国人》。在这本书中，布朗断言，到2030年，我国人口数量将达到16.3亿左右，按照每人每日消耗8两粮食计算，需要粮食6.51亿吨。可是以当时的工业化形势发展，中国的耕地面积还在日趋减少，因此粮食产量可能会下降到2.73亿吨，需要从外国进口3.78亿吨。鉴于此种情况，中国会成为粮食缺口大国，大量进口外国粮食必然会导致粮食的短缺与粮食价格暴涨，继而引起国际上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粮食大恐慌。
　　布朗的推论最终没有成真。在布朗发出断言前，袁隆平赴美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草签合作开发两系杂交稻协议。两年后，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发表了题为《攀登杂交水稻研究新高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我的毕生追求》的演讲。与此同时，国家启动了“中国超级稻育种”项目，即培育我国的超高产水稻，计划由袁隆平主持。在之后的近20年里，超级稻的亩产从700公斤，到800公斤、900公斤，并最终在2014年亩产超过1000公斤。袁隆平不断向外界介绍自己的计算：“全世界有1.6亿公顷的稻田，如果其中一半种上杂交水稻，每公顷增产两吨，每年增产的粮食可以多养活五亿人口。”
　　事实上，袁隆平与杂交水稻在更早的时候就成为了中国粮食自给自足的象征。1980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受中国科学院邀请，派了一个五人小组来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使他们惊叹不已的是，中国已经学会了种植杂交水稻。2004年，袁隆平获得世界粮食安全奖，颁奖委员会赞誉道：“袁教授被公认为是第一个发现如何实现水稻杂种优势的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不可能开发杂交品种。袁的工作推翻了这一假设。”
　　袁隆平经历过饥荒，那时他下定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他用一生圆了自己的梦：“中国人自己养活自己，绝对没有问题。”如今，在湖南的许多地方，都竖着一块硕大的标语牌，上面写着标语“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这正是袁隆平的梦想。
　　他還有个更宏大的梦想：杂交水稻能覆盖全球，维护全世界的粮食安全。

口粮自给

　　袁隆平去世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发言道：“我们将学习和发扬袁隆平先生的崇高精神和高尚品格，持续推进种业创新，坚决打赢种业翻身仗，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封山植树，退耕还林”的生态工程与城镇化浪潮皆大步向前，生态环境的改善与经济发展的转型，确实带来了粮食播种面积的减少，继而导致粮食减产。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18亿亩耕地红线”提出。此后，国家不断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的科技进步，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尽管新世纪以来，国家粮食产量年年增长，但由于资源和农业要素的紧张，国内的粮食安全一直是个紧绷的问题。“中国是人口大国，如果短期出现大的缺口，很难通过国际市场进行调剂。”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在2013年说。
　　“粮食是战略物资，不值钱但不可缺少。过多依赖进口会受制于人，到时讲条件、提价格都有可能发生，粮食不可能成为真正自由贸易的商品。”山东财经大学教授王蔚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绝非杞人忧天。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世贸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等三大机构发出警告，疫情可能会导致全球出现新一轮粮食危机，全球一度有12个国家限制粮食出口，其中包括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俄罗斯和第三大大米出口国越南。回顾世界近百年的历史，1960年代，美国对印度限制出口粮食，最终迫使印度改变反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80年代，苏联出兵阿富汗，美国实行谷物禁运，直至苏联改变策略，美国才重新恢复粮食出口……
　　2014年，我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而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同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粮食产量稳定在5.5亿吨以上”，“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不仅中国人需要吃稻米，在农业养殖领域，也需要大量的小麦、玉米、稻谷和大米等谷物。当中国人开始快速提升肉蛋奶消费时，近两年，每年都有超过一亿吨饲料用粮需要进口。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2020年的报告，到“十四五”期末，中国有可能出现1.3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但仔细分析，相比中国庞大的粮食生产能力，1.3亿吨并不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虽然进口粮食占我国粮食总消费量的15.5%，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饲料用粮。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工程已经持续半个世纪，他们首先攻克了杂交水稻这一世界难题。不仅有袁隆平，还有颜龙安团队、张先程团队、朱英国团队、谢华安团队等等国人的共同努力，推进实现杂交水稻产业化。截至2020年，经农业农村部确认的超级稻品种共有133个。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我国小麦和稻谷两大口粮自给率超过100%，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谷物的自给率达到98.75%，不存在口粮进口依赖。这一年，中国粮食总产量接近6.64亿吨，约为全球粮食总产量的24.4%，粮食产量连续数十年全球第一，远超其他国家。其中，2014年以后，稻米的自给率均在100%以上。

一个奇迹

　　2020年秋，联合国粮农组织前副总干事何昌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中国的粮食安全是全球粮食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可以说没有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没有世界的粮食安全。中国用不到全球9%的耕地面积和6%的淡水资源，解决了全球19%的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中国有长计划、短安排，有可靠的制度与可行的方案，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保障粮食安全不仅有袁隆平等科学家的倾力贡献，更有我国在国家战略维度的多重布局。
　　近十年来，我国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经从过去的总量不足转变为结构性矛盾。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的重点工作。2017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粮食安全的基础上，要以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为导向，建立新的粮食生产安全观。
　　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农业基础设施得到改善，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有所提升。2015年，我国农业有效灌溉面积和成灾面积实现逆转，有效灌溉面积大于成灾面积，从那年开始，我国粮食产量保持在6.5亿吨以上。科技水平也逐年提高，2019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2%，农业机械种类丰富，机械化水平明显提高。
　　为了促进粮食生产发展，我國对粮食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粮食生产重心北移，形成了主产区与主销区，小麦种植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稻谷种植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东北平原和岭南地区;玉米生产向东北华北平原集中的趋势。
　　在一篇名为《县级政府保障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论文中，研究者张静以河北某县为例，分析了我国的基层组织如何实践国家的战略部署。其中包括严格划定更低保有量目标，严格实行“占一块耕地补偿一块耕地、占用优质耕地补充优质耕地、先补尝后占用”的制度规定;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提高水资源利用率;改造中低产农田，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同时，该县还主推了新的生产技术，比如小麦技术精量播种技术、种子包衣技术等等。
　　历年来，中央推出了一系列以增加产量为导向的农业支持政策，包括取消农业税、推出保护主要粮食品种生产的最低收购价政策、农业补贴政策等，以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在张静的研究中，县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落实国家的补贴政策，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防止谷贱伤农。
　　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危机时，以泰国为代表的粮食出口型国家出台措施禁止粮食出口，国际粮食市场各大主粮价格飙升。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监测报告，危机爆发前夕，中央提高了国内的粮食收购价格，又几度向国内市场投储备粮，稳定了国内粮价。从2007年3月到2008年3月全球米价涨幅达66%。与此同时，我国2008年的米价相比2007年，仅仅上涨6.96%。
　　粮食危机解除后，各国的海外耕地投资呈井喷式发展，以保障各自的粮食安全。丰富的耕地资源和低水平的农业产出是促使东道国接受土地投资的主要原因，而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业投入较少导致农业产出较少则是其吸引投资国的主要原因。事实上，中国是较早利用海外耕地投资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之一。1996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下属公司就已经在古巴和墨西哥投资种植业，进行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加工。时至今日，中国在全球已有大约两百个海外耕地投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