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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香港有名的实业家，他积极投身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长期致力于港澳繁荣稳定发展，坚定不移地支持和践行“一国两制”。他说：“投资、捐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国家兴旺，民族富强。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我愿尽我之所能，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多办些实事。”他不但这样说了，更是不遗余力地去做了，赤子情怀，坚贞不渝，被新华社誉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运输抗美援朝物资有功受邀参加1964年国庆观礼
霍英东之所以被誉为海内外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与他年轻时就有为国家做事的志向、激情和胆略紧密相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该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951年5月18日，美国控制下的第五届联合国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了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制裁的禁运条约：6月16日，英国禁止13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租借的香港）运往中国内地。英国殖民管治下的港英当局，紧紧跟随英国政府加入禁运。
中国政府在海外广泛开展抗美援朝物资的募集工作。在香港和澳门，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及香港爱国商人采购到了前线急需的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却苦于无法将其运往内地，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形下，有人想到了“水上人”霍英东，内地在港澳的中共同志找到他，与他协商运输抗美援朝物资之事。霍英东欣然同意，开始了协调组织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为了规避英国的禁运，霍英东想办法绕开香港，从海上将货物运到澳门，再从澳门驳运进国内。
从1950至1953年的3年间，霍英东的船队几乎夜夜开工，白天联络、落货，晚上启锭开船，霍英东身先士卒，指挥调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组织抢运物资。运输的物资主要是军备后勤保障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药品……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战备物资之一，而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苏联援助的汽油积压在东北中苏边境地区，无法运往朝鲜前线。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人内地，做成油桶，解决了战备运油之急需。
港英当局严格执行着英国政府“全面禁运”的命令，在香港附近的公海海域，英国海军军舰布下严密警戒线，经常开枪追击“走私船只”。为此，要想突破封锁运输物质必须斗智斗勇。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缉私艇的动向，争取和掌握主动权。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绕过，驶向茫茫公海；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中枢“指挥部”，为了摆脱港英当局的监视，霍英东甚至一天之内要换3个不同的地点，争分夺秒，不间断地指挥抗美援朝物资的紧张运输。尽管运输任务如此艰巨和困难，但霍英东仍以其机智和无畏，指挥颇具规模的船队夜以继日，穿梭往返，为祖国运送了大量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以霍英东为突出代表的港澳工商界人士对抗美援朝的积极支持，称其为“患难之交”。几十年后，“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时，霍英东是惟一被邀请出席的港澳人士，而且坐上了主席台，他对记者说：“我是做对了。对这一切，我无怨无悔。”
1964年对于霍英东意义重大。霍英东最早见到邓小平，正是1964年的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同胞、爱国知名人士，收到了落款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的联名请柬，邀请他及一些港澳人士到北京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和国庆招待会。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他担任了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国庆晚宴上，邓小平、廖承志等站在会场门口欢迎大家。邓小平热情握住霍英东的手：“欢迎您来北京！”像是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从邓小平的炯炯眼神中，霍英东看到了一种独有的坚毅、刚强与自信，和邓小平握手，霍英东感觉到很有力量。
和邓小平的几次会面感受改革开放春风初起
在新的历史时期，霍英东感觉到的中共领导和邓小平的力量就更真切了。
1977年夏，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领香港足球队应邀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1977年7月30日夜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霍英东率领的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足球队进行决赛，球场气氛空前热烈，突然，全场8万多名观众都望向主席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邓小平！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8万多名观众一起鼓掌，齐声欢呼！
在场的霍英东更是心潮奔涌，激动不已，因为，就在球赛开场之前，在运动员休息室里，他和其它足球代表团的领队一起，接受了邓小平、李先念的接见和亲切问候。穿着短袖衬衫的邓小平，神采奕奕，热情地和霍英东及全体香港足球队队员一一握手，他亲切地握着霍英东的手，相互交谈，谈足球、谈体育交流。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在中华大地上再次耸立着一个坚强不屈的身影，预示着中国改革开放崭新时代的开始！
