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厢情愿地把我们放到全球焦点的中心。仿佛我们真的已经很牛，牛到足以让别人整天算计我们，整天想着怎么给我们施加阴谋的地步，这样的想象力，实在有点夸张。
　　
　　知道杨卫隆先生，源于2008年初风靡一时的《次贷风暴高清面目》，那时，次贷危机在美国刚刚全面爆发，倏忽问，人们从“新经济”的田园牧歌中惊醒，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会这样?这一切的原因何在?
　　从天堂到地狱，太大的落差，让杨卫隆的那本书光彩夺目，他和宋鸿兵一样，戴上了“杰出民间经济学家”的光环。但杨卫隆更西方化，这体现在他惊人的自信上，他对“新经济”、“金融创新”彻底否定，这是沉浸在美国式思路的大陆经济学者们没有做到的。在对“金融风暴”的反思中，我们至今没走出这样的荒唐：反贪官不反皇帝，反皇帝不反帝制。
　　我们从没有以对等的视角来看世界经济，除了抱怨与撒娇，我们究竟做了什么?
　　从书名上看，杨卫隆的新书《三割志》很像《三国志》，这是他的隐喻，他相信，世界经济格局正走向美国、中国、欧盟三极化，大国博弈在所难免，那么，如何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杨卫隆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也给了一个好视角，但在解决方案层面，《三割志》并无新货。
　　从该书的优点看，首先是数据挖掘有特色，这源于作者多年金融从业经历，他能一眼看出哪些数据有用，哪些是装饰性的：其次是穿行在“新经济”那些大词与大理论问，作者闲庭信步，体现了不同寻常的写作风度与趣味；第三是平易近人，只要懂常识，就能读懂这本书。
　　然而，与宋鸿兵一样，杨卫隆也过度沉浸在“阴谋论”中，这种写法虽有趣，却很难成立。
　　首先，阴谋的策划者是谁?假设是美国政府，可为什么金融危机首先打击的是美国经济，而非其他国家?如果说阴谋源于“超级企业”，那么，它们的攻击目标应该是商业竞争对手，可次贷危机中有几个真正的巨头倒下?市场整体受冲击，事实上也打击了“超级企业”自己的利益，既然如此，它们何必要搞这样的自杀式攻击呢?
　　第二，全球化已发展到如此地步，经济体的边界与政治体的边界并不重合，比如，当美国税收更高时，超级企业会毫不犹豫地将总部迁到低税国家，在今天，经济选择政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那么，基于国家控制经济的立场来看问题，将资本扩张人格化、阴谋化，这样的立论，怎能成立?
　　事实上，杨卫隆对此也颇矛盾，在书中，“美国”、“美国政府”、“美国经济”等词的使用异常含混，杨卫隆似乎暗示着它们是一回事，然而，相信他自己也明白，它们并不等同。
　　作者将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解读为阴谋，这与郎成平的观点不谋而合，表面上看，中国确实面临着当年日本同样的风险，然而，中国经济对全球化的依赖度有多高呢?日本国家重商主义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怎能简单类比?作者对日本经济了解显然不深，比如小泉政府已基本解决国家负债问题，还有以现代日本资源的规划与组织能力，早已摆脱了“资源匮乏”的困境。忽视了这些材料，立论难免偏颇。
　　最滑稽的是，作者为证明美国经济那一套行不通，居然拿美国经理人在中国水土不服来说事，这就混淆了“经济”与“商”的区别，商遇到问题，并不等于经济学理论就是错误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几个是大富翁?比尔·盖茨估计也不会关心“芝加哥学派”。再者说，经理人遭遇“文化墙”是全球都有的现象，美国经理人在中国遇到的麻烦，恐怕不比日本同行更多。
　　像这样过于率性、充满意气的观点，在书中比比皆是。
　　这是必须警惕的一种思维范式：“阴谋论”固然充满戏剧性，但它也会封闭我们的视野，成为缠绕不去的心魔，当我们相信别人有阴谋时，则目之所见皆为阴谋，很容易因过度敏感而走向神经质。从逻辑上看，动机是很难通过理性来推断的，同样一个人，你可以用理性证明他犯罪了，也可以用理性来证明他无辜，关键是要靠确定无疑的证据，而杨卫隆给出的证据，说服力有限，倒是推理过程很曲折，甚至到了引人入胜的地步。但，这只有审美价值。
　　无论如何，“阴谋论”都是危险的，它会认因为果，认源为流。阴谋也罢，竞争也罢，从长远看可能确实存在，但现代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只能源于内部，源于机制，忽略了这个竞争劣势，只关注手段和策略，一厢情愿地把我们放到全球焦点的中心，仿佛我们真的已经很牛，牛到足以让别人整天算计我们，整天想着怎么给我们施加阴谋的地步，这样的想象力，实在有点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