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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中央军委第一号令（“号令”的主要内容是，为防备苏联以谈判为掩护，向中国发动突然袭击，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北京实行战备大疏散）下达，北京大学2000余名教职员工一齐奔赴江西南昌百里开外的鲤鱼洲，走毛主席号召的光辉“五七”道路，建起了北大鲤鱼洲分校。
鲤鱼洲是在鄱阳湖畔围湖造田而成的一大片沼泽地。由于钉螺丛生，血吸虫横行，农民早已遗弃了这片土地。我们到达时，只见一片荒凉，先遣部队匆忙搭建的可以容纳200多人的几座孤零零的大草棚突兀地屹立在荒原中心。为了一日三餐，尽管我们只吃酱油汤加糙米饭，后勤人员还是不得不划着小木船到鄱阳湖彼岸去采购粮食。就在我们到来的前几天，两艘小船遇到风浪，5位员工不幸牺牲。
一到鲤鱼洲，我们首先“再送瘟神”，发扬人海战术，打响了消灭钉螺的歼灭战。毛主席有诗云：“华佗无奈小虫何！”我们毕竟比华佗高明，战胜了血吸虫，在鲤鱼洲安营扎寨。当最后离开鲤鱼洲时，我们北大分校仅有百余人患上血吸虫病（据说邻近的清华分校患此病者竟达800余人）。
我们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这湖底土地肥沃，水分充足），创设了自己的砖瓦场（虽然我们只能用双脚在满是冰茬的水中代替牲口搅拌黄泥）。我们有了自己的汽船码头、抽水机、食堂、菜地，还养了很多猪和鸡！当我们吃到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新大米和碧绿的新鲜蔬菜时，心中之乐真是无与伦比！
但快乐之中也有阴影：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十余米，人们在下面仰望湖面上的点点渔帆，就像欣赏头顶上美丽的星星。谁都心知肚明，万一围湖大堤，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员工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了！因此，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人人都是整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
第二年夏天伊始，总管全国教育科研的实权人物，8341部队负责北大、清华两校的军宣队头领——迟群突然驾临鲤鱼洲，召集全体教职员工训话，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鲤鱼洲草棚大学：先办文、史、哲三系，学生从江南各省工农兵青年中推荐选拔。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迟群强调这样的草棚大学，一无高楼大厦，二无“不实用”的图书文献，三无固定教学计划（一切因人、因时而异），它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种“新型大学”，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同属“史无前例”！
迟群宣布草棚大学暑假后立即开办！三个系各有七八名教师被指定为“五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教员。
我和老伴汤一介（1927-2014，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所所长）都有幸名列其中，我们受命立即脱产筹备。我们在会上都表示热烈拥护，私下却不免内心忐忑。我们不知道应该教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如领导所要求的，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
开学那天，我和女医生乔静被指定和军宣队、工宣队几位年轻领导一起，半夜出发，到南昌近郊的滁差（距南昌和鲤鱼洲各50余里），去迎接工农兵学员。清晨6点多钟，我们和百余名工农兵学员在滁差胜利会师。队伍略事休息，便重新整队，向鲤鱼洲进发。真没想到沿途各村镇竟都敲锣打鼓，摆出桌案，递茶送水，鞭炮齐鸣，欢送自己的亲人上大学！到了鲤鱼洲，全体北大人夹道欢迎，红旗招展，把世界教育史上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迎进了草棚大学。
我们设计出了第一年的课程。除全体师生要天天坚持背诵“老三篇”，体会“老三篇”的精神实质外，哲学系主要讲《实践论》《矛盾论》；历史系主要讲《新民主主义论》；中文系的课程比较丰富，除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讲鲁迅、样板戏，外加大量写作实习。另外，几乎占了一半时间的，就是劳动课了！