两个月后，1977年9月29日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人民大會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和旅行探亲的27个代表团共800多人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招待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祝酒词，他号召全国人民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强调指出，一定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重申了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再次提出建设“四化”的重要性。1978年秋，廖承志特意邀请了霍英东、利铭泽、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彭国珍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征询他们对内地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向他们透露了中国即将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信息，并向他们了解香港的情况，征求他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这几次见面让霍英东坚定了把自己的工作精力转向内地和投资内地的决心。
响应政策投资家乡建设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议传出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澳门日报》报道了孙中山故乡广东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后，霍英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率先响应，决定投资中山，建造温泉宾馆，开创港商投资内地第一家宾馆的先例。
霍英东清楚祖国好，香港就好，祖国搞经济建设，香港企业家就有事业可以大干一场。投身到内地的改革开放建设事业，霍英东感觉分分秒秒皆金贵，有使不完的劲，有做不完的事。霍英东是在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计划投资家乡建设的，其勇气和锐意进取精神可嘉。1979年新年伊始，他就决定投资建设中山温泉宾馆，并为此奔波筹谋，成为投身改革开放最早的港商之一，被人称为开荒者。霍英东说：“一个人要干一番事业，重要的是放开眼界，抓紧时机，敢于迎接挑战，勇于突破创新。”对于改革开放，在当時看法不是完全一致，有的人担心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大跃进”，有的人纠结于“姓资姓社”的问题等等，仍然有很多思想观念上的条条框框、政策规则上的禁区和现实中的阻拦。但霍英东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就感到十分振奋，决意一马当先。他毅然携巨资跨过了罗湖桥，他要投资家乡建设，他清楚，为香港、为祖国尽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到了，在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下，改革开放的春潮已经在祖国大地涌起。
1979年11月，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何鸿燊、陶开裕组成“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联合投资4000万港币兴建的中国内地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破土动工。创建内地第一家涉外宾馆，怎么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要花很多心思，要做很多工作，也还要冒很多风险，在建造过程中，还经常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和阻挠。然而，为了国家的进步发展，霍英东义无反顾，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国内兴建现代化的宾馆，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霍英东下定决心，硬着头皮进行探索，碰到问题就想办法去解决。他改革工资制度，搞承包制、合作制，给工人发奖金，奖勤罚懒，多劳多得；他还事必躬亲，经常吃住在工地，督促指挥。一年之后，1980年12月28日，被誉为改革开放“繁花第一枝”的中山温泉宾馆宣告落成，参加中山温泉宾馆开幕式的有杨尚昆、梁灵光、何贤、利铭泽等人。中山温泉宾馆是内地引进市场经济观念的第一例，建造过程本身改变了内地人的观念，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把它誉为“改革开放之光”。
也是在这一年，霍英东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大力支持八大酒店计划建造广州白天鹅宾馆
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霍英东竭力支持这个计划。1979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正式签署合同，在广州沙面白鹅潭畔建造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白天鹅宾馆，总投资两亿港元。定名为“白天鹅宾馆”其实还源于叶剑英的意见。霍英东曾在一次与叶剑英的会面中谈起要在广州沙面建酒店的事，叶剑英告诉霍英东，那个地方原来叫白鹅潭，孙中山曾经亲率海军各舰讨伐叛逆，挺进白鹅潭。霍英东由此把最初定名的“白鹅潭宾馆”改为“白天鹅宾馆”，寓意是这座宾馆将会象白天鹅一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
同年7月开始填江造地，到11月，酒店全面施工。霍英东提出立足于“四个自己”来建造白天鹅宾馆：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这在当年全国的宾馆建设中是破天荒的，独一无二的。他敢于这样提出和这样做，同样出于他的爱国心。他是想通过这座宾馆的建设给大家一个信心，给世界一个信息：我们中国人完全能行。
建造白天鹅宾馆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自然是不难想像的，但面对困难，霍英东不惧怕、不退缩。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建成全面开业。霍英东主张四门打开，欢迎普通老百姓入内参观。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首次，他是想让普通群众看看什么是高级宾馆，看看新鲜事物，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其目的是“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
