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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2月中旬，大地乍暖还寒。在粤东北五（华）兴（宁）龙（川）苏区通往中央苏区的崎岖山路上，几个年轻人背着简单的行装，趁着夜色的掩护，艰难地前行。这里是赤白交界的地带。沉沉的夜空下，疏星点点，万籁俱寂。偶尔，远处传来几声依稀的枪声。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年轻人大约二十四、五岁，虽然年轻，但看上去却十分沉稳。他中等身材，半“国”字脸，中分发型，眼睛特别有神。他就是粤东五兴龙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红十一军独立团政委的罗屏汉。紧跟在后面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张瑾瑜、警卫员潘秉星，还有红十一军独立团团长罗文彩等几位干部。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紧急地赶着路，但脚步并不慌乱。革命斗争的洗礼，让他们变得更加沉稳，一切都习以为常了。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翻过了一座座的山岭，越过一道道的封锁线，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这次远行的目的地——会昌。
一
会昌，与江西寻乌、安远毗邻，距离“红都”瑞金只有五十多公里，这个时候还是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带，也是江西的南大门。
敌人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对中央苏区威胁很大。1931年11月26日，红三军团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包围会昌城，城内反动武装1500多人枪依靠坚固的城池，拼死抵抗。次日，红三军团首次采用工兵挖坑道爆破的方法，炸毁南门城楼，一举攻下会昌城。会昌解放了，鲜艳的红旗在会昌城头高高飘扬。
12月初，在红三军团政治部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会昌临时县委，县委机关驻县城北门孔圣殿旁边的一个房子里，军团下派的干部魏恒任书记。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调任会昌临时县委书记，负责发展会昌党的组织和巩固红色政权。
会昌虽然解放了，但任务十分繁重。党的组织尚不健全，各项工作尚无法开展，敌人还经常前来袭扰。这里赤白交界，本地干部少，革命干部奇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古柏的建议下，中央决定从毗邻的粤东北选调一部分有地方工作和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来会昌、寻乌、安远等几个刚解放的中央苏区边缘县，参加和领导这里的地方党政军工作。
罗屏汉一行来到会昌县城，看到城里红旗飘展，秩序井然，但战争的创伤依旧，一切百废待兴。他们来到临时县委机关的驻地，很快找到了古柏。古柏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嘱人安排吃饭、休息和住处。
“你们来到这里真是太好了，这里十分需要你们！”古柏显得异常激动，拍着罗屏汉的肩膀，爽朗地笑起来。
罗屏汉与古柏很早就相识。早在1927年10月，他们曾一起在寻乌县剑溪找到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并带领起义军从会昌县筠门岭安全转移到安远县天心一带。这次战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
“目前，会昌已建立了13个区委，有党员900多名。这里是刚解放的边区县，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担子会更重一些，有很多工作要去打开局面。”随后，古柏详细介绍了会昌的基本情况，谈了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罗屏汉听得十分认真，一路的困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3月，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山朗水润。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举行会议，选举古柏任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罗文彩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妇委书记。
在古柏的领导下，罗屏汉着力加强整顿和完善基层党组织，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大力推进发展党员工作，会昌党组织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张瑾瑜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从事妇女运动工作，举办妇女训练班，宣传男女平等，废除旧婚姻制度，鼓励妇女支援丈夫参加红军等，搞得轰轰烈烈。
5月，古柏奉命将调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调来会昌接替工作。邓小平来会昌后，古柏与他又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邓小平初步了解了会昌的有关工作情况之后，古柏便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任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
期间，担任组织部长的罗屏汉与邓小平有了第一次接触，并开始协助邓小平主持县委工作。
二
邓小平在会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很快就敏锐地意识到会昌的军事工作非常薄弱，这对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将十分不利。这期间，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和游兵散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
