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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1日，日本和印度舉行了首次部长级的外交和防务“2 2”对话（题图），年底日本首相安倍还会访问印度。据悉，印日两国力争借助今年的“2 2”会谈和首脑会晤，在年内初步达成《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
2018年8月，印日启动了《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ACSA）谈判。目前，与日本拥有“2 2”对话机制且《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业已生效的，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法国。由于日印已经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和《防卫装备及技术转让协定》，该协定如果签署，将意味着两国成为防务和安全领域的“准同盟国”。
成果几许
近年来，印日两国在防务与安全领域互动频繁，合作内容和领域不断充实扩展，现已形成以海上安全合作为主，兼顾装备技术合作，多边协商机制化的新格局。
一是合作机制多层次、常态化。自2007年8月日本首相安倍首次访问印度，印日总理级年度会晤机制得以确立，两国领导人至今已进行了14次年度会晤。此外，双方还开启了防务合作与交流结构框架、国防部长年度互访以及外交与防务“2 2”对话机制。
2007年8月，印度和日本签署《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新阶段路线图》，建立了外交部长的战略对话机制。2008年印日签署《安保共同宣言》，为两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保障。2009年印日签署《深化安全合作行动计划》，决定每年定期召开外交秘书和国防秘书“2 2”对话。2010年7月6日，首次印日“2 2”外交和防务对话在印度举行。
印度总理莫迪上台后，印日关系快速升温。2014年9月，莫迪访问日本，两国确立了“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同意建立国家安全磋商机制，并将外交与防务“2 2”对话机制提升为副部长级。2015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访问印度，印日关系提升至“世界上最具潜力”的高度，承诺深化包括联合训练、演习和军事技术合作在内的防务合作。2018年10月，印日两国将“2 2”对话机制正式由副部长级提升为部长级。
此外，印日两国还参与了多个“小多边”层面的安全对话，如美印日三边安全对话、印日韩三边对话、印日澳美四方倡议等，共同就亚太地区及印度洋地区的战略问题进行协商。此外，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及其它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也是印度与日本加强协调与合作的重要平台。
二是以海上安全为主的联合军演提质增量。2000年11月，印度海军警备队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在印度洋首次举行了反海盗联合军演。随着印日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拓展战略影响力，以确保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为名义的海上安全合作，已成为印日安全关系重要内容。
近年来，印日主导或参与的多边军演的规模化、制度化、专业化程度显著提升，演习范围涉及印度洋、太平洋及重要国际水道。2012年6月，印日首次在日本周边海域举行海上联合军演。2013年12月，印日在印度东南部海域举行联合军演。此外，两国在多边联合军演层面还形成了诸多协作机制。2015年，“马拉巴尔”联合军演正式接纳日本而成为美印日的常态化三边演习。2016年6月，在日本九州海域举行“马拉巴尔-2016”联合军演，涵盖了海上巡逻侦察、航母打击、反潜、防空、通信联络、在航补给、医疗救护及疏散等多项作战、后勤训练内容。2017年7月，在印度南部金奈港及附近的孟加拉湾海域举行“马拉巴尔-2017”联合军演，有包括3艘航母在内的16艘主战舰艇、2艘潜艇及95架作战飞机参加。2018年，日本最先进的P-1反潜巡逻机首次参加了“马拉巴尔-2018”联合军演。
印度海军2014年开始正式参加由美日主导的“环太平洋”（RIMPAC）多国军演。2017年9月开始，印度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新增了年度“反潜战”（ASW）演习，至2019年4月已在印度果阿连续举办三届。
2018年11月，印度陆军和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印度东北部米佐拉姆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联合反恐演习。同年12月，日本航空自卫队的一架C-2运输机与印度空军的C-17运输机，在印军的阿格拉空军基地还进行了编队飞行和起降训练。这不仅使印度成为第三个与日本自卫队举行联合军种训练的国家，也标志着日印两国建立起了海陆空全覆盖的联合军演合作机制。
三是国防装备与技术合作逐步深化。印度一直希望能在本土建造潜艇、战斗机和直升机，以发展本国国防工业。而日本在潜艇、水面舰艇等装备制造方面实力很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不仅能够为“印度制造”带来契机，还将为印度国内军贸市场引入更强的竞争机制。对日本而言，出售武器或与它国联合研发生产，有助于打破欧美国家长期垄断国际军贸市场的局面，尤其是向印度这样的大国出口武器更能引起其它国家的关注。