白天鹅宾馆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我国第一家外商投资的五星级宾馆，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采购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第一家营业第一年就盈利的酒店，第一家在酒店内实行与日本、香港三方合作经营日本餐厅的酒店，第一家四门打开对群众开放的高级酒店，第一家全面实施电脑化管理的酒店，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结账及实行八种外汇付款方式的酒店，第一家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其成员的酒店。它被香港媒体称为“广州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
霍英东的投资，打破种种禁忌，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开放成果，从而大大增加了各界、各方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信心。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也带动了大批外资进入广州。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等香港七大财团联合投资建造的广州中国大酒店，利铭泽、李兆基、叶汉家族、郭得胜、黄球等联合投资建造的花园酒店分别于1984年、1985年建成开业；同时，东方宾馆等五星级酒店陆续在广州开业，广州在当时全国5家五星级宾馆中占了4席，拉开了广州酒店业大发展的大幕。
亲历香港重返祖国怀抱大力支持和践行“一国两制”
1984年，这是关系香港前途问题最关键的一年，霍英东用行动表达了对祖国、对香港的坚定信念。8月，他出资10亿港币，成立“霍英东基金会”，用以投资和捐赠祖国内地，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他说：“我成立基金会的唯一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 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看着巨型导弹隆隆驶过，看到体育健儿奥运凯旋归来，霍英东流下了热泪。之前，他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观礼，这次是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礼。10月2日，他在北京宴请从奥运会归来的中国体育健儿，并毅然宣布捐资1亿港币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会，资助中国体育事业。《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11月，霍英东马上公开发表了“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支持中国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给广大香港同胞很大的精神鼓舞，他说：“‘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像我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那一天，到了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12月9日，作为观礼团成员之一，霍英东专程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观摩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霍英东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从1985年起，霍英东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做挚友和诤友，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订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英东还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他怀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全力投入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各项工作中去。
1992年3月1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分社，共同邀请44位港人成为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人颁发的港事顾问聘书。
1993年春，在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一次会议上，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7月开始，霍英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委会中担任副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频繁奔波于香港与北京之间，出席或主持有关会议活动，听取和反映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参与制订各种方案和政策。1995年12月底，我国政府宣布霍英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3月4日，霍英东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他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他说，香港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事，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事，对世界同样是盛事。