我们满以为工农兵学员会信心百倍地赞美鲤鱼洲，因此，第一次作文题就是歌颂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史无前例的草棚大学。我们期待着一批歌功颂德的杰作，甚至还计划选送其中一部分到地方报刊，宣传鲤鱼洲。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几乎所有作文都反映着一种迷茫。较为含蓄的，是说这里一无图书，二无教室，三无好老师（他们认为鲤鱼洲的老师都是北京挑剩的“处理品”），不像大学的样子；有的不谈教育，只是着意赞美鲤鱼洲的自然美景；还有个别家庭环境优越、有恃无恐的激进派就干脆说自己受了骗，要求到北京去上“真正的”北京大学（这时北京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研究决定，要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整顿思想。于是，草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我们遵从上级指示，天天开会，做思想工作，实行军事管理，每天6点半出操、跑步，早餐后，师生各拿一只小马扎，坐在大草棚里，如学生所说，“围着圆圈儿吹牛”。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教育出来，而又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当然都以自己所受的“毒害”为靶子，极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和这些充满朝气的学员倾心相交，热忱相待，不久就真心爱上了这些真诚、坦直，积极向上，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我们尽一切努力，让他们读到更多的书。为此，我们多次去南昌，到已停办的江西大学尘封乱放的书堆中挑了一批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们时时和工农兵学员生活在一起，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诚心希望工农兵学员真正成为“上、管、改”的主人。无奈学期过半，一切仍不得要领。
这样的“三无”教学终于难以为继。中文系领导想出了一个深得学生赞扬的好办法——到井冈山去！出发那天清晨，三辆大卡车停在我们连队附近的大堤上。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早晨仍不见停。大堤上的路在大雨浸泡一夜之后，泥泞难行，还没走到车边就有好几个人滑倒。工农兵学员领队曾建议是否雨停后，过两天再走。但是“五同”教员中的一位革命造反派却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高喊：“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下雨吗？”他率先登上了卡车，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三辆卡车艰难地行进着，刚来到北大分校与清华分校交接的地界，突然第一辆卡车骨碌碌翻滚着，一直滚到底下的荒草地上！所有的人全惊呆了，立刻下车，连滚带爬，向四轮朝天的卡车奔去，想去救助那些被扣在卡车底下的师生。但是，几吨重的卡车哪里翻得过来？只听得一片无助的哭喊！幸而清华大学分校的“五七战士”们闻声赶来，带着工具，终于撬起卡车的一侧，让我们有可能将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拽出来！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写作组组长张教授和一位爱说爱笑、来自上海的工人学员王永干，由于被压在车棱下，大量内出血，脸色深紫，当时就离开了人世！另外还有两个学员头部受了重伤。
我们这些“不怕下雨”的勇者终于拗不过老天，满心悲伤、灰溜溜地回到了原地。接着是每个人都要写文章悼念死者（着重歌颂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小型追悼会，安抚到来的死者家属。总的精神是少追究、少宣扬，尽一切可能压缩“负面影响”。
一个多月就这样在痛苦和失落中过去！直到新的命令下达：“化悲痛为力量，重上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两个多月，收获是丰硕的。同学们不仅学会了写记叙文、小评论和调查报告，还接受了分析问题、调查研究能力的初步训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写作，记得严家炎（1933-，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严格要求“文从字顺”，强调写文章必须“丝丝入扣”，因而得了“丝丝入扣”先生的美称。
