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圣孙武曾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地位和作用可见一斑。但一直以来，学界在近代中国军事史方面的研究，不如政治史、外交史、文化史等领域的成果那样丰富，尤其是对于甲午战后逐渐建立起来的新军，并没有给予太多重视。青年学者彭贺超的《新军会操——中国近代军演早期形态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版），是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作为第一本关注新军会操的专著，该书描绘了会操的演变过程及具体情形，并试图在宏观上建构近代中国军演的发展历史。
　　所谓“会操”，其实就是“会合操演”或“会合大操”的简称，指某区域的军队在围场或校场进行的狩猎式或阵式训练，如八旗大阅、木兰秋狝、绿营演练阵法等。与中国传统兵学概念的“会操”不同，“新军会操”则是指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张之洞在编练新军进程中举行的实地对抗演习，这是清末军事转型中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军事演习是军队主要的军事活动，其目的在于检验武器装备和弹药的可靠性，为军官与士兵们提供近似实战的机会，在改进各项战术的基础上，保持部队的战斗力和活力。袁世凯在奏折中说：“东西各国，不惜繁费，岁岁举行者，诚以多一次战役，必多一次改良，多一次会操，必多一次进步。”举行会操演习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晚清内战中崛起的湘军和淮军，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效仿西方的训练操法，大量使用新式武器。1888年成军的北洋水师更是装备精良，一度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八。论器物，洋务运动中的清军的确不落下风，但还是因为怠于训练而难以抵御外敌。清廷庞大的军事力量渐渐沦为不堪一击的纸老虎，最终于甲午一役灰飞烟灭。在沉痛的失败面前，不少官员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袁世凯曾经批评清廷旧式军队是“平居而声息不相通，应调而指臂不相使，临敌而胜败不相顾”。显然，中国军队只有在更加现代化的军制基础上，注重实地对抗演习，才能真正提高战斗力。新军便是在这种新的军事观念指导下开始发展起来的。
　　前人有关研究往往只注重编练新军中的“编”，即描述其军事建制、领导机构、财政管理、招募方式、军官及士兵等。而彭著则挖掘出了“练”的主题，即新军会操。会操研究不仅是探知清末军事转型的一个“窗口”，也可为讨论清末新政、社会思潮、朝局形势等提供新的研究思路。
　　清末新军之所以“新”，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实行了现代军事学意义上的对抗演习。1905年以后，清廷在彰德、河间等地举办的几次大会操，均邀请各省大员和外国武官参与观操。清廷希望借此树立练兵典范，以便在全国推广经验，同时向国内外展示军队新的风貌。书中提到在河间会操后，一位俄国观操员忧心忡忡地说：“若北洋新军由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领导，那它将会成为一支值得重视的敌军。”彼时各国观操员都对中国军队 “同声称许”。
　　不同于一般性质的军事训练，大会操的参与人数通常在万人之上，需要中央陆军部统筹规划，各省督练公所协助处理，并充分利用铁路、新式通讯系统、军事指挥的各种技战术，调动兵力进行实地对抗演习。这样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实是对晚清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全面考验。如果没有清末新政带来的社会进步，军事改革是无法取得如此令人信服的成就的。
　　此外，新军以及会操的出色表现也离不开每一位官兵的积极参与和社会的广泛支持。举行会操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这背后隐含着爱国主义与尚武精神的相互激荡。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下，从军打仗这类事情只被视作粗暴、野蛮之举。然而在19世纪末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不少人提出中国积弱、军事落后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尚武精神，他们主张唤醒民众，振兴武备以抵御列强的入侵。清末民初著名军事家蓝天蔚就非常强调军队在近代国家中的重要性，认为军事力量是维护国家之城墙，民族骄傲之姿态，养育文明之母亲。清廷也在废除科举与设立新式学堂的同时，增添了军训课。对于军事学堂的毕业生，则一律视为秀才功名。显然，军人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新军士兵也比旧式军队显得更富有朝气和激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满汉矛盾的激化和朝局的动荡，新军会操和军事转型的良好势头难以持续。袁世凯在河间、彰德会操中出尽风头，招致满族亲贵的强烈忌惮。陆军部尚书铁良与袁世凯不惜反目，迫使他交出北洋数镇的指挥权。光绪、慈禧离世后，刚刚上台的摄政王载沣便以足疾为由罢免袁世凯，并大量任用宗室子弟掌控朝政大权，压制张之洞等汉臣。与此同时，清廷还面临着严重的财政赤字危机。1906年袁世凯曾因拖欠400万两军饷，险些导致他亲自统辖的北洋新军发生兵变。财政状况更为窘迫的地方新军更是军心动摇，频发骚乱。种种原因导致1908年太湖秋操、1911年永平秋操都未能如期舉行。
　　“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句军事学上的著名论断，移之于史学界，同样富有启迪意义。新军会操这样大型的军事演习活动，不可能脱离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而独立存在，它完全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背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问题。然而在过去传统史观的叙述下，对于清末新政，尤其是袁世凯及北洋集团在此期间的崛起，总体以负面批评居多。新军通常被描绘成清廷封建势力用以镇压革命起义的工具，并孕育了后来的“北洋军阀”。如《北洋军阀史》一书中写道：“袁世凯就是利用这一时机，钻了全国编练新军的空子，发展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势力。”几次新军大会操只被视为袁世凯北洋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行为，而这一军事活动本身的内容和影响却无人问津。
　　事实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经历了一场历时十余年的振兴武备的改革运动。清廷试图依靠军队巩固皇权统治，士绅商民希望军队能维护民族利益，编练新军成为朝野上下共同推动的重要国策。自胡燏棻于天津马厂编练定武军始，袁世凯、张之洞等大臣积极倡议并躬身实践，分别在北方和南方组建武卫右军与自强军。新军完全抛弃了旧军的勇营制度，以镇、协、标、营、队、排的序列构成建制，分为步、马、炮、工程、辎重五个军种协同作战，与世界先进军制接轨。庚子国难后，清政府数年间组建北洋六镇，各地也掀起了普练新军的运动。已有的清末军事史研究表明，这一时期的中国军队在编制、武器、技术、教育、训练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中国军队第一次得到了来自西方列强的肯定。“从军事上来说，中国还不能保证使自己不遭受重大的打击，可是她已经办到一点，即假如她能够结成统一战线，侵略者进攻的代价必将是巨大的，这使任谁也不敢轻于尝试。”美国著名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专家鲍威尔在其著作中如此评价道。
　　过去仅仅因为封建的清王朝是革命对象，或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称帝，以及之后军阀纷争的局面，就对清末的一系列军事改革和新军的组建全盘否定，这种偏见其实不利于我们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罗志田教授曾撰文批评近代史研究中的“倒放电影”倾向：“中外过去对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多受19世纪末以来趋新大势的影响，基本只给新派一边以发言权，而很少予旧派以申述的机会，使旧派基本处于程度不同的‘失语’（voiceless）状态。” 新军这一群体便很快在后世的评价中沦为“旧派”，笼罩在军阀政治的恶名之下。
　　所以笔者认为，在清末新政十年改革期间，尽管中国依然受到列强势力的严重威胁，但毕竟还是经历了一段较为安定的时期，不似19世纪中后期那样经常身处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这至少可以证明新军的产生对中国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使清廷在1911年亡于辛亥革命，可那是由于其他众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军事改革的完全失败。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