香港雪洗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举行，霍英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之一，在主席台就座，近距离见证了英国米字国旗徐徐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150多年的管治历史从此结束，香港正式重返祖国怀抱，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霍英东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够生存在这个伟大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香港回归祖国后，他一如既往地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霍英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先生是中国一代伟人，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经在香港变为现实。‘一国两制’构想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还保持了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为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树立了样板。”
霍英东2006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
运输抗美援朝物资有功受邀参加1964年国庆观礼
霍英东之所以被誉为海内外著名的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与他年轻时就有为国家做事的志向、激情和胆略紧密相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该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1951年5月18日，美国控制下的第五届联合国常务理事会，表决通过了对新中国实施全面封锁制裁的禁运条约：6月16日，英国禁止13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租借的香港）运往中国内地。英国殖民管治下的港英当局，紧紧跟随英国政府加入禁运。
中国政府在海外广泛开展抗美援朝物资的募集工作。在香港和澳门，中共设立的贸易机构“香港华润公司”和“澳门南光公司”及香港爱国商人采购到了前线急需的铁皮、橡胶、药品等物资，却苦于无法将其运往内地，一筹莫展。在这种情形下，有人想到了“水上人”霍英东，内地在港澳的中共同志找到他，与他协商运输抗美援朝物资之事。霍英东欣然同意，开始了协调组织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为了规避英国的禁运，霍英东想办法绕开香港，从海上将货物运到澳门，再从澳门驳运进国内。
从1950至1953年的3年间，霍英东的船队几乎夜夜开工，白天联络、落货，晚上启锭开船，霍英东身先士卒，指挥调度，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组织抢运物资。运输的物资主要是军备后勤保障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药品……当时，黑铁皮是主要的禁运战备物资之一，而因为中国没有装载汽油的黑铁皮油桶，大批苏联援助的汽油积压在东北中苏边境地区，无法运往朝鲜前线。霍英东的船队加班抢运，6000吨黑铁皮，只用了两个星期就全部运人内地，做成油桶，解决了战备运油之急需。
港英当局严格执行着英国政府“全面禁运”的命令，在香港附近的公海海域，英国海军军舰布下严密警戒线，经常开枪追击“走私船只”。为此，要想突破封锁运输物质必须斗智斗勇。霍英东不仅承担了在港澳和内地间运输军用物资的主要任务，他还组织了精密的侦察队伍，监控港英当局缉私艇的动向，争取和掌握主动权。他的船队每天半夜都从英国海军的军舰旁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绕过，驶向茫茫公海；作为整个运输系统的中枢“指挥部”，为了摆脱港英当局的监视，霍英东甚至一天之内要换3个不同的地点，争分夺秒，不间断地指挥抗美援朝物资的紧张运输。尽管运输任务如此艰巨和困难，但霍英东仍以其机智和无畏，指挥颇具规模的船队夜以继日，穿梭往返，为祖国运送了大量军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
周恩来总理高度赞扬以霍英东为突出代表的港澳工商界人士对抗美援朝的积极支持，称其为“患难之交”。几十年后，“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时，霍英东是惟一被邀请出席的港澳人士，而且坐上了主席台，他对记者说：“我是做对了。对这一切，我无怨无悔。”
1964年对于霍英东意义重大。霍英东最早见到邓小平，正是1964年的国庆之夜。霍英东作为港澳同胞、爱国知名人士，收到了落款为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的联名请柬，邀请他及一些港澳人士到北京参加国庆15周年观礼和国庆招待会。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他担任了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国庆晚宴上，邓小平、廖承志等站在会场门口欢迎大家。邓小平热情握住霍英东的手：“欢迎您来北京！”像是认识了多年的老朋友，从邓小平的炯炯眼神中，霍英东看到了一种独有的坚毅、刚强与自信，和邓小平握手，霍英东感觉到很有力量。
和邓小平的几次会面感受改革开放春风初起
在新的历史时期，霍英东感觉到的中共领导和邓小平的力量就更真切了。
1977年夏，霍英东以香港足球总会会长的身份率领香港足球队应邀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1977年7月30日夜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霍英东率领的香港足球队与中国青年足球队进行决赛，球场气氛空前热烈，突然，全场8万多名观众都望向主席台，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邓小平！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公开露面。8万多名观众一起鼓掌，齐声欢呼！
在场的霍英东更是心潮奔涌，激动不已，因为，就在球赛开场之前，在运动员休息室里，他和其它足球代表团的领队一起，接受了邓小平、李先念的接见和亲切问候。穿着短袖衬衫的邓小平，神采奕奕，热情地和霍英东及全体香港足球队队员一一握手，他亲切地握着霍英东的手，相互交谈，谈足球、谈体育交流。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的所有职务，在中华大地上再次耸立着一个坚强不屈的身影，预示着中国改革开放崭新时代的开始！