最值得怀念的，是当时的师生关系。我们朝夕相处，互相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常常谈到深夜。这样的师生情谊，后来再也难寻！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从井冈山回鲤鱼洲不久，草棚大学也办了近两年。正和突然开办一样，又突然传来撤销草棚大学的消息。人们前途未卜，不知会被如何处置，引颈北望，充满期待与惶惑。幸而结果是皆大欢喜——草棚大学全体师生合并到北京总校，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一年后，整个鲤鱼洲五七干校也被撤销了。人们额手相庆，宰杀了所有的猪和鸡，据说开了三天三夜的“百鸡宴”。至于我们曾艰辛创建的农田、菜地、住房、砖瓦厂、草棚等等则又重归于荒芜。
鲤鱼洲是在鄱阳湖畔围湖造田而成的一大片沼泽地。由于钉螺丛生，血吸虫横行，农民早已遗弃了这片土地。我们到达时，只见一片荒凉，先遣部队匆忙搭建的可以容纳200多人的几座孤零零的大草棚突兀地屹立在荒原中心。为了一日三餐，尽管我们只吃酱油汤加糙米饭，后勤人员还是不得不划着小木船到鄱阳湖彼岸去采购粮食。就在我们到来的前几天，两艘小船遇到风浪，5位员工不幸牺牲。
一到鲤鱼洲，我们首先“再送瘟神”，发扬人海战术，打响了消灭钉螺的歼灭战。毛主席有诗云：“华佗无奈小虫何！”我们毕竟比华佗高明，战胜了血吸虫，在鲤鱼洲安营扎寨。当最后离开鲤鱼洲时，我们北大分校仅有百余人患上血吸虫病（据说邻近的清华分校患此病者竟达800余人）。
我们又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一排排砖房和茅草房，开垦出百余亩水稻田（这湖底土地肥沃，水分充足），创设了自己的砖瓦场（虽然我们只能用双脚在满是冰茬的水中代替牲口搅拌黄泥）。我们有了自己的汽船码头、抽水机、食堂、菜地，还养了很多猪和鸡！当我们吃到自己亲手种出来的新大米和碧绿的新鲜蔬菜时，心中之乐真是无与伦比！
但快乐之中也有阴影：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十余米，人们在下面仰望湖面上的点点渔帆，就像欣赏头顶上美丽的星星。谁都心知肚明，万一围湖大堤，哪怕是裂一个小缝儿，几千员工的命运就是“人或为鱼鳖”了！因此，防汛时，在大雨滂沱中，人人都是整夜瞪直双眼，紧盯着大堤的每一寸。
第二年夏天伊始，总管全国教育科研的实权人物，8341部队负责北大、清华两校的军宣队头领——迟群突然驾临鲤鱼洲，召集全体教职员工训话，宣布成立北京大学鲤鱼洲草棚大学：先办文、史、哲三系，学生从江南各省工农兵青年中推荐选拔。他们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和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迟群强调这样的草棚大学，一无高楼大厦，二无“不实用”的图书文献，三无固定教学计划（一切因人、因时而异），它的灵魂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这是一种“新型大学”，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同属“史无前例”！
迟群宣布草棚大学暑假后立即开办！三个系各有七八名教师被指定为“五同”（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改造思想、同教育革命）教员。
我和老伴汤一介（1927-2014，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所所长）都有幸名列其中，我们受命立即脱产筹备。我们在会上都表示热烈拥护，私下却不免内心忐忑。我们不知道应该教什么，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如领导所要求的，接受工农兵学员的“再教育”。
开学那天，我和女医生乔静被指定和军宣队、工宣队几位年轻领导一起，半夜出发，到南昌近郊的滁差（距南昌和鲤鱼洲各50余里），去迎接工农兵学员。清晨6点多钟，我们和百余名工农兵学员在滁差胜利会师。队伍略事休息，便重新整队，向鲤鱼洲进发。真没想到沿途各村镇竟都敲锣打鼓，摆出桌案，递茶送水，鞭炮齐鸣，欢送自己的亲人上大学！到了鲤鱼洲，全体北大人夹道欢迎，红旗招展，把世界教育史上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迎进了草棚大学。
我们设计出了第一年的课程。除全体师生要天天坚持背诵“老三篇”，体会“老三篇”的精神实质外，哲学系主要讲《实践论》《矛盾论》；历史系主要讲《新民主主义论》；中文系的课程比较丰富，除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外，还讲鲁迅、样板戏，外加大量写作实习。另外，几乎占了一半时间的，就是劳动课了！
