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问题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自述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知道天命是怎么一回事，由此可以看出“知天命”在他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且只是在有一段丰富的经历，对于社会人生有更为深切的体验的中年以后才能体悟到。人们常说孔子的学说是人文主义，是关于人的学问，那么这样一种思想为何还要来讨论天命问题呢?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一方面，在孔子的思想中，天命与人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是一体之两面，实质上孔子是从人生的方面来讲天命的，也就是说孔子把人无能为力的地方，用天命来解释，如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祸福、贫贱富贵等都是由天命来决定的，这样我们对于他的学生子夏复述老师所谓“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话就一点都不奇怪了。另一方面，与他生活的时代有关，在春秋晚期，尽管传统的天命神学遭到了批判，日渐式微，但其影响犹在，这样的因素当然也会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中。所以，在他回答王孙贾时说：“得罪了天，是没法祈祷的。”因为天命不可违。
　　孔子是相信天命之存在的。一天，孔子病了，子路因为自己的老师是鲁国大夫，就让人假扮成大夫的家臣来侍候孔子。孔子却认为这样做不妥，便对子路说：“我这样做要欺骗谁呢，欺骗天吗?”天是不能被欺骗的，子路出于好意，但却有违于孔子的天命观，于是受到责怪。正因为孔子相信天命的存在，必然对天命抱着敬畏的态度，他曾明确地说，君子对于三件事应该有所畏惧，其中之一就是天命。既然传统天命观念受到挑战，孔子的天命论思想中就具有了一些新的东西，新因素反映在下列两点上：其一，传统天命神学那种主宰意义上的天命观被孔子解构，代之以一种可以说是包含了自然之天因素的观念。有一次，孔子与他的高足子贡聊天，孔子突然说，我再也不想说什么了。子贡就很着急地说，老师您不再说什么了，那么我们如何来复述与宣传您的思想呢?听了子贡的质疑，孔子有点不高兴了，很有情绪地问子贡：“天说了什么没有，不照样一年四季在自然运行，万物也不失时机地从中产生出来。”在孔子的意识里，天的意志不再是一种能够直接被表达的东西，而是通过自然的运行反映出来，这样的看法相对于传统天命神学中那种意志之天的思想，无疑是很大的进步。其二，孔子周游列国十余载，颠沛流离，历遭磨难，所谓绝粮于陈蔡，困厄于匡。即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孔子依然不改初衷，向各个诸侯王宣传他的崇高理想，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用孔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天赋予了他高尚的“德”，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德”，一股凛然正气油然而生，别人怎么奈何得了他!孔子自认为天赋予他去弘扬传统礼乐文化的使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来到匡这个地方，这里的人误以为是阳虎，因为孔子与阳虎的相貌差不多，就被拘禁了五天，颜渊与孔子相失，后来才赶到。孔子对颜渊伤感地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回答说，有您老师在，我怎么敢死?匡这个地方的人紧紧地看住了孔子，他的弟子越来越担心，这时，孔子豪情万丈地说：“老天爷如果要将文化断送掉，那么我就不可能来承担弘扬它的使命；如果老天爷不想让文化断送掉，匡这个地方的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样一种承传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尽管反映出天依然有着主宰性的意义，但是天赋予孔子承传传统文化的使命，这样的天已经超出了传统主宰性天的意义，更多的是讲孔子所担当的使命。这正是孔子天命观念中积极意义之所在，由此我们理解了孔子为什么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依然矢志不移，向诸侯王宣扬王道政治，天命的观念实在是在困厄中对自己的一种激励。总之，天命观念在孔子的思想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既有继承传统天命神学方面的内容，又有着对于传统天命神学的一种新解，这种新解强调了人所承担的责任、人的使命，从而主张先认识而后言天命，这样的思想奠定了儒家天命观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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