两个月后，1977年9月29日晚上，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在人民大會堂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8周年庆祝活动和旅行探亲的27个代表团共800多人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侨胞。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招待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致祝酒词，他号召全国人民遵循党的十一大路线，强调指出，一定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77年8月，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重申了周恩来总理在1975年初提出的在本世纪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口号。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再次提出建设“四化”的重要性。1978年秋，廖承志特意邀请了霍英东、利铭泽、李嘉诚、冯景禧、胡应湘、彭国珍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征询他们对内地发展旅游业的意见。邓小平会见了他们，向他们透露了中国即将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信息，并向他们了解香港的情况，征求他们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这几次见面让霍英东坚定了把自己的工作精力转向内地和投资内地的决心。
响应政策投资家乡建设投身改革开放建设事业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会议传出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信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澳门日报》报道了孙中山故乡广东中山县翠亨村开辟旅游区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后，霍英东作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率先响应，决定投资中山，建造温泉宾馆，开创港商投资内地第一家宾馆的先例。
霍英东清楚祖国好，香港就好，祖国搞经济建设，香港企业家就有事业可以大干一场。投身到内地的改革开放建设事业，霍英东感觉分分秒秒皆金贵，有使不完的劲，有做不完的事。霍英东是在1978年12月改革开放开始之后，第一时间就开始计划投资家乡建设的，其勇气和锐意进取精神可嘉。1979年新年伊始，他就决定投资建设中山温泉宾馆，并为此奔波筹谋，成为投身改革开放最早的港商之一，被人称为开荒者。霍英东说：“一个人要干一番事业，重要的是放开眼界，抓紧时机，敢于迎接挑战，勇于突破创新。”对于改革开放，在当時看法不是完全一致，有的人担心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大跃进”，有的人纠结于“姓资姓社”的问题等等，仍然有很多思想观念上的条条框框、政策规则上的禁区和现实中的阻拦。但霍英东在1978年第一次听到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后，就感到十分振奋，决意一马当先。他毅然携巨资跨过了罗湖桥，他要投资家乡建设，他清楚，为香港、为祖国尽力的大好时机已经来到了，在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下，改革开放的春潮已经在祖国大地涌起。
1979年11月，由霍英东、马万祺、何贤、何鸿燊、陶开裕组成“中澳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联合投资4000万港币兴建的中国内地第一家合资涉外宾馆中山温泉宾馆破土动工。创建内地第一家涉外宾馆，怎么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要花很多心思，要做很多工作，也还要冒很多风险，在建造过程中，还经常受到“左”的思想干扰和阻挠。然而，为了国家的进步发展，霍英东义无反顾，正如他自己所说：“在国内兴建现代化的宾馆，当时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对我本人来说也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霍英东下定决心，硬着头皮进行探索，碰到问题就想办法去解决。他改革工资制度，搞承包制、合作制，给工人发奖金，奖勤罚懒，多劳多得；他还事必躬亲，经常吃住在工地，督促指挥。一年之后，1980年12月28日，被誉为改革开放“繁花第一枝”的中山温泉宾馆宣告落成，参加中山温泉宾馆开幕式的有杨尚昆、梁灵光、何贤、利铭泽等人。中山温泉宾馆是内地引进市场经济观念的第一例，建造过程本身改变了内地人的观念，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把它誉为“改革开放之光”。
也是在这一年，霍英东被邀请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并在政协第五届三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大力支持八大酒店计划建造广州白天鹅宾馆
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霍英东竭力支持这个计划。1979年4月10日，霍英东与广州市旅游局正式签署合同，在广州沙面白鹅潭畔建造一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星级宾馆——当时中国最高的32层白天鹅宾馆，总投资两亿港元。定名为“白天鹅宾馆”其实还源于叶剑英的意见。霍英东曾在一次与叶剑英的会面中谈起要在广州沙面建酒店的事，叶剑英告诉霍英东，那个地方原来叫白鹅潭，孙中山曾经亲率海军各舰讨伐叛逆，挺进白鹅潭。霍英东由此把最初定名的“白鹅潭宾馆”改为“白天鹅宾馆”，寓意是这座宾馆将会象白天鹅一样振翅冲天，一鸣惊人。
同年7月开始填江造地，到11月，酒店全面施工。霍英东提出立足于“四个自己”来建造白天鹅宾馆：自己投资，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这在当年全国的宾馆建设中是破天荒的，独一无二的。他敢于这样提出和这样做，同样出于他的爱国心。他是想通过这座宾馆的建设给大家一个信心，给世界一个信息：我们中国人完全能行。
建造白天鹅宾馆的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和困难自然是不难想像的，但面对困难，霍英东不惧怕、不退缩。1983年2月7日，白天鹅宾馆建成全面开业。霍英东主张四门打开，欢迎普通老百姓入内参观。这种做法在全国也是首次，他是想让普通群众看看什么是高级宾馆，看看新鲜事物，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其目的是“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
白天鹅宾馆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我国第一家外商投资的五星级宾馆，第一家自行设计、自行建设、自行采购管理的现代大型中外合作酒店，第一家营业第一年就盈利的酒店，第一家在酒店内实行与日本、香港三方合作经营日本餐厅的酒店，第一家四门打开对群众开放的高级酒店，第一家全面实施电脑化管理的酒店，第一家使用信用卡结账及实行八种外汇付款方式的酒店，第一家被“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接纳为其成员的酒店。它被香港媒体称为“广州改革开放的第一扇窗”。