印度曾提议日本出售“苍龙”级潜艇，而日本2014年解禁“武器出口三原则”后也在积极考虑与印度共同开发包括潜艇在内的防卫装备。2015年，印日签署《国防装备与技术合作转让协定》《保密军事信息安全措施协定》，为两国国防装备的技术合作、共同研发和联合生产铺平了道路。为保证国防技术合作由框架设计到具体项目的落地，2014年成立的“印日国防装备与技术合作联合工作组”（JWG-DETC）发挥了重要衔接作用。 印度对日本的US-2两栖搜救飞机表现出浓厚兴趣，莫迪上台后积极推动此项目的落实。2017年印日峰会上，日本表达了准备向印度提供该型飛机的意愿。2018年4月，印度马辛德拉集团与日本US-2飞机制造商新明和工业株式会社签署谅解备忘录，拟在印度建立维修保养基地，以实现飞机零部件的制造和组装。
四是在核能、反恐、海事感知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日益密切。2013年5月，印日决定加速推进两国在核能领域的合作。2016年11月，印日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17年4月，日本众议院通过《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向印度提供核燃料、设备和技术。
印日不断加强在反海盗和打击跨境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不仅建立了反恐联合工作组和多边合作框架，还合力推动制定和实施《联合国全面国际反恐公约》，两国的联合军演涵盖了海上救援与打击海盗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内容。
海事感知建设是印日防务与安全合作新的关注点。20
18年，印度海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签署《深化合作执行安排》，确定了通过信息共享、联合演习和交换航运信息等方式提高海事感知能力。印度海军的“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可连接印度沿海雷达网，生成7500千米海岸线的无缝实时图像，跟踪和监控印度周边7.5万-15万的航运流量。日本通过向“印度洋信息融合中心”派驻“国际联络官”的方式，向印方提供信息共享、数据分析、应对方案等专业支持。印日还联手加强了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的基础设施建设，铺设用于连接印东部城市金奈与安达曼群岛的海底光缆，共同构建“海底墙”水下监测网络，“专门用于监测南海和印度洋沿岸中国潜艇的活动”。
动机几重
印日防务与安全合作取得较大进展，既有两国国家战略契合的因素，也有应对中国崛起的需要，同时美国的战略调整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是印日战略目标契合。自2014年莫迪将“东向”政策升级为“东向行动”政策以来，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的国防和战略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尤其重视与日美澳等国家的海上安全对话与合作。2015年，印度发布新版《印度海洋安全战略》，为印海上力量与日本等利益攸关方的合作提供了框架。该战略在界定印度海洋利益的区域次序中，将包含中国南海和东海在内的东亚一太平洋滨海地区从“次要利益”的第三位升至第二位，凸现出印度扩展其海洋利益至东亚海域的趋势。
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与安倍的“印太”外交战略找到了战略对接点。2007年安倍首次执政时就表示，日印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是使欧亚大陆外缘形成“自由繁荣之弧”的关键。2012年安倍提出由日印澳美四国构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设想，以保护从印度洋至西太平洋的海洋公域，从多边角度深化日印海上关系。2013年12月发布的日本《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印度作为海上交通中心对日本的地缘重要性，提出日本将在包括海上安全在内的广泛领域加强与印度的双边关系。2017年安倍再次强调，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是实现“自由开放印太战略”的主要途径。
二是制约中国崛起的战略需求。随着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南亚国家加强了政经联系，这被印度认为是意在防止印度崛起的“珍珠链”战略。印度认为，中国的“珍珠链”战略旨在通过投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吉大港、缅甸实兑港和皎漂港等孟加拉湾沿岸的战略港口，实现对印度的“战略包围”。“一带一路”倡议的中巴经济走廊途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更是引起了印度的关注。
中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也引起印度的高度关注。印度海军称，自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一直以护航为名常驻印度洋地区，2013-2017年至少有6次中国潜艇在孟加拉湾巡逻。印度海军参谋长逊尼·兰巴公开称，“在任何时候，中国都在印度洋北部地区保持有6-8艘舰艇”，并对中国部署潜艇的行为提出质疑。近年来印日联合军演中“反潜战”科目演练的增多，从侧面反映出印度防范中国的深层意图。中国在吉布提建立的首个海外军事保障设施，也引起了印度对中国在印度洋港口建立更多军事基地的忧虑。