邓小平决定加强会昌县的军事工作。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与罗屏汉等人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瑞金只有五十公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应在这一地区成立一个军事部。”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军事部很快就成立了，可这个位置十分关键，挑选谁来担任部长比较合适呢？邓小平一时还真的犯了愁。
“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有无合适的人选？”邓小平找到罗屏汉，直接了当地问。
罗屏汉想了想，说：“有一个，叫钟亚庆，以前在红十一军独立营当连长，后来任独立团副团长。这个人没有文化，但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今年3月初，陈济棠部一个营进攻我寻乌，亚庆带领部队迎击。双方激战一天，敌人死伤很多，败退了。他在战斗中左肩胛负了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战斗结束后，住在寻乌西北医院，因伤口碎骨清理不净，写信给我，我才介绍他到澄江十二军后方医院去。最近来信说，他的伤势基本好了。”
听了罗屏汉的介绍，邓小平心里有底了，决定调钟亚庆前来担任军事部部长。说起钟亚庆，他和罗屏汉、张瑾瑜算是比较熟识的革命同志了，三人都是广东兴宁人。1929年春，亚庆还是张谨瑜亲自介绍加入党组织的呢。
第二天，罗屏汉就给钟亚庆打电话过去，讲明组织上决定调他去会昌县任军事部长。钟亚庆一听，回答说：“我没有文化，我不去！”原来，亚庆担心自己文化低，怕不适应工作。在罗屏汉的多次开导下，钟亚庆才勉强同意去任职。
钟亚庆背起背包，步行到会昌报到。工作上，得到邓小平、罗屏汉的热情指导，很快进入了角色。这年的7月，为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江西军区指示会昌县委成立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邓小平兼任政委，罗屏汉兼任政治部主任，钟亚庆担任指挥员（司令员）。邓、罗、钟三人组成了三分区军事领导小组。
钟亚庆文化低，想把会昌军事部的文书曾友松调到三分区指挥部来协助自己工作。他首先到县委找到罗屏汉，征求他的意见。罗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随后，他们一起来到了邓小平的房间。 “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曾友松跟我去。”钟亚庆直接向邓小平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想到，邓小平很快就答应了。
“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钟亚庆知道邓小平有一支曲尺、一支驳壳，驳壳就挂在墙上。
邓小平停了一下，罗屏汉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
“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邓小平接着爽快地说。
“晓得了！”罗屏汉赶忙接过话语。
邓小平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驳壳皮带、近百发子弹都交给亚庆，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
钟亚庆“唔”地应了一声，兴奋地告别了邓小平。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接着组建了140多人的三分区边区游击队。半个月后，100多敌人进攻太阳桥，钟亚庆根据敌我装备情况，力排众议，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策略，大获全胜。敌人死伤八、九人，我方无一伤亡，还缴枪12支。
战斗结束后，钟亚庆和罗屏汉去找邓小平汇报战况。小平很是高兴，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是屏汉同志带的。”钟亚庆回答道。在一旁的罗屏汉接过话茬，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较’（计谋、办法）的。”
9月份，三分区边区游击队又同敌人打了一仗，钟亚庆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在邓小平的再三电话叮嘱下，钟亚庆转到会昌六祖寺医院治疗。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罗屏汉就来到医院查看钟亚庆的伤情。小平亲切地安慰他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他从身上掏出50元，交给钟亚庆作营养费。钟亚庆紧紧拉住邓小平的手，眼中闪出感动的泪花。
三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3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刚刚解放不久的会昌、寻乌、安远，作为中央苏区南部的外围屏障，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占领区形成赤白对阵的局面。为加强中央苏区东南边区的统一领导工作，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命斗争。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距离三县城都是五十多公里，交通方便，又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2年6月，邓小平在筠门岭下倒水湾朱氏祠堂主持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时年二十八岁的邓小平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廖省中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妇女部长。中心县委下辖会昌、寻乌、安远3个县委、28个区委、164个党支部，县委机关设在倒水湾坝笃下朱屋。
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一职由罗屏汉接任。10月20日，会昌临时县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正式成立中共会昌县执行委员会，罗屏汉任书记。与此同时，罗屏汉还兼任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这两个职务，都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邓小平、罗屏汉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朝夕相处，十分融洽，结下真挚的革命情谊。