霍英东的投资，打破种种禁忌，创造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开放成果，从而大大增加了各界、各方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信心。白天鹅宾馆经营的成功在改革大潮初涌的20世纪80年代初，带动了大批港资进入广州酒店业，也带动了大批外资进入广州。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郭得胜、冯景禧、胡应湘等香港七大财团联合投资建造的广州中国大酒店，利铭泽、李兆基、叶汉家族、郭得胜、黄球等联合投资建造的花园酒店分别于1984年、1985年建成开业；同时，东方宾馆等五星级酒店陆续在广州开业，广州在当时全国5家五星级宾馆中占了4席，拉开了广州酒店业大发展的大幕。
亲历香港重返祖国怀抱大力支持和践行“一国两制”
1984年，这是关系香港前途问题最关键的一年，霍英东用行动表达了对祖国、对香港的坚定信念。8月，他出资10亿港币，成立“霍英东基金会”，用以投资和捐赠祖国内地，支援祖国的四化建设，他说：“我成立基金会的唯一希望是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起一点促进作用，对海外侨胞发扬爱国精神起一点带头作用。” 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35周年观礼。看着巨型导弹隆隆驶过，看到体育健儿奥运凯旋归来，霍英东流下了热泪。之前，他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的观礼台观礼，这次是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礼。10月2日，他在北京宴请从奥运会归来的中国体育健儿，并毅然宣布捐资1亿港币设立霍英东体育基金会，资助中国体育事业。《中英联合声明》草签后，11月，霍英东马上公开发表了“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支持中国以“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给广大香港同胞很大的精神鼓舞，他说：“‘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像我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那一天，到了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12月9日，作为观礼团成员之一，霍英东专程到北京人民大会堂观摩中英两国政府首脑签署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5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霍英东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从1985年起，霍英东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积极履行职责、建言献策，做挚友和诤友，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成功制订发挥了重要作用。
霍英东还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他怀着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全力投入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各项工作中去。
1992年3月11日，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和新华社分社，共同邀请44位港人成为第一批香港事务顾问。霍英东应邀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中央领导人颁发的港事顾问聘书。
1993年春，在全国政协第八届第一次会议上，霍英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1993年7月开始，霍英东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和筹委会中担任副主任委员的重要职务，频繁奔波于香港与北京之间，出席或主持有关会议活动，听取和反映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参与制订各种方案和政策。1995年12月底，我国政府宣布霍英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
1997年3月4日，霍英东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了题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发言，畅谈他期待香港重返祖国怀抱的心情。他说，香港回归，是香港历史的盛事，对中华民族也是盛事，对世界同样是盛事。香港雪洗了150多年的耻辱，从此走向一个新世纪。
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举行，霍英东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之一，在主席台就座，近距离见证了英国米字国旗徐徐降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150多年的管治历史从此结束，香港正式重返祖国怀抱，进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历史新纪元。霍英东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能够生存在这个伟大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香港回归祖国后，他一如既往地运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积极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全力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照《基本法》施政，为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作出新的贡献。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霍英东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邓小平先生是中国一代伟人，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已经在香港变为现实。‘一国两制’构想是史无前例的，它不但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问题，还保持了香港回归后的繁荣稳定，为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树立了样板。”
霍英东2006年10月28日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