中国2012年实现对钓鱼岛常态化巡航，2013年划定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一系列海上战略行动早已引起日本的不安，而中国海军实力的快速提升，更加剧了日本的战略压力。寻找能够“分担对中国的焦虑”和具有较强海军实力的国家，成为日本加强与印度防务与安全合作的动因之一。而为了稳固在南亚的优势地位，联合综合国力较强且拥有共同利益关切的日本，成为印度反制中国影响力扩展的战略选择。
三是美国的战略推动。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为印日深化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美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欢迎印度崛起成为全球领导力量和强有力的战略与防务伙伴，将增加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四边合作”。美国2019年6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认为，“日印间扩展防御和安全关系”是“建立亚洲内部安全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战略重心转移以及对盟友伙伴关系的重新定位，构成了印日防务与安全合作加速发展的重要背景。
美印日已达成基本共识。“一个强大、繁荣的印度能让日本和美国获益，一个强大且繁荣的日本也有益于印度和美國，美国继续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领导作用，有利于印度和日本”。美国在美印日安全合作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影响几何
莫迪第一任期内，印日两国的防务与安全合作由主要聚焦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海盗等内容，向陆海空跨国跨域联演联训、武器装备出口与国防技术研发、军事人才培养与交流等深层次和宽领域迅速拓展。
印日防务与安全合作对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首先，我国进出口贸易的40%都要经过印度洋。印度和日本在印太地区进行的一系列尤其是以中国为牵制目标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必然会增加我国海上航道面临的安全风险。其次，印日与部分东盟国家可能形成针对中国的政策协调与多边联合，增大我国解决海洋领土争端的难度。近来印日不断介入南海问题，向东南亚国家出售武器、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等，挑战我国在南海海域的主权。第三，从陆上安全看，印日防务合作加大了我国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特别在中印洞朗边境对峙事件中，日本是唯一一个发出偏袒印度之音的域外国家。
虽然印日积极推进安全与防务合作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其在落实上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
由于印日尚未签署相关通信兼容协议，这将直接影响两军联合行动的水平。目前两军仅开启《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的谈判，要实现真正高水平的防务与安全合作尚需时日。作为政治意义大于项目本身的印日US-2两栖搜救飞机军售项目，从2011年开始谈判，在定价和技术转让问题上陷入僵局后，至今仍未达成协议，这也使得日本对印度求购“苍龙”级潜艇的招标意向保持了谨慎态度。
更重要的是，印度强调的“战略灵活”与日本以日美同盟为主轴的结盟路线，在防务与安全合作的认知上存在巨大差异。印度独立以来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将任何进入印度洋和次大陆的大国都视为是对印度安全地位的威胁”。印日虽在多个场合强调“海上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但印度已公开排除了参与美日南海联合巡航行动的可能性。相对于日本积极推动印日美澳四国合作机制，印度的态度较为审慎。印度没有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军演机制，就是担心丧失自身的战略自主性。
在莫迪和安倍连任的情况下，印日未来的合作势头还会持续。值得注意的是，印日对印太地区特别是南海地区的关注，由之前的立场协调开始向联合行动发展。2019年4月，印度外交部设立印太司，负责处理环印度洋联盟、与东盟关系和印日美澳四国安全磋商等事务。5月，印日美菲四国在南海进行了首次“通行演习”，向外界传递出印日介入南海局势的信号。同月举行的印日美澳四边磋商，再次强调“推进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集体努力”，在维护秩序、海上安全等方面密切协调合作。9月，印日年度防长对话中确认，将在同一框架内继续进行新增的美日印反水雷演习，并推动“印日海军力量努力参加多边演习”。
专门机构设置和前沿行动展示等动作，预示着印日聚焦印太热点区域的力度将会加大。考虑到近年来日本军事力量“海外用武”的冲动，特别是美国印太战略逐渐“实心化”的背景下，印日安全与防务合作的升级势必会给印太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其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