会昌中心县委的成立，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党和苏维埃建设有了统一的领导，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在罗屏汉等人的协助下，领导三县40多万人民投入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的伟大革命斗争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昌中心县委成立时，三县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红军主力只有独立三师，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正如四十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现状所说：“三县都是中央苏区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队）的枪枝很少。”罗屏汉积极协助邓小平以“冲锋的精神”迅速扩大地方武装，9月份还搞了个“扩红”竞赛。由于工作深入，广大青年觉悟提高，纷纷要求参加红军。罗屏汉担任临时县委书记的会昌县，从7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就扩大红军一千多名。到1932年10月，会、寻、安三县建立和扩大了游击队、模范营、模范少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共13528人，其主要任务是打击来犯之敌，镇压反革命，帮助红军运输、抬伤病员，站岗放哨等，是保卫中央苏区的重要力量。他们还在会昌等地组织开办了小型兵工厂和医院，在筠门岭附近设立了一所红军学校。这样，初步形成了以独立三师为主力，军分区及各县区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的武装体系，以抗击闽粤来犯之敌，巩固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
在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邓小平还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的协助下，首先改组了部分县委、区委，健全了县、区、乡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抓好对区委、乡支部的改造工作，将阶级异己分子、革命动摇分子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在发展党员方面，严格政治标准，把大批革命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人、贫雇农、苦力劳动者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仅据1932年7、8、9三个月统计，会、寻、安三县发展党员2704人。到年底，三县共计有党员六千多名，区委二十五个，乡党支部一百四十三个。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抓得紧，在各县举办干部训练班，亲自为学员作报告，而组织部长罗屏汉则亲自为学员讲课。这一时期，在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下，党的组织健全，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政治素质提高较快，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
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期，战争给中央苏区的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根据地的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邓小平和罗屏汉等人一起，想了不少的法子。通过重新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并重新分配，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县、区、乡成立春耕生产委员会，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春耕生产，争取当年粮食的最好收成。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当地刨烟、造纸、烧砖瓦、熬蔗糖、制农具等手工业生产，鼓励三县人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药、织布、熬硝盐。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保证赤白间的商贸交易。为改善财政收入，在筠门岭设立“关税处”，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并成立“对外贸易局”，利用各种形式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四
1933年春，上海临时中央迁到江西瑞金，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进一步蔓延升级，使得中央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局面日益变得异常困难。“左”倾冒险主义和脱离斗争实际的做法，也越来越遭到党的许多干部的疑惑和抵制。
1933年1月中下旬，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先后两次写信提出不同的意见，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把罗明的正确主张看成“完全脱离党的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在全党全军开展了一场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一大批党的干部受此牵连而遭到批判、撤职。在江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错误地开展了反邓、毛、谢、古的斗争。
