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需一个土馍头”。《红楼梦》中这句话，道出了“人生必老，老而必死”的自然规律。然而，如何面对这个“土馍头”——人死了“后事”咋办？如何安葬？却反映出一个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大张旗鼓地推行殡葬改革中，越来越多的人破除千年陋习，自觉实行火化，并将骨灰存放殡堂或葬于公墓。然而我们也发现，在一些地方却出现了人死后偷偷埋掉，抑或火化后骨灰重新装棺入土，继而擅自占地建坟造墓等现象。眼下全国可耕地面积每年以近千万亩的速度锐减，除因建房用地和基建占地外，“大小坟头张口吃地，死人与活人争地，活人未死造墓抢地”，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2007年5月在青岛召开的“全国首次生态墓地建设座谈会”透露：中国每年修建坟墓2000万座，占地10万亩，损耗建筑材料1100万立方米。请看：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吃惊的数字啊！
　　在带头移风易俗，正确处理“人头”与“坟头”的关系上，敬爱的周总理生前为我们作出了榜样。1965年春节前，总理交给了当时在北京的侄儿周尔萃一个“特别任务”，要他回苏北淮安把祖坟平掉，棺木就地下沉1米以下，做到不影响机耕，坟地交集体种粮。尔萃回家后向县委作了汇报，并按总理的吩咐办好了此事。
　　文学家林纾有言：“为人重晚年，行文看结穴。”正确处理好“后事”之事，这既是对死者亲属的考验，也是死者生前应交出的一份“答卷”。抗日战争时期曾在苏北洪泽湖畔浴血奋战的老一辈革命家李一氓同志，生前立下遗嘱：“我的后事从简……火化后把我的骨灰撒在淮阴平原的土地上。”李一氓辞世后，家人和有关部门遵循他的遗愿，认真办妥了他的“后事”。李一氓以自己的高风亮节，写出了他人生最完美的“结穴”。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如今，面对“后事”的考验，面对逝者的安葬，继而面对田间那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坟头，国人难道不应该从革命先辈身上得到些有益的启迪吗？