我们满以为工农兵学员会信心百倍地赞美鲤鱼洲，因此，第一次作文题就是歌颂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史无前例的草棚大学。我们期待着一批歌功颂德的杰作，甚至还计划选送其中一部分到地方报刊，宣传鲤鱼洲。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几乎所有作文都反映着一种迷茫。较为含蓄的，是说这里一无图书，二无教室，三无好老师（他们认为鲤鱼洲的老师都是北京挑剩的“处理品”），不像大学的样子；有的不谈教育，只是着意赞美鲤鱼洲的自然美景；还有个别家庭环境优越、有恃无恐的激进派就干脆说自己受了骗，要求到北京去上“真正的”北京大学（这时北京也招收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
军宣队和工宣队领导研究决定，要将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首先整顿思想。于是，草棚大学的第一课就是“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我们遵从上级指示，天天开会，做思想工作，实行军事管理，每天6点半出操、跑步，早餐后，师生各拿一只小马扎，坐在大草棚里，如学生所说，“围着圆圈儿吹牛”。我们这些资产阶级教育出来，而又尚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当然都以自己所受的“毒害”为靶子，极力批判资产阶级教育的“样子观”。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和这些充满朝气的学员倾心相交，热忱相待，不久就真心爱上了这些真诚、坦直，积极向上，求知欲极强的年轻人。我们尽一切努力，让他们读到更多的书。为此，我们多次去南昌，到已停办的江西大学尘封乱放的书堆中挑了一批书，成立了一个小小的图书馆；我们时时和工农兵学员生活在一起，虚心接受他们的“再教育”，诚心希望工农兵学员真正成为“上、管、改”的主人。无奈学期过半，一切仍不得要领。
这样的“三无”教学终于难以为继。中文系领导想出了一个深得学生赞扬的好办法——到井冈山去！出发那天清晨，三辆大卡车停在我们连队附近的大堤上。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早晨仍不见停。大堤上的路在大雨浸泡一夜之后，泥泞难行，还没走到车边就有好几个人滑倒。工农兵学员领队曾建议是否雨停后，过两天再走。但是“五同”教员中的一位革命造反派却站了出来，慷慨激昂地高喊：“中国人民连死都不怕，还怕下雨吗？”他率先登上了卡车，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三辆卡车艰难地行进着，刚来到北大分校与清华分校交接的地界，突然第一辆卡车骨碌碌翻滚着，一直滚到底下的荒草地上！所有的人全惊呆了，立刻下车，连滚带爬，向四轮朝天的卡车奔去，想去救助那些被扣在卡车底下的师生。但是，几吨重的卡车哪里翻得过来？只听得一片无助的哭喊！幸而清华大学分校的“五七战士”们闻声赶来，带着工具，终于撬起卡车的一侧，让我们有可能将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拽出来！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写作组组长张教授和一位爱说爱笑、来自上海的工人学员王永干，由于被压在车棱下，大量内出血，脸色深紫，当时就离开了人世！另外还有两个学员头部受了重伤。
我们这些“不怕下雨”的勇者终于拗不过老天，满心悲伤、灰溜溜地回到了原地。接着是每个人都要写文章悼念死者（着重歌颂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开小型追悼会，安抚到来的死者家属。总的精神是少追究、少宣扬，尽一切可能压缩“负面影响”。
一个多月就这样在痛苦和失落中过去！直到新的命令下达：“化悲痛为力量，重上井冈山！”
在井冈山的两个多月，收获是丰硕的。同学们不仅学会了写记叙文、小评论和调查报告，还接受了分析问题、调查研究能力的初步训练。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注重基础写作，记得严家炎（1933-，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授严格要求“文从字顺”，强调写文章必须“丝丝入扣”，因而得了“丝丝入扣”先生的美称。
最值得怀念的，是当时的师生关系。我们朝夕相处，互相敞开心扉，真诚相待，常常谈到深夜。这样的师生情谊，后来再也难寻！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仍保持着联系。
从井冈山回鲤鱼洲不久，草棚大学也办了近两年。正和突然开办一样，又突然传来撤销草棚大学的消息。人们前途未卜，不知会被如何处置，引颈北望，充满期待与惶惑。幸而结果是皆大欢喜——草棚大学全体师生合并到北京总校，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一年后，整个鲤鱼洲五七干校也被撤销了。人们额手相庆，宰杀了所有的猪和鸡，据说开了三天三夜的“百鸡宴”。至于我们曾艰辛创建的农田、菜地、住房、砖瓦厂、草棚等等则又重归于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