3月下旬，会、寻、安三县积极分子大会在筠门岭下倒水湾朱氏祠堂召开，到会300多人，前后历时五天。中央局代表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错误批判。31日，作出《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和会昌、寻乌、安远县委。会后，邓小平正式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赴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自此一别，罗屏汉与邓小平再也未能相见。
随后，根据上级的决定，罗屏汉接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人民继续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三个月后，罗屏汉又被调往刚刚成立的粤赣军区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秋，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红军损失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11月，中央军委任命罗屏汉为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率领一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两个驳壳枪连，潜入敌人的后方，深入到兴宁、寻乌、平远、龙川边境开展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南线的进攻部队，策应中央主力红军作战。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罗屏汉奉命留守原地坚持斗争，率领红军游击队在兴宁、平远一带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担任中共兴宁特委书记。
1935年3月底，罗屏汉带领游击队与周建屏、李天柱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余部会合，成立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席，统一领导整编的三个游击大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7月9日，冲出敌人封锁线的罗屏汉带领游击队在龙川和兴宁交界的径口宿营，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国民党陈济棠部300多人的包围。
在一阵激战中，警卫员潘秉星突然大腿连中两枪，血流如注，昏了过去。罗屏汉把潘秉星用茅草掩盖好，边打边退，把敌人引到另一个山头去。最后，罗屏汉也受了重伤，退到兴宁鸭池村的一个坟地里，仍以墓碑为掩护，射击敌人。
罗屏汉的子弹快打光了，敌人像恶狼一样猛扑过来。罗屏汉镇定地环视了一下连绵的群山，还有脚下这一片他为之奋斗的红土地。最后，他毅然把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
罗屏汉牺牲了，年仅二十八岁。残暴的敌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兴宁城头。群山低首，松柏垂泪，宁江呜咽……
解放后，生育养育他的兴宁县大坪镇白云村便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屏汉村。他生前就读的小学，更名为“屏汉小学”。
罗屏汉与邓小平在会昌一起并肩战斗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和配合，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生死与共的患难岁月深深地印在邓小平的脑海里。四十年后，也就是197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会昌时，还特地询问罗屏汉、张谨瑜夫妇的有关情况，缅怀当年的战友之情。
主要参考资料：
1、邓蓉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中共江西会昌委员会编著：《群英荟萃会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3、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著，廖辉煌、曾子平主编：《中国共产党兴宁地方史》（第一卷），2003年10月第一版。
4、孙家财、黎先义主编：《安远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5、中共寻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严修余主编：《寻乌人民革命史》，2000年5月第一版。
6、《要求确认兴宁属于中央苏区范围申报材料》，中共兴宁市委员会 兴宁市人民政府，2011年3月。
7、潘秉星、钟亚庆口述史料。
走在最前面的那位年轻人大约二十四、五岁，虽然年轻，但看上去却十分沉稳。他中等身材，半“国”字脸，中分发型，眼睛特别有神。他就是粤东五兴龙苏区主要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兴宁县委书记、红十一军独立团政委的罗屏汉。紧跟在后面的是他的新婚妻子张瑾瑜、警卫员潘秉星，还有红十一军独立团团长罗文彩等几位干部。
他们一路风餐露宿，紧急地赶着路，但脚步并不慌乱。革命斗争的洗礼，让他们变得更加沉稳，一切都习以为常了。经过十几天的长途跋涉，翻过了一座座的山岭，越过一道道的封锁线，一行人终于来到了这次远行的目的地——会昌。
一
会昌，与江西寻乌、安远毗邻，距离“红都”瑞金只有五十多公里，这个时候还是中央苏区的边缘地带，也是江西的南大门。
敌人在这里部署了重兵，对中央苏区威胁很大。1931年11月26日，红三军团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包围会昌城，城内反动武装1500多人枪依靠坚固的城池，拼死抵抗。次日，红三军团首次采用工兵挖坑道爆破的方法，炸毁南门城楼，一举攻下会昌城。会昌解放了，鲜艳的红旗在会昌城头高高飘扬。
12月初，在红三军团政治部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共会昌临时县委，县委机关驻县城北门孔圣殿旁边的一个房子里，军团下派的干部魏恒任书记。不久，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调任会昌临时县委书记，负责发展会昌党的组织和巩固红色政权。
会昌虽然解放了，但任务十分繁重。党的组织尚不健全，各项工作尚无法开展，敌人还经常前来袭扰。这里赤白交界，本地干部少，革命干部奇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在古柏的建议下，中央决定从毗邻的粤东北选调一部分有地方工作和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来会昌、寻乌、安远等几个刚解放的中央苏区边缘县，参加和领导这里的地方党政军工作。
罗屏汉一行来到会昌县城，看到城里红旗飘展，秩序井然，但战争的创伤依旧，一切百废待兴。他们来到临时县委机关的驻地，很快找到了古柏。古柏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嘱人安排吃饭、休息和住处。
“你们来到这里真是太好了，这里十分需要你们！”古柏显得异常激动，拍着罗屏汉的肩膀，爽朗地笑起来。
罗屏汉与古柏很早就相识。早在1927年10月，他们曾一起在寻乌县剑溪找到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并带领起义军从会昌县筠门岭安全转移到安远县天心一带。这次战友重逢，显得格外兴奋。
“目前，会昌已建立了13个区委，有党员900多名。这里是刚解放的边区县，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比较薄弱，担子会更重一些，有很多工作要去打开局面。”随后，古柏详细介绍了会昌的基本情况，谈了今后的主要工作任务。罗屏汉听得十分认真，一路的困乏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3月，已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山朗水润。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举行会议，选举古柏任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罗文彩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妇委书记。
在古柏的领导下，罗屏汉着力加强整顿和完善基层党组织，加强党员领导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大力推进发展党员工作，会昌党组织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张瑾瑜和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从事妇女运动工作，举办妇女训练班，宣传男女平等，废除旧婚姻制度，鼓励妇女支援丈夫参加红军等，搞得轰轰烈烈。
5月，古柏奉命将调往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调来会昌接替工作。邓小平来会昌后，古柏与他又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在邓小平初步了解了会昌的有关工作情况之后，古柏便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任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
期间，担任组织部长的罗屏汉与邓小平有了第一次接触，并开始协助邓小平主持县委工作。
二
邓小平在会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很快就敏锐地意识到会昌的军事工作非常薄弱，这对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将十分不利。这期间，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和游兵散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
邓小平决定加强会昌县的军事工作。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与罗屏汉等人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瑞金只有五十公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应在这一地区成立一个军事部。”他的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成。
军事部很快就成立了，可这个位置十分关键，挑选谁来担任部长比较合适呢？邓小平一时还真的犯了愁。
“老罗，以前跟你在一起的，有无合适的人选？”邓小平找到罗屏汉，直接了当地问。
罗屏汉想了想，说：“有一个，叫钟亚庆，以前在红十一军独立营当连长，后来任独立团副团长。这个人没有文化，但有作战经验，敢打敢拼。今年3月初，陈济棠部一个营进攻我寻乌，亚庆带领部队迎击。双方激战一天，敌人死伤很多，败退了。他在战斗中左肩胛负了伤，仍然坚持不下火线，直到战斗结束后，住在寻乌西北医院，因伤口碎骨清理不净，写信给我，我才介绍他到澄江十二军后方医院去。最近来信说，他的伤势基本好了。”
听了罗屏汉的介绍，邓小平心里有底了，决定调钟亚庆前来担任军事部部长。说起钟亚庆，他和罗屏汉、张瑾瑜算是比较熟识的革命同志了，三人都是广东兴宁人。1929年春，亚庆还是张谨瑜亲自介绍加入党组织的呢。
第二天，罗屏汉就给钟亚庆打电话过去，讲明组织上决定调他去会昌县任军事部长。钟亚庆一听，回答说：“我没有文化，我不去！”原来，亚庆担心自己文化低，怕不适应工作。在罗屏汉的多次开导下，钟亚庆才勉强同意去任职。
钟亚庆背起背包，步行到会昌报到。工作上，得到邓小平、罗屏汉的热情指导，很快进入了角色。这年的7月，为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江西军区指示会昌县委成立江西军区第三作战分区，邓小平兼任政委，罗屏汉兼任政治部主任，钟亚庆担任指挥员（司令员）。邓、罗、钟三人组成了三分区军事领导小组。
钟亚庆文化低，想把会昌军事部的文书曾友松调到三分区指挥部来协助自己工作。他首先到县委找到罗屏汉，征求他的意见。罗屏汉说：“我没有意见，但要同小平同志讲一讲，看他同意么？”随后，他们一起来到了邓小平的房间。 “小平同志，我是真的没有文化，要我去当指挥员，就要曾友松跟我去。”钟亚庆直接向邓小平谈了自己的想法。
“我知道你没有文化，你要老曾跟你去，就给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想到，邓小平很快就答应了。
“没有意见，又有点意见。我想要你一条枪。”钟亚庆知道邓小平有一支曲尺、一支驳壳，驳壳就挂在墙上。
邓小平停了一下，罗屏汉插话说：“亚庆跟着我，一向都是用惯驳壳的。”
“你要，就给你，你晓得用么？”邓小平接着爽快地说。
“晓得了！”罗屏汉赶忙接过话语。
邓小平转身取下壁上挂着的驳壳枪，连同驳壳皮带、近百发子弹都交给亚庆，说：“现在就没有意见了吧！”
钟亚庆“唔”地应了一声，兴奋地告别了邓小平。
第三作战分区指挥部成立后，接着组建了140多人的三分区边区游击队。半个月后，100多敌人进攻太阳桥，钟亚庆根据敌我装备情况，力排众议，采取“诱敌深入、两路包抄”的策略，大获全胜。敌人死伤八、九人，我方无一伤亡，还缴枪12支。
战斗结束后，钟亚庆和罗屏汉去找邓小平汇报战况。小平很是高兴，说：“你的部署、打法都对。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是屏汉同志带的。”钟亚庆回答道。在一旁的罗屏汉接过话茬，说：“亚庆打仗是有‘计较’（计谋、办法）的。”
9月份，三分区边区游击队又同敌人打了一仗，钟亚庆在战斗中负了重伤。在邓小平的再三电话叮嘱下，钟亚庆转到会昌六祖寺医院治疗。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罗屏汉就来到医院查看钟亚庆的伤情。小平亲切地安慰他说：“你从前线写来的报告，我看过了。前线的事已有人负责，不要惦记，好好休养！”说毕，他从身上掏出50元，交给钟亚庆作营养费。钟亚庆紧紧拉住邓小平的手，眼中闪出感动的泪花。
三
1932年6月，蒋介石纠集63万兵力，发动第四次“围剿”。刚刚解放不久的会昌、寻乌、安远，作为中央苏区南部的外围屏障，与国民党粤军陈济棠部占领区形成赤白对阵的局面。为加强中央苏区东南边区的统一领导工作，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中央苏区的南大门——会昌筠门岭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统一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革命斗争。
筠门岭，古称军门岭，系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交界点，距离三县城都是五十多公里，交通方便，又是通往福建、广东的咽喉重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32年6月，邓小平在筠门岭下倒水湾朱氏祠堂主持召开了会、寻、安三县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会上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亦称会寻安中心县委），时年二十八岁的邓小平担任中心县委书记，罗屏汉任组织部长，廖省中任宣传部长，张瑾瑜任妇女部长。中心县委下辖会昌、寻乌、安远3个县委、28个区委、164个党支部，县委机关设在倒水湾坝笃下朱屋。
邓小平担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后，中共会昌临时县委书记一职由罗屏汉接任。10月20日，会昌临时县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正式成立中共会昌县执行委员会，罗屏汉任书记。与此同时，罗屏汉还兼任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这两个职务，都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开展工作。邓小平、罗屏汉在共同的革命事业中朝夕相处，十分融洽，结下真挚的革命情谊。
会昌中心县委的成立，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的党和苏维埃建设有了统一的领导，各项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在罗屏汉等人的协助下，领导三县40多万人民投入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南大门的伟大革命斗争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昌中心县委成立时，三县的军事力量十分薄弱，红军主力只有独立三师，下辖两个团，三千余人，一千五百条枪。正如四十年后邓小平回忆当时的现状所说：“三县都是中央苏区边区，赤白对立很厉害，我们自己的武装，每县只有百几十人的独立营，人民武装（赤卫队）的枪枝很少。”罗屏汉积极协助邓小平以“冲锋的精神”迅速扩大地方武装，9月份还搞了个“扩红”竞赛。由于工作深入，广大青年觉悟提高，纷纷要求参加红军。罗屏汉担任临时县委书记的会昌县，从7月到9月这三个月中，就扩大红军一千多名。到1932年10月，会、寻、安三县建立和扩大了游击队、模范营、模范少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共13528人，其主要任务是打击来犯之敌，镇压反革命，帮助红军运输、抬伤病员，站岗放哨等，是保卫中央苏区的重要力量。他们还在会昌等地组织开办了小型兵工厂和医院，在筠门岭附近设立了一所红军学校。这样，初步形成了以独立三师为主力，军分区及各县区游击队、赤卫队相结合的武装体系，以抗击闽粤来犯之敌，巩固中央苏区的南方战线。
在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邓小平还非常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在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的协助下，首先改组了部分县委、区委，健全了县、区、乡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构，抓好对区委、乡支部的改造工作，将阶级异己分子、革命动摇分子从党的领导机构中清除出去。在发展党员方面，严格政治标准，把大批革命斗争坚决、意志坚定的工人、贫雇农、苦力劳动者中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仅据1932年7、8、9三个月统计，会、寻、安三县发展党员2704人。到年底，三县共计有党员六千多名，区委二十五个，乡党支部一百四十三个。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对党员的思想教育抓得紧，在各县举办干部训练班，亲自为学员作报告，而组织部长罗屏汉则亲自为学员讲课。这一时期，在会昌中心县委领导下，党的组织健全，党员人数迅速增加，政治素质提高较快，党的各项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
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期，战争给中央苏区的生产带来巨大的破坏，加上敌人的严密封锁，根据地的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邓小平和罗屏汉等人一起，想了不少的法子。通过重新清查豪绅地主隐瞒的土地并重新分配，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各县、区、乡成立春耕生产委员会，组织群众积极投入春耕生产，争取当年粮食的最好收成。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当地刨烟、造纸、烧砖瓦、熬蔗糖、制农具等手工业生产，鼓励三县人民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制药、织布、熬硝盐。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鼓励商人开办店铺和作坊，组织人民开展地下贸易活动，保证赤白间的商贸交易。为改善财政收入，在筠门岭设立“关税处”，取消各种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累进税，并成立“对外贸易局”，利用各种形式冲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四
1933年春，上海临时中央迁到江西瑞金，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在中央苏区进一步蔓延升级，使得中央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局面日益变得异常困难。“左”倾冒险主义和脱离斗争实际的做法，也越来越遭到党的许多干部的疑惑和抵制。
1933年1月中下旬，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先后两次写信提出不同的意见，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把罗明的正确主张看成“完全脱离党的进攻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在全党全军开展了一场所谓的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一大批党的干部受此牵连而遭到批判、撤职。在江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攻击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错误地开展了反邓、毛、谢、古的斗争。
3月下旬，会、寻、安三县积极分子大会在筠门岭下倒水湾朱氏祠堂召开，到会300多人，前后历时五天。中央局代表洛甫（张闻天）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会议对以邓小平为首的会昌中心县委进行了错误批判。31日，作出《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决议》，决定改组会昌中心县委和会昌、寻乌、安远县委。会后，邓小平正式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赴江西省委任宣传部长。自此一别，罗屏汉与邓小平再也未能相见。
随后，根据上级的决定，罗屏汉接任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人民继续进行艰苦的革命斗争。三个月后，罗屏汉又被调往刚刚成立的粤赣军区任政治部主任。
1933年秋，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红军损失惨重，中央革命根据地日益缩小。11月，中央军委任命罗屏汉为闽粤赣边区游击纵队司令员，率领一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两个驳壳枪连，潜入敌人的后方，深入到兴宁、寻乌、平远、龙川边境开展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南线的进攻部队，策应中央主力红军作战。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长征，进行战略大转移。罗屏汉奉命留守原地坚持斗争，率领红军游击队在兴宁、平远一带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期间，担任中共兴宁特委书记。
1935年3月底，罗屏汉带领游击队与周建屏、李天柱率领的红二十四师余部会合，成立粤赣边军政委员会，他被推选为主席，统一领导整编的三个游击大队分散开展游击战争。7月9日，冲出敌人封锁线的罗屏汉带领游击队在龙川和兴宁交界的径口宿营，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国民党陈济棠部300多人的包围。
在一阵激战中，警卫员潘秉星突然大腿连中两枪，血流如注，昏了过去。罗屏汉把潘秉星用茅草掩盖好，边打边退，把敌人引到另一个山头去。最后，罗屏汉也受了重伤，退到兴宁鸭池村的一个坟地里，仍以墓碑为掩护，射击敌人。
罗屏汉的子弹快打光了，敌人像恶狼一样猛扑过来。罗屏汉镇定地环视了一下连绵的群山，还有脚下这一片他为之奋斗的红土地。最后，他毅然把留下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自己的胸膛。
罗屏汉牺牲了，年仅二十八岁。残暴的敌人斩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兴宁城头。群山低首，松柏垂泪，宁江呜咽……
解放后，生育养育他的兴宁县大坪镇白云村便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屏汉村。他生前就读的小学，更名为“屏汉小学”。
罗屏汉与邓小平在会昌一起并肩战斗了近一年的时间，在工作上相互支持和配合，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段生死与共的患难岁月深深地印在邓小平的脑海里。四十年后，也就是197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会昌时，还特地询问罗屏汉、张谨瑜夫妇的有关情况，缅怀当年的战友之情。
主要参考资料：
1、邓蓉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戎马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2、中共江西会昌委员会编著：《群英荟萃会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3、中共兴宁市委党史研究室著，廖辉煌、曾子平主编：《中国共产党兴宁地方史》（第一卷），2003年10月第一版。
4、孙家财、黎先义主编：《安远人民革命史》，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
5、中共寻乌县委党史办公室编，严修余主编：《寻乌人民革命史》，2000年5月第一版。
6、《要求确认兴宁属于中央苏区范围申报材料》，中共兴宁市委员会 兴宁市人民政府，2011年3月。
7、潘秉星、钟